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因为之前的残留，秦楚两朝还留有自己的贵族，但这种贵族与之前的那些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武装能力下降了许多层级。

诸候国的贵族不满国君，可以直接起兵取而代之，而自秦楚之后，所有的贵族在战斗力上都无法再与皇帝相抗衡了，尽管他们还会有一部分自己的私军。”

“接下来，中原王朝进一步对贵族削权，采用了郡县制之后，所有的官员皆出自皇上和中枢，贵族们失去了对领地内中小贵族的任命权，这时，贵州退化成了门阀，也就是所谓的几世几公的高姓豪门。”

“与贵族相比，这些豪门最多只能有一些看家护院的武装，也只能影响到最多不过县一级官吏的任免，虽然很多时候都是通过让县官做不下去走人的方式来换人，但他们毕竟在一府之地内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的，尽管这种影响力限于民间。”

“而门阀的衰落与科举的兴起事实上是同一件事的两个过程，皇上们为了削弱门阀大姓对朝政的控制，才需要采取全国取士的方式来选拔官员，平民阶层考上来的官员除了皇上谁都不认。

再碰上几个愿意和门阀大族同归于尽的愣头青，于是只经历了一两个朝代，整个中原地区的门阀就被消灭干净了，毕竟平民在数量上占优势，而真正的门阀才有几家。”

“接下来。”齐泰补了点水继续说，“便进入了指挥使和我都很熟悉的士大夫的时代，士大夫与门阀相比，武力值约等于无，就算是贪钱财产也远远不及，于是便彻底沦为了皇权的附庸。”

“那么科举制的最大问题在哪里？很明显，科举产生出的来的士大夫几乎全部要靠教育，与之前只部分依靠教育的门阀来说，更需要个人才干和努力，乡土性要差得多。

而具备个人才干又肯努力的人，所对应的就是指挥使刚刚说过的远离家乡的那些精英，所以，科举制本身就是对秩序的解构。”

“科举制的力量来源于皇权提供的秩序，而它的用处是解构掉所推行地区的自发秩序，此消彼长，只要解构的速度大于皇权秩序的消耗，那么，科举制就是一直在加强皇权的，直到有一天皇权秩序损失过了一个节点，才会进入无可挽回的状态。”

“为什么每到朝代末期，感叹生不逢时、才华无用的人会变多，这其实就是原因，无非是科举对自发秩序的解构能力不足，导致大量人才摆脱皇权，重新回到民间而已。当然，就外在表现来说，就是佞臣当道，朝政糜烂了。”

“这么说是有人想到科举这个办法了。”朱瑜道。

“与其说是想到的，倒不如说是没办法，皇上招集几个大臣过来，把眼前的情况一交待，然后说请诸位爱聊给想个法子，然后便有人想到这个主意，仅此而已。”齐泰道。

“那提出这个办法的人，他的出发点在哪呢？总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他们也不可能知道钟先生所说的秩序这一套理论才对。”朱瑜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