水相交而已。”我坦言道。
他听过付之一笑，“那便罢了，太过恃才傲物者并不适合你的性情，元承交友亦要谨慎。”
我明白他在提醒我，方氏的事也许便是警告我不该对冯敏和许子畏表露支持和同情。可我已按心意从事，便无谓顾忌太多了。正如我当日所想，既然麻烦总不会断，那么也不必事事皆求全。
渐渐地朝中有不少大臣陆续上疏陛下，建议应多派我出去历练，监军也好，提督税务也罢。我初始略感惊讶，后来转念想到，我若长久在内廷却是不易被拿住什么错处，也许外放反而更能让他们找到机会来攻击和弹劾我。
天授五年伊始灾难频发，从元月开始，甘陕大旱几近颗粒无收，继而云贵地震，入夏淮河发生水患。
陛下终日愁眉不展，“凤阳府一岁而水患蝗蝻三灾叠至，禾稼尽伤，孑遗颠离。周边官仓米储备尚足，太仓却拿不出赈灾的银子！朕该拿什么安抚那些失了田地房屋的灾民！”
她想到了漕银，用漕运折粮银万两先来填补赈灾所需，然而户部并言官们纷纷上书反对：漕粮为京储重计，难以议留。
“漕粮是供宫里，勋贵，京师官员所需的，他们自然反对，说的冠冕堂皇，好似为朕的内廷考虑一般！如今拿不出钱来赈济百姓，难道非要逼朕下罪己诏，他们才满意么？”她愤而将奏疏掷于地下，哀叹道，“元承，朕此刻若是能变出十万两银子来就好了。”
我心中一恸，罪己诏是君主在朝廷有过错，国家遭受天灾或是政权出于危难之时，颁布的自省和检讨自己所犯过失的诏书。
我俯身拾起奏疏，一壁思忖着，一壁安慰她道，“国税历来是田赋和徭役两项，如今农民生活已艰难不能再增加他们的税赋，但矿税则不在其列。所谓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商贾之利可三倍于农事赋税却较农税为轻。臣以为这并不合理。陛下不妨考虑增收这部分赋税。”
她面有隐忧，摆首道，“朕也知道如今商业繁茂，赋税却还只集中在农事上，倒让天下的官商都得以轻松发财。可就因为如此，这税才不好征。朕的臣工们哪个不是自己有商铺有矿，再不然就是和大商人们勾结在一起发财的。叫他们去收税？不是收到自己头上！他们哪个肯替朕要这笔钱？”
我应她道，“臣可以去要这笔钱！陛下若是准的话，臣即刻就上疏奏请，陛下可以派两京司礼监的宦臣去各地收取矿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