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扶起她，坐下。扶起她，坐下。后来我站在她身旁，把她托起，让她身子前倾，这也无法让她不再提那个要求。

“莫迪，你已经坐得笔直了！”我抗议。

但是，“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照办，因为至少这样，她可以觉得自己能够对自己现在的这个世界施加一点影响，这个把一切强加于她，她却没法反抗的世界。这么做还因为我可以抱住她，触碰她。虽然她从来不说抱抱我，我想要有人抱抱，她会说，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过去两天我站在她身边，扶她起来，让她坐好；扶她起来，抱住她，一次一个小时。我说了：“莫迪，我累了，我得歇一下。”她脑袋微微一转，表示听到我的话了，但是没过一会儿又开始了：“扶我起来，扶我起来。”

我想，也许这是一种使自己保持清醒的方法，因为现在她吃的药作用实在太强。

大部分时间，她都昏昏欲睡。他们说晚上她几乎也都是睡着的。但她其实有意识，知道周围的动静，忍受着、十分痛苦地忍受着噪音的折磨：乒乒乓乓，哐哐当当，没有铺地毯的走道里橐橐作响的脚步声，餐车轮子吱吱呀呀的响声。每过几分钟，嘭地传来摔门声。我发现自己坐在那儿，神经高度紧张，等着那嘭的一声。

但是尽管这样，病房门还是得敞开着，因为莫迪害怕沉默和冷漠，像是她将被囚入其中的坟墓里一样。

莫迪还没准备好去死。

我现在在她身边没有大段的时间坐着思考，因为我忙着扶她起来，给她放枕头，安抚她，疼爱她。但是此刻在家里，躺在浴缸里，我思考。那些支持安乐死的协会怎么了？我不认为妈妈，或者弗雷迪，会没到最后就想走；他们认命，他们是成年人，但如果他们真希望我们谁能塞给他们一剂致命药剂的话，我确定我能知道。（话说回来，我真能知道吗？我下次见到乔姬姐姐的时候一定要问问。如果我还见她的话。）死亡为什么就这么难？而对此不解，思考这个，这正当合理吗？有用吗？哦，死亡实在是太难太难太难了，身体不想放弃。那儿进行着一场搏斗，那是战场。

但假设莫迪的意志和思想希望她走，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身体就不会如此激烈地反抗？如果在反抗的的确是她的身体。

莫迪坐在那里，不愿意死去。我实在是没法理解，就这么回事！

在将自己和莫迪相比较时我知道换位思考有时候根本不可能。尽管我知道我这是在拿自己，一个从健康角度说离死亡还远的五十岁女人目前的心态，与一个行将就木、年逾九旬的老妇的心态作比较。随着死亡逼近，一个人的心态也会变？我目前的想法，与“我会死”这个认知之间，自然是横着一道绝对的屏障，或者说是墙。我的意思是，我知道我将死去，但那个认识不是一个清晰强烈的现实。也许这是预先设计好的，让我们像动物一样不知有死，因为若是知道了，我们就无法活下去。不管大自然还关心什么别的，她最在乎的是要我们活下去，繁衍，遍布整个地球，生生不息——任何与此无关的，大自然不可能在乎。因此我，简娜，或者说简·萨默斯，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身边，努力转换我的思想，剥去一层外膜或者说变得自然开放，好真正地明白我是要死的，但是大自然不让。

我刻意想象各种惊惧，各种恐慌：我让自己假设我，简娜，背后垫着高枕头，非常老迈，正被从内里摧毁。我一点一点剥掉自己的外层，先是剥掉了我的服饰外壳，我用以展现自己的那些东西；然后再暴露我健康的身体，它不会——暂时不会——突然就大小便失禁，仍然标致鲜活；接着再往里，直到自我，即我对自己的认知，然后想象自我其实是存于一个躯壳之中，乱糟糟的一堆肉和骨，仅此而已。但是这没用。我不怕死亡。我不怕。

而且，看着莫迪死去，我更不怕它了，这真是矛盾。那些专业人士，与死亡有关的，对死亡睿智以待，那正是我希望自己能有的态度。他们甚至很诚实，因为我知道，就算他们还没有告知莫迪“事实”——好像她不是已经知道了似的——若是她问，护士也会告诉她的。哪怕他们不直接说，莫迪·福勒，你要死了，他们也会允许她知道事实。但因为她目前这个态度，他们还没这样做：不，他们明白她“还没做好知道的准备”——护士长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她的病房里依旧保持着友好、随意，甚至是不冷不热的气氛，好像她只不过是着了凉或者摔断了条腿。

至于死后永生：实际上，我根本没法让自己相信这股狂暴的名为“莫迪”的能量会完全消失。这一点我实在没法让自己相信。老天啊，不管是健康还是生病，莫迪都对别人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关于她自己，关于生命，关于她所经历一切的本质，她做了如此这般的表述；莫迪如此强势地走过人生，我才不信她会消融飘逝，像随温度上升而蒸发的水雾。

莫迪的当前占据着我的注意力，将来留存下来的会是什么，这对于我来说根本不是个问题，比方说她会变成什么样，看上去年轻还是苍老，“她男人”能不能认得出她来，或者她的儿子是个婴儿的样子还是中年男子的模样，这一切都丝毫不相干。

“扶我起来，扶我起来。”莫迪说。我抱起这一小把骨头，把它放直，把她细细的头发撩到后面，捋顺，然后说：“莫迪，消停一会会吧，我得坐一坐了。”

尽管她根本没什么重量，同一个动作重复得多了，我的背还是开始抱怨了。简而言之，我的背相当不客气，我发现自己经常向它呼吁：坚持住，再等一会儿，你要挺住，还不能放弃啊。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觉得上班太累人了，我实在太累了，最多不过能摆摆样子，菲丽丝给我打掩护，吉尔也在尽她所能给我帮忙。

我和吉尔一起下班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开车，我像个僵尸一样爬上楼梯，倒进我的大扶手椅里，坐在那里，绝对累垮了，几乎一动不动，慢慢积攒力量，好开车去医院。吉尔说：“别去，简娜，别去，你会垮掉的。”

“我肯定得去啊。”

十点钟，或者更迟一点，我回到家里，倒在浴缸里，泡上一个小时左右，或者脑袋下面枕个靠垫，在起居室的地板上躺着。吉尔给我端茶送汤。我像伊莉莎·贝茨一样，不止一次根本就没高兴起身上床，一晚上坐在那里，沉思默想莫迪这出大戏，好像它在我的舞台上，在我身体内部的什么地方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则被关掉了声音，在别处继续着。吉尔进来过，凌晨两三点吧，我说：“不要紧，不用管我。”但如果不是她来的话，我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切有什么不正常的。当然了，用吉尔的话说，我可能是“心绪不安”，过一阵就会好的。真正不安的是吉尔，我不上床睡觉，或者躺在地板上睡着了，遇到这种情况她就很害怕。但是她表现得很可爱，善解人意，得她妈妈的真传呢。

这也没能挡住她不止一次地说：“简娜，和你住一起，我是真要成某人的翻版啦。”她指的是成我的翻版。说这话时，她显得凶巴巴的，又有些顽皮好笑，那表情在说，唉，说这话，那是因为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师傅太苛刻了？”

“倒也不是这么说，但是我得多少就要付出多少，不是吗？”

“我没想到我这么糟糕。”

“我真的不介意。我和妈妈说这对我有好处。可以振奋精神。”

“就像冲冷水澡。”

彭妮太太也是个问题。

“你为什么这么恨她？”吉尔相当惊讶，这样问我。于是我就得自问我为什么恨她。“她其实人挺好的，也挺有趣，她有好多关于印度的故事，而且她那么寂寞，她实在是个可怜的老太太。”

“我一直对彭妮太太不好，确实大损我的人品，我这么做，是因为她得寸进尺。”

“你会去看望其他的老太太，你能容忍她们。福勒太太死了以后，你还会去看另外两人吗？”

“我总不能就这么把她们撂下吧？”

“你真是够固执的，简娜，你得明白这一点。”

我得明白，实际上已经明白过来的，是我允许吉尔进入我的生活，于是我的大门洞开，城防失守，领土沦陷，我不再有一块能称作为“我自己的”地方，既然都这样了，彭妮太太也就无所谓了。我回来看到吉尔和彭妮太太在厨房里开心地喝茶攀谈，于是我朝她们点点头，特意摆出一副心不在焉的严肃模样，像一个心里记挂着重要事务的大忙人。然后我退回我的卧室，紧紧地关上门。

很快，我就又要离开卧室，去看莫迪。在家里，照吉尔的建议“休息”的时候，我也在想她，那还不如就去她身边呢，反正我的思想每时每刻都在她那里。医生护士都习惯我了，我去病房不分时候，他们不介意。

我还见识了大病房里的生活。莫迪吃了中午的药，睡着了，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等她醒来。

护士长走进来，站在莫迪的床脚，开始聊天，说话含糊笼统，医院里好多信息，还有指示，就是这样传达的。她说有些她的病人从来没有访客。“他们的亲戚根本就当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于是，我去了大病房，看谁愿意和我聊天，同时还注意着莫迪，以保证她完全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她身边。

以前我是那么害怕年老，害怕死亡，我甚至不让自己看街上的老人——对于我来说，他们不存在。现在，我在那病房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凝望，惊叹，好奇，钦佩。

那些护士们……多么耐心，多么明理，脾气多么好！她们怎么做到的？这里有十八个左右的老人，个个都有这样那样难对付的问题，大小便失禁，或者瘸腿，或者痴呆，或者有病痛，或者——像莫迪那样——病危。她们来到这里，这些老家伙们在这里如此亲密地住在一起，住在这间沿两边墙摆满病床的病房里，她们之间的共同之处在于她们的需求，她们的虚弱，而且也就只有这些，因为来这儿之前她们并不是朋友。离莫迪房间最远的那床是一个九十六岁的老太太，是个成天笑嘻嘻的丑角儿，耳朵完全聋了，相当迷糊，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护士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在那儿坐着，也许能坐一个小时，或者两个小时，然后跳起来，在一排排床之间散个步。但是刚迈出步子，她就迷了路，大家都在看她，有的面带微笑，有的烦躁恼怒，因为她现在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她会随意地停在一张床前，然后试图爬上去，毫不在乎床上已经躺了一个人。“玛吉，”床上的人喊，“你看不见我在这儿吗？”“你在我床上做什么？”老玛吉叫道，然后大家就开始喊了：“护士，护士，玛吉又闹了！”于是护士们跑过来，一般是一路哈哈笑着，说：“玛吉，你在做什么呢？”然后趁机带她去上厕所，反正她已经爬起来了……

玛吉隔壁床是个“固执的”。

唉，你真固执，护士们叹气，因为她又在自我表现了。她是个壮硕女人，有一张强势的脸，她时刻提防着，不让别人威胁到她认为属于她的一切。她的腿不好，只能架起来搁在面前。她抱臂坐着，监视着。或者读书，一般是浪漫小说，偶尔是航海故事，她很喜欢航海故事——《残酷之海》《霍恩布洛尔船长》。

她已经住院三个月了。有些人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多年。她进来的时候，说道，我的名字是梅德韦太太。不许叫我弗洛拉。不许把我当小孩。

哪个新护士来病房，叫她亲爱的，弗洛拉，那就会挨一顿教训：“不要把我当小孩哄，我的年纪都够做你的曾祖母了。”可怜的护士，她接受过训练，就是看其他的护士哄不肯吃饭的人，她们就像哄孩子一样，说：“乖，就吃一勺。”或者，“亲爱的，乖乖把布丁吃完好不好。”“啊，”她回答，“啊，梅德韦太太，我听你的，不过叫我多萝西吧，我不介意。”

“我介意。”威严的那位说，她旁听护士们讨论各自的任务，玛吉需要这个那个，弗洛拉需要……“梅德韦太太。”她纠正她们，镇静，大声。

“哦，梅德韦太太，亲爱的，你为什么这么固执呢，亲爱的？”

“我不是什么亲爱的。”

“的确，有的时候你不是……我们现在能带你去理疗室吗？好吧？”

“不。”

“为什么不？”

“我不喜欢。”

“但是那对你有好处啊。”

“我不要人家给的好处。”

“哦，梅德韦太太，你不想腿好起来吗？”

“别傻了，护士，你知道就靠踢两下，腿再弯一弯根本好不了。”

“是不会好起来，但是能让它们不会变得更糟啊。”

“嗨，我在这里也没让腿歇着啊。”

这话不假。每半个小时的样子，她就会脱掉脚上的轻塑料靴，我想大概是要松一松，免得总箍紧了会痛。她晃晃腿脚，用手按摩。然后是单调平淡的大嗓门：“护士，帮我把靴子穿上。扶我走到门口再走回来。”

她对床是一个年过九旬的老太太，护士长告诉我她是个“夫人”。这帮护士都很令人钦佩，而这位护士长是核心，是我以前和乔伊丝说的“那个人”的化身。病房的气氛正是她决定的。她人到中年，一脸倦色，两条似乎有病痛的粗腿，还有一张叫人愉快、通情达理的宽脸，能让人产生信心。她时刻注意着，看她的护士们是否有一丁点的不和气、不耐烦。她们草率马虎，随便，而且——看上去如此——有时没效率，丢三落四，记不得这记不得那，于是就笑笑，道个歉来挽回局面，这些她都不在乎。相反，据我看来，她鼓励这种气氛。但是我看到，其中一个态度稍差、急性子的护士，对老玛吉说话时，语气有些尖刻，这时怀特护士长就把她喊来，对她说：“这个地方是她家。她只有这个家了。如果她愿意，就有权利发傻。不要催她和强迫她。我不允许这样，护士！”

怀特护士长告诉我，那位夫人原来住在埃塞克斯乡下。她以前养着几条狗，还骑马纵犬打猎。她曾有一个大花园。为什么她会来到这儿，来到伦敦的一家医院里？护士长不知道，艾伦在这儿七年了，不喜欢谈论自己的过去。

艾伦的耳朵完全聋了，腿也不好，所以她去一趟厕所，走过去要花十多分钟，回来也要那么长时间。她得要人搭把手才坐得下来。她的脸瘦削、可爱、精明，眼睛里闪烁着勃勃生机。她坐在那里，关注着病房里发生的各种事情，什么都不会错过，看见美好或是滑稽事的时候，会暗自微笑，看见不好的情形，会叹气……我进门的时候，她会朝我笑，指指手里，示意她在读我给她带的杂志：《乡村生活》《女士》《马与猎犬》。她耳朵聋得厉害，所以没法和人聊天。

有的时候我和梅德韦太太聊天。不久前，她还在韦尔斯登经营着一家卖报刊和糖果的小店，她的丈夫去年才去世。她有一个住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女儿，偶尔会来看望她。很少有人来探望梅德韦太太。根本没有人来探望艾伦，她已经被人遗忘了。当然了，还是有各家教堂的牧师，以及做义工的年轻人会来探视，年轻人的来访让她们很是开心。坦尼森病房人人都怕的梅德韦太太会拿过去的故事款待这些访客，讲自己年轻时，像他们那么大时候的事，都是一战那会儿的旧事了。他们离开时，摇着脑袋，哈哈笑着，互相用眼神交流，因为那无限遥远的世界是那么近——离她那么近，这时她会看看我，于是我们也哈哈笑着，因为时间，因为时间玩的把戏。“啊，”她也许会一边盛气凌人地朝护士挥挥手，指示她把自己的眼镜拿过来（她只要往前伸四英寸就能够到了，可她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一边感叹，“啊，我跟你说。当初我要是和那帮年轻人跳舞，随便哪一个我都能一直跳到他趴下为止，随便哪个晚上！要我说，跟我们当初比，这帮年轻人真不行。”然后她拿起她的小说，那小说或许叫《暮色里的激情》。

我坐在那病房里，看着；坐在莫迪床边，看着。我在琢磨的，是也许可以再写一本小说，不过这次不写浪漫故事。

我想写这些在病房里工作的姑娘，那个西班牙或是葡萄牙或是牙买加或是越南姑娘，一天要工作那么长时间，薪水却少得可怜，还得照顾家庭，抚养孩子，寄钱回去，给身处东南亚或是阿尔加维小村子或是西班牙腹地的亲戚。大家都不把这些女人放在眼里。相比之下，杂务工的工资还高些，他们满医院跑，带着一种自信，要我说，那自信源于工作不累。而我只知道一件事，这些护士很累。她们疲惫不堪，非常希望能准许她们上床睡觉，并且一觉睡上几个星期。她们都有着同样的表情，我看得出来，是忧心忡忡的表情，这种心情源于她们只勉强能够应付生活，时刻担心发生什么事——生个什么病，摔断一根骨头——让她们就此掉落下去。我怎么会看得出这种表情的？我记不得以前见过啊。我在哪儿读到过？不，我觉得这是因为莫迪：也许，当莫迪讲过去的事时，从自己过去的经历里挖出什么我现在记不得了的故事时，她脸上就是这样的表情，因为她心中有那种忧虑。这些女人们很害怕。贫困根本不给她们留下余地，而且她们还需要养活别人。在病房里，正是这些人会从别人的手袋里偷偷摸出钱包，这里拿上一镑，那里摸走几便士，偷拿一点饰物，往自己口袋里塞一个别人的橘子。没什么躲得过这些缺吃少穿之人的手指。而正是因为她们，伦敦这些伟大的医院，这些堪称世界医院之楷模、其名声鼓舞着从印度北部到非洲南部贫穷国度医生和护士的医院，也没法保护受其照料之人不遭贼手，一切可偷之物都可能被偷。我看过这些女人们工作，她们反手稍稍支一下腰，舒一口气，半是叹气半是呻吟；忙里偷闲，站在半掩的门后休息一下，脱下鞋子，放松放松脚；口袋里装着一支抽到一半掐掉了的烟，有空才能摸出来抽两口。她们待人也很好，会给我这样的人端茶，或者在哪个疯傻的老人手里放上一朵鲜红的花，好让她坐在那里盯着看，认为这大概是她这辈子从未做过的事，又或者是往没有人来探望的老人嘴里塞一块巧克力，巧克力是从有人探视的病人那里顺手摸来的。她们把一切看在眼里，发生了什么她们都知道，哪里都有她们的身影——而且，据我所知，没人注意她们。没谁把她们当回事。那么，闹维权运动的那些“勇士同志”们，或者工会那些爱管闲事的人，为什么不出手做点什么，解决解决她们的问题？

好，这就是我想写的东西，但是写一本这样的小说，同写那些时髦女帽工人或者多愁善感的贵夫人，完全是两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