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人来之前，我是邯单的教育长，那时候虽然也兵荒马乱，可是也比现在要好，在HD办学的事宜一直也没耽误，可是现在日本人来了，好多学校都停办了！”
冀老先生说着正视周维汉两人：“武义、武安是办学的好地方，中国的教育不能停啊，我们要唤醒民众，小鬼子盼着咱们国家亡国灭种，实现他狗屁的*****圈，不少青年都在日本人的学校上学，长此以往，中国还有什么希望！”
“教育乃百年大计，战时教育虽处于非常时期，但是更应该坚持常态化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一个国家要建国，要强盛，就需要培养无数的人才，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存亡断续的关键时刻，这是绝对的需要，这是一個国家最强韧、最可靠得了力量！”
“我想在根据地内继续办学，可以吗？”老先生饱含热泪的看向周维汉两人。
此情此景，在场之人无不动容，一个知天命的年纪的老人，本可以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却还在中国的教育事业奔走。
两个儿子送上战场，就连第三个儿子也在从事抗日爱国活动。
抗日时期，山河破碎，战火纷飞，民众颠沛流离，难以安居乐业。
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另一番颇为难得的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在校大学生1936年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也相应扩大39%以上。
这只是大学生，还有众多的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
通过**双方和民主教育人士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以及积极创办民教馆、阅览室、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使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晋察冀边区，仅据48县统计，1938年时小学4898所，学生220460人，到1945年几乎村村有小学，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70%以上，有些县达到90%。山东根据地1941年时小学有1万多所，学生40万人。到1945年时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