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闲聊。
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千里迢迢来到最好的医院，依然得不到答案，对自己命运无法把控，只能在等待中抱有希望。
然而这种等待是没有期限的。重症病房里24小时灯火通明，没有任何光线、温度的变化。如果不是医生来上班了，晓宇根本不知道又过了一天。
他的姐姐倒是很热情健谈，几乎全天驻扎在楼梯间，白天就把泡沫拼板拆掉，摞成一个凳子坐在那里。那是我进出病房的必经之路，下班就会跟她聊一会儿。
她总是看到我就赶快站起来，从楼梯间冲到我面前，每次的话题都离不开检查结果。
我安慰她，取了好几个位置的活检呢，会有结果的。
但我内心其实没有把握。当年那个和林晓宇很像的男孩，也是艰难地取了活检，却根本找不出病因。家人的要求越降越低，从最初想治好病，到后来把生命延长到亲眼见孩子出生，再到最终仅仅希望能死个明白。就算这样，我都没有做到。
我有预感，晓宇身体里那个「看不见」的狡诈敌人，这次也不会轻易束手就擒。
林晓宇的病情每况愈下，持续高烧不退，皮肤每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溃烂，已经从两条腿蔓延到了腰背部。
作为重症监护室里为数不多「清醒的病人」，他的每一分钟都很煎熬：躺不下，每天只能坐在床上，就连口腔都溃烂了，每吃一口东西都很疼，我们给他插了胃管打营养液。
病痛的折磨、睡不好觉、见不到家人等等，病人很容易患上「监护室综合征」，出现精神方面的问题。
我把林晓宇挪到一个角落的床位，在四周拉上帘子，隔离出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还嘱咐夜班护士晚上关掉他头顶的灯，希望他能尽量好过一点。
他虽然不爱说话，但能体谅我对他的关照，每次问起感觉怎么样，他都说好。
但我能感觉到，他之所以能撑下来，完全是因为对病理结果的期盼在支撑。我很担心他的希望落空，不愿多谈病理方面的事情。
我俩之间的见面，变得越来越沉默。
重症监护室外，姐姐越来越焦躁。虽然我从一开始就告诉她，至少需要一个星期才可能有结果，但她仍然是见我一次问一次。以至于每次远远在楼梯间看到她，我就有点心虚。
我也很想说点乐观的话鼓励他们，又担心会起到反作用。毕竟这个时候，给予希望是很「危险」的。
有时为了逃避姐姐的追问，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