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这话，她确实思索了一下，看起来是意识到了什么，头微微一摇，似乎要说对不起。不过她完全给恐惧蒙了心。

“我活到现在，总是害怕一件事儿，那就是我早晚会因为某种原因被凯特拖入泥潭。你说，她是你的妹妹—可我没得选啊。”

“吉尔，”我说，“就两天。没别的要求了。周日晚上我会到你公寓来接她回去。”

“这都是因为那个男人。周末的爱情聚会。你们干吗不去性爱酒店？”

我不知道如何写下我听到这话时的感受。说我觉得受到了攻击……她大可打我，朝我扔一袋垃圾……她嘴里本来有可能喷出污言秽语。我坐在那里，感到恶心，头晕目眩。

“哦，天啊，简娜，简，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哦，我怎么会？哦，哦，我该怎么办？”她站起身，在办公室里大步踱来踱去，双手捂住脸颊，死死地盯着我，还握紧拳头对着她的前方上上下下挥舞，好像在击打着空气中的什么东西，只是我看不见而已。眼泪从她脸上迸落，吧嗒作响，她由于悔恨和痛苦而心烦意乱。我也一样。

“哦，简，”她叫喊道，“我当然会收留她。当然会。对不起。”

那个尚未开始便招致诸多纷乱情绪的周末，就这么过去了。凯特现在上床了，之前泡了个澡，还给饱饱地喂了一顿美餐。

我坐在自己的卧室里，此前这房间一直让我觉得相当舒适，很适合我自己，堪称是我的布局背景，甚至等同于我的家，但是现在有点不对劲儿。我看向大窗户外面，遥望伦敦那夸张的天空，由紫红色到深紫色，给反射的光线照得雾蒙蒙的，这片天空从来不曾黯淡下来，因为天空下方的伦敦向上投射了自身的映像，光照耀眼得驱散了云彩，也驱散了黑暗。我把日记本摊在面前，往本子上写字，仿佛身体里没有任何东西一样，整个人空荡荡的，感到有什么东西被掏走了。这样的感觉怎么也说不过去啊……

还是拖到明天再写吧。

或许我要泡个澡。我讨厌在凯特泡完以后去，感觉好像她的污垢渗进了浴缸瓷釉的毛孔里，她的汗酸味儿同浴盐和温暖干燥毛巾的气息混到了一起。我应该上床去好好思念我的恋人理查德，看来我是永远不会和他同床共枕了。我们之间隔着刀山剑海呢。

周六那天早上，我奋力把凯特拖起床。一点都没夸张：她脑袋顶着双膝，蜷缩成一团，绷紧了肌肉和我较劲儿。当时我的感觉糟糕透顶，差点就要把她丢在那里作罢，打算半路拦住理查德，说取消约会算了。但是我一路无情征服战胜的，不单是凯特和吉尔，还有我自己，一旦向前推进不力就打退堂鼓，那未免也太可笑了。我使出浑身解数拉她起床，其实无非就是替她穿上衣服，把一杯热巧克力和一个羊角面包往她手里一塞，然后给她点钱再加上怎么走到吉尔住处去的地图。她慢吞吞地走了，窝了一肚子火想要报复的样子。我看见她到了街上抬头远望我的窗户。我的心一阵刺痛。有什么关系呢？我现在可是心灵世界的专家了。心，这个器官不肯听话，自有主张而又顽固不化。对于凯特，我的心做出的反应是隐隐的悲痛，像是绝望；对吉尔，感到的却是暖暖的喜悦，很可能是私心作祟，因为我在推动她的进步上帮了大忙。理查德呢？那可不是位于我胸腔正中的这个器官的问题了—我一想起他，便能察觉到脸上浮现出微笑，双脚开始轻轻打拍子，仿佛想要翩翩起舞。

我逐渐明白了，可怜虫凯特引发的那隐隐的痛楚，是无能为力的象征—我的无能。

我打电话给吉尔，告诉她凯特出发了。马克接的电话，他听起来很和气，但置身事外无所用心。他说，他们正在浴室铺地毯呢。

接下来我开始着手整理打扫公寓。布朗太太和往常一样每周来两次，但是我们有个不成文的默认协议：她不收拾凯特的烂摊子。我竭尽全力清理干净，然后出去采购以便做饭。做一顿大餐。话说回来，我已经很久没有把我这相当了得的本领派上用场了。想到弗莱迪和我操办的那些小型晚宴—好吧，或许我不愿想起。事实是，对我们俩而言，开心享受的是操办的过程，要让宴会从头到尾都尽善尽美，可能客人们只是我们展示自我的背景而已。我想要照着这个思路细想吗？不，当然不要，但似乎我和弗莱迪共度的每一天正在被逐步抹去，以至于看起来仿佛荡然无存了。那不是本来该有的样子—是的，我很清楚，但是这么少之又少吗？就梦见弗莱迪这件事而言，一夜又一夜，他是我走进的风景，然而我和他之间总是存在着屏障。或许我就是那道障碍，仿佛我的内在实质、我这个人，对他—看得见却触碰不到的他，带有敌意。要么是迷雾弥漫在我们之间，要么是我一靠近他就走开，要么是我紧挨着站在他边上，看着他亲近的脸庞，满腔希冀和渴求，但他面无笑容，我又动弹不得，想要伸手去拉他，却连手也动不了，因为双手重得抬不起来。我们缠绵欢好的时候充满遗憾和痛苦：总有一个人很快要离开，不是他就是我。

房间都收拾清爽以后，我泡了个澡，不是那种我如今难得才享受一次，一泡就要好几个小时的澡，而是实打实讲求效用的澡。我站在镜子前，穿着珍妮特·瑞格[11]内裤，任由镶滚着咖啡色蕾丝边的象牙白丝质睡衣从头顶滑落，这时我感到自己粗俗下流、肮脏不堪，多么希望自己翘首企盼的，只不过是最终和理查德在伦敦过个周末就好。

我们在马路尽头那家印度餐馆见面。这是头一回（我们一起来）。进门的时候，他们跟我打招呼问好，还一块儿聊了聊。理查德以前从来没有来过我的活动区域，我见他观察着在他眼里显得颇为新鲜的事物—日常环境中的我。拉尔先生问候起吉尔，她常和我在这儿吃饭，然后又问起凯特—语气有所不同，但是并不作任何评判。

周六午饭时段，这地方虽然全都满座，却也令人感到惬意。你可以吃得相当好，都是情理之中的事。理查德闷闷不乐的，我也一样。我们之间的默契不作美了，甚至连饭菜都显得平淡无味。理查德坐在我对面，背对着房间，不时扭头去看看谁进来了，或者观察邻桌那两位：两个才旅行回来的小伙子，他们开着一辆路虎一路南下纵贯非洲。路上有许多探险经历，包括在某个地方给什么军队当作间谍抓了起来。他们皮肤棕亮，非常结实，精力充沛得很，已经又在计划新旅程了—或许是横穿印度。这是他们和服务生讨论的话题，服务生很感兴趣。

他表面彬彬有礼，不过我觉得他其实在偷着乐。是嫉妒吗？愤怒吗？这两位年轻的王子，能出发穿越各个大洲：澳大利亚的沙漠怎么样？—不要啊？你不喜欢澳洲佬？那干吗不去南美呢—太多的战争和革命？那为什么不去印度！

理查德竖起耳朵听，两只手臂钩在椅背上端坐着，他点的菜都没吃完。他的姿态处处表明他在这儿—在我的餐馆里感到不自在，只等着能离开的那一刻。而我们似乎在上百个饭店里用过餐，从来都不曾希望时间流逝。

到了外面，电影院在上映《天堂的孩子们》[12]，我说：“我起码看过六遍了。”“大家都是。”他说。我们站着的时候都在盘算，这是我们想要的吗？私下想想，如果这个周末进展顺利，那《天堂的孩子们》该会是不同凡响的成双好事，是神祇额外的恩赐，但情况至此……可因为下着雨，而且像冬天的冷雨而不是夏天的暖雨，不进影院似乎反倒说不过去了。

我们坐得很开，我心里默默哀悼的，不是影片后面将要出现的别离，而是眼下这个时刻，在这个我最喜欢的小型影院里。我几乎总是一个人在这儿坐着，独享不为人知的快乐，就像在偷吃自己明明也知道不该吃的巧克力，但这个下午并非如此。往常我会感觉理查德如同我的延伸，带着电流，但现在感觉不到，因为有一种悲伤的情绪在。当片尾男女恋人困在人群中之际，男主人公试着要伸手去拉他失散的爱人，而人们在他四周围绕成圈载歌载舞，使得他动弹不得，后来甚至都看不见她了；而她走了，永远地走了—那时候我的感觉是，那又怎样？情况一向不外如此。

看完电影已经八点了，寒冷潮湿风又大的夜晚悄然而至。我们进了一家酒吧，离我家不远但是不怎么好，至少那晚看来不太好。理查德摆弄着酒杯，姿势和在餐馆时一样，手臂搁在椅背后面，身子半转着朝外，仿佛他已经离开了这个地方。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在那里待了几个钟头，因为我们俩着实是谁都不想上这儿来。不过终究还是来了。夜里的天气其实不错，只是风有点大。强劲的风像是从某个冰原吹过来的一样，人行道边上的树都被胡乱推搡着，摇曳得厉害。风来自西北方向，在我想象中，一片黑色海洋犹如遍野冰山，我们眼前的风正从那片海洋上空吹过，因为在更往北的北极尽头自然已经步入了夏天，至少是很快就要步入夏天，苔原开满色彩鲜艳而花期短暂的花朵，云集着密密麻麻的蚊子，炽热的蓝天下，一片片湖泊和溪流蓄满冰冷的水。很快就是六月了。

我们慢慢到了这里，爬楼梯上到四楼，我打开门，他只踏入一步就站定不动了，仿佛他到这儿来只不过是要迅速地全方位环视一遍房间，然后就转身离开。透过他的双眼，我所看到的房间是这么一副模样：宽敞开阔的空间，低矮的天花板，米色的墙面，大面积的镶木地板，还铺了很好的地毯—弗莱迪很熟悉从波斯、印度、布哈拉[13]、遥远的中国等各地购置地毯的行情，当中分散排布着我浅灰色的沙发、几把柠檬黄的椅子和一把红色的椅子。我对这个房间极为不屑，从沿着远处墙壁摆放的那些源自南美丛林的植物，到挂在窗上那个轻轻一碰就将迷你彩虹撒落到一切表面的巨大水晶球，统统都不喜欢。

我英俊的情郎一言不发，环顾四周时脸一直绷得紧紧的，他向沙发走去，低头看了看那块肮脏的凹陷处，那里是契合凯特天性的安乐窝，于是他坐到了边上。

我真希望自己死掉算了。我进厨房准备了一碟点心和饮料，端出来放在我们之间那张长玻璃桌上—我可没法安然坐在他边上。

他依然一声不吭，也不看我。

我想象他拿出那张小照片，郑重其事地放在桌面的玻璃上，然后抬起眼睛说：“什么？”但是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摇摇头，整个人灰心丧气的，身体往后一靠，两腿交叉，头埋得更低了，他的视线越过我，不知道是在看地毯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我说：“这个错误真是够呛。”

他耸耸肩。“是啊，何必这样。”

“就是说嘛。”

我们喝了点酒，苏格兰威士忌，觉得不过瘾又喝了一些，冰块在他玻璃杯里形成油汪汪的小小图案。

“我买了吃的。”我最后开了腔。

他一本正经地说：“另外还可以断定的是，你会做饭。”

这下我们总算笑开了。他拍拍身边的沙发，突然意识到那是凯特藏污纳垢的地方，于是换成拍另外一侧。我坐到他边上，两个人紧握着手。

“你真是多才多艺，”他给我下结论，“我早就该料到的。你的穿着—我从没看到过有一点闪失。”

“这是我的分内事嘛。”

“当然。”

我们两手紧紧握着，好像盟友团结起来对抗周围的一切，包括虽然坐在一起却感觉疏远的我们自身。

“简娜，我们想象过这一切吗？”他问，语气既严肃又急切，“我们这是在做白日梦吗？”

“这一刻看来是的。”我说。我们那两只手握得更紧了，像是在表示抗议似的，说，不，胡说八道。

“你真这么觉得？”他追问道。

“没有啦，我不觉得。”

“我们之前从没单独相处过。”他说。

“没有吗？”

一阵沉默。

“要不我去把吃的拿过来吧？”

“你当然早就准备好了一顿美餐，会以最小程度的麻烦，给人最大程度的味觉享受。”

我只好笑笑，尽管心知肚明，他的话追根究底是某种抱怨。是在抱怨我吗？

“好吧，我会好好饱餐一顿的。我喜欢美食。你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在厨房忙这忙那，心里好奇他在干什么，但不愿意去探头张望。不过听到他出去，我赶紧丢下咕嘟冒泡的茶壶和平底锅。只见他站在我卧室门边，倚靠着门，一副不紧不慢很淡定的架势。我走到他边上，又一次透过他的眼睛，看见的是一个方方正正并不算大的房间，泛着柔光的象牙色，铺的是金黄的布帛之家[14]地毯，挂着浅黄色窗帘。床很大，一端是起装饰作用的铜质床头，床上盖着葡萄牙织造的白色床罩，还放了几个鲜艳的靠垫。整体上来说，我的卧室不是白色系就是黄色系。小件家具有五斗橱和书架，当然还少不了放着这本日记的书桌，挨着墙摆放的是参考书。还有一些我的小说。

“但这一切之中，你又在哪儿呢？”他最终发问了，对这一切发出了抗议。他离开门口，朝书桌走去，先拿起我的《玛丽勒本的女帽商》，然后是《善良女人》，开始翻阅起来。

“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记得吗？”

“我写言情小说，没错。或者说我以前写。”

“你已经不写了？”

“我想写本严肃小说，但写不出来。”

“讲什么的？”

“伦敦一家大医院的病房护工。你知道—可能你不知道，你怎么会知道呢？她们从哪儿来的都有，可能是牙买加，或者是越南来的难民，或者是葡萄牙。她们拼命工作，把挣到的所有的钱都寄回家—她们很穷。得把孩子带大，养活丈夫，还有……嗯，我想写她们，但是写不出。现实对我来说显然太难以承受了。”

“所以你是言情小说家。”

“看来是这样。”

“你还要再写新书吗？”

“可能会。”

“或许你会写本关于我们的言情小说？”

我听到他这话，和当初听到吉尔说她做了什么时的感受如出一辙，不知道如何应答。不过他可不像吉尔那样因为悲伤而心如刀割。他站在我书桌边上，就是眼前的这张书桌，他站在那儿，就在我现在写下这句话时所坐的地方后面，一手放在桌上，一而再，再而三地环视这个房间，仿佛他怎么也没法和这房间的任何一部分好好相处。他拿起《玛丽勒本的女帽商》，站着读了一会儿，又放下书，什么都没说，最后走向窗口，背对着我仰望天空。白云被先前那阵寒冷的西北风撕裂推搡之后，碾过丝绸般的淡紫色天空，此时光线都聚集在白云上。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说：“嗯，在你家里我所看不见的你，却可以在天空中看到。”

我心里一阵感激，挽起了他的臂膀，两人并肩站立在窗前，背对房间—背对着床—我们观察着光线如何在云彩上闪耀，又如何渐渐暗下来。厨房飘来的香味召唤了我，于是我飞奔过去，把锅从火上端了下来，还算及时。

我们在厨房吃饭，他开玩笑，说他对此真是感恩戴德。我问他：“你家是什么样子的？”

“很漂亮，美国中产阶级式的。在郊区。趁你还没问，我先说了吧，我们在伦敦这里的房子，现在租给了别人。”

“你们不住在自己家里？”

一阵长久的沉默。

“简娜，看看吧，这么一来啊，情况变得有多糟糕！非要这样不可吗？”

“不，用不着的。”

“当然，你的厨艺棒极了。”

回到起居室的时候，我们都平静不下来，一时间坐不下来，后来总算坐下了，但他又站起身，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好仔细观察我的—我差点说我们的，因为是弗莱迪买的—毕加索的版画以及一组花卉画。画都很漂亮，但在那一时刻，我的起居室乃至整个公寓也显得漂亮。我给他倒了一杯酒。我们又喝了苏格兰威士忌，那时候已经十一点了，我们俩心里清楚，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们都备受折磨，受到了打击，心烦意乱的，根本无法走进卧室，脱下衣服做爱。我很放肆不羁地想，如果所有的灯都关掉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想法完全把我给迷住了，在我看来，那是多么出格啊。

正当我胡思乱想之际，他说：“如果所有的灯都给关掉了，简娜—可那时候我们是在和谁做爱呢？我很好奇。”他远远地、冷冷地看着我，甚至还笑着，给我的感觉很有阳刚之气，充满了嘲弄，而且不容置辩。但是听到这话，我精神一振，因为他话里总算有了此前始终缺失的理智成分。

没过多久，他说：“我这就走了。我不应该来的。”

“是啊，你必须走了。”我简直等不及了。

“我已经记下了你的电话号码，所以我们更近了一步，离—”他留着话头没说完。我陪他走到门口。他很快出门去，略显困惑而又不耐烦地摇了摇头，脸上的微笑是在说：不是你的问题，是我们俩。他只是说了一句：“我该打你这里的电话还是办公室电话呢？不，办公室比较好—”说完人就走了。

我站在窗前看他离去，心想凯特就潜伏在路边，正盯着上面呢。但是路灯光晕之外漆黑一片，我相信那只不过是我的想象罢了。

对我而言，他的离去真是让人感觉如释重负。的确，我感到自己心胸舒展，又可以正常呼吸了，还想动一动做点事情。我确实也这么做了—房间拾掇打扫完毕，打开收音机，自个儿轻舞一番，每次和理查德约会回来我都这么做，不过昨晚那纯粹就是松了一口气。话说回来，我原本当然也可能会哭。倒不是为了到头来多少有点不欢而散的“爱之夜”，感觉像是行程表上的待办事项，依据外部条件精心策划而定（难道正因为是这样才让我们不快？），而是因为我们都如同一团乱麻，完全忽视了我们整整一天都待在一起的乐趣，我们原本打算抛开其他一切牵绊，享受纯粹的两人世界。

不用说，我又梦见了弗莱迪—我逝去的爱人。他其实从来都算不上我的爱人。或者说我觉得他不算。说来奇怪，一说起要紧的事情，我的记性就很差。我能准确地记得我穿什么衣服，他穿什么衣服，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在肯辛顿婚姻登记处结婚，弗莱迪的父母和我父母一道在萨沃伊酒店设的婚宴，单靠我的父母自己是承担不起这笔费用的。已婚的乔伊丝当我的伴娘。婚礼都结束了我们也没见到弗莱迪的伴郎，至少我不记得我们见过。我们都心情愉快。毫无疑问，我看起来很美—毕竟，我当年非常漂亮。但我当时的感受如何呢？现在根本想不起来。在多尔多涅[15]开车兜风的蜜月对我而言俨然是个谜了。我记得风景优美，菜肴可口。我可以肯定我们很“性福”，因为确实一向如此。可我的感受呢？至于他的感受，我无疑根本没有加以考虑。到弗莱迪去世为止，我可曾问过自己他有什么感想？然而，我真是样样都能干！我清楚地记得，度完蜜月后，我步履轻盈地回来上班，把一项工作干净利落地完成时的那种满足感！我完成了一项任务，办得妥帖稳当，一切都井井有条！

今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心里很难过，我不该觉得奇怪。我躺在床上，仔仔细细观察我精致的房间，这间简洁雅致的屋子。这房间哪儿不对劲了？没什么不对劲！我喜爱这个房间，能在里头感受到自我。可理查德说他在这房间里看不到我的存在，所以不得不到窗外去看天气，去看自然！真是开玩笑！当然了，那说明了他的种种问题，和我毫不相干。

今天早上天气很好。我步行到超市，为接下来几天采购食物，也把凯特的需求考虑在内。我刚把所有东西都放好，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不，不是理查德，而是安妮·里夫斯的一个邻居，说安妮的家务帮手[16]病了，楼上的太太又不在，问我能不能去看看她。

倒不是我很久没去看望安妮了。不论晴雨，我还是每周去两到三次，给她带去鲜花或蛋糕，和她坐上个把钟头，但是我做起这件事，就像—我想说的是—就像定期去洗牙一样。自从生活里有了理查德以后，近来有三四回我都是说了要去最后却没去。今天下午，我在街角买了矮郁金香，粉色的，配上几枝满天星，因为她喜欢迷你的、漂亮的品种。接着，我没有沿街往北走进“我的”这条街道，而是拐了个弯，再拐一个弯，到了安妮住的街道。走进她家门，就进入了穷人、老人、病人的世界，我一度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世界存在；还有那些帮忙照料他们的义工、家务帮手、好邻居[17]、来访教友。这个世界迥然不同于我的世界—我的世界里尽是那些能够保持生活平衡的人，这些人不会预计到（因为那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儿）绊倒、摔跟头然后发现自己躺在某个房间里卧床不起，生活无法自理，一直要靠别人来探望、等着别人带来食物，以及道义上的支持才能活下去；在我们这个世界，不到不得已的时候，几乎没什么人愿意去想那样的事情。如果我决定抛弃安妮，不在街角拐那么个弯再拐一个弯到她住的街道，我就会漠然走过那数百万人困顿挣扎着生活的地方，很快便会忘记有这么一个世界存在。

事实上，过去两周我因为理查德而压根儿没有去安妮那里。我想过，哦，没事，楼上那个爱尔兰太太在呢，还有，别担心，家务帮手会……我发现自己还想着，其实我永远都不用去，没人会怪我，可能即便安妮本人也不会怪我，她看着这么多人匆匆进入她的生活，脸上挂着笑容，然后又永远消失了，就像家务帮手和好邻居以及社工都来来去去一样，她可能只会狠狠抱怨一阵子。她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呢，哦，你可别说！

“珍妮特在哪儿？”她可能会诉苦，说的是某个家务帮手本来连续几个月每天都来的，到后来不来了。“哦，你说的是珍妮特·柯林斯？她已经被调到帕丁顿的老年医学中心了，她没告诉你吗？”

遭到辱骂和伤害的，是定期前来看望坏脾气老人的这些人，我甚至已经能做到不把这一事实放在心上：我几乎天天来看安妮的时候，她待我像是对待敌人一样。但是，等一个星期以后我再来，她却笑脸相迎，甚至可以说客气拘礼，因为她怕我可能再也不来了。实际上我可以根据安妮挑剔、指责和发火的状况，来判断我和她所达到的亲密程度。

她家的钥匙就挨着我自己家钥匙挂在我的钥匙圈上。今天，到她家门口，我拿钥匙开门时尽可能动静大一些，免得吓到她，而且我已经做好了遭到苛责和挖苦的准备。她身体往前倾，都伸到椅子外了。由于视力越来越差，她眯起眼睛仔细瞅瞅我。“这回是谁啊？”她问道。然后看到我表达愧疚之情的花束，看到我安抚求和的笑容，她说：“哦，是你啊。”然后舒了一口气—她把坏脾气收敛了起来，要是我之前两三天都在这里的话，那坏脾气就会冲着我劈头盖脸来了。“哦，真是稀客啊。”她慈祥地说，变成了一个讨人喜欢的老家伙。眼前的她不是真正的安妮，不是那种就算我们注意到了也不会多看她两眼的人，而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太太，她充分调动自己的种种回忆、表现和经历，希望向所有这些值得尊敬的良师益友展现出自己温和快乐、无懈可击的性格特质。

我给我们俩沏了茶，摆好蛋糕，把花插在果酱罐里，然后坐到一张小凳子上，紧挨着封闭式壁炉。我很紧张，等着她语气苛责又尖刻地说：“最近很忙，是吧？”

但我从她脸上看得出，她一直多么害怕我再也不来了。“从你上次来到现在多久了？”她小心翼翼地问，是真的不记得了。

“两个礼拜，”我说，“不对，是两个礼拜又一天。”我总是给她最准确的信息，希望能控制住她日益迟钝糊涂的思维。

“我一直坐在这儿。”她说，又停了下来，从肢体动作看得出她在压制发脾气的那股冲动。她焦躁不安地动来动去，苦恼的眼神投到一边，故意不看我。

“感觉已经很久了。”她温和地说，但是语气冷淡。

说来奇怪，但现在安妮认识的人中，数我跟她认识时间最久。从我结识她到现在已经五年多了。五年来，她都坐在椅子上，待在房间里，动得越来越少，而我却整个伦敦遍地跑，天天出入办公室，为《莉莉丝》赶赴了上千次午宴晚宴；去过京都的时装秀场，还有马德里、巴塞罗那和阿姆斯特丹，实际上，几乎所有欧洲城市都跑遍了；和吉尔游览过萨默塞特和多塞特[18]，自己到冰岛旅游，因为我对冰岛本身很感兴趣，更何况那里还独具前沿时尚。我一个人在伦敦城里城外度过了无数欢乐时光，逛我的百货商店，玩我的摸彩游戏，去我的私人剧院，最近还谈着恋爱—我想不出还能用别的什么词，听上去显得颇为荒唐，不成体统；我来来回回里里外外走遍了伦敦，兴致高昂，血管里的血液像香槟酒一样滋滋冒泡。与此同时，老安妮一直坐在这把椅子上。

今天我发现她很苦恼，想找出点什么来，可她试图拐弯抹角地转到别的话题上。

问题出在她的记性上：她能记住的事情越来越少。她不愿意承认她记忆的地图在日渐模糊消散，还是不久前的记忆。事实上，她的记忆和我恰好相反。她十岁、十八岁、三十岁、四十岁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些记忆全都还在；她当时的感受和需求、拥有什么、没得到什么、穿的衣服、吃的东西、男朋友们、死去的丈夫，所有这一切细节都还历历在目，但她记不清昨天家务帮手来过没有。她滔滔不绝地讲起家务帮手，而我坐在那里喝着茶，心想自己的记忆好像是身后一条宽阔而忙碌拥挤的路，然后很快路就开始缩小变窄，路上的行人也逐渐稀疏，倒退到我二十岁就破碎斑驳，最后变成小小一块，往往几个月甚至几年都消失不见，除了记得很清楚的几个童年场景，多数和我姐姐乔姬有关。

家务帮手……她没完没了地讲着家务帮手莫琳。麻烦就在于，安妮老是抱怨，她是个怨妇，一旦她开口，听的人就得把她当耳边风，所以我左耳进右耳出。不过我以前偶然碰到过莫琳，在伊莉莎老太太那里，我知道她是个坏人。安妮说莫琳一直没来，算到这会儿已经三天没来了。真的假的？没法知道实情。莫琳只待十五分钟，而照她拿的酬劳，她应该待一个半小时。真的吗？很有可能。莫琳说她会带这个或那个过来，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带来，现在安妮没东西吃了。

我不能弃安妮于不顾，不管我心里多想那么做。

我爱安妮吗？我喜欢她。仅此而已吗？都五年多了。嗯，我很想了解真实的安妮，我知道她肯定在什么地方，却永远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