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性，这些偶然性得不到任何数学上的证明。最近，我在巴黎一个毫不足道的街区里一条毫不足道的街道漫步，遇上了一个汉堡女人。二十五年前，我几乎天天看到她，后来我就完全见不到她了。我沿着这条街道走，因为我出了错儿，提前一站下了地铁。至于那个女人，她到巴黎来度过三天，走错了路。我们相遇只有十亿分之一的可能性！”
“你运用什么方法来计算人与人相遇的可能性？”
“你会运用哪一种方法？”
“都不会。我很遗憾。”我回答道，“这很有兴味，但是人类生活从来不适合于数学上的调查研究。我们以时间为例。我渴望做这个实验：将电极安置在一个人的头上，计算他将生命的多少百分比用于现在，多少百分比用于回忆，多少百分比用于将来。我们可以这样来发现人同时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人的时间又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根据对每一个人来说将是决定性的时间观念，有把握地确定三种基本类型的人。我回到偶然性上来。如果没有数学上的探讨，对于生活中的偶然性能够说出什么有分量的话呢？只不过当今没有关于存在的数学。”
“关于存在的数学。绝妙的发现。”阿弗纳琉斯说，陷入到沉思之中。然后他说：“无论如何，不管相遇有百万分之一或者一万亿分之一的出现机会，都是绝少可能的，而这种绝少可能本身就形成全部价值所在。因为关于存在的数学虽然并不存在，却几乎会提出这个方程式：偶然的价值与其不可能的程度是相等的。”
我若有所思地说：
“在巴黎城区不期然地遇到一个多年未见的漂亮女人……”
“我在寻思，你有什么根据宣布她是漂亮的。她在一个啤酒店管衣帽间，那时我每天光顾那个啤酒店；她同一群退休老人来到巴黎，旅游三天。我们互相认出时，尴尬地互相打量；甚至带着某种绝望，就像一个年轻的双腿残缺者在摇彩中获得一辆自行车时感到绝望那样。我们两人都有这种印象：作为礼物得到这种巧合，虽然非常宝贵，却一无用处。有个人似乎在嘲笑我们，而我们面面相觑，感到羞赧。”
我说：“这种巧合，人们可以称为病态的。但是还想问一个问题，哪怕没用：贝尔纳·贝特朗获得‘十足的蠢驴’的证书的偶然性分在哪一类？”
阿弗纳琉斯带着绝对权威的口吻回答：
“如果贝尔纳·贝特朗晋升为十足的蠢驴，这是因为他是十足的蠢驴。偶然跟巧合毫无关系。这里有一种绝对的必然性。甚至如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