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只做兼职，他们得找个新主编。我想要享受生活，放慢节奏……

乔姬姐姐打电话来，她现在都是这个口气，小心翼翼地、态度含糊地，查验一下她不负责的妹妹。我讲话未加思索，说了我以后不做全职了，不出两分钟，吉尔就打来了电话。

“简姨，”她喘着粗气，“不是真的吧，不可能吧。”

我沉默着，沉默了太久。

她哭起来。“简姨，你答应了的。”

我答应了？我做出了承诺？

我好好考虑了一番，给她写了信，鼓励她在即将到来的考试中取得好成绩，让她知道成绩以后就来找我。我几乎可以听到乔姬姐姐从北极吹来的冷气，冰冷，责难：真是的，简娜，你除了自己，从来不为别人考虑吗？

又是乔伊丝：

她说：“我这些天一直在打扫和整理我们的新公寓，我刚把厨房擦洗干净，然后我想到了你。”

“那么，新公寓怎么样，美国怎么样，在大学的生活怎么样，当师母当得怎么样？”

“我想我要去当顾问。”

“去哪个委员会[13]当？”

“不是，是咨询顾问，我去给人出主意。”

“给谁？”

“那些需要别人帮忙出主意的人啊。”

“代表谁？”

“那些知道答案的人。”

“很显然人家不会少你薪水？”

“足够的薪水。这钱好赚。但其实真应该你来干，简娜。提供建议你比我强。”

“我从来没提供过建议。”

“长篇社会学方向的学术论文不是建议是什么？”

“你丈夫喜欢美国吗？”

“他正在适应。”

“你那两个充满活力的孩子呢？”

“他们在适应，和同龄孩子们和谐相处。”

“那你呢，乔伊丝？”

“有可能我太老或者太顽固了，适应不了。”

“哦，这是不是说你要回来？”

“我可没这么说，简娜。”

“我明白了。”

“我就知道你会明白。”

“嗯，我想你。”

“我想你。”

“再见。”

“再见。”

喏，这一年就是这样了。就像弗吉尼亚·伍尔夫说的，这是此时此刻。这是现在。

我和他们说了他们得找一个新主编，我想一周只来两三天，或者只上午来。菲丽丝有怨言。她做主编助理，和我一起工作，十分出成绩。我要因为菲丽丝，因为吉尔而坚持全职吗？她们的质问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无言的质问——菲丽丝。滔滔不绝、大呼小叫——吉尔。

但是大水会轻而易举地、彻头彻尾地将我淹没，就像当初它淹没乔伊丝一样。

杂志社里的年轻人以可爱的漫不经心待我，这是办公室里的新风格——肯定不是我的，它是从哪来的呢？做事的效率都降低了，草率马虎。他们又开始集会了，午餐时间、咖啡时间。“哦，对不起，简娜，我们在开会。”

“祝你们愉快。”我说，这个斗争我放弃了。他们无一例外全是革命者，这帮受过良好教育、收入丰厚、营养充足的年轻人，他们像我一样，花在衣服上的钱足够养活一家子。我对他们说，唔，革命之家还是包含多处宅邸的，他们嘴巴上都表示觉得这话很有意思。

迈克尔和他的伙伴们全身心“投入”，认真研究洗脑技巧，宣传、使用口号、劝人皈依，等等。当然了，研究的角度是，如果这些玩意儿用在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同志们身上，该如何对抗。

我说：“但是你们似乎没有考虑过，你还有你的手下，会把这些东西用在敌人身上——很可能就是我的身上？”

“哦，简娜，别这样。”

“不，要不是你和你们一伙有很大的可能获得权力，”我说，“我倒是会觉得这挺可爱的。当然了，你们谁都熬不过十分钟。第一波就要被淘汰掉。”

“我们是现实主义者，我们真的是。”

“一个个的浪漫主义者。浪漫主义对于新统治阶级来说可不是什么好的特质。”

“啊，你自然是了解浪漫的啦，”迈克尔说，挥了挥《马里波恩的女帽工》的校样，杂志社上上下下都在兴致勃勃地读它，“但是为什么不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严肃小说呢？他们受到了那样的剥削和压榨。”他提高声音。

“这就留给你做了。”我说，“在我看来，事实叫人无法忍受，我们承受不了，只好将它美化一下。”

“逃避主义者。”

可我把我那本严肃著作《时尚变化》的校样拿给他，他却没有读。这是因为，我知道，他需要把我归入这样一个类别：无法面对现实的老龄保守派。

莫迪生病了。她看起来情况很不好。她坐在我对面，大白天也把窗帘拉上，不让我看到她的脸。但她改变坐姿的时候，我能听到她喘气，看到她抬手护住肚子。她小口小口地抿着茶，好像那是毒药似的，然后突然又一杯接一杯地灌，好像可以用它冲走什么。

过去的一年，我一直在找医生给她开药，但是医生只能估摸着开，因为她不肯去看病。她不肯去。

今天我对她说：“莫迪，你应该让医生看看。”

“如果你们已经这么决定了，那我就照指示办。”愠怒。

“不，去不去由你决定。”

“那只是你说的吧。”

我意识到她其实是希望我请医生来的，但是不肯这么说。他会开新药片吗？如果某个独裁者想要征服一个民族的话，他只需要上电视荧幕说，好，都给我听好，现在你们该吃小白药片了。乖乖地给我吃小白药片，亲爱的……

如果你问安妮，你问伊莉莎，你们在吃什么药？她们从来不会想到要这样回答：我在吃硝基安定、安定、戴奥辛、速尿灵，她们都回答说，是一种黄色的大药片，白色的小药丸，粉红的药片，上面有一道蓝色……

今天医生来了。我不在场。莫迪说：“他说我得去再做个检查。”

“我陪你去。”

“随你的便。”

今天我带莫迪上医院。我帮她填了表。她声明不希望接受检查时有学生观摩。轮到我们的时候，他们先把我喊进去了。一间有许多窗户的大房间，权威之桌，大牌医生，一大帮学生。他们年轻无知的脸……

“不让学生见病人，那我还怎么教他们？”他问我。

我回答：“那样她受不了。”

他说：“为什么？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而且我敢肯定要是你生病了，你也不会觉得那有什么的。”

这简直蠢透了，我都懒得理论。“她年纪太大，还很害怕。”我说，不再解释。

“哼！”然后，他对学生们说，“那看来我得请你们出去了。”

这是暗示我该退让了，但我才不准备让步呢。

学生们离开，房里留下那会诊医生，我，还有一个年轻的印度人。

“你得容忍我的助手。”

莫迪在护士的搀扶下慢吞吞地走进来，不抬眼看我们。她被安置在我身边的椅子上。

“你的名字？”大牌医生问。

莫迪没有抬头，但是在嘟囔。我知道她在说自己看到我在表上填了她的名字的。

“你感觉怎么样？”大牌医生问道，声音洪亮，吐字清晰。

现在莫迪抬起了头，瞪着他，满脸诧异。

“你哪里痛吗？”医生问。

“我的医生说我得上这儿来。”莫迪回答，又害怕又愤怒，浑身发抖。

“明白了。好吧，拉乌尔医生会替我给你做检查，检查完了以后你再回到这里来。”

他们带我和莫迪去了一间小房间。

“我不要，我不干。”她恶狠狠地对我说。

我自顾自地给她脱掉外套，我和医生一样恃强凌弱，然后一股气味扑鼻而来。唉，我要是能习惯它就好了。

“我为什么要接受检查？”她抱怨，“这不是我想要的，是你们大家想要的。”

“既然来了，不如就让他们检查检查嘛。”

我脱掉她的裙子，看到她的内衣又脏了，我知道这是今天才换上的。她直哆嗦。我把她的衣服全脱了，只留衬裤，然后拿医院的大号病员服把她裹上。

我们等了好长时间。莫迪直挺挺地坐在检查台上，眼睛死死地盯着墙。

印度医生终于进屋来了。很可爱的人。我喜欢他，莫迪也喜欢他，耐心地躺了下来，容他细细检查。（福勒太太，我们躺下好不好？我们翻个身好不好？我们咳一声好不好？我们屏住呼吸好不好？这是个标准用语，侮辱人，各个医院和养老院里所有和老人打交道的人都用，把这些老人当孩子对待。）他听了她的心跳，听了好久她的肺，然后他伸出他棕色的手，十分轻柔地摸她的肚子。一丁点小的肚子，不知道她吃的东西都上哪里去了。

“那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她恶狠狠地质问。

“到现在为止，在我看来，什么都没有。”他微笑，令人愉快。

突然，大牌医生大步走进来。他吼道：“你把食道X光片交到档案室去干什么？我现在要用。”

印度医生站直身子，看着老板，莫迪的身子横在他们之间，他棕色的手还在她的肚子上。

“那看来我弄错您的意思了。”他回答。

“不称职就是不称职，别找借口。”

突然，莫迪开口：“你凶他做什么？他是个好人。”

“他也许是个好人，但是个很糟糕的医生。”暴君说着离开了。

我们三个不看彼此。

印度医生帮莫迪拉起裤子，扶她坐起来。他生气了，我们看得出来。

“我看他这下心里好过了。”莫迪恨恨地说。

回到大牌医生的房间，莫迪，印度人，我，坐在三把椅子上，面对着他。

我知道事情不妙，因为那人态度和蔼，精明干练，也因为那印度医生待莫迪的态度意味着什么。但是莫迪身子向前倾，蓝眼睛炯炯地盯着大牌医师的脸：她在等着奥林匹斯山上的神下结论。结论来了：啊，说得有技巧，我很佩服，满分。

“嗯，福勒太太，我们给你做了全面检查，你身上没有什么我们控制不了的病。你一定得记得吃……”他就这样讲着，看看记录，再看看她，微笑，然后再低头看记录，好像在核实事实，多精彩的一场表演。而我则在想，目前我是没法知道真实情况了，得等报告到了莫迪的医生那儿，薇拉给他打过电话，我再给薇拉打电话，那时我才能知道：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勉强忍着了，因为我不是莫迪真正的亲人，只不过是走得最近的人而已。

出租车里，莫迪裹成厚厚黑黑的一团，身子挺得笔直，紧张、痛苦、颤抖，她问：“我的胃疼呢，那个怎么说？”

她之前没和我说过她胃疼的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好说她的医生会来的。

“为什么？你把我带到那儿去，又是那样的阵仗，又是那个会诊医生，随他管自己叫什么，那个狗屎大人，可是折腾了这一通，我还是回了家，都不能让我知道到底怎么了。”

得知这消息用了十天，这些天里莫迪担心极了。她知道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大牌医生给小医生写了信。薇拉给他打了电话。薇拉给我打电话：莫迪得了胃癌。

薇拉对我说：“很严重，糟糕透了——但这你知道，他们现在能控制疼痛，他们很清楚该怎么做。所以等她非住院不可的时候……”

薇拉怕我担心——我的确担心。非常担心。与此同时，莫迪被告知她得的是胃溃疡，他们给她开了温和的止痛药。但很不幸，这药会让她晕乎乎的，因此多半都给她扔进了马桶。

薇拉和我通电话，许多话都没有挑明说，更多的是心照不宣：尽量不送莫迪去住院，拖一时是一时。如果她不想要，就不请家务女工来烦她，也不让护理上门给她清洗。我们要设法让她的房东不理睬市政府发来的警告，即他会因她公寓的现状而上法庭。与此同时，薇拉会和相关官员谈一次。

这一切会持续多久？我发现自己突然迫切希望它能早日结束。简而言之，我希望莫迪死掉。

但是莫迪不想死。正相反，她心中烧着一把熊熊的怒火，她非要活下去不可。是薇拉强迫她去医院的，是她把她的医生叫来的，是她硬让他们给她下了胃溃疡的诊断。敌人就是薇拉：但是，像薇拉说的，这是好事，因为老人们一定要有个敌人（只是老人们吗？），所以她可以把我当作朋友，把薇拉当作敌人。这种事薇拉已经习以为常了。

莫迪对我说：“胃溃疡？”她坐着，两只青筋虬结的手捂着肚子，轻轻地摸着。她脑门上有汗。

薇拉说老人的细胞自我复制的速度很慢，也许还要很久癌细胞才会扩散到致命的地步，莫迪可以再活三年、四年——谁知道呢？

薇拉和我在街角的咖啡店里喝茶，吃烘豆和烤面包片。我们都是挤出时间来吃这顿饭的，吃完就匆匆奔向各自的岗位。

薇拉对我说，是的，莫迪说不定知道，但也可能不知道：我们得察言观色，见机行事。

薇拉和我说了她照顾的一个老先生的事，他得了肠癌，却挺直腰板，存活（她用的原词！）了两年。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她知道。他的痛苦，他的挣扎，他慢慢地一天一天垮下去——那污秽——他们两人都视而不见。但是昨天他对她说，啊，熬不久了，死了我也不遗憾了。我受够了。

莫迪不肯要家务女工，坚决不要。听着她说话，我看得出来，多少年来，这位那位的社工都在试图让莫迪讲道理。听了莫迪说的他们那些故事，你还以为他们是一帮懒婆娘、小盗贼呢。但是我现在知道的多些了，因为我见过安妮的家务女工。而伊莉莎·贝茨生病了，突然就生了重病，几乎无法自理，所以安妮的家务女工现在也给她做家务，尽管这些年来她最为得意的一件事，就是她素来、从来不要人帮什么忙，从来没有出让过自主权，从来没有做过别人的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