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处去。我几次试图平息木匠的怒气，并且提出一些可供他选择的解决建议，但是他似乎总是那么不高兴。他变得尖苛刻薄，甚至开始嘲笑我和残疾人的友谊，并且觉得生活故意刁难他。我每天都花很长的时间与博比坐在一起，这个残疾人和我都是这个家庭的沉重负担，而这个家对我们任何一个来说都过于拥挤了。但是我仍然抱有希望，觉得木匠总有一天对待博比的态度会跟我一样好。尽管如此，最终，对我来说，要做到既不顶撞木匠又不让博比不高兴已经变得不可能。因为我总是对做出迅速而具有约束力的决定深恶痛绝——理查德过去就叫我“喜欢拖延的彼得”，即便我在苏黎世那时就是这样了——我等了几个星期，害怕我会失去他们俩任何一个人的友谊，处理不好这件事，或许两个人的友谊便都破裂了。
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况越来越令人不舒服，它驱使我又来到我以前的老地方：小酒馆。一天晚上，我又被这种令人恶心厌恶的事情弄得格外生气，就到一家卖沃州酒的小酒馆寻求庇护，在那里灌了好几升酒来冲刷恶劣的心情。这是两年以来的头一回，我就连直着身子找到回家的方向都觉得困难。就跟以往一样，酩酊大醉一场之后，第二天我的情绪稳定而且轻松，我鼓足勇气去木匠家，要将这场闹剧做个了断。我建议他完全把博比留给我来照看。他似乎并不反对，最后经过了几天的考虑，他也当真同意了。
很快我就和我的残疾朋友搬进了新租住的公寓。我觉得几乎就像是结婚一样，因为从现在开始我不再过那种临时凑合的单身汉生活，而是开始打理一个真正的家了。尽管我的首次家务打扫经历并不那么成功，但一切总归还好。我们请了个女孩过来每天打扫、收拾、洗洗刷刷。饭食也让人送到家来。虽然我从此以后不得不放弃无忧无虑远足或徒步出行的活动，但并没有因此而平添担忧。我甚至发现，我这位朋友的出现对于我的工作有一种令人感到平静舒缓又卓有成效的影响。博比在生活上的需要虽然不多，但也由我全权服务，当然了，一开始我对这样的事觉得很陌生而且不太乐意去做，尤其是为他更换衣服。但是我的朋友却那么耐心并充满感激，以至于他让我感到羞愧，于是我开始越发尽心尽力地照料他。
我很少再去那位教授家，但却比以前更频繁地拜访伊丽莎白，尽管发生了那么些事，她的家始终对我具有吸引力。我坐在那里，我可以喝茶或者喝上一杯酒，看着她料理家庭琐事，尽管我随时准备好了被心里那种少年维特式的感觉所攫住，但偶尔还是会突然感情用事起来。尽管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