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来到巴黎一条通明雪亮、熙熙攘攘的林阴道，我们走向停在几条街以外的阿弗纳琉斯的奔驰车。我们重新想到那个少女，有一夜她坐在车道上，头埋在手里，等待汽车的撞击。
“我曾经竭力向你解释，”我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作为自身行为的原因，存在德国人称之为Grund的东西，存在一个基础，一种蕴含我们的命运本质的密码；依我看，这密码具有隐喻的性质。如果人们不求助于一幅图像，我们提到的那个少女就不可理解。譬如说：她在生活中行走就像在山谷中行走一样；每时每刻，她会遇到一个人，同他说话；但是别人望着她，却不理解，继续走他们的路，因为她用非常微弱的声音说话，别人听不清。我就是这样来描绘她，我确信她正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她就是一个行走在山谷中的女人，走在听不清她讲话的人们中间。或者是另一幅图像：她到牙医师那里，候诊室挤满了人；又来一个病人，他笔直走向她所坐的那张扶手椅，坐在她的膝头上；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而是非常简单，他觉得这张扶手椅空着；她提出抗议，用手臂推开他，大声叫道：‘得了，先生！你没有看到座位上有人嘛！我坐在这里！’但是那个人没有听到她说话，他舒适地坐在她身上，兴高采烈地跟候诊中的一个病人闲聊。这两幅画面说明了她的特点，让我去理解她。她的自杀愿望不是由任何外界因素引起的。这种愿望植根在她的存在的土壤里，慢慢地在她身上生长，像一朵黑色的花那样盛开。”
“就算这样，”阿弗纳琉斯说，“不过，你剩下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她决定在这一天而不是另外一天自杀于车下。”
“怎么解释一朵花在这一天而不是另外一天开放呢？这一时刻来临了。自我毁灭的愿望缓慢地在她身上滋长，到了这一天，她再也抗拒不了。我想，她遭到的不公道对待也许分量很轻：别人不理会她的问候；没有人对她微笑；正当她在邮局排队的时候，一位胖太太撞了她一下，插到她前面；她在一个大商店当店员，柜台主任责备她对待顾客态度不好。她千百次想反抗，发出抗议的喊声，可是一直委决不下，因为她的声带在愤怒时会断裂。她比别人更加软弱，继续逆来顺受。恶落到一个人的身上时，这个人便将恶转嫁到别人身上。这就是所谓争执、殴斗、报复。但是弱者没有力量将落到自己身上的恶转嫁他人，他自身的软弱污辱他、凌辱他，面对软弱，他绝对毫无防卫。他惟有自我毁灭，才能消除自身的软弱。这个少女正是这样开始憧憬自己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