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青苗法从救济百姓的临时借贷政策，变成了地方官“合法”放高利贷敛财的工具。
就算有的地方官不靠青苗法敛财，但也会为了政绩，而强制让百姓去跟朝廷借贷。
真正有钱的，为什么要去借贷？
还是找朝廷官府借贷！
与民间贷款不同，青苗法的借贷只收货币，不收粮食实物，而且不存在延期坏账。
你敢欠官府的钱，那官府就敢要你全家的命！
苏轼痛斥青苗法：“熙宁（宋神宗）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摊派）之弊。”
苏辙也说：“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本以救民，非为利也。然出纳之际，吏缘为奸，虽有法不能禁。”
韩琦的《论青苗》干脆说：“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陌，三等以上更许增数，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
……
三人没一个是坏名声，苏轼、苏辙两兄弟，更是鼎鼎大名。
而韩琦同样也被苏轼誉为人杰，与范仲淹、欧阳修齐名的人物。
三个人都鄙夷青苗法，很明显不是因为党争。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夏原吉自然能够想到，这也是他最为忧心的地方。
当年的王安石曾经在刚推出《青苗书》之时，便找过苏轼的弟弟苏辙商讨，然后苏辙便与其言明青苗法有缺陷，但王安石之后还是实行了。
因为青苗法在部分地区试行成功了……
再然后，青苗法全面推广，问题迅速暴露并且扩大化，直至难以收场。
归根结底在于，青苗法是好法，但王安石却忽略了两个重要因素。
第一，青苗法面向的借贷对象都是农民。
第二，青苗法的执行官吏也被“变法”施加了压力。
北宋的农民，说得难听些，文盲没有九成，也有七八成了。
这个现象直到明朝才有所好转，因为明朝地方出现了大量民办私塾（或者干脆就是请个教书先生），百姓有余钱的都开始热衷于培养子女，识文断字。
但到了清朝又开始急转直下，因为这不符合螨清的愚民政策，而且百姓知道太多容易聚众造反。
北宋农民大多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