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当真。我想，大概……是真的吧。社里有一种新的气氛，我不喜欢，当然，我年纪大了，不喜欢变化，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开始很宽容。屈尊俯就？可是我觉得他们才是屈尊俯就。革命不对我的胃口，但我生命中也不是没有过革命，而在我看来，我不值得像现在这样受到容忍。像以前那样受到容忍。因为我镇压过了。突然间，我出入办公室时，遇到或成群结队或三三两两的人们，他们似乎立即沉默下来，好像他们刚才的交谈太深奥，这个局外人没法领会。可他们说的内容我们都听了上千次。到处都是陈腐的政治套话，我实在没法把它们当真。尤其没法让我严肃对待的，是那些年轻人，自己就属于中产阶级，却没完没了地议论中产阶级价值观，说它要被摧毁，被取而代之，它腐朽透顶，理应受到揭露。这里头的确有一个真正出身劳工阶级的年轻人，是一个摄影师，他的父亲是个印刷工人：对于这说法，我可以展开一大段分析，讨论一下在我们这块如此中产阶级的土地上到底什么是、什么不是劳工阶级。不过我不准备跟着这帮繁琐哲学家去纠缠这种细枝末节。他们身上唯一真实的，不是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观点，或是教条，而是他们注入自己论点里的狂热。员工中间现在蔓延着一种以前没有过的情绪，一种互相撕咬、彼此忌恨的卑鄙气氛，大家情不自禁地要批判、打压任何立场和自己不一模一样的人；同样地，大多数时间还是在批判、谴责任何一个虽和自己处在同一阵营却暂时或总是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叫我受不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从书里、电视里、广播里，通过很多很多渠道见识过，可这些小年轻们却弄得好像他们做的这些事前人从未做过，好像所有那些陈词滥调都是他们发明的一样。

这一切让我越来越不安，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理解了薇拉和我说的一段话。

我和薇拉四处奔波时，很享受我们的午餐，烘豆子或者一块煎蛋卷，再来一杯咖啡。我们享受我们做的事，或者准确点说，我们享受自己能做，并且能做好的事。

“老天啊，”薇拉说着，一屁股坐下来，伸手去拿香烟，把一摞两英尺高的文件碰落在地上，“老天啊，简娜，我告诉你，要是当初我递申请的时候知道会这样就好了，不用，你坐着，我就是有气要发泄发泄，你肯定无法相信……”

“要不是我们杂志社也有这种事的话，”我说，“我的确不会相信。”

她口中我不会相信的事，是现在才周四，而这周已经开了七个她原该参加的会。

“这些会全是瞎折腾，瞎折腾，简娜。请相信我，不管他们要讨论的是什么，任何有脑子的人三言两语五分钟就能搞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会，是因为他们热爱开会，开会就是他们的社交生活，真的，简娜，这就是事实。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但是一旦明白了……他们到底什么毛病？一开始，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自问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你知道的，新人都这样。他们会说，你不来开这个会那个会吗？我会去。你知道吗，他们当真会安排那种会议，会上他们搞角色扮演，绝了吧？他们说，现在你扮老太太，你扮她的丈夫。或者他们会讨论这个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兼职工，他们根本没有出过办公室门，从没真正接触过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我的助手，所谓的助手，她就是一个兼职工，打周一早上起，她就不出办公室的门，一直在开会。我觉得她认为开会就是她的工作。然后下班后接着开，每天晚上都一样，每一个该死的晚上。之后他们一起去酒吧，完全相同的一批人。他们可舍不得分开。你要是觉得就这些了，那就大错特错啦，还有生日聚会，各种周年聚会。我告诉你，如果他们能买到一张现成的足够大的床，他们肯定会在上面一起赖上一辈子，开会。啊，我的确是开过几个会，尽了最大努力，然后我说，我不奉陪了。所以如今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他们总是对我说，今天晚上要开这个会，你不来吗？好像我很另类似的，也许我的确是另类，不过我觉得不大可能。我说，明早告诉我说了些什么。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是这样的，我很蠢，我好像搞不懂政治。”

我带着这番新见解回到社里。的确没错。他们天天召开集会，讨论各种事项，工作时间、午餐时间、工作量、经营管理、杂志政策、我、杂志的政治偏见、国家现状。很多这种会议占用了工作时间。我找来特德·威廉姆斯，他是工会代表，我对他说在我看来，他是这帮人里唯一一个没昏头的，从此以后，除了他召开的会议，其他的我统统禁止。他哈哈大笑。他觉得这帮中产阶级革命者们是个笑话。（但愿不是他们笑到最后。）

我召开了一个全体员工会议，来了近百号人。我说这是最后一个在工作时间召开的集会，从此以后除了工会代表召集的会议，严禁在工作时间集会。从今往后，想要搞社交，下了班再搞。震惊。恐慌。但是当然了，他们完全享受这次和敌人的对峙，敌人说白了就是我，就是反动势力。

我和薇拉一起吃午饭，她抱怨这周开的十个会，我对她说：“打住打住。你好像觉得这是你们社会福利工作者特有的毛病。不是的，举国上下都得了这个病。遍地都是，就像一场瘟疫。集会，议论，这是不做事的方法。这是他们的社会生活。他们是帮寂寞的人，大部分都是，没有合适的社会群体听他们倾诉。因此，要集会。总之，《莉莉丝》那头我已经把它们给禁掉了。”

“不会吧！”

“我规定，一周开一次会。大家都得来。每个人发言不许超过一分钟，除非是紧急的事。当真迫在眉睫的事。于是他们去酒吧聚会议论我。”

“关键是，可怜的家伙们，他们不知道这不过是他们的社交生活，他们真的相信这是政治。”

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我这一年……我看着这个词，认真地。我不收回它！我看着，想到了乔伊丝那句懒洋洋、亲昵的：好简娜，老伙计。

啊，好吧。我坐在这里，认真地回顾这一年，我再次意识到我工作得多辛苦，多辛苦。我亲爱的外甥女吉尔打电话来说：“简姨，我希望你没有工作得太辛苦。”她的意思是，哦，千万不要拼命工作，不要变得乏味无趣，不要尽职尽责，不要做复杂困难的事，不然我梦想里光鲜、轻松、有趣的生活该怎么办？但是，就像我那时回答她的那样——“我这辈子都没有像你妈妈那样辛苦工作过，就算我一天工作二十个小时，这句话也照样成立。”

“我能来过周末吗？”

“尽管来啊。你可以帮我个忙。”

她来了。这就是一个月前的事。

我叫她写一篇文章，谈谈两次大战对时尚的影响。我留心她的表情。智囊会上，我已经检验过这个想法了。我说，在一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习惯了看照片上大队大队穿着制服的人。那么大规模的，还是第一次。思维里适应了制服这个概念，你就更容易追随时尚潮流；追随着时尚潮流，你就更容易接受制服。二战的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到数以百万计的人穿着制服。强国老大的军人穿性感的紧身裤子，臀部凸显。自从二战以后，全世界的人都穿紧身性感的制服。全球时尚。就是源于一场世界大战。

我讲得冷漠、客观，一点都不激动。我想看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她听着。我留心观察她。她的确不自然，但在拼命掩饰。

“我觉得我写不了那样的文章。”

“现在不行，还是根本不行？”

“现在不行。”

“你什么时候参加考试？”

“再过几个星期。你还去看那个什么太太吗？”

“福勒太太？是的，我还去看她。”

她的脸上突然露出强烈的拒斥，她真的感到紧张，这让我明白她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威胁。

就像我以前会的那样——唉，也就是不久前——她大喊：“她的家人为什么不照顾她？社会福利部门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养老院去？她为什么要缠着你？”

我刚请了三周的假。他们欠我好多假呢。就连弗雷迪还在世的时候，我也从没把我的假休足过。弗雷迪自己也没有休足过假。我突然想：弗雷迪的公司是他的家吗？如果是的话，那全是因为在家里他得忍受我的各种别扭。我们会驾车出游，通常是很短的假日，一般去法国，吃得好睡得好。回到家里我们都很高兴。

菲丽丝自然很高兴趁我不在时掌管大局。她脸上有一种得意的神情，必须拼命遮掩住。为什么？所有的东西她都得来全不费功夫。比方说她的服饰。她的风格照搬了我的，对她合适极了。轻柔的丝质衣服，一切都考究、精巧，金褐色的头发。有的时候手腕上和领边有小荷叶边——唉，这些我可穿不了，我太结实了。朴素的咖啡色衬衫，柔柔地泛着光泽，领口露出细细的精致的金首饰，袖口下可以看到一条漂亮的手链，袖子上细细的条纹和手链交相辉映。她用我的裁缝，我的发型师，我的编织工，上我告诉她的店里买东西。可看上去却像她从我这儿偷艺是出于不得已：因为我对她不坦诚，故意藏着掖着。因此，当她看到我打量她的装扮，看出我在想，“哦，菲丽丝，做得好！”时，她必须掩饰住那傲慢得意的微笑，那微笑后的意思是：没错，我可胜你一筹啦！令人吃惊的姑娘。

不知道菲丽丝新添的性感是不是反映出了内心里的什么，对此好奇的不只我一个人。我观察她在摄影师办公室的样子。他们，他们的工作区，相对于我们的办公室，乔伊丝和我的——菲丽丝和我的，一直是另一个极点，一种平衡。两个权力中心。迈克尔以前没注意过这个姑娘，现在感兴趣了。她对他也有点意思。两人同我和弗雷迪那时完全不一样：鲁莽，随便，平等。反正他们谁都不肯退让一步。这是我看到的典型一幕：他斜倚着搁板桌，双脚交叉，因此身体正面完全展露，穿着软灯芯绒，可以看见鼓鼓的肌肉。他稍微偏着点头，朝她微笑时，脸颊形成一个弧度。这个迈克尔相貌不错，但这是我最近才注意到的。菲丽丝半个屁股坐在一张桌上，另一条长腿折出一个角度。她穿着漂亮柔软的衣服，比方说黑色的绒面革，或者是某种出人意料的亮色，向他展示自己的全身。他们讨论工作时——哦，多么的干练——她的发丝落在脸上。他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她的身体，这是一种冷静的欣赏，带着一点自嘲。而她睁大眼，目光嘲弄地掂量着展示给她看的肌肉。然后他们一起去吃午饭，很有可能会一边吃饭一边讨论杂志版式或者广告。

我很享受旁观这种游戏，但是得注意不能过于显露我的享受，不然菲丽丝会觉得我偷了她什么。唉，乔伊丝，这些场景我无人分享。

这三周我过得多么快乐。我没有外出，因为要是离开莫迪太久我受不了：如果这很疯狂的话，那就疯狂吧。

乔伊丝打来电话。最近她喝得实在是太多了。

“简娜，为什么你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就该是你给我打电话。是你离开的。”

“老天，你还真没完没了。”

“没错，我就是没完没了。”

“我可以看见你坐在那儿，写——叫什么来着的？《仁慈的女士》？”

“我都差不多完成另一本书了，严肃社会学类的，叫《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

“我看，你这么有精力是因为你没有感情生活？”

“所谓感情生活就是指丈夫，孩子，或者甚至是一个情人？”

“甚至是一个情人。你不想要一个吗，简娜？”

“我害怕呢。”

“啊，这话至少坦白。”

“比你坦白，比如今的你坦白，乔伊丝。”

“坦白？我全身上下都流露着真情实感。我参加交友小组了，我告诉过你吗？一共十个人。我们互相大声辱骂，重温我们可怕的童年。”

“我不知道你的童年很可怕。”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看起来好像我肯定有个糟糕的童年。”

“真相终于出来了，是吗？感情方面的真相？”

“你不会理解的，简娜。”

“对于爱，我的确是一无所知。是的，这一点我知道。”

“所以？”

“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我们坐在一起工作，从来没有吵过架，互相理解，在我看来，那就是爱。你现在觉得爱是那种叫啊、嚷啊、发生关系。”

“那是当然了，我现在是美国人了。差不多是了。”

“我还是我行我素吧，拜托。”

又有一次：

“你在做什么，简娜？”

“我十分钟前刚写完《真实结构和表面结构》。”

“这速度够可以的嘛。”

“我休了三个星期的假。”

“没有动心去巴黎、阿姆斯特丹、赫尔辛基转一圈？”

“信不信由你，我这一阵子在自己的城市过得很开心。”

“和无聊老太们聊得很开心？”

这个城市永远有无限的可能，像一场盛宴，我实在喜欢这一点。但以前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有多喜欢它，直到我过了美好的三个星期，春季的白天很长，全部归我一个人随心所欲地享受。突然我手头有了大把大把的时间，就像泡在时间的大海里。我意识到，我的时间过得同老人或者特别年轻的人一样。我会坐在花园的墙头上，看鸟儿在灌木丛里忙上忙下。黑鹂还是椋鸟，我可分不清。我会坐在咖啡馆里，整个一下午都归我，我坐在那儿听着、看着两个姑娘聊自己的男朋友，聊得咯咯笑。她们强烈的快乐感。乐趣，我的生命中缺的就是这个，我连它叫什么都不大清楚，我一直那么忙碌，哦，我一直那么辛勤地工作。

我可以从年龄非常大的人那里学到真正地、缓慢地、充分地享受乐趣，他们坐在长椅上，看人来人往，看一片叶子在街边石沿上努力保持平衡。一阵小风把它掀起来：它是会掉下去，还是会被吹到车轮下，被碾碎？不，它还躺在那里，这片厚实多汁的绿叶，充满了叶液，亮晶晶的，大概是哪只鸽子从哪根枝头啄下来的。一辆购物推车经过，轮子差一点没碾上这片叶子。推车是一个年轻女子的，里面坐着一个小孩。她爱极了那孩子，小家伙抬头，亲昵信赖地看着她。她弯下腰来，冲小东西微笑。两人在人行道上沉浸在对彼此的爱中，对周围的一切浑然不觉，老人们望着他们，和他们一起微笑。

我喜欢和某个老人一起坐在长椅上，我现在不再畏惧老人们了，而是等着他们对我产生足够的信赖，和我讲述他们的故事，充满历史的故事。我问，告诉我，你婚礼那天穿的是什么衣服？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会哈哈一笑，或是展颜微笑。“啊，原来你想知道这个，是吗？喏，是这样的，它是白色的，上面有……”或者我问，你参加过旧的那场大战吗，你知道的，就是1914年到1918年间那场大战。“可以算是参加过吧……”于是我就坐在那儿，听着，听着。

我喜欢——所有这一切，全部这一切。我越发地喜欢，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那么不可靠。只要我的背说一声，够了，停下！只要我摔断一根骨头，鸡肋骨一般长短吧，只要我在浴室滑一跤，我的浴池瓷砖上沾满了各种精油——随时随地，在命运的指示下，上百种疾病中的一种，或是上百种意外中的一种，就会向我袭来，都是意料之外，却又存在于我的身体构造或是性格特点之中，然后，好啦，我就哪儿都不能去了。就像莫迪一样，像所有那些老人一样。如今我走在他们中间，会向他们微笑，现在我了解他们了，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弯下腰，把购物筐的轮子拽上人行道，或者他们突然停下脚步，扶着灯柱以便站稳，看到这情景，我就知道仅仅是能站直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多么不可靠——因为他们都被多次打倒，努力爬起来，再次振作，一次比一次困难，而他们走在人行道上，手里满满的，拎着手袋、购物包、拄着拐杖，这就是个奇迹……独处，这美好的馈赠，是要仰仗健康的身体的，或者说基本健康的身体。我早上醒来，知道自己可以购物，烧饭，打扫房间，梳头，在浴池里放满水、泡进去……现在我以这样的心情迎接每一天——我过这一天不需要谁来帮忙，所有的事我都能自己做，这是何等荣幸、何等美妙、何等珍贵。

我去莫迪那儿小坐，这些天，她身体好多了，很高兴见到我，因此不会大叫大嚷，也不摔门。

对于我光鲜生活里的逸闻趣事，她永远听不够。我拼命回忆，找故事告诉她。

“莫迪，我能喝杯茶吗？听着，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它发生在……”

“坐下，亲爱的。歇会儿，歇会儿。”

“发生在慕尼黑。”

“慕尼黑，是吗？那么，那是个好地方啦？”

“好地方。也许哪天你能去看看。”

“是的，也许。呃，发生了什么呢？”

“你知道那些时装模特表演的时候换衣服得多迅速吧？喏，那里的一个姑娘，走出来的时候穿着一件绿色的晚礼服，然后她的黑头发散了……”我看了看莫迪的表情，看她是不是看到了我看到的景象，还没有。“一件华丽的绿色晚礼服，闪闪发光，她的头发盘在头顶，黑色的，漂亮极了，然后，突然地，它就垮了下来……”莫迪看到了，她双手向上一挥，坐在那儿，哈哈大笑。“我们大家，买家、主持人、所有人，我们哄堂大笑，笑了又笑。那个姑娘，那个模特，她站在那里，满头的黑发落在肩上和背上，她不断甩头，像演戏一样啊。”

“于是你们就坐在那儿哈哈大笑……”

“是啊，我们笑得停都停不下来……是这样的，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简直是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笑。”

“哦，简娜，我真喜欢听你谈你的工作。”

我也有时间听安妮·里夫斯说话，听伊莉莎·贝茨说话。

安妮坐在堵上了的壁炉边的一把小硬椅上，裹着一条旧花披肩。披肩正前方，食物、烟灰的痕迹连成了条。

“你不要以为我对你帮我做的这一切毫不感激，贝茨太太说这房子是你打扫的。”

“我和薇拉·罗杰斯。”

“你大概是个‘好邻居’吧。”

“不，我不是。”

她若有所思、久久地打量我。

“薇拉·罗杰斯也不能算是‘好邻居’，她其实是个社会工作者？”

“是的。”

“啊，这我有点不大理解了。”她说这话时，是字斟句酌的。安妮·里夫斯说话基本上全用的是套话，但是对于她来说，它们不是陈词滥调，它们闪耀着明明白白的真知灼见。听她说话，就像回到了我们语言早期阶段。她说：“心未老则人不老。我的心未老。”她听过这些话，琢磨过它们，知道它们符合她的情况，恭敬、郑重地使用它们。她说：“我不喜欢和老年人在一起，我喜欢和你这样的年轻人相伴。”她说：“倘若我年轻时，他们告诉我将是如此结局，我不会相信。”她说：“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时间不等人。”

安妮一辈子都做女招待。从十四岁一直做到七十岁不得不退休，安妮曾步履轻快，端着鸡蛋、薯条、午餐肉、烘豆、煎牛排和煎鱼从上菜口送上客人的餐桌。她在咖啡馆、餐厅，以及大百货商店的职工餐厅工作过，两次大战的时候为加拿大、澳大利亚和美国来的士兵、飞行员们端饭送菜，这些军人中有几个想娶她。但她说，她是伦敦人，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安妮攀上其理想的巅峰时是六十岁。一家真正高档的咖啡馆聘请了她。她切三明治，往面包卷里塞那种神奇的外国奶酪（那玩意儿她自己是不会尝的），给顾客们上意式咖啡、卡布奇诺咖啡，还有重料蛋糕。她在一个讨厌的男人手下干了十年，那个人剥削她，但是她热爱那份工作，所以不在乎。七十岁的时候，他们让她走人。由于她在那里只工作了十年，所以领不到退休金，只得了一座钟，日子过不下去的时候她把它当掉了，而她的日子是立马就不好过了的，因为她彻底垮掉了。她的丈夫在一战的时候被弹片打中肺部，后来去世了，而自从他去世以后，她的工作就一直是她的生活。她飞快地垮下去，酗酒，回忆美好的往昔，回忆在最后那家，那个咖啡馆里，她如何认识了那儿所有的顾客，他们也认识她。有时候他们会带她上酒吧去，给她买一杯上好的波尔图葡萄酒，街上的小货郎们还会招呼，啊，是我们的安妮，给她桃子，给她葡萄啊。五十五年来，她一直是一名笑容可掬、母亲般慈祥的女招待，正是这样的女招待成就了餐馆、咖啡馆，让客人回头再来。

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她就坐在那家“私密酒吧”里喝酒，直到人家打烊。然后她一个人在街上晃悠，她在自己住的那个区里没有朋友，因为她除了晚上和周日，几乎不在小区里露面。周日的时候她洗头，准备好下一周要穿的那些制服。她自己是个脏兮兮、醉醺醺的小老太，若是在街上碰到了衣着整洁、无可挑剔的伊莉莎·贝茨，她就会背过身去，盯着商店橱窗看，装作没看到她。

安妮经常谈起食物。又一次，我听到了关于六十年、七十年前膳食的详情。她们家住在霍尔本区，那栋经济公寓如今已经被拆掉了，以前楼梯是石头的，有两间卫生间，楼两侧一边一个。楼里的住户理论上都该负责打扫卫生间和楼道，但是真正去做的只有两三个女人，其他的都逃避责任。父亲是个卖苦力的。他酗酒，不断地丢掉工作。三个孩子，安妮是老大。日子不好过时——这是经常的——孩子们会跑到店里去买六个鸡蛋，六便士；买前一天剩下来的不新鲜的面包，德国面包师们特意把它们留下来给穷人；讨煮羊头的汤，这是免费分给穷人的。他们抱一罐回来，母亲做点面疙瘩汤，这就是他们的晚饭。他们花六便士，从屠夫那里买油渣，回来炖着吃。还有大个的水果布丁，煮的，上面撒了糖，用来压制食欲——和莫迪记得的一样。日子好过的时候，一家人就挑最好的吃，父亲在周六晚上去参加肉品拍卖，快过期的肉那个时候拿出来卖，他半个克朗[10]就能买回一大块牛里脊，或者一条羊腿。他们吃鳗鱼、土豆，浇欧芹汁，鳗鱼是从鳗鱼店里用盆端回来的。或者他们喝浓浓的豌豆汤，汤里还加了土豆。牛奶是从一个老太太那儿买的，她养了头奶牛，就养在后院的棚子里，脑袋从门上方伸出来，孩子们走进来的时候它就哞哞叫。老太太卖乳酪、黄油和奶油。

她们家从菜贩子那里买“残次品”：上面有一点黑斑的苹果，或者前一天的绿色蔬菜。它们和新鲜的差不多，有的时候根本不要钱，白给他们。

在面包店里，如果他们买当天的面包，那个德国女人总是会给孩子们添上点前一天的蛋糕。在市场里，一个做糖果的男人站在带遮阳篷的货摊上，在火上煮太妃糖，然后在上面撒椰蓉、核桃，或者榛子，他用小锤子把太妃糖敲开，常把敲碎落的糖渣分给孩子们。

还有衣服。安妮，按她自己的话说，是个信奉及时行乐的姑娘，三十多岁了才结婚。她的钱都花在买衣服上了。她那时很苗条，每周花半克朗烫一次头发，会在索霍区的商店买衣服，用分期付款的。她有一条镶黑蕾丝边的舞裙，上面缀着朵红玫瑰，警察局办舞会的时候她就穿这个去。她有一条海军蓝的裙子，白色的滚边，合身极了。她戴有面纱的小帽子，因为她的男朋友们喜欢。一条棕色的百褶裙，侧边从上到下一排扣子，扣子有勺子那么大。一件紧身风衣，翻领，蓝天鹅绒。她回忆着六十、五十、四十年前的服装，每提起一件，就会说，他们现在不做这样的衣服了。她讲到牛肉上的白脂肪时也是这样说，现在没有这样的食物了。她说得没错。

我问她以前那些衣服她都怎么处理了：我对这个很感兴趣，毕竟，很少人真能把衣服一直穿到破。“我穿它们穿到腻味了为止。”她说，没明白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之后呢？”

“那你是怎么处理你那些衣服的呢？”——她打量我的衣服，但不像莫迪那样是以专业眼光打量的。“你的衣服很漂亮，那你一直把它们穿到破为止吗？”

“不会，我把它们捐给牛济会[11]。”

“那是什么东西？”

我解释给她听。她根本听不进去。她听不进去的不仅仅是这个：大概十年前的某一时刻，安妮的大脑就冻结了，或者说停止运作了，或者说饱和了。有的时候，我坐在那儿，听着她重复同样的故事，我会尝试给她灌输点新事物。

我告诉过她我为一本女性杂志工作。她听说过那名字，但是从来没读过。她不好奇。不，这么说不对：她大脑那架机器里有一个固定模板，任何东西只要超出这个模板，就无法接纳。于是，我会说，今天我去见了一个年轻的服装设计师，她做的衣服是给……但我几乎立刻就必须抛开整体，转向细节，因为我能从她的眼里看出她没听进去。“我看到一件漂亮的衣服，”我说，“蓝色的，上面有……”

安妮经常坐在三楼她的窗边，望着大街，等有趣的事发生。除了来去匆匆的家务女工、护理员、送餐员以外，家里只有她独自一人。而直到十年前，她还从来没有缺过伙伴，她说自己根本没单独一个人待过。但是现在的人都闷在屋里，看电视，而不像当初她和妹妹那样，在街上瞎逛、冒险。两个年轻靓丽的姑娘，将整个西区玩弄于股掌之上，她们利用它，也知道如何躲避危险。若是两个心里打着小算盘的推销员上前搭讪，她们也不拒绝，会跟着他们去罗曼诺大酒店，吃一餐真正讲究的美食，然后，指望她们该有所回报的时候，她们就说，若是不介意的话，我们去一下盥洗室，就一会儿——但是她们对进出的明路暗道了如指掌，于是直到现在这些推销员的情也还没还掉呢。或者别人要带她们去音乐厅或是剧院，她们也去，散场的时候就混入人群逃之夭夭，要么编个理由钻进警察局，再要么就是闪进地铁。因为她们是好女孩，她们真的是，安妮每隔一天就要向我申明一次。她生命中的那段时光，妹妹出嫁（她真蠢）前五年，两个年轻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安妮还在做第一份工作，那些年是她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现在坐在这里回忆它们——它们，还有那个咖啡馆。坐在窗前朝外望，这才是她想看到的，生气勃勃、脑袋灵光、闹闹嚷嚷的人群，若是街上还有推着手推车的卖货郎和顾客讨价还价，那自然是更好啦。但是没有，现如今没有这样的景象了。至于她在街上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对他们她可没什么好话说。但其实这些年轻人便是早年的她和她的妹妹，十来个住在街角公寓里的男孩女孩，精力充沛，黑皮肤，棕皮肤，白皮肤，肆无忌惮，小偷小摸，有的时候在这条街上溜达，这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啊。但他们看到的是窗户后向外张望的一张张老脸，这些房子里住满了上年纪的人，这个区对于他们来说太沉闷乏味了，对于安妮来说也是这样。

安妮满腹牢骚，喋喋不休地抱怨，她太无聊了，日子真是枯燥乏味……

可怜的伊莉莎·贝茨的故事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那会儿她的丈夫、她的姐妹都还在世。

现在她孑然一身。她认为自己在哪里还有一个侄女，但是她把她的地址弄丢了。一个姐夫最近去世了。提到他，她叹气，愁苦。“知道吗，他是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她喃喃说道，然后努力挤出来一个微笑。

而她的“年轻”朋友，那个七十岁的女人，嫁给了一个在午餐中心认识的男人，移居苏格兰了。这让伊莉莎·贝茨大为震惊。经常有事情让她愤慨。认识伊莉莎·贝茨之前，我从来没有弄懂过这个词。听到什么让她震惊的消息——这是常有的事——她会十指张开，双手举到齐肩高，眼睛圆睁，大口抽气，喊道，啊，啊，啊！我怎么也想不到！

关于她失去的这个“年轻”朋友，她表示谴责，我哪会想到她是这样的人！

她这话的意思，信不信由你，是她怀疑那可怜的女人嫁给那个稀里糊涂、枯柴一根的老情郎，是为了床笫之欢。

楼上的安妮可不是这样的，她有的时候颇像《福尔赛世家》里那个精于世故、热爱生活的女人，艾琳被强奸时她奏着手摇风琴，咧嘴笑着，饱经风霜的脸上满是得意[12]。我们的安妮创造了一个羞涩胆怯、优雅精致、坚忍自制的人格样式，以配合她认为自己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形象，一切不快的事实在她面前都万万不可提及。比方说，她喜欢和我们说起，她父亲、母亲、丈夫经常挡住她，不让她看到街上被撞死的狗，亲戚去世的消息都瞒着她，甚至路上的送葬队伍也不让她看到，因为她是如此多愁善感，纤弱娇柔。（长不大的女儿，长不大的妻子！）哦，是的，安妮，伦敦西区漂亮的女土匪，同时也给自己打造了一种噘着小嘴、腼腆娇羞、一脸痴笑的风格，我觉得她那些情郎们看到的也是她的这一面。十有八九，那些加拿大飞行员，澳大利亚士兵，美国水手，两次大战时的战士们，还有那些推销员们，花花公子们，这些“带她出去”、给她买礼物的人，都从没见过这个得意洋洋、肆无忌惮、会占便宜的女人。如今她有时会忘了要面带假笑或者故作优雅，这个时候她就会眨眨眼，说，哦，我那会儿知道如何照顾自己，我知道门道，我不想给人的东西从来就没脱过手。

但这个女人几乎是转眼就没了踪影，安妮记起来要保持体面，于是她就又变回腼腆羞怯的小姑娘了，就连坐的时候，用的都是三岁小孩——这个八十五岁的老太——憨态可掬的呆样，那姿势在无声地说，哦，我是多么娇柔的小东西，这么可爱……

我感觉安妮很认真地考虑琢磨过什么能告诉我们，什么不能告诉我们，而且她的故事总是被认真编辑过的。

但是有的时候事实会一闪而过：广告里的一句台词，或者流行歌里的一句歌词，然后她就容光焕发——小值夜护士，他这样唤我，那天她这样低声呢喃；然后，她记起我还在场，朝我微微一笑，半是害怕，半是得意。是的，值夜护士——哎，我喜欢坐在这里，记得我的人生的确美好。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人行道上有一帮老太太，都戴着帽子，围着围巾，以抵御傍晚的春寒。她们刚坐大巴从哈特菲尔德回来，是教堂组织的郊游。她们中有伊莉莎·贝茨。小老太太们，叽叽喳喳地聊着天。瞧不起莫迪的这伙人。教区牧师也在，身边是几个女助手。伊莉莎的朋友们扶着她。我意识到在她们眼里，她身体虚弱，而且越来越虚弱。我给薇拉打电话；她说：“她最后一个亲戚去世了，她最好的朋友嫁了人搬走了，她这样也不意外吧……”

我又看到了莫迪，在刺眼的春光下，拖着步子困难地走着，气喘吁吁。脸色是鲜亮的黄，那种看上去像是涂了颜料的模样。我不需要打电话给薇拉问情况了。

三周结束，我决定，简单说吧，少工作一点。他们喜欢我的《女帽工》。他们喜欢我的《时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