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离开伦敦，”我说，“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个，吉尔。不说别的，有安妮呢。”
“哦，是她！”
“是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就请一个星期假不来上班，行吗？”
“可我们都那么忙。”吉尔抱怨说。从汉娜脸上，我看得出她同意了。
“很好。”我说。
“不管怎么说，”汉娜说，“有点事情做做，让你没心思多想，肯定对你比较好。”
整个下午我都在等着理查德打来电话，可他却没打。六点钟的时候，我上医院去看望安妮。她坐在椅子上，一看到我，她就说：“我想回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留在这儿……”然后她开始说啊说，说个不停。
房间里另外三个女人都试图充耳不闻。其中一个人告诉我，安妮夜里大呼小叫，把护士喊过来，因为她不愿用按铃，直到他们给她吃了药，才让她闭嘴。
昨天听她们的说法，似乎她要在医院待上好几个星期；今天她们说会送她回家，这是因为她使得周围每个人都没法过活了。但是她在家可搞不定，她几乎无法行走。她一直在说：“可你们都会到我家里来看我啊，就跟平常一样。”原来，现在她把一个人在家的孤单和无聊都忘光了，家在她心目中俨然访客络绎，充满关爱的气息。等她在家了，她会说：“在医院里蛮好的，我没想离开呀。”因为她以前就搞过这一套。不管人在哪里，她都要发牢骚，要抱怨，搞得世界一片惨淡。
今晚我坐在那里，听她没完没了说个不停，强忍住猛一股要打她或使劲晃她好让她闭嘴的冲动，想想真是羞愧。我在想她的母亲，可怜的爱尔兰老太太，当时独自住在离霍尔本不远的一间简陋的房屋里，靠微薄的津贴过日子。老太太基本走不动了，天冷的时候，为了节省煤球，就成天待在床上。安妮现在想到母亲就痛悔不已，说她没有这一切，没有人跑进跑出给她送来饭菜，给她买东西—对那个老太太而言，这样的医院、安妮得到的这般照料简直是天方夜谭，离她的生活实在太远了，她根本就无法想象。她连个医生都没有，安妮说，老太太没钱，看不起医生。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对安妮说：“你知道吗？这里的床位要是你自己掏钱的话，一星期要花费一百镑。”我之所以说一百，是因为这个数字她还算得过来，能弄清楚。
她的眼神变得呆滞，说：“你什么意思？”然后又说：“是吧，但我可没有每星期一百镑的收入啊。”
“要是你有的话，就得付那么多。”
“要是我有的话，我就不会在这儿了，我会在别的好地方，说不定会和我妹妹住。不，我就是受够了，烦死了这一切。医生什么时候来啊？我想回家。”
上楼梯的时候，我听到电话铃在响。等我进门的时候，铃声正好停了。凯特在沙发上睡觉，喝醉了。公寓里到处都能找到看似锈迹斑斑的杯子，垃圾箱里有几只空酒瓶。
我的黄色小扶手椅当中，有一把上面沾染了红酒的污渍。
我的床皱巴巴地凹进去一块—凯特在上面躺过了。我不喜欢这样，感觉受到了侵犯，受到了玷污。我已经是第一百次在想，我能怎么办？我必然得做点什么了，可到底做什么呢？
今天时钟拨回到了冬令时。
理查德到家门口接我，我们出发去肯特。多云的天气，冷飕飕的，我们都穿着厚毛衣。我们找到一家酒吧，吃了三明治，喝了健力士黑啤酒，而后沿着小巷和僻径散很长时间的步。小路泥泞，我的鞋子都给粘住了，我们试图嘲笑我不切实际的鞋子，就像我们最初那样，但我自个儿看看都觉得自己疲惫不堪，于事无补，恐怕在理查德看来也是这样。
我们都累坏了，情绪低落。我们没有提起家庭或者面临的问题，只是牵着手继续往前走。
当我们走出酒吧准备回家的时候，起风了。风拉扯和摇晃着树枝，酒吧外面一棵高大的白蜡树上的散乱细枝和一片片落叶不停地拍打着我们全身，听起来好像是雨点嗒嗒地滴下，但其实是树上掉落的枯枝败叶。我们沿小路开着车，穿过一片小树林，这时候树上落下的残枝烂叶啪啪掉在车顶上，等我们到了大路，过往的车辆好像都在逃离大风的势力。我们加入车流，但留在慢车道上缓缓往前开，这样可以看看残株遍布的金黄田野以及远处的树林。很快，黄昏降临了，一路上灯火随着我们的接近而逐渐一一亮起。高压输电线的电缆塔是路边唯一的光亮点，高耸修长，如同竹节虫一般；暮色渐浓，电缆塔消失在黑暗中，只看得到衬在夜幕下淡淡的轮廓，纤巧的路灯状似椭圆形的小蜜瓜，又像是粉红色的葡萄柚，在我们经过的时候，灯火闪烁不定，而风仿佛牢牢抓住了汽车，想把车子掀翻。随后又下起了雨。
我们驱车穿过一片黑色的人造世界，红、绿、蓝的灯火在黑黢黢的街道上闪闪浮现。驶入伦敦的一路上，因为雨天路滑，车速放慢了，交通有点拥堵。人造世界的黑色微光好像把我们层层包围，灯光照到树木或者灌木上的时候泛出的绿色很耀眼，显得很不真实。
我们拐进滑铁卢路时，理查德突然在斑马线前面刹住车。车灯照射在倾斜而下的雨水上，站在路边的那个人的身影模糊不清，他原本正要迈出脚步踏上斑马线，这下连忙收回脚。看到我们停下了车，他朝我们的车子转过头，扬起手轻巧地一挥—是个老人，身材矮小，头上光光的没戴帽子，只穿了件黑色塑料短雨衣。他迈步穿过马路，仿佛猫咪害怕把爪子弄湿一样，慎之又慎，踌躇再三，但其实不然。他的举止俨然就是个行人，无非就是急匆匆但是小心翼翼地过马路，边上一辆马力十足的豪华大车等着让他先过。他抬脚走上那一边的人行道，跨出的步伐很大，这一大步实属不易。他再一次欣然挥手，轻轻松松满不在乎，挥舞的那只手往上举，张开的手指头隐约比画出一丝挑衅，便消失在通往布莱克法尔[51]方向的阴雨夜色之中。就那么短短二十秒的时间，他已经嘲弄了我们以及这世上的权贵，嗤笑了他自己以及他的屈就，而他还没离开时，就早已用他的行动表达了对科技时代的看法，将整个科技时代彻底推翻。
我们在黑暗的车里飞快地对视一下，笑了起来。但理查德随即把车子开到路边，他说：“哦，老天，我的确爱这个国家，我真是爱死了这个了不起的国家。”好像这些话是被摇出来，逼出来的，就像无法面对的痛楚。他喘着粗气，说明要是他稍不注意就会哭出来，而且他当真转过脸来对着我的时候，我能看到他脸颊上的泪光。“为什么你们都这么挑剔？”他生气地问，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贬低它？为什么你们要让一切白白浪费掉？”
我说：“那为什么你要离开？”我很生气，整个人孤立无助，因为有那么一刻，我也体会到他那种无助的感觉。
“我？”他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然后他笑了，笑的是他自己。他发动了车子，我们继续开往欧得韦奇[52]。
“我敢肯定，”他说，语气很严肃，听得出不再是感情受挫的恋人，“这里有别的地方找不到的东西。那就是这里的人，犀利，而且独特。就正是那一丝—一丝什么呢？你跟我说说。我只能说，你们总是紧揪住不放。我这一趟一直在抨击，我给忘了……你觉得我在胡说八道吗？”
我说：“我就住在这里，不是吗？”
他说：“住在其他地方的人都是傻瓜。”
分别的时候，我们说好下周三和今天一样，等我下班他到这里来接我。
我说：“理查德，为什么不能把你的号码告诉我呢？毕竟，马修和凯瑟琳知道我这个人了，我想他们肯定会让西尔维亚知道的。”
他犹豫了一下，因为感到尴尬而简单草率地说：“我不能告诉你，这不在我们的合约条款范围内。我们不成文的规定。”
“哦，是啊，那些不成文的规定，是最差劲的。”
“尤其是合约还是和自己定的情况下。”
他们送安妮回家了。社会福利机构的人很愤怒—她的情况不适合在家，家务帮手说她会照常上门来，除了分内的工作以外不会多管闲事。好邻居露西，这个好心肠的人，说她会尽量多帮忙，就跟现在一样—人人都知道，她为安妮做的远远超过了按照付给她的钱所应该做的，都根本不能用“好邻居”之类的名称来探讨了—安妮每天晚上都千方百计要她留下来，假装有各种病痛，各种不舒服，以及病情危急，露西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受多久。
我进门发现安妮坐在便溺之中。
我正要动手收拾，露西赶来了，原来她派了她的一个孩子在我上门的时候留意一下。她是个娇媚漂亮的妇人，手头的事情多得忙不完，她也喜欢安妮。但现在她急得直跳脚。她和我心里都有数，那个莫琳经常不来，因为知道露西·福克斯很可靠，会替她完成工作。我们都清楚“他们”会让安妮待在家里，只要有人照料她，不管是朋友，还是好心的家务帮手，还是好邻居，什么人都行；我们明白这是极其荒谬不合理的要求，因为安妮可能再也不能控制便溺；我们知道安妮不愿进养老院。我们又担心又操劳，手忙脚乱，要清理干净，给她换内裤，但干净的内裤一条不剩了，等我们收拾好一切，露西就走了，跟安妮说她晚点会再来，和平常一样，九点钟的时候来给她泡杯茶。
安妮坐在桌边，筋疲力尽。要是在前一阵子，（便溺失禁）弄脏了自己可是会把她吓坏的，我敢肯定她会想方设法掩盖起来—比如会把裤裆剪掉，还会说，我不知道内裤出什么问题了。不过好在现在她已经糊涂了，她说：“我没事，我有便桶的，对吧？”于是我坐下来，开始攻坚克难，跟安妮好好谈谈，讲讲道理。
摆在眼前的情况是：如果她愿意进养老院，那么她会逐步适应那里的环境—当然，进养老院之前一路肯定要抱怨个没完—她会交朋友，并且安定下来，可能会再活上好些年。如果她不去，那么她就此进入了多寿则辱的阶段，可能会持续一两年时间，许多人就是这样终了的：在屋里蹒跚行走，有时候来得及走到便桶，有时候又来不及，脏内衣裤堆积如山，因为福利机构提供的洗衣服务人员无法应付这样极端的状况；醒来的时候已经溺湿或者弄脏，自己却又无能为力，只能等护士来，但换床单洗底裤可不是护士的职责。等凶巴巴的护士走了，再等着家务帮手来。家务帮手会一边给她清理干净一边说这可不是她分内的活儿，也有可能家务帮手那天不来，结果只得等着，等到有人来帮她的忙。一整天都这样干等着，安妮怒火中烧，然后又摔倒了，害得她要住院好些天，但一旦他们能够把她打发走，她就又给赶出去了。与此同时，她又气恼又失望，血压蹭蹭往上蹿，老脸一阵绯红一阵灰暗。
房间里的气味已经很糟糕了。
我对安妮说，她应该进养老院，安妮说：“你们不能强迫我去！”
“是不能强迫你，我们都不能。但你可以上那儿去试试看……”
不过如果她真答应了，她会分分秒秒都发牢骚，要求回家；而在家她又会说，哦，我不晓得啊，那儿蛮好的，至少有伴儿；可一旦被带回到那里，她又会诉苦抱怨然后要求回家去……
现在她说她喜欢在医院里，她不介意在那里待一阵子。
我说她在那里一直抱怨，直到给送回家了才消停。
她说：“我才没有呢！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现在她又在嘟嘟囔囔了。我坐着不动，极力避免这样的思虑—人的生存状况已经沦落到这等地步了：我们都是下水道，仅此而已，是生产屎尿的机器，人终其一生都是在蓄谋掩盖这一事实。只要安妮还能把自身产出的废物排放到合适的地方，她就能生存；等到她办不到的时候，就完蛋了。我盯着安妮张开的嘴巴，正哇啦哇啦不断地生产出词汇，把她的嘴巴看作是管道的开口，管道错综复杂，令人作呕，通向另一个开口，也就是她的肛门，很可能看起来一个模样。
我坐得越久，便越发感到惊诧，我们居然能将自己的本质瞒过了自己：一副臭皮囊，里面装着的肠道里灌满了排泄物。在这个想法大有占上风趋势之时，我离开了，安妮在我背后叫嚷道：
“这下我整个晚上就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喊回去：“露西会来的。”
她嚷着：“然后我又一整晚孤零零一个人了。”
我吼道：“那你干吗不住到养老院里去。”
她大喊：“因为我要去我妹妹那里住。”
回到家，我发现凯特坐在厨房餐桌边上，情绪很不好。这下我受到了鼓舞—怎么着也比百无聊赖的好。她在吃腌渍的洋葱，用手指头从一个大广口瓶里拈出来的，一个接着一个地吃。不知道为什么，这在我看来是个好兆头，比起吃甜食，吃醋渍的食品算得上是进步。我说：“你想跟我去看电影吗？”
“你才不想我跟你去看电影呢。”
我给自己做了个三明治，在她对面坐下。
“我也要三明治。”
“那你为什么不做一个呢？”要不是她好斗的语气加上又已经吃了腌渍洋葱，我会给她一个的。我不由笑起来，她立刻泄了气，坐了下来，完全就是个抖抖索索的孩子，在赌气。
“取笑别人可不礼貌。”
“我没有取笑你。凯特，一起去看电影吧。”
我花了一个小时哄这孩子。我们正要出去的时候，电话响了。
“理查德，我是很想去，可是不行哎，我要和凯特去看电影。”
我大吃一惊。不过也没那么吃惊。理查德刚说出来的时候，我可是目瞪口呆。现在我想，当然了！一切都已经为此埋下了伏笔。
西尔维亚和理查德先前讨论了他们子女的种种问题。显然，他们经常讨论，这次也不例外。她说她觉得我们一起吃顿晚饭，借此“缓和局势”会是个好办法—理查德和她，还有我，加上凯瑟琳和马修。她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消除掉所有那些不健康的情绪—她的原话。理查德向我传达以后，感到尴尬，但其实也不算太尴尬，因为他也觉得西尔维亚这主意不错。他说，如果我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凯瑟琳如何折磨他们—他和西尔维亚，我就会发发善心点头同意的。
“马修呢？”我问。他飞快地瞟了我一眼，所以他真想到了本来可能另有隐情？
“马修嘛，根据我的了解，可以自作自受……不管怎么说，他就那样。我向来一点都不清楚他在想些什么，不过西尔维亚觉得他这样也好。”
午饭后我回到《莉莉丝》，就汉娜一个人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我告诉她理查德都说了什么。“你怎么想？”她问起来像个心理治疗师。
“我不知道是要笑呢，还是要哭。”
“没什么让你觉得不舒服的吗？”
“没什么不舒服的，都差不多。”
“就只有你哦—你和他们？为什么不带上吉尔，或者哪怕是凯特？”
我们四目相对，哈哈笑了。起先只是忍俊不禁，还比较矜持，后来就控制不住捧腹大笑起来，前仰后合跌到座椅上，怎么都停不下来。
“我不知道怎么就笑了。”我说。
“我知道。”她说。
参与聚餐的包括西尔维亚、理查德、马修、凯瑟琳，这是他们的队伍，然后是我、吉尔、马克、凯特，另外还有汉娜，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不仅是我们的重要活动，也是汉娜的。理查德在听到这个对西尔维亚计划的调整以后，一开始有点吃惊地哼笑了一声，随即就开怀大笑了，引得爱尔兰酒保向我们俩举起酒杯，故意朝我们在场所有人挤眉弄眼，说：“嗯，好了，你们必须把你们的笑话拿来和我们这些外人分享。”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笑。”理查德说。
我在盖·胡萨餐厅预订了一个包间，连晚餐菜式也一并定好。西尔维亚经由理查德转告说，她来买单，因为这是她出的主意。不过我们当然会各付各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首先是凯特。当我说起将会有场晚宴，并且她也受邀了，她显得很高兴，还说自己没衣服穿。我觉得这是一大进步，陪她出去买了一条裙子。不过，尽管她穿上了裙子，在眼睛周围抹好绿色的眼影，把指甲也涂成绿色，但是到了最后关头，她说她不去了，怎么都劝不动她。
我把她留在沙发上她的老地方。她没有戴上耳塞，而是闷闷不乐地瞪着前方。我知道厨房里有葡萄酒—她早就买了一瓶两升装的葡萄酒。
在去赴宴的出租车上，我一直忧心忡忡，担心凯特这可怜的邋遢鬼，十九岁了，浪费宝贵的青春年华；担心吉尔，她把欢欣喜悦都当作威胁而拒之门外；担心凯瑟琳，没别的事可做，成天远远地跟踪她那出去逍遥的父亲。马修呢，我不会去多想，我自己做好准备，在即将到来的整场晚宴上，从头到尾都不要想起他，不过我知道他身上没有一个细胞会懂得快乐—他全身心都关注着未来。至于汉娜，她超级能干，她的能量植根在她身体深处，但只有对着她同类的躯体，她才会敞开怀抱。
我想到他们都拥有某种财富，但他们却视而不见；拥有无与伦比的传承，却对此浑然不知；尽管有足够多的警告提醒他们会有大量的报应，但不管是我或者是其他任何人所说的话，都无法左右现实，哪怕是产生最轻微的改变。
若干年后，他们会在某个早晨醒来，知道有个绝对的障碍，把他们和他们本来可以拥有的东西隔绝开了，因为他们没有为之付出。
我到格瑞克大街的时候，看见理查德在人行道上。他抬起头看到了我。我下了出租车投入他的怀抱，他把我转过去正脸对着他，说：“我一直在构思一篇演讲！”
“我也是！”
“有花堪折直须折[53]？”
“正是。”
“但是无济于事？”
“根本没用。”我说。
我们的脸庞只相隔三英寸，我们笑了，凑近嘴唇轻轻一蹭，像要吻别似的，把脸颊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生命隔着薄薄一层肌肤跳动。我们一起走进了餐厅。
包间很舒适，灯光柔和，餐桌为九人而备，已经摆好，就凯瑟琳一个人。她显得很温婉，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当她父亲走到她身边坐下，留我自己去选座位的时候，她显得十分感激，脸都红了。
随后到的是西尔维亚。这女人高个子，身材纤细苗条，全身没有一丝赘肉。她穿了白色套装，黄褐色的头发中夹杂了白发，用黑丝带扎在后面。她长得不错，骨肉停匀，夏天过后晒成了发亮的棕色。如果我在街上和她擦身而过，会评价说这个女人清爽利落，看起来很舒服，但是不会想到任何夸大其词的形容词—她不像理查德那么健美，算不上漂亮，也不见得多有魅力。然而他的心已经为这个女人痛了三分之一世纪之久啊。
她说（口音是美国的而不是英国的）：“我为马修感到抱歉，他不肯来。”
我们互道你好，问候一番，她似乎不需要特别仔细观察我，只是坐到凯瑟琳的另一边，这么一来，小姑娘看着像是在父母夹坐下挺直了腰板。
汉娜和吉尔、马克一起走了进来。
“凯特在哪里？”吉尔立马发问，一针见血。我说到她不愿来，发现汉娜有所警觉，迅速看了我一眼了解情况。
两个位子给撤掉了，我们七个人围坐成一圈，好像一家人。西尔维亚看似超然物外，不过一旦发觉有人看着她，就马上泛出微笑—这种做法似乎是在进行自我保护。和理查德一样，她的肩膀略微向前弯曲。他们很相像—结了婚的人，他们的面孔相互呼应，正如其他的已婚夫妇一样，他们当初之所以相互吸引，是因为他们在对方那张不熟悉的面孔上发现了自己的特征。理查德坐在那儿，身材魁梧，轻松自在，棕褐色的皮肤，容光焕发—非常出色，他真是棒极了，整个人从眼睛到笑容都洋溢着生命力；而她则是内敛的，节制的。她的态度总是置身事外，好像在听着寻呼机上面的呼叫，或者在想着她下一台手术。她的双手对她而言太大了，或许只是显得大了，因为她身上其他部位都纤巧得当，手也一样，但是长长的，很强壮，又很灵敏，无一不凸显出著名外科医生（甚至是世界著名外科医生）的手该有的样子。她对双手也是小心呵护，看到她像我见过的小提琴手和钢琴手那样将双手一张一合，你会以为她是音乐家—迅速打量一番，双手都还好吧？可以动手了？
马克和吉尔挨着坐，吉尔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忍受着煎熬，所想的当然是凯特；马克向她流露出阵阵温暖的慰藉和爱意，把黄油递给她的时候，递上的其实是他的心。
汉娜颇为游离，也可能是故意做出样子，仰靠着坐边上观察。她一直都在察言观色。一身猩红色的短款羊毛连衣裙，配紫色丝质长裤，看起来光彩照人，她坐着的时候一边把玩着大如茶托的绿松石挂坠，用强有力的棕褐色手指头抚摸着绿松石，像在抚摸身上的肉似的。
这次碰面是为了凯瑟琳，我们都心知肚明，都极力扮演好各自的角色。凯瑟琳这个可怜又好看的姑娘，羞得脸颊绯红，她小小的内心悲伤阴郁—这个词让我看清她，我想从现在起我会看清她，是个阴郁又忧愁的小姑娘，总是试图要抓住闯入她生活的某种东西，而她的快乐都倾注到了一个白痴男孩身上。
我们对凯瑟琳说话，问她问题，观察她盘子里的食物，留心她怎么吃下去，以免食物不合她胃口。
西尔维亚心不在焉地坐着，面带微笑。我敢发誓，整顿饭当中她都没有朝我看一眼，心想什么“这是我的情敌”，或者 “他爱她”，甚至 “我丈夫喜欢她”或者“我蛮喜欢她”，一次也没有。
没有，全然没有那种类型的想法。她正在这么想着：这一幕终于发生了，也应该发生，看来我们全都表现得无懈可击，因为我们本来确实就是无懈可击的人，这样对凯瑟琳比较好。
餐厅为我们做了美味的大布丁，正要分到我们各自的盘子里时，我被叫去接电话。我马上就意识到我将会听到什么消息，汉娜也是，因为服务员说完“萨默斯夫人，您能来接电话吗，情况紧急”时，她已经半起身了。
住隔壁公寓的杰弗里夫妇外出回到家半个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门缝底下发现了一张字条：
请打电话给我姨妈简，她在盖·胡萨餐厅，我吞了十五颗安眠药，喝了些葡萄酒。
回到包厢，我发现汉娜和吉尔还有马克都站着，在张望情况究竟如何了。我怒不可遏，觉得事情都在意料当中，是应该发发火，不过吉尔的表情啪的把我打清醒了，我冷静下来考虑对策。
我告诉了他们。理查德马上站起来。西尔维亚说：“哦，真是累人。”然后就继续吃布丁，还伸出手把凯瑟琳按住，不让她站起来。
“你最好和他们一起去，理查德，”她作出指示，“你不觉得吗？”
“我很抱歉，凯瑟琳。”我说，心里在想，出这种事的原本也可能是凯瑟琳，要是那样，我们所有人都得离开晚宴去救援。
终究还是留下西尔维亚来买单，我们匆匆下楼，上了辆出租车。
我坐在理查德身边，他一只手臂搂着我。马克搂着吉尔，她则一动不动，脸像把尖刀绷得紧紧的，嘴巴紧闭。
“他们会打好电话叫救护车来的。”马克安慰道。
但他们没有打。杰弗里夫妇拿定主意，他们应付得了。他们使劲把凯特抬下了我的床—她选择在我床上等人来营救。他们给她催吐，虽然她已经吐过了，让她喝清咖啡，还架着她在起居室走走。理查德给她作了检查，说她必定是在写字条的时候吞服了药物—显然她一直在等着邻居两口子进门，然后才吞下药片。她看来没事。马克和吉尔接替杰弗里夫妇，一人架一边，接着扶凯特走走。总的来说，凯特看似很气恼，不过很满意有她姐姐在场。
就这样，我们都在场。我煮了咖啡。理查德之前评价过，他怎么也认不出我的房间，而我这卧室眼下看起来好像里面发生过一场战争。他像个老朋友或者说像哥哥一样吻了我一下就离开了，提醒我们第二天早上应该再让医生给凯特作下检查。
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扶凯特上床—她的床，尽管她提出要求，说要我同意她睡我的床。
剩下马克、吉尔、汉娜和我。
汉娜说：“我想，你应该让我把凯特带到我们的住所去。”
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挫败过。汉娜马上将我抱住，我很欣慰能在她那般宽广的怀抱中得到呵护。“可怜的简娜，”她说，“可你得明白，你无能为力。”
我是在卧室地板上的睡袋里写下这些文字的，因为我的床给呕吐物和尿液弄得令人作呕。我的眼前不停浮现出凯特献祭一般地瘫在我那张如白色祭坛般的床上的样子。天亮以后，我该叫人把床垫拿掉。
大约十点左右，我叫醒凯特—我没有去上班。她进了厨房，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她像个小姑娘似的擤擤鼻子坐下来，又用手背蹭了蹭鼻子，小声说：“我渴死了。”
等她面前摆上了咖啡和吐司，我说她得明白，我不允许让那种事发生，说她—
“哪种事？”她插嘴道，“你是指什么？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于是乎，什么事都没发生，就像上次她在家上演的“大声呼救”也是什么事都没有一样。但想想我也是疏忽了，我承认自己有一定的责任。我又说她要么得老老实实回家去—她的脑袋已经在前前后后拼命地摇，说不行不行—要么去和汉娜住一阵子。
她什么话都没说，只是垂下脸，看着双手，把吐司揉碎了。
“为什么是汉娜？”她轻轻地问。
我说：“她人很好，也通情达理。而且她的群居村里有许多人。”我没说出来那句话：因为没别的人愿意收留你。
今天，汉娜来接凯特。
凯特走的时候没有多看我。不过今天下午她给我打了电话，乖乖地小声说她喜欢群居村，也喜欢汉娜，她已经决定待在那里，住到她能够找到合适的公寓自己租住，到时候她会开始参加培训，成为模特儿。
我埋头狂热地打扫起公寓，扒下所有的被褥床单以待清洗，打理好地毯，洗干净墙壁。
我的床恢复了常态，换了张新的床垫，白色的床罩很厚实，一片方方正正干净清爽的白色天地，我可以躺在上面，遥望伦敦薄纱般透明的夜空，在窗框内呈现出紫色、橘色、粉色和珍珠色等变幻多姿的色彩。
今天我和理查德一起吃午饭。他说西尔维亚提出，鉴于凯瑟琳即将在伦敦读书，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或许我愿意和凯瑟琳交个朋友。
“多傻啊，念什么书。”我说。
“是啊，等你看到分数……”
“西尔维亚说到过她有什么具体的想法吗？带她出去吃晚饭？周末请她来做客？”
“你用不着，你知道的，简娜。”他这么说是为我着想，不过他当然知道我会那么做。他眼睛里积聚的活力难以将息，但看起来也和西尔维亚一样心不在焉。
我说：“发生什么事了？你们还做了什么决定？除了我应该待凯瑟琳如姐妹之外？”
他倒也笑了，只是莞尔一笑而已。“我们将去加拿大生活，在蒙特利尔。西尔维亚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顶尖的。她根本不可能拒绝。”
“可是理查德，你们建立的那个诊所怎么办？”
“确实。呃，不得不付之东流了。不过你看，简娜，我手上都是王牌，你可能还没意识到，但我可是浴火重生的凤凰，那种传统的家庭医生。我是纯金，是珍宝。那些可怜的平民百姓得忍受现代医学，还得面对铺天盖地的医院和专家，但有钱人负担得起最好的医疗资源，他们请的就是传统医生，也就是我和我的同伴。所以我已经安排好了，要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在蒙特利尔重起炉灶。还好西尔维亚加入美国国籍的时候我没有加入。”
“那想必是她作出的重大决定咯？”
“一根筋嘛，西尔维亚就是这样的。”
听着他所说的话，我脑海里再次回放，听到了重起炉灶这话，我觉得一切都听出来了。
“简娜，”他很快就说，“我不介意，我真的不介意。”
“好像很难啊。”
“跟女人们一直以来（不得不随丈夫工作迁移）的情况差不多，都那样。”
我知道自己表现出了疑惑的样子，他说：“嗯，你的汉娜对此会作何评价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觉得她没心思说什么。她有凯特要应付就够受的了。”
“简娜……？”
我知道他打算说什么，不过他在说出来之前，却按下不表了。但我说出来了：“我没法设想自己在蒙特利尔。”
“为什么不行？”
“我无法想象自己离开伦敦。”
“我不怪你。”
“其实你怪我的。”
“蒙特利尔肯定有时尚杂志。”
他其实是说，你在这里并无牵挂。
我说：“我为《莉莉丝》工作好多年了……早在它成为《莉莉丝》之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现在。”
“啊。”
“嗯……”
“我以为你说过要退休。”
“呃，我或许会的。”
“好吧，简娜，对你的这个邀请一直有效。”
“你怎么知道呢？你可能会爱上别人。”
“啊，不，我们心心相印。”
“如果不能肌肤相亲的话。”
“你会不会觉得，如果我们早几年相遇—不行，当然不行，那太傻了。”
“是。”
“你会像西尔维亚一样。”
“对。”
“你会限定我的份额，投入《莉莉丝》之后剩下的才给我？”
“对。”
“这一切假设真是蠢到家了，为什么我们要纠结下去，简娜？”—听起来不可思议。
理查德两天之内就要走。昨晚我们本来计划好一起过的，我们的最后一个夜晚了，但就在我出发要去见他的时候，医院打电话来说安妮病危，他们之所以通知我，是因为他们以为她妹妹无法联系上吧。情况好像是她心脏病发作了。我坐下陪她，握住她的一只手。她安安静静地躺着，上身略微抬高，呆呆看着天花板和围住病床的帘子。在我眼里，这个心平气和又讲道理的老妇人显得很陌生，我们难得赶上机会看到这样的安妮，这样招人喜欢甚至是让人爱的安妮。我想不到她快不行了。在亮橘黄色的围帘之外，病房里唯有沉默—另外三个女人都病得很重。也有不少噪声，从走廊尽头护士值班台那里传来的谈笑。安妮没精打采地问：“都什么在吵呀？”看得出来，她在努力弄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在哪里，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那些欢声笑语都有什么含义。过了一会儿，她说：“为什么我们在这儿呀？”她伸出我没握住的那只手，试图要扯开帘子。
“这个房间好小。”她评论道。
我说：“安妮，这里是医院。”
“是吗？”
过了一会儿，她闭上了双眼。她呼吸很浅，断断续续的。我还是坐着，想理查德可能已经到了酒吧，他等啊等，直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才回家去。
安妮在子夜以后的某个时刻去世了。她只是停止了呼吸。我想，不，这怎么可能呢！她已经从白天到黑夜，呼吸了那么多年，突然间，没有任何理由，呼吸就停止了。
等我回到空荡荡的公寓，看看公寓那么干净，那么整洁，我想，多奇怪啊，凯特会走，安妮会过世，突然间我自由了，可以随心所欲了！可是理查德也不会在了，所以无所谓了。当然，还有凯瑟琳在。
好了，简，就这样了！
我一整天都和理查德在一起。一整天都很不好受。我们走啊走，从南走到北，又绕了一圈回到原点，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走遍了伦敦。我们也在酒吧歇歇脚，但无法久留，因为我们按捺不住，总想到外面去。走啊，走啊。有时我们一同站在树叶日渐凋零的树下，黄叶飘然而落，就那么一两片，漂漂亮亮地预示前景，带头先行。理查德伸手接住一片叶子，塞进钱包，和我那张小照片放在一起。我从人行道上捡起一片艳黄的叶子，宛如一片切开的柠檬那般脉络清晰、轮廓分明，我将它放进了手提包。
天空蓝得让人颤抖，鸭蛋青的颜色，万里无云。
在西奥博尔德路上，他对我说：“你要拿凯瑟琳怎么办呢？你什么感觉呢？”
“感觉，”我说，“我也想知道我会有什么感觉，比方说一年时间吧，我会喜欢她吗？会疼爱她吗？会对她感到无能为力而郁闷，就像对凯特那样？我会欣赏她吗？或许我会爱她，因为她是你女儿。甚至可能没别的原因，爱的就是她本人，怎么不会呢？你想想生活还有多少小惊喜没挖掘出来。是的，我可以想象。我会说，理查德呀？哦，是啊，理查德。嗯，他是她的父亲，对吧？”
刚走过富勒姆路的高尚区，我停在一幢房子前面说：“乔伊丝以前就住在这里。这是她家的房子。你知道的吧—乔伊丝？我的朋友，我跟你说起过她的。多年的老朋友。而现在，我并不知道她的状况，所以过去的那一切可能就从没发生过！”
我们又一次走到了摄政公园边。我们进入公园，坐在长凳上，长凳似乎在摇晃倾斜，因为我们已经停住快速行走的势头了。脚下的土地感觉不太稳，我们看着日渐枯萎的玫瑰在午后阳光中燃烧闪烁。
理查德的脸上和眼睛里都流露出泛着寒意的痛苦，那种痛苦我曾在乔伊丝身上看到过，在她非常不开心的时候；我知道他在我身上同样也看到了，我都能感觉到自己被冷酷无情的火焰所吞噬，使得我内心颤抖不已。
“你是个非常坚强的女人，”他说，“你肯定会活到九十岁。”
“身体一切机能都还良好？”
“啊，那我可不能保证。”
“你呢？”我很好奇，想听听他的判断，一边还仔细观察这个男人：雄狮般强壮英挺，在无形的重负下双肩微弓着，他今天脸色有点灰暗，仿佛心神有所损耗。
“医生的预期寿命都不长。”
“恐怕大家都是。”
“也是啊，不过我们都不准提起那个话题。”我们都朝对方伸出手，一同站起身，以同样的动作大步流星向前走出公园，往阿尔巴尼街走去，然后继续朝北走上坎登镇，还绕着走了一圈。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快已经所剩无几，八点钟他就要回到西尔维亚身边收拾行李，因为他们今晚就要走了。夜幕降临在国王十字车站，我们沿着尤斯顿路慢慢走，轻风拂面，明天雨露会随之而来。雄伟的建筑外灯光闪耀，在这些建筑底下，风犹如斗灌一般倾注而入，我们在风墙和风洞当中直起身子，相互搀扶着蹒跚前行。站在汉普斯特路的尽头，我们看着那座新建成的大楼，通体的玻璃幕墙，从早到晚反射着一切，不论是天空，是云彩，还是风；不论是灯光，是星辰，还是路人。今晚，大楼反射出我们背后那座高耸建筑的一部分—黑色的建筑从上到下均匀排布着星星般的灯光，背衬灰色的天空隐约现出轮廓，空中轻盈的白云正飞驰而过，玻璃幕墙大楼就这样消融在天空和映出的建筑当中，与黄色灯光一起晕开了。边上一部透明玻璃材质的升降电梯在一圈小星星似的小黄灯点缀下现出了轮廓，里面的人还依稀可见。电梯嗖嗖地上上下下，轻轻巧巧充满活力，如同活动的鸟笼。
我们拥抱，我们垂泪，我们紧紧地靠在一起，因为风吹得正猛，好像要把我们掀倒在地。
后来，出租车来了，我低头钻进车里的时候，升腾起一阵想哭的冲动，在回家的车上哭了一路。到我下车的时候，出租车司机说，希望我为之流泪的情况没那么糟糕。
“是啊，”我说，“没那么糟。”
“这样的态度就对了，”他说着，驾车往别处去了，“别让那些事儿搞得情绪低落。”
我上楼来到我的卧室里。我发现自己在听有没有凯特的动静。
今晚，我似乎觉得我的生活空无一物，什么都没有，一直都是空白一片，就像我完美无瑕的一个个房间。我的卧室—理查德是这么说的—他发现没有一丝一毫我的印记，看不到我的存在。我抬头远眺伦敦五光十色的天空。一个小时前，理查德穿过这片天空，飞向他真实的生活，陪伴他的，是和他一起生活了超过三分之一世纪的女人。我又环顾四周，看看这个安静凉爽、洁白整齐的房间，我知道我独自一人所拥有的那一切数不清的快乐和慰藉，从平常些的和无足轻重的，到熟悉的和珍爱的，都会一个接一个遁入空无之中。
从敞开的卧室门看出去，我可以一直看到宽敞的起居室。那里有灰色的亚麻沙发，现在全都纤尘不染；还有两把黄色的椅子；再过去是窗户，黑暗的窗玻璃和街上的灯光模模糊糊地交融在一起。
一片舞台布景！剧院灯光暗下来……突然寂静无声……布幕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