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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肯定是感觉到了什么。那一天，她拖着我到没有监控的角落，想要塞给我一卷钱。
我冷着脸坚决拒绝，「不收红包是我的底线，我一定会全力救治你的弟弟。」看她还不死心，我只好吓唬她如果再这样，就马上给晓宇办出院手续。
林晓宇仍然每天高烧不退，全身多个地方都在溃烂，有的地方甚至能隐约看到骨头，令人不忍直视。
每天下午半小时的探视时间，姐弟俩都在互相鼓励打气，话题只有一个：「病理结果就快出来了，再坚持一下」。他们还乐观的认为，取了好几个部位的活检，一定能诊断清楚的。
只是姐姐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弟弟的伤口情况。那里被我们用纱布遮着，平时林晓宇也会用被子盖住伤口，我们都没有特意对姐姐提起。
越临近出结果的日子，我的担心越重。我怕得到一个坏结果，更怕什么都得不到。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还是发生了。
一周多以后，几份病理报告几乎在同一天到了我手里——全都没有明确的诊断结果。
林晓宇的情绪崩溃了，彻夜不睡觉，把各种监护的连接线都从身上扯下来，大喊着「我不想治了！」
我不得不给他用了镇静的药，又破例让姐姐进来守在床边，他才平静一些，但依然坚持要出院回家。
一向坚强的姐姐也落泪了，说想尊重弟弟的意愿，回家去。
我站在一旁，看着眼前的姐弟俩。说他们是真心想回家，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信的。
从医十余年，形形色色的人见过太多，真正愿意放弃生命的病人是极少的。更何况年轻的病人里，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任何一起。
此时的晓宇，只不过是情绪失控。就像那些站在楼顶寻短见的人，如果是大喊大叫的，最终跳下去的非常少，往往只是为了宣泄情绪。真正一心求死的人，只会悄无声息、决绝地赴死。
要是真把晓宇放回家，等他心情平复，肯定会后悔万分，但那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再回来了。即使能再回来，我也未必有床位能及时把他再收进病房。
我觉得晓宇需要的绝对不是死亡，而是一个答案。
我安慰姐弟俩：「这只是第一个回合失败了，还没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姐姐还是哭个不停，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坚持要回家。「太难了，医生，实在熬不下去了，我们村里有风俗，死人不能进村，我想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