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巴纳德的父母住在一幢极其狭小的平房里，这样的房子那里大概有五十幢，是一个做投机生意的建筑商在小镇的边缘地带匆匆建成的。小镇的名字叫兰达尔诺。巴纳德先生是个矮胖子，年纪大概在五十五岁上下，他一脸困惑，看到我们向他家走来，就站在门口等我们。
“进来吧，先生们。”他说。
凯尔西警督主动介绍说：
“这位是苏格兰场的克罗姆警督，先生。”他说，“他是来帮我们破案的。”
“苏格兰场？”巴纳德先生满怀希望地说，“太好了。那个杀人的恶棍就该坐牢。我可怜的女儿——”他的脸因突然流露的悲伤变了形。
“这位是赫尔克里·波洛，也是从伦敦来的，还有——”
“黑斯廷斯上尉。”波洛说。
“很高兴见到你们，先生们，”巴纳德先生木然地说，“快进屋吧。我不知道我可怜的太太能不能见你们。她太难过了。”
然而，当我们在这幢平房的客厅里坐定时，巴纳德太太还是露面了。显然，她大哭过，眼圈发红，脚步摇晃，一副受到沉重打击的样子。
“哎呀，好了。”巴纳德先生说，“你确定没事吗？”
他轻轻拍拍她的肩膀，把她拉到一把椅子前坐下。
“警长人很好，”巴纳德先生说，“通知我们这个消息后，他说，等我们的情绪恢复过来以后，他再来问别的问题。”
“太残忍了，哦，太残忍了。”巴纳德太太眼泪汪汪地喊道，“这是世上最残忍的事。”
她的语调有点儿像吟唱，我原以为是外国口音，直到我想起门上的名字，才意识到，她的某些发音实际上证明了她原籍威尔士。
“是很痛苦，夫人，我知道。”克罗姆警督说，“我们非常同情你，但我们想了解所有的事实，以便尽快开展工作。”
“有道理。”巴纳德先生边说边点头表示赞同。
“我了解到，你女儿今年二十三岁。她和你们住在一起，在姜黄猫咖啡馆上班，对吗？”
“是这样的。”
“这座房子是新建的吧？你们以前住在哪儿？”
“我以前在肯宁顿做五金生意。两年前退休了。一直想住到海边来。”
“你有两个女儿？”
“是的。我的大女儿在伦敦做职员。”
“昨天晚上你女儿没回家，你们是不是很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