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她的孩子们，巨大的奶头垂下来象牛，或者羊的奶子。她丈夫以同样的姿势依靠在另一边，阴茎和阴囊看上去也象牛或羊的小乳房。
“你不喜欢它们，是吗？”编辑问。
“都是些好照片。”
“她给这样的题材震住了。”那女人说，“我一看你，就敢说你一定没有去过裸泳海滩。”
“没有。”特丽莎说。
编辑笑道：“你看，多容易猜出你是从哪里来的。共产主义国家都是极端清教徒的。”
“裸体可没有错，”这位女人带着母性的柔情说。“这是正常的。一切正常的东西都是美的。”
特丽莎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母亲光着身子在屋里走来走去的情景，还有她自己跑过去拉窗帘以免邻居看到她裸身的母亲。她仍然能听到身后的哈哈大笑。
25
女摄影师邀特丽莎去杂志社的自助餐厅喝咖啡：“你那些照片，真有趣，我不得不注意到你拍女人身体时了不起的感觉，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那些女孩子的挑逗姿态！”“在俄国坦克前吻着行人的姑娘？”“是的。你应该是第一流的时髦摄影家，知道吗？你最好首先得当当模特儿，象你这样的人就该碰碰运气。接下去，你可以拍一夹子照片，给新闻部门看看。当然，要出名还得一段时间。但现在我可以为你做点事：把你推荐给花卉栏目的主编，他也许需要一些仙人球、玫瑰什么的照片。”
“非常谢谢你。”特丽莎真心地说。很明显，坐在对面的女人一片好心。但她随后又问自已，为什么要去拍那些那些仙人球？她无意象在布拉格那样来闯遍苏黎世，为职业和事业奋斗，为每一幅作品的发表面努力。她也从无出自虚荣的野心。她所希望的一切，只是逃离母亲的世界。是的，她看得绝对清楚；无论她是多么热衷于拍照，把这种热情转向别的行当也是同样容易的。摄影只是她追求“上进”以及能留在托马斯身边的一种手段。
她说：“我丈夫是位大夫，能够养活我。我并不需要摄影。”
女摄影师回答：“我看不出你拍下这么美的照片之后，能放弃这个行当。”
是的，关于入侵的照片又是另一回事了。她不是为托马斯而拍的，而是出于激情。不是对于摄影本身的激情，而是一种激越的憎恨。时过境迁了，她出于激情拍下的这些照片任何人也不会再要它们了，因为它们不入时。只有仙人球的照片才是永远有吸引力的。可仙人球对她来说，不能引起丝毫兴趣。
她说：“你太好了，真的。可我宁愿呆在家里，我不需要工作。”
那女人说；“你坐在家里，会感到充实吗？”
特丽莎说：“比拍仙人球更充实。”那女人说：“即便是拍仙人球，你也支配着你自已的生活。如果你只是为了丈夫生活，你就没有你自己的生活。”
特丽莎突然生气了：“我丈夫是我的生活，仙人球不是。”
女摄影师好心地说：“你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快
乐？”特丽莎还在生气，说：“当然，我快乐！”那女人说：“只有一种女人能这么说，这种人过于……”她停了停。特丽莎替她说完：“被束缚。这就是你的意思，是不是？”那女人一再控制着自己，说：“不是被束缚，是生错了时代。”“你说得对，”特丽莎若有所思地说，“我丈夫正是这样说我的。”
26
托马斯整天都呆在医院，把她孤单单地留在家里。不过，她至少还有卡列宁，可以带着他一起去久久地散步！又回到家里了，她想埋头啃啃德文和法文语法，但她感到沮丧，注意力也集中不了，老是回想起杜布切克从莫斯科回来后的广播演说。她完全忘记了他的话，却仍然记得他那战战兢兢的声音。她想着那些俄国士兵怎样在他自己的国家里逮捕了他，一个独立国家的领袖，把他扣押在乌克兰的山里达四天之久，扬言要处死他——正如十年前他们也要处死匈牙利的纳吉——然后把他赶到莫斯科，命令他洗澡，修脸，换衬衫戴领带，告诉他作出决定方免一死，训示他再三考虑自己国家首脑的地位，逼他坐在勃列日涅夫的桌子对面，难命是从。
他回来了，带着耻辱，对他羞耻的民族讲话。如此羞辱不堪以至说不出话来。特丽莎总是忘不了他讲话中那些可怕的停顿。他是太累了？是病了？是他们麻醉了他？还是仅仅没有了信心？如果说杜布切克没有给人们留下什么，至少那些上气不接下气的可怕的停顿，那些面对着全国听众的喘息，留在人们心中了。这些停顿记下了降临这个国家的全部恐惧。
入侵后的第七天，她在某报编辑部里听到了逐个讲话。编辑部一夜之间便变成了一个抵抗组织。在场的每个人都恨杜布切克，谴责他的妥协，为他的耻辱感到耻辱，被他的软弱所激怒。
但这几天在苏黎世的思索，使特丽莎不再对他反感了，“软弱”这个词听起来也不再成其为结论。任何人面对强手都是软弱的，即便象杜布切克那样体魄强壮的人。那种看来无法忍受、令人反感的一时极端软弱，那种格特丽莎与托马斯赶到这个国家来的软弱，现在突然吸引着她。她知道自己是软弱的，她的营垒是软弱的，她的祖国是软弱的，她不得不忠于它们，准确地说就因为它们软弱，软弱得讲话时上气不接下气地呼呼喘息。
她发现自己象被晕眩征服一样，又被这种软弱征服了。而她被征服是因为感到自己软弱。她又开始嫉妒，手又开始颤抖。托马斯注意到了，象往常一样握住她的手，用力抚摸着使它们平静。她却把手抽出来。
“怎么啦？”他问。
“没什么。”
“你要我怎么办？”
“我要你变老一些。老十岁。老二十岁！”
她的意思是：我希望你变得虚弱一些，与我一样虚弱。
27
卡列宁不喜欢变动，对搬往瑞士并不欢天喜地。狗的时间不能标绘成直线，不是连续运动依次前推，倒象钟表时针那样绕圆圈推移——它们也都不愿意圈狂地向前跳跃——只是一圈又一圈，一天接一天，依循着同一轨迹运行。在布拉格，托马斯与特丽莎，每添置一把新椅子或搬动一下花瓶，卡列宁都显得不高兴，因为这打乱了他的时间感觉，正如随意改变钟面刻度来愚弄指针一样。
不过，他还是在苏黎世的住宅里很快重新建立了他的老秩序和旧程式。如同在布拉格；他跳到床上向他们问候早安，上午陪特丽莎逛商店，还要露一手显出它走另外的路也同样胜任。
他是他们生活的计时器。绝望的时候，她总是提醒自己，为了他也必须挺下去。因为他比她更软弱，甚至比杜布切克以及他们离弃了的家园更软弱。
有一天他们散步回家。电话铃响了，她拿起话筒问是谁，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用德语找托马斯，语气不耐烦，特丽莎感到有一种嘲弄的味道。她说托马斯不在家而且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电话那一头的女人笑了，连再见也没说就接上了话筒。
特丽莎知道这说明不了什么。这也许是医院的一个护士，一个病人，一个秘书或别的什么人。但她仍然心烦意乱，不能集中精力做任何事情。随后，她明白自己已失去了呆在家里的最后一点气力：绝对不能忍受这绝对无所谓的枝节。
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他自己国土之网来支撑他：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他轻
易地说他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
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他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
她对自己说：他们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他是强壮的，她是虚弱的。她就象杜布切克说一个句子停三十秒。她就象自己的祖国，结结巴巴，气喘吁吁，说不出话。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她对自己说着这些，把脸贴在卡列宁毛茸茸的头上说：“对不起，卡列宁，看来你不得不又要搬家了。”
28
她挤进火车厢的一个角落里，把大箱子放在头顶的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来，卡列宁就靠着她的腿蹲着。这时，她老想着她和母亲住在一起时，她供职的那个餐厅里的厨师。那人总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在背后侮辱她，不厌其烦地当着每一个人的面问她打算什么时候跟他去睡觉。想起这样一个人真是奇怪。他一直是她最厌恶的典型。可现在，她能想象的，就是仰视着他，对他说：“你总是说想和我睡觉，行，我在这里呢。”
她希望做点什么事以防自己回到托马斯那儿去，希望残酷地毁掉这七年的生活。这是晕眩，一种猛烈的、不可抑制的倒下去的欲望。
我们也许可以称这种晕眩为一种虚弱的自我迷醉。一个人自觉软弱质，决定宁可屈从而不再坚挺，就是被这种软弱醉倒了，甚至会希望变得更加软弱，希望在大庭广众中倒下，希望倒下去，再倒下去。
她试图劝说自己搬出布拉格，放弃摄影师的工作，回到托马斯的声音曾经引诱过她的小镇去。
可一到布拉格，她发现自己不得不花些时间处置各种现实问题，只得推迟离去的日子。
第五天，托马斯突然回来了，卡列宁向他猛扑过去。这一刻，他们还来不及互相作出必要的表示。
他们都感到象站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冷得直哆嗦。
然后，他们就象两个从未吻过的恋人那样相互靠近。
“一切都好吗？”他问。
“是的。”她回答。
“你去过杂志社啦？”
“打了一个电话。”
“是吗？”
“没有什么事干，我在等着。”
“为什么？”
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告诉他，她一直在等着他．
29
现在，我们回到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时刻了。托马斯烦闷得要命而且胃痛得厉害，直到深夜都未能入睡。
特丽莎很快也醒了（俄国飞机在布拉格盘旋，噪音使人无法安眠）。她首先想到他是因为她而回来的，因为她，他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现在，他再也不要对她负责了，而她要对他负责。她感到，她似乎还不能把握更多的力量，来胜任地肩负这种责任。
但她立即回想起前一天他出现在房门口之前，教堂的钟正敲六点。而他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她下班也是六点。她看到他坐在前面一条黄色的凳子上，也听到钟楼里的钟正敲六点。
不，这不是什么迷信，是一种美感，治疗着她的沈郁，给了她继续生活的新的意志。机缘之鸟再一次飞落肩头闪闪发光。她眼含泪花，倾听着身边的呼吸声，感到说不出的抉乐。 后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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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误解的词
1
日内瓦是大大小小的喷泉和公园之城，公园的室外演奏台不时飘来音乐声。这所大学就隐没在树丛里。弗兰茨刚讲完下午的课，走出大楼，碰上洒水车正在浇洒草地。他心情极好，正要去见他的情妇。她的住处离这里只隔了几条街。他常常顺便去看她，但只是作为一位朋友，没有性的要求。如果他们在日内瓦她的画室里做爱，他就得在一天中奔波于两个女人，即妻子与情人之间。日内瓦还保留着法国的传统，夫妻得睡一床。几个小时之内从一张女人的床转到另一张女人的床，他觉得不论对妻子和情人都是一种耻辱，最终对他也是一种耻辱。
他爱这个女人已经有好几个月了。这种爱对他来说如此宝贵，他想在他的生活中为她创造出一块独立的天地，一片纯净的禁区。外国大学邀他讲学，现在他全部应允下来。这些还不够满足他新产生的旅行癖，他又开始以一些代表会和座谈会为借口，作为他近来不回家的理由。他的女友时间安排很灵活，可以伴他同赴所有真真假假的演讲活动。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带她见识了许多欧洲城市和一个美国城市。
“十天后你愿去巴勒莫吗？”弗兰茨问。
“我更喜欢日内瓦。”她回答。正站在画架前仔细审视一幅作品。
“你一生怎么能不去看看巴勒莫？”弗兰茨轻轻地试探道，
“我见过巴勒莫了。”她说。
“见过？”他语气中露出嫉妒。
“一个朋友曾经从那儿给我台来一张明信片，就贴在卫生间，你没注意？”
她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本世纪初，那里住了一位诗人，老得走不动了，只能让他的抄写员扶着散步。有一天，他的抄写员说：‘先生，看，天上有什么！那是飞过这座城市的第一架飞机。’可这位诗人连眼皮都没有抬，说：‘我对它自有想象！’好了，我对
巴勒莫也自有想象。它和其它所有的城市一样，有同样的旅馆和汽车，而我的画室总是有新的，不同的种种图像。”
弗兰茨有些沮丧。他已经慢慢地习馈了把他用的爱情生活与出国旅行联系起来，说“让我们去巴勒莫吧”，无疑是向她表示性爱的明确信号；而她说“我更喜欢日内瓦”，无异于说：他的情人不再爱他。
他怎么会对她这么摸不透？她从未使他有丝毫忧虑之理！事实上，她是一个见面不久就采取性主动的人。他长相很好，学术事业也处于巅峰时期，在专业座谈会上与学术辩论会上所表现的傲气与锐气使同事们都害怕，然而他为什么要天天担心情人的离去？
我猜想，唯一的解释就是弗兰茨的爱情不是他社会生活的延展，而是相反。爱情只是他乞求对象怜悯的一种欲望。他自己就象一个被缴了械的战俘事先就把对付打击的防卫力量解除了，打击降临时他也就无所惊奇。所以我说，对弗兰茨而言，爱情意味着对某种打击的不断期待。
正当弗兰茨伤心失意的时候，他的情人把笔放下了，走到另一间房里，拿来一瓶酒，一句话没说便开了瓶盖倒了两杯。
他立即感到轻松，还有点好笑。这句“我更喜欢日内瓦”并不意味着对方拒绝做爱，相反，只是意味着她厌倦于把做爱与国外城市捆在一起。
她举起酒杯一干而尽。弗兰茨也喝光了，自然高兴异常。即便把对方不愿去巴勒莫看成实际上爱的呼唤，他还是有点担心：他的情人看来执意要突破他在两人关系中设置的纯洁地带，未能理解他使这种爱摆脱庸俗的尝试，未能理解他把这种爱与他的婚姻家庭彻底划清界线的企图。
禁止自己与画家情妇在日内瓦做爱，实际上是他娶了另一个女人的自行惩罚。他感到一种背叛的内疚。与妻子的性生活不值一提，但他与妻子仍睡在一张床上，半夜里在彼此沉重的呼吸中醒来，吸入对方身体的气息。真的，他宁愿一个人睡，可结婚的床仍然是婚姻的象征，我们知道，象征性的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每当他躺在妻子旁边，便想起情人会想象他与妻子同床共枕的情景，而每当他想到她，他就感到羞耻。那就是为什么他总希望与妻子睡觉的床和与情人做爱的床，在空间上要离得越远越好。
他的画家情人给她自己倒了另一杯酒，喝光，仍然一言不发，带着难以揣测的冷漠，慢慢脱掉了短外套，似乎完全无视弗兰茨的存在。她就象一个当着全班即兴表演的学生，要让全班相信她独自一个人在屋子里，没有人看着她。
她穿着裙子和乳罩站在那里，突然，她（似乎想起她并非一个人在屋子里）久久地盯着弗兰茨。
这种眼光使他迷惑，他不能明白其中含义。所有的情人都是从一开始就无意识地建立起他们的各种约定，而且互不违反。她刚才盯着他的目光却是约定之外的东西，与平时做爱时的眼光神态毫无共通之处，既不是挑逗，也不是调情，纯粹是一种疑惑询问。问题在于，弗兰茨对它问的什么一无所知。
她从裙子里退身出来，拉着他的手带向靠墙的一面大镜子。她没让他的手抽出，以同样的疑问的眼光久久打量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又看他。
镜子旁边放着一个套了顶旧圆顶黑礼帽的假发架子。她弯腰取来帽子，戴在自己头上。镜子里的形象立即变了：一位身着内衣的女人，一位美貌、茫然而冷摸的女人戴着一顶极不适当的圆顶礼帽，握着一位穿着灰色西装和结着领带的男子的手。
他实在无法理解情人，只得窘迫地笑了笑。她的脱衣不太象是性挑逗似的额外小把戏，或一次偶然的双份赏赐。他微微笑着表示理解和赞同。
他期待情人也对他报以微笑，但她没有，只是拉着他的手，站在那儿盯着镜子，先看自己，然后看他。
事儿开始了，又结束了，他这才开始感到那玩笑（他愉快地想到玩笑本身以及事后的感受都很美妙）拉的时间太长了。他温和地用两个手指托起礼帽的帽沿，微笑着从萨宾娜头上取下来，放回到假发架子上，好象他是在抹掉哪个顽皮孩童涂在圣母玛丽亚像上的胡子。
几秒钟过去，她仍然一动不动凝视着镜子里的自己。弗兰茨温情地俯吻她，再次求她十天后与他一起去巴勒莫。这一次，她明确表示同意。然后，他走了。
他又处于极佳心境。被他一生都诅咒为无趣都市的日内瓦，现在看来也显得漂亮而充满奇遇。他站在街上，回头看了看那画室宽大的窗户。春末的天气很热，所有的窗户都加了百叶天篷。他又朝公园走去，公园的尽头，东正教教堂的金色圆顶朝上竖立，象两颗镀金的炮弹，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悬挂而没有马上倒塌下来。一切都是美好的。他接着走下堤岸，乘公共交通渡船驶向湖的北岸，回家。
2
现在就剩萨宾娜自己了。她还是只穿着内衣，回到镜子前，把礼帽又戴上，久久地看着自己，对自己多年来只是为了追寻那失去了的一瞬间而感到惊讶，
许多年以前，这顶礼帽曾使托马斯拜访她画家时兴致盎然。他戴上帽子，从大镜子里去看自己，镜子也象在日内瓦一样是靠着墙的。他想看看自己作为一个十九世纪的市长是什么摸样。萨宾娜开始脱衣，他便把帽子戴到她头上。他们都站在镜子面前（每次她脱衣时他们总是站在镜子面前），看着他们自己。她脱掉了内衣，头上仍然戴着帽子，在这一瞬间，她意识到他们俩都被镜子中所看到的情景激动了。
什么能使他们如此激动？几分钟前她也戴着帽子，看起来只不过是个玩笑而已。激动与玩笑真的只是一步之差吗？
是的。他们通过镜子互相观看，最初几秒钟看到的只是一种笑剧场面，突然，笑剧被一种激动所覆盖：圆顶礼帽不再意味着玩笑，而是意昧着强暴，强暴萨宾娜，强暴她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她看到自已赤裸的双腿以及从薄薄短裤里隐约透出的阴毛三角区。女式内裤增添了她女性的腿力，可硬帮邦的男子礼帽对她的女性魅力给以否决，亵渎，以及嘲弄。托马斯穿戴整齐地站在身边，这一事实意昧着他们俩所看到的已远非某种纯净的玩笑（如果一直是玩笑，他后来也会不得不脱衣、戴帽什么的）；而是一种耻辱。她不但没有唾弃它，反而自豪地挑逗池把它玩味个够，玩昧它的全部价值，好象服从自己的意志去接受公开的强奸。突然，她不耐久等，把托马斯拖倒在地板上，不顾帽子滚到桌下，两人在镜子跟前的地毯上翻滚起来。
让我们回到礼帽上来吧！
首先，这是一个模糊的记忆，通向被遗忘了的祖父，那位十九世纪波赫明小城市的市长。
第二，这是她父亲的纪念物。埋葬了父亲质，做哥占古了父母的全部财产，她拒绝不顾廉耻去捍卫一己之权利，便嘲讽地宣称她愿意要这顶礼帽作为难一的遗产。
第三，这是她与托马斯多次性爱游戏中的一个道具。
第四，这是她有意精心培养的独创精神的一个标志。她移居时没带多少东西，而带了这又笨又不实用的东西，意昧着她放弃了其它更多实用的东西。
第五，现在她佳在国外，这顶帽子成了一件伤感物。她去苏黎世见托马斯，就带着这顶帽子，打开旅馆房门时头上也正戴着它。可有些她没有预料到的事发生了：这顶帽子不再新鲜有趣和刺激性欲，仅仅变成了一座往昔时光的纪念碑。他们俩都感动了。他们象是第一次做爱，不是一种猥亵的性游戏。这次见面也不是他们性交往的一种继续，不能象以面那样每次都有机会想出一些新的小小淫乱。这次会见是一种时间的回复，是他们共同历史的赞歌，是那远远一去不可回的没有伤感的过去的伤感总结。
这顶礼帽是萨宾娜生命乐曲中的一个动机，一次又一次地重现，每次都有不同随意义，而所有的意义都象水通过河床一样从帽子上消失了。我们也许能称它为赫拉克利特河床（“你不能两次定入同一条河流”）：这顶帽子是一条河床，每一次萨宾娜走过都看到另一条河流，语义的河流：每一次，同一事物都展示出新的含义，尽管原有意义会与之反响共鸣（象回声，象回声的反复激荡），与新的含义混为一体。每一次新的经验都会产生共鸣，增添着浑然回声的和谐。托马斯与萨宾娜在苏黎世的旅馆里被这顶帽子的出现所感动，做爱时几乎含着热泪，其原因就是这黑色的精灵不仅仅是他们性爱游戏的遗存，而且是一种纪念物，使他们想起萨宾娜的父亲，还有她那位生活在没有飞机与汽车时代的祖父。现在，我们站在这个角度，也许比较能理解萨宾娜与弗兰茨之间的那道深渊了：他热切地听了她的故事，而她也热切地听了他的故事。但是，尽管他们都明白对方言词的逻辑意义，但不能听到从它们身上淌过的语义之河的窃窃细语。所以，当她戴着这顶礼帽出现在他面前，弗兰茨感到不舒服，好象什么人用他不懂的语言在对他讲话；既不是猥亵，也不是伤感，仅仅是一种不能理解的手势。他不舒服是因为它太缺乏含义。
人们还很年轻的时候，生命的乐章刚刚开始，他们可以一起来谱写它，互相交换动机（象托马斯与萨宾娜相互交换礼帽的动机），但是，如果他们相见时年岁大了，象萨宾娜与弗兰茨那样，生命的乐章多少业已完成，每一个动机，每一件物体，每一句话，互相都有所不一样了。
如果我把萨宾娜与路兰茨的谈话记下来，可以编出一本厚厚的有关他们误解的词汇录。算了，就编本小小的词典，也就够了。
3
误解小辞典“女人”
萨宾娜并没有选择一个作女人的命运。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是自己的过错。萨宾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非已所择的命运。在她看来，反抗自己生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生为女人亦然。
他们初交时，弗兰茨以一种奇怪的强调性口吻宣称：“萨宾娜，你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一本正经地强调这众所周知的事实。只到近来，她才明白了“女人”这个词的含义，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寻常的强调。在他眼中，女人不仅意味着人类两性之一，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任何妇女都堪称为女人。在弗兰茨眼中，如果萨宾娜是一个女人，他妻子克劳迪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结识克劳迪几个月之后，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便自杀。弗兰茨被她的威胁迷惑了。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克劳迪，但被对方的爱蒙骗了。他感到自己配不上这么伟大的爱，感到自己欠了她一个深深的鞠躬。
他回报鞠躬如此之深竟是娶了她。尽管克劳迪再末重视过那种伴以自杀威胁之词的热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却记忆长存，思虑常驻：决不能伤害她，得永远尊敬她内在的女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劳迪”，而是“尊敬克劳迪内在的女人”。
如果克劳迪本人便是女人，那么谁是他必须永远尊敬的那个隐藏在她身内的女人呢？也许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亲。他决不会想到说，他尊敬他母亲身内的女人。他崇拜母亲，不是母亲身内的什么女人。他的母亲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他十二岁那年，母亲被弗兰茨的父亲抛弃，突然发现自己很孤单。孩子怀疑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可母亲怕使他不安，用温和而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了这一幕。父亲走的那一天，弗兰茨和母亲一起进城去。离家时，他发现母亲的鞋子不相称，犹豫不决，想指出她的错误，又怕伤害她。在他与母亲一起在城里走的两个钟头，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难受意昧着什么。
忠诚与背叛
从孩提时代到陪伴她走向墓地，他始终爱她。记忆中的爱也是连绵不绝。这使他感到忠诚在种种美德中应占最高地位：忠诚使众多生命连为一体，否则它们将分裂成千万个瞬间的印痕。
弗兰茨常跟萨宾娜谈起他母亲，也许他有一种无意识的用心：估摸着萨宾娜会被他忠诚的品行历迷住，那样，他便赢得了她。
他不知道，更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忠诚”这个词使她想起她父亲，一个小镇上的清教徒。连星期天，他都在画布上描画森林里的落日与花瓶中的玫瑰。多亏了他，她从小便开始画画了。十四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男孩。父亲吓坏了，一年没敢让她独自出门。有一天，他又拿毕加索的复制品给她看，取笑那些画。她不能与她十四岁的同学恋爱，至少是可以爱上立体派的。她完成学业，满心欢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终于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萨宾娜看不出什么比进入未知状态更奇妙诱人的了。
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不能象毕加索那样画画。这正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独尊的时代，是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肖像的时代，她要背叛父声的愿望总不能如愿以偿：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父亲罢了。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清教徒时代）以及她的毕加索。如果说她终于与一位二流演员结了婚，只是因为那人有着怪汉子的名声，同样不为两种父亲所接受。
随后，母亲去世了。就在她参加葬礼返回布拉格之后，她接到了父亲因悲伤而自杀的电报。
她突然感到良心的痛苦：那位画花瓶玫瑰和憎恶毕加索的父亲真是那么可怕吗？担心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会未婚怀孕回家真是那么值得斥责吗？失去妻子便无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么可笑吗？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要离开他。（她现在与其把他看成一个怪人不如说把他看作于今不能自投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乙，是为了我们曾经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抚慰了甲。一个离了婚的画家，其生活与她背叛了的父母的生活丝毫不相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弥补，它唤来的只是后面一连串背叛的连锁反应，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
音乐
对弗兰茨来说，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类的艺术。没有谁真正沉醉于一本小说或一幅画，但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巴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弗兰茨对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无所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实在过时而虚假。他象爱莫扎特一样爱摇滚乐。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从孤独、内省以及图书馆的尘埃中解放了出来，打开了他身体的大门，让他的灵魂走人世间，获得友谊。他爱跳舞，遗憾萨宾娜没有他那样的热情。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时听到附近喇叭里传出轰轰的音乐并伴有重重的打击声响。
“真是恶性循环，”萨宾娜说，“音乐越放越响，人翻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你不喜欢音乐吗？”弗兰茨问。
“不喜欢。”她又补充，“不过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她想着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象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从童年起她开始追求音乐，就领受着噪音妨碍。在美术学院那几年，学生们整个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过。他们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钢厂建锻工地劳动，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乐从早上五点直吼到晚上九点。尽管乐曲是欢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进公共厕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声音象一群猎狗一直骚挠着她的安宁。
那时她想，只有在那里才有这样专横的音乐统治。到了国外，她才发现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完全丑陋的到来，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接踵而至。
饭后，他们上楼去自己房里做爱。弗兰茨入睡时思维已开始失去了连贯性，回想起吃饭时噪杂的音乐声，对自己说：“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生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谈话，写作，讲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全不准确，意思皆被淹没，内容统统丧失，它们变成了废话，废料，灰尘，砂石，在他的大脑里反复排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它们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音乐，是一种绝对的声音。它包容着一切愉悦与欢乐，它是超强音，是窗户发出的格格震荡，将一劳永逸地吞没他的痛苦，无聊，以及空洞的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他期望与萨宾娜久久地拥抱，不再说一句话，不再讲一个宇，让这音乐的狂欢之雷与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点。然后，幻想中的极乐喧嚣终于象催眠曲一样，使他睡着了。
光明与黑暗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昧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在弗兰茨那里，“光明”不会与某张日暖风和的风景画相联系，而会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阳，灯泡，聚光灯。弗兰茨的联想总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阳，理智的光辉，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样地吸引他。这些天来，他知道做爱前关掉灯委实可笑，总是留一盏小灯照着床。然而，他深入萨宾娜的那一刻，却合上了眼睛，渗透了全身的快乐呼唤着黑暗。黑暗是纯净的，完美的，没有思想，没有梦幻；这种黑暗无止无尽，无边无际；这种黑暗就是我们各人自身历带来的无限。（是的，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乐的一脚间，弗兰茨自己崩溃了，融化在黑暗的无限之中。自己变成了无限。一个人在他内在的黑暗中长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态就变得越小。一个闭着眼睛的人，便是一个受到毁伤的人。萨宾娜发现弗兰茨的模样乏味无趣，也闭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对她来说，黑暗并不意昧着无限，却意味着观看事物时的不满，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绝观看。
4
萨宾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象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反复推敲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拿起武器去反苏。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萨宾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话说得不合时宜。一位烫着灰色卷发的男人，用长长的食指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傲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画画儿……”
在萨宾娜的国家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司空见惯己成原则，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社会活动。如果某个画家要办个展览，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海滩旅行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那么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荐信或报告（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由专门的官员将此综合，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美术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它们只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政治情况”。（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都有赖于这种评
价过程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连
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展览作品，是否去海滩度假），都
必须蹈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得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发男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地或消极地？真正实在地或是表面地？从一开始就反还是从移居国外以后？
她是一个画家，曾经细心留意并记住了那些对调查别人满有热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们都有比中指稍长一些的食指，并且爱用它去指那些偶然与他们谈谈话的人。事实上，直到1968年，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四年的总统诺沃提尼，正是曾经掀动着与其酷似的这种理发店里做出来的波浪灰发，用最长的食指指向中欧所有的居民。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萨宾娜的画，从画家嘴里听说他象诺沃提尼，脸变得排红，自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掺白。他想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得沉默。直到萨宾娜站起来离开，大家也都沉默着。
这使她很不高兴。走到街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心思与捷克人保持接触。她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地域吗？如果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祖国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将引起何种联想，各人头脑闪现的国土状貌肯定迥异，整一的可能势必勾销。
那么是文化吗？可什么是文化？音乐吗？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吗？是的。但如果一个捷克人没有音乐感受又怎么办？这样，做捷克人的实质意义便烟消雾逝。
那么是伟人吗？是胡斯？刚才房子里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一页书。他们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那光辉的火焰，那光荣的灰烬。于是，对于他们来说，身为捷克人的实质意义除了灰烬，再没有什么。唯一能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便是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的相互指责。
她走得很快，与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毕竟还有另一些捷克人，与那有长长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样。何况她那段小议论后的难堪沉默，也没有表明他们都反对她。没有，他们也许是被这突然的愤怒搞昏了头，没有理解他们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为什么她不原谅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看成可怜的被抛弃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们知道为什么。她背叛了她的父亲，生活便向她敞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每一个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恶也是胜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绝服从秩序——拒绝永远和同样的人在一起讲同样的话！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扰的原因。但这并非心情不悦，恰恰相反，萨宾娜的印象中，这是一次胜利，有看不见的人还在为她热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间滑向极度痛苦：漫漫长途总有尽头！迟早她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背叛！迟早她不得不结束她自己！
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过火车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进站了。她上了车，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开包厢的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卧铺上。他站起来迎接她，她伸出双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样，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诉他，别赶我走，抱紧我，把我当你的玩物，你的奴隶，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从对方的拥抱中松脱出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呀。”这是她的天性允许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
5
误解小辞典（继续）“游行”
游行对意大利和法国人来说很容易。他们被父母逼着去教堂时，便以参加党派作为报复（共产党，毛泽东党，托洛茨基党等等）。然而萨宾娜的父亲两头都不误，开始送她去教堂，而后又逼她参加共青团会议。他担心女儿游离组织之外将有所不测。
她参加强制性的游行，总是合不上大家的步伐，身后的女孩老对她叫，或者有意踩她的脚后跟。唱歌时，她从来就不知道歌词，只是把嘴巴张张合合，于是遭到其他女孩子的注意和告发。从小，她就恨游行。
弗兰茨曾就读巴黎，天资不凡，二十岁那年就确定了学者生涯。从二十岁起，他便知道自己一生将会被局限在大学办公室、一两所图书馆，或两三个演讲厅里。想到这种生活将把他窒息，他总是期望着走出自己的生活圈子，象从屋里走向大街。
住在巴黎期间，他参加了每一次可能的游行示威，去庆祝什么，要求什么，或抗议什么，去露天里和人们呆在一起。游行的队伍直抵圣耶门大街或从共和广场到巴士底，使他神魂颠倒。他把行进和呼喊看成欧洲以及欧洲史的形象。欧洲就是伟大的进军，从革命到革命，从斗争到斗争，永远向前。
换一种方式说：弗兰茨感到他的书本生活不真实，他渴望真实的生活，渴望与人们交往，肩并肩地步行，渴望他们的呼叫。他从没有想过他所认为的不真实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办公室或图书室里辛劳）事实上正是他的真实生活，而他想象为真实的游行不是别的，只是戏院，舞场，狂欢——用另一句话来说，是一个梦。
萨宾娜读书时佐在宿舍里。五一节，所有的学生大清早都得报到参加游行，学生干部们清梳大楼以保无人漏掉。萨宾娜躲进电梯间，直到大楼都走空很久了，才能回到自己的房间。这里比她记忆里的任何地方都安静，唯一的声音是远处游行音乐的回响。她仿佛正躲在一个小棚屋里避难，只能听到一个敌对世界的海涛喧嚣。
移居一两年后，她偶尔去巴黎参加祖国被入侵的周年纪念。抗议游行当然在计划之列，她当然也被卷了进去。年轻的法国人高高举起拳头，喊着谴责社会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喜欢这些口号，但使她惊奇的是，她发现自己不能够跟着他们一起喊。她只坚持了几分钟便离开了游行队伍。她向法国朋友们说起这件事，他们都很惊讶。“你的意思是说你不同意反对对你们国家的占领？”她本来想告诉他们，在共产党当局和法西斯主义的后面，在所有占领与入侵的后面，潜在着更本质更普遍的邪恶，这邪恶的形象就是人们举着拳头，众口一声地喊着同样的口号的齐步游行。但她知道自己永远也没法使别人明白这些，便尴尴尬尬地改变了话题。
“纽约的美”
弗兰茨与萨宾娜在纽约街上一定就是几个小时。每走一步都有新鲜的景观，如同他们是循着一条山林小道前行，沿途景色都令人惊叹不已：一位年轻人跪在人行道中祈祷；几步之外是一位漂亮的黑人妇女靠着一棵树；一位身穿黑制服的男人横过马路时指挥着一支无形的乐队；一个喷泉在喷水而一群建筑工人坐在喷泉边上吃午饭；一些奇怪的铁梯上上下下爬满建筑还配有丑陋的红栏杆，丑到极致也就显得美妙；再定过去，是一座巨大的玻璃墙面的摩天大楼，后面又是比肩而立的一座，楼顶带有小型的阿拉伯式游乐厅，有塔楼，游廊，还有镀金圆柱。
她想起了自己的画。也是一些极不调和的东西混在一起：钢厂的建设工地上添了一盏煤油灯；一盏带着彩画玻璃灯罩的旧式灯破成了细细的碎片，撤落在荒凉的沼泽地。
弗兰茨说，“欧洲人意识中的美总带有预先规定的尺度，我们总是有一种审美的目的和一个长远计划。就是这个东西，使西方人花了几十年去修建哥特式大教堂或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广场。纽约的美呢，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它没有目的，不需要人的设计，就象石笋状溶洞。它那些丑陋形式是偶然产生的，没有设计的。在这样不可思议的外围环境中，它们突然闪耀出奇异的诗意。”
萨宾娜说：“没有目的的美。说得对。换一种说法，可以是‘错误的美’。世界上的美整个儿消失以前，美还会依赖着失误而存在一阵子。‘错误的美’——这是美的历史上最后一个阶段。”
她回想起自己第一幅成熟的作品，它的产生也是由于错误地滴了一滴红颜料。是的，她的作品都基于“错误的美”，纽约是她作品的神秘而可靠的祖国。
弗兰茨说：“也许人们设计出来的美过于严格和冷静，纽约无目的美比它要丰富多变，但这不是我们欧洲人的美，是一个异己陌生的世界。”
他们最终谈拢了吗？没有，看法仍然迥异。萨宾娜被纽约美的异生品格所深深吸引，而弗兰茨觉得这种美新奇却可怕，他眷眷地思念起欧洲来。
萨宾娜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