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宾娜理解弗兰茨对美国的乏味感。他是欧洲的化身:母亲是维也纳人,父亲是法国人,而他自己是瑞士人。
弗兰茨极其羡慕萨宾娜的国家。无论什么时候,她谈起自己以及国内来的朋友,弗兰茨听到“监狱”、“迫害”、“敌方坦克”“移民”、“宣传品”、“禁书”、“非法展览”这类名词,就油然生出一种羡慕加向往的复杂好奇感。
他对萨宾娜承认:“有个哲学家曾在文章里说我著作中一切论点都是无法验证的推测,称我为‘冒牌的苏格拉底’,我当时感到莫大的侮辱,狠狠发了一通火。现在一想,这可笑的插曲也算是我经历中最大的打击!是我一生中戏剧性的种种可能的顶峰!我们俩,你和我,生活在不同的两维,你进入我的生活,就象格列佛进入了小人国的领地。”
萨宾娜给以反驳,她说打击、悲剧以及戏剧性事件不意味着什么,没有任何内在的价值,不值得尊敬和羡慕。真正值得羡慕的是弗兰茨的工作以及他能平静安宁地献身于此。
弗兰茨摇摇头:“一个社会富裕了,人们就不必双手劳作,可以投身精神活动。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和越来越多的学生。学生们要拿学位,就得写—写学位论文。既然论文能写天下万物,论文题目便是无限。那些写满宇的稿纸车载斗量,堆在比墓地更可悲的档案库里。即使在万灵节,也没有人去光顾他们。文化正在死去,死于过剩的生产中,文字的浩瀚堆积中,数量的疯狂增长中。这就是贵国的一本禁书比我们大学中滔滔万卷宏论意义大得无比的原因。”
从这种精神出发,我们才能理解弗兰茨对革命的软弱性。他最开始同情古巴,然后同情中国,被这些国家的残酷吓坏了后,只得叹口气,沉入文字的海洋,沉入没有分量亦远离生活的词句。他成了日内瓦的一名教授(那里没有示威游行),在一连串的克制中(无女人亦无游行的孤独),他发表了好些学术专著,都获得了可观的赞扬。后来有一天他遇到了萨宾娜。她是个新的发现。她来自一片土地,那里革命的幻觉早已退色,但革命中他最崇拜的东西还存留着:广阔的生活,冒险的生涯,敢作敢为,还有死的危险。他把她祖国的悲剧加在她身上,发现她显得更加美丽。糟糕的是萨宾娜对这出悲剧并不喜爱。“监狱”、“迫害”、“禁书”、“占领”、“坦克”一类词是丑陋的,没有丝毫浪漫气息。唯一使她感觉甜美引起思乡之情的词,是“墓地”。
墓地
波希米亚的墓地都象花园,坟墓上覆盖着绿草和鲜艳的花朵。一块块庄严的墓碑隐没在万绿丛中。太阳落山的时候,墓地闪烁着点点烛火,如同死魂都在孩子们的晚会上舞蹈。是的,孩子们的舞会。死魂都象孩子一样纯洁。无论现实生活如何残酷,即便在战争年月,在希特勒时期,在斯大林时期,在所有被占领的时期,和平总是统治着墓地。她感到心绪低落的时候,便坐上汽车远离布拉格,去她如此喜爱的某个乡间墓地走走。在蓝色群山的背景下,它们如摇篮曲一般美丽。
对弗兰茨来说,墓地只是一堆丑陋的石块与尸骨。
6
“我从不开车,车祸吓死人!就算没把你撞死,也让你留个终身标记!”正说着,雕刻家本能地抓住了自己的手指头,那指头有一天在他雕刻本版时差点给削掉了,现在还留在手上也算个奇迹。
“你说什么?”克劳迪今天状态最佳,沙哑着声音问,“我有一回碰上了严重车祸,我就没把命丢掉。再说,没有比住医院更有昧的啦!我根本睡不着,只是读呀读的,日日夜夜。”
他们都惊奇地看着她,更使她其乐融融。弗兰茨感到一种既讨厌(他知道那场车祸后妻子曾极度消沉又报怨个没完)又佩服(她总是有能力把每一件经历过的事说得有声有色)的复杂情绪。
“就是在那里,我开始把书分成白天的书和晚上的书,”她继续说,“真的,有些书是要白天读的,有些书只能晚上读。”
现在,所有的人都又惊奇又崇拜地看着她。所有的人,只除了雕刻家还握着自己的指头,皱着眉头回想车祸。
克劳迪转身问他:“司汤达的书你会归进哪一类?”
雕刻家没有听清问题,不舒服地耸耸肩。旁边一位文艺批评家说,他认为司汤达的书该白天读。
克劳迪摇了摇头,嘶哑着喉音说:“不,不,你错了,你错啦!司汤达是一位夜晚作家嘛!”弗兰茨置身这场白天夜晚的艺术之争,却不安地盼着萨宾娜到来。他们花了很多天的时间考虑她该不该接受参加这次鸡尾酒宴的邀请。宴会是克劳迪准备的,招待曾经在她私人画廊展出过作品的画家雕刻家们。萨宾娜遇见弗兰茨以后,总是回避他的妻子。他们又怕被发觉,于是得出结论,认为她来的话反而自然些,少些嫌疑。
他一边偷偷地朝门厅打望,一边听到了他十八岁的女儿的声音。女儿安娜在房子的另一端。他告退了妻子主持的这一圈,挤到女儿主持的那一伙中去。他们有的坐,有的站,安娜则盘腿坐地。弗兰茨知道,他妻子肯定也会转移到那边地毯上去的。有客人的时候坐在地毯上,这一姿态表明串直,不拘礼节,政治自由,殷情好客,还体现一种巴黎人的生活方式。克劳迪坐在地毯上的那热情劲儿使弗兰茨担起心来,她去买香烟会不会也坐在铺子的地上?
安娜坐在一个男人的脚上,问他:“阿伦,你最近在干什么?”
阿伦如此天真诚恳,努力给这位画廊主的女儿一个认真回答,开始向她解释自己的新探讨——把摄影与油画结合起来。但他还没讲完三句话,安娜便开始吹起小调来。画家还在慢慢说,注意力高度集中以至于尚未明到口哨。
弗兰茨耳语:“你能告诉我体为什么要吹口哨
吗?”
她大声说:“我不喜欢人们谈政治。”
他们这一圈确实有两个人站在那里讨论即将开始的法国大选。自觉有责任引导活动的安娜,问那两个人是否打算去罗西尼歌剧院,一个意大利歌舞团下周将在日内瓦演出。与此同时,画家阿伦却沉入他绘画新探求中越来越庞大的细节。弗兰茨为自己的女儿感到羞耻,为了让她安分点,他宣称安娜每次看歌剧都索然无趣牢骚满腹。
“你混!”安娜坐着给了他肚子上一拳。“那个男高音明星太俊了,太俊啦!我看过他两次,我已经爱上他了。”
女儿太象她母亲,这使弗兰茨无法原谅。她为什么不象他?但他毫无办法,她就是不象他。很多次他听到她母亲也宣布爱上了这个或那个画家,歌手,作家,政治家,有一次甚至爱上了一位自行车赛手。当然,这只是鸡尾酒宴上的闲话趣谈,但他总是忍不住回想起二十多年前她说起他来也如出一辙,还有自杀的威胁之词。
正在这时,萨宾娜进来了。安娜继续谈着罗西尼时,克劳迪走了过去。弗兰茨把注意力投向那两个女人的谈话。几句寒喧客套之后,克劳迪捻着萨宾娜脖子上的陶瓷垂饰大声说:“这是什么?多丑啊!”
弗兰茨深深一惊。妻子的话不意味着挑斗,接下去的沙哑的大笑立刻表明,克劳迪否定这垂饰但并不希望危害她与萨宾娜的友谊。但她通常不会这么说的。
“我自己做的。”萨宾娜说。
“这垂饰真丑,真的!”克劳迪高声地重复,“你不该戴它。”
弗兰茨知道妻子并不在意垂饰的丑与美,一件东西她愿意说丑就丑,愿意说美就美。她朋友戴的垂饰预定就是美的,即使她发现的确很丑,也不会说。长久以来,欧欧拍拍已成为她的第二天性。
那么为什么她决定说萨宾娜自己做的垂饰丑呢?
弗兰茨突然明白无误地找到了答案:克劳迪声称萨宾娜的垂饰丑是因为她有本钱这么说。
或者更准确些说:她这么说是要让人们明白,她有本钱说萨宾娜的垂饰丑。
萨宾娜去年的画展不怎么成功,所以克劳迪并不特别重视萨宾娜的光顾。然而,萨宾娜却有种种理由重视克劳迪的画廊,只是她的行为尚未证实这一点。
是的,弗兰茨看清了:克劳迪抓住有利场合向萨宾娜(以及其他人)表明,她们两人之间的真正力量均势到底如何。
7
误解小词典(续完)
阿姆斯特丹的古老教堂
街道的这一边是鳞次相比的房屋,第一楼的橱窗后面,所有的妓女都有一间小屋与舒适豪华的夹垫大搞,她们只穿了乳罩和短裤衩,挨近玻璃窗坐着,看上去象讨厌的猫。
街道的另一边是建于十四世纪的巨大哥特式大教堂。
妓女的世界与上帝的世界之间,街道散发出尿的臭气,象一条河划分着两个王国。
老教堂里面,所有残留的哥特式风格只有又高又光的白墙,还有柱子、拱顶和窗户。墙上没有一幅图画,其它地方也没见雕塑。教堂象体育馆一样空旷,只有正中心的地方,疏疏地放置了几排给牧师们坐的椅子,围着一堵可供教长站立的小墩墙。椅子后面是为那些有钱的自由民而设置的木头小厢房以及栅栏。看来,椅子和厢房一直就设置在那里,人们从未考虑到墙的形状和柱子的位置,似乎是希望表明对哥特式建筑的轻视与无所谓。几个世纪前,加尔文教派的信仰把这座大教堂变成了一个大顶棚,唯一曲作用是让那些忠实的信徒避避风雪。
弗兰茨被它迷住了:历史的伟大进军曾经怎样穿过这巨大的殿堂!
萨宾娜想起波希米亚所有城堡是怎样收归国有,变成了劳工训练地、养老院,甚至牛棚。她参观过一个牛棚:接铁链的钩子钉入夜粉墙上,系在铣丝上的牛焦渴地瞪着窗外城堡的土地,那儿喂了鸡。
“正是它的空旷使我神往,”弗兰茨说,“人们收起了祭坛、塑像、图画、椅子、地毯和圣经,在那一刻得到了欢乐和安慰。他们把一切统统丢掉,就象扔掉桌上的剩物。你不能想象海格立斯的扫帚怎样清扫这大教堂吗?”
“穷人不得不站着,而富人占有包厢,”萨宾娜榴着那些包厢说,“但是有一种东西把银行家和乞泻联系在一起:对美的仇视。”
“什么是美呢?”弗兰茨发现自己正站在最近一次画廊预展时的妻子一边,正在认同她的坚持己见。那就是文词和言论的无穷虚幻,还有文化的虚幻,艺术的虚幻。
萨宾娜在学生队里劳动时,灵魂被高音喇叭里欢乐的进行曲不断毒害。一个星期天,她借来一部摩托,朝山上开去,在一个从未到过的边远村庄里停下来。她把摩托靠教堂放好,往教堂里面走去。一群人恰好在做礼拜。当时宗教受到当局的压制,大多数人对教堂都避之不及。留在教堂长凳子上的只有些老爷子和老妇人,他们不害怕当局,只害怕死亡。
神父歌咏般地吟诵祷文,人们跟着他齐声重复。这称为连祷。同一句话反复重现,象一位流浪汉忍不住连连回望家乡,象一个人不忍离世。她在最后一排凳子上坐下,合上双眼聆听祷词的曲调,又睁开眼,打量上方那蓝色拱顶上嵌着的金色大星星。她惊喜入迷了。
她在这个乡村教堂无意遇到的东西不是上帝,而是美。她太明白不过了,教堂与连祷本身里里外外都未见得美,它们的美存在于与建筑工地上天天歌声喧躁的比较之中。她突然觉得这些人是美的,他们如同一个叛逆的世界,是一种神秘的新发现。
从那时起,她就认为美是一个叛逆的世界。我们碰到它,只能在迫害者俯瞰着它的什么地方。美就藏在当局制造的游行场景之后,我们要找它,就必须毁掉这一景观。
“这是我第一次被教堂迷住。”弗兰茨说。无论新教还是禁欲主义都未曾使他如此热情。这是另外一种东西,高度私有性的东西,是他不敢与萨宾娜讨论的东西。他想,他听到了一种声音,要他抓住海格立斯的扫把,扫掉克劳迪所有的预展,安娜所有的歌唱家,还有所有的演讲、专题辩论会,所有无用的言语和无聊的文词,把它们统统从自己的生活中扫出去。阿姆斯特丹大教堂宏伟巨大的空阔突然出现在他面前,这神奇的新发现象征着他自身的解放。
力量
一次,他们在某家旅馆里做爱,萨宾娜抚着弗兰茨的手臂说:“看你有多好的肌肉!真不能使人相信!”
弗兰茨对她的赞美很高兴,从床上爬出来,臀部顶地,用一条腿钩佐一张很重的橡木椅子,轻轻地把它挑到空中:“你永远也不必害怕,不论什么情况我都能保护你,我以前还是个拳击冠军呢!”
他用手把椅子举过头,萨宾娜说:“知道你这么强壮,真好。”
但她内心中自语,弗兰茨也许强壮,但他的力量是向外的,在他生活与共的人面前,在他爱的人面前,他显得软弱无力。弗兰茨的软弱也可以称为美德。他从不向萨宾娜下指示,从不象托马斯那样命令她,要她躺在镜子旁边的地上以及光着身子走来走去。他并非不好色,只是缺乏下达命令的力量。有些事情是只能靠暴力来完成的。生理上的爱没有暴力是难以想象的。
萨宾娜看着弗兰茨举着椅子在屋予里走过,象看到一个使她震惊的怪物,心里充满了奇怪的悲伤。
弗兰茨把椅子放到萨宾娜的对面,坐下来说:“我当然喜欢强壮,但在日内瓦,这些肌肉对我有什么好处?它们象装饰品,一根孔雀的羽毛。我一生还没有同人打过架哩。”
萨宾娜又开始了孤独的沉思:如果她有一个指挥她的男人又怎么样呢?一个要控制她的人吗?她能容忍他多久?不到五分钟!从这儿得出结论,无论强者还是弱者,没有人适合她。
“为什么不用你的力量来对付我?”她问。
“爱就意昧着解除强力。”弗兰茨温柔地说。
萨宾娜明白了两点:第一,弗兰茨的话是高尚而正义的,第二,他的话说明他没有资格爱她。
生活在真实中
卡夫卡曾在日记或是信件中提到这样一句,生活在真实中。弗兰茨记不清这话的出处,但这句话强烈地感染了他。生活在真实中意味着什么?从反面来讲太容易了,意思是不撤谎,不隐瞒,而且不伪饰。然而从遇见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生活在谎言中。他蹬妻子说那些根本不存在的阿姆斯特丹会议,马德里讲学;他不敢与萨宾娜并肩步行于日内瓦的大街。他还欣赏谎言与躲藏:这些对他来说是如此新异,他象一个老师的爱学生鼓起勇气逃学,感到十分兴奋。
萨宾娜认为,生活在真实之中,既不对我们自己也不对别人撤谎,只有远离人群才有可能。在有人睁眼盯住我们做什么的时候,在我们迫不得已只能让那只眼睛盯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有真实的举动。有一个公众脑子里留有一个公众,就意昧着生活在谎言之中。萨宾娜看不起文学,文学作者老是泄漏他们自己或他们朋友的种种内心隐秘。萨宾娜以为,一个放弃了自己私我隐秘的人就等于丧失了一切,而一个自由而且自愿放弃它的人必是一个魔鬼。这就是萨宾娜保守着那么多恋爱秘密但一点儿也不感到难受的原因。相反,这样做才使她得以生活在真实之中。
在弗兰茨这一方面,他确认把私生活与公开生活分成两个领域是一切谎言之源:一个人在私生活与在公开生活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对弗兰茨来说,生活在真实之中就意昧着推翻私生活与公开生活之间的障碍。他喜欢引用安德鲁.勃勒东的活,握意的生活就是“在一间玻璃房子”里,人人都能看见你,没有任何秘密。
当他听到妻子对萨宾娜说:“那垂饰真丑”,他知道自己再也无法活在谎言中了,他非得站起来维护萨宾娜不可。他终于没有那样做,仅仅是害怕暴露了他们的爱情秘密。
鸡尾酒宴的第二天,他计划与萨宾娜一起去罗马度周末。“那垂饰真丑”的话耿耿于怀,使他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克劳迪。她的侵犯——无懈可击,喳喳呼呼,劲头十足——把二十三年婚姻生活中他耐心承受的美德重负给卸了下来。他回想起阿姆斯特丹古老教堂那巨大的内部空间,感到那空白唤起了他奇特的、不可理喻的狂害。
他捡拾自己的陋袋。克劳迪进来了,谈论着晚会上的客人,精力充沛地对某些观点大表赞同,对另一些观点则撇嘴一笑。
弗兰茨看了她很久,说:“罗马没有什么会议。”
她还没有看出问题:“那你干嘛要去?”
“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九个月了,”他说,“我不想在日内瓦同她聚会,所以有这么多旅行。我想,现在是你该知道的时候了。”
他一开口便不觉得紧张了,转过身去以免看见克劳迪脸上的绝望。他估计自己的话会使她绝望的。
停了一会儿,他听见她说:“是嘛,我想我是该知道啦。”
她的语气如此坚定,佼弗兰茨掉转头来。她看起来一点也不震惊,事实上倒很象一天前沙哑着嗓音的那同一位妇人:“那垂饰真丑!”
她继续说:“你既然有胆告诉我,你骗我九个月了,你认为能告诉我她是谁吗?”
他过去总告诫自己,没有权利伤害克劳迪,应该尊敬她身内的女人。可那女人到哪里去了呢?换一句话来说,他脑子里妻子与母亲形象的联系现在怎么啦?他的母亲,悲怆而受伤的母亲,他的母亲,穿着不相称的鞍,已经离克劳迪而去——她也许没有,也许从来就不曾隐含在克劳迪的身体之内。这一切化作一腔愤怒向他袭来。
“我没有理由瞒你。”他说。
如果说他的不忠尚不足以伤害她的话,他断定挑明她的对手会使她不舒服的。他直视着她,告诉她是萨宾娜。
一会儿后,他与萨宾娜在机场见面。随着飞机向高空升去,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轻。他终于对自己说,九个月之后他生活在真实之中了。
8
萨宾娜似乎感到弗兰茨撬开了他们隐私的大门,似乎瞥见了在日内瓦认识的一颖颖脑袋:克劳迪,安娜,画家阿伦,握着手指头的雕刻家。现在,不管她愿意与否,她成了她毫无兴趣的一位妇人的对头。弗兰茨会提出离婚,而她务必在他那张大大的结婚床上取代克劳迪的位置。人家在表演的时候还与观众保持着或长或短的距离,而她却要在这所有的人面前演戏,不是萨宾娜,是不得不演萨宾娜的角色,并决定怎样演这个角色更好。一旦她的爱被公开,爱便沉重起来,成为了一个包袱。萨宾娜一想到这点就畏缩不前。
他们在罗马一家餐馆吃晚饭,她默默地喝着酒。
“你没有生气吧?”弗兰茨问。
她使对方确信她没有。她仍然处于混乱之中,不能确信什么才是幸福。她回想起他们在开往阿姆斯特丹的快车厢里相遇的情景,那时她真想跪在他面前,求他抓住她,紧紧拥抱她,永远不要松开。她期望结束那危险的背叛之途,期望终止这一切。
她可以强化那种欲念,试图把它看作自己的救助,自己的依托,可这只能使乏味之感更趋强烈。
他们在罗马街上走回旅馆。周围的意大利人又闹又叫又手舞足蹈,他们默默走着,却听不到自己的沉默。
萨宾娜在浴室里洗了很长时间;弗兰茨盖着毯子在等她,象通常那样,亮着一盏小灯。
她回来时,把灯关了。这是第一次她这么做。弗兰茨应该注意到这一点的,他没有。灯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如我们所知,他总是闭着眼睛做爱的。
事实上,正是他那双闭着的眼睛使萨宾娜关掉了灯。她一刻也受不了那双低垂的眼瞳。常言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因此弗兰茨闭着眼睛在她身上扭动着的身体,只是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已。象一只刚刚出生的幼畜,闭着眼微喊地寻找奶头。强壮有力的弗兰茨在交合的时候,象一头巨大的幼狗在吮吸她的奶汁,他也真的含着她的奶头如同在吮吸!一想到他的下身是个成熟的男人而上身却是个吮奶的婴孩,她便觉得自已是在与一个婴孩交合,实在近乎厌恶。不!她不再愿意看见这个在她身上疯狂扭
动的身躯,不再愿意把自己的乳头交给他。一条母狗和一只小狗,今天只是最后一次,不可更改的最后一次!
她当然知道,她是极为不公平的。弗兰茨是她所见男人中最好的一个——聪明,能理解她的画,英武而且善良——但她越这么想,就越想强夺他的智慧,污损他的好心,摧毁他无能的体力。
那天晚上,她同他做爱比以往都狂热得多,她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她干得恍恍惚惚神游万里。她再次听到背叛的金色号角在远远地召唤她,她知道自己无法坚持下去,她感触到前面那自由的太空,那使她激动的无拘无束无遮无拦。她给了弗兰茨从未有过的疯狂而放纵的爱。
弗兰茨躺在她身上流下了热泪。他以为他是理解了:萨宾娜整个吃饭的时候都安静沉默,对他的决定没吭一声,现在才是她的回答。她已清楚表明将永远与他生活在一起的欢欣,还有她的激情,她的赞同,她的欲望。他感到自己犹如一位驰入辉煌太空的骑士,那里没有他的妻子、女儿、家事,那些已被海格立斯的扫帚扫得一于二净,那辉煌真空里将填入他的爱。
他们各自都把对方视为坐骑,驰入他们期望的远方。他们都沉醉于将解脱他们的背叛之中。弗兰茨骑着萨宾娜背叛了他的妻子,而萨宾娜骑着弗兰茨背叛了弗兰茨本人。
9
二十年了,他一直在妻子身上看见母亲——可怜,弱小,需要他的帮助。这种幻觉深深根植于他的心灵,使他两天来一直无法使自己摆脱这个念头。回家的路上,他的良心开始不安,担心他走后克劳迪会完全垮下来,说不定会闹出严重的心脏病。他偷偷打开门走进自己的房间,站在那儿听了一阵:是的,她在家。犹豫了一下,他走进她的屋子,打算象乎常那样打打招呼。
“是吗?”她讥讽地眼皮向上一翻,惊叫道,“你?到这儿来啦?”
他想说(他倒是真正惊住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但他没有说。
“我们直说好了,怎么样?你立刻搬到她那里去,我毫不反对。”
他去罗马那天承认自己与萨宾娜的事,当时尚无明确的行动计划。他指望回家后友好地跟克劳迪彻底谈一次,尽可能不伤害她。他不曾想到她会平静而冷冰冰地催他走。
这样不费什么事,但他禁不住感到沮丧。他一辈子都怕伤害她,自觉遵守着一夫一妻制的无效纪律,而现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他突然得知这一切纯属多余。由于一种误解,他拒绝了多少女人!
下午上完课,他直接由大学去萨宾娜那儿,决定问她可否去她那里过夜。一按门铃才知没人。他坐在街对面的酒吧里眼巴巴地张望了许久,又在她的住宅大门前尴尬徘徊。
夜晚来临了,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他这一辈子都是与克劳迪共用一张床。如果回克劳迪那里去,他该睡什么地方?当然,可以睡在隔壁房里的沙发上,但那不形如疯人怪汉吗?不显得有点神志错乱吗?他毕竟希望与她保持友谊啊!与她睡在一起是不可能的,他甚至能听到她嘲弄地问他干嘛不去找萨宾娜的床铺。他在一家旅馆租了一间房子。
第二天,他早晨、中午、晚上都去按过萨宾娜家的门铃。
又过了一天,他去问过萨宾娜的看门人,那人一无所知,提醒他去找房主。他给房主打了电话,得知萨宾娜两天前就告辞走了。
以后的几天,他照常去那儿,希望能在那里找到她。这一天他发现门开了,三个穿工作服的人把家具与画装进一部停在外面的汽车里。
他问他们打算把家具搬到哪里去。
他们回答,他们曾受严格嘱托不得泄漏去向。
他差不多要收买他们以求获得秘密地址,但突然感到无力这么做。悲伤使他完全崩溃。他不理解这是为什么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从碰到萨宾娜起他就一直等候着这一切的发生。必然如此的必然,他弗兰茨无力阻挡。
他在老街上找了一套小房子,乘妻子和女儿不在时回家去取了衣物和大多数必备的书籍,他小心翼翼不去碰克劳迪喜欢的东西。
一天,他从酒吧的窗子里看到了她。妻子和两个女人坐在一起,脸上眉飞色舞,擅长做鬼脸的天赋使她脸上留下许多长长的皱折。那些女人仔细听着,连声哈哈大笑。弗兰茨老觉得她是在谈论他;她肯定知道了,弗兰茨决定与萨宾娜一道生活的时候,萨宾娜却在日内瓦消失。这该是个多么滑稽的故事啊1他毫不奇怪他正在成为妻子朋友们的笑柄。
他回到自己新的公寓,这儿每个钟头都能断到圣皮尔的钟声。他发现百货公司已把他买的新书桌送来了,立刻忘记了克劳迪及其朋友们,甚至一时忘了萨宾娜。他在书桌前坐下来,很高兴这张桌子是自己亲自挑的。二十年来他身旁的家具都不是他挑选的,一切都被克劳迪管着。终于,他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有生以来第一次自立了。第二天他又请来一个木匠做书柜,花了几天时间设计式样,选定摆书超的地方。
就某一点来说,他惊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特别难过,萨宾娜的物化存在并没有他猜想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一生中留下了灿烂的足迹,神奇的足迹,任何人也无法抹去。她从他的视界里消失之前,塞给了他那把海格立斯的扫帚。他用它把自己藐视的一切都从生活中扫去了。一种突然的庆幸,一阵狂乱的欣喜,还有自由和新生带来的欢乐,都是她留下的馈赠。
事实上,他总是喜欢非现实胜于现实,如同他感到去参加游行示威比给满堂学生上课更好(我已经指出,前者不过是表演与梦想)。看不见的女神萨宾娜,比陪他周游世界和他总怕失去的萨宾娜更能使他幸福。她给了他万万想不到的男子汉自立的自由,这种自由成为了他诱人的光环。他在女人心目中变锯更有腿力,甚至他的一个学生也爱上了他。
于是,在一段短得惊人的时间内,他的生活背景完全给变更了。不久前他还与佣人、女儿、妻子住在宽敞的中上阶层富宅里,现在却住在老区的一所小房子里。几乎每个晚上,那位年轻的学生兼情人都来陪他。他用不着殷勤侍候她游历世界,从一个旅馆到一个旅馆,他能在自己的住宅、自己的床上与她做爱!旁边桌上放着他自己的书和自己的烟灰缸!
她是个朴素的孩子,并不特别漂亮。但她用弗兰茨近来崇拜萨宾娜的方式来崇拜弗兰茨。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快。他也许感到用萨宾娜换取了一个戴眼镜的学生有什么划不来,他天生的美德也务必使他去爱护她,把自己不曾真正倾泻过的父爱加倍地赐给她——与其说他有一个女儿安娜,倒不如说安娜更象克劳迪的复制品。
一天,他去见妻子,告诉对方他想再结婚了。
克劳迪摇了摇头。
“离婚对你来说根本无所谓!你不会失去任何东西!财产我都给你!”
“我不在乎财产。”她说。
“你在乎什么?”
“爱情。”她笑了。
“爱情?”弗兰茨惊讶地问。
“爱情是一场战斗,”克劳迪仍然笑着,“我打算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
“爱情是战斗?好吧,我一点儿也不想打。”他说完就走了。
10
结束了日内瓦的四年,萨宾娜定居巴黎,但未能逃脱忧郁。如果有谁问她感受了一些什么,她总是很难找到语言来回答。我们想表达我们生命中某种戏剧性情境时,曾借助于有关重的比喻。我们说,有些事成为了我们巨大的包袱。我们或是承受这个负担,或是被它压倒。我们的奋斗可能胜利也可能失败。那么萨宾娜呢?——她感受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她离开了一个男人只是因为想要离开他。他迫害她啦?试图报复她吗?没有。她的人生一剧不是沉重的,而是轻盈的。大量降临于她的并非重负,而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在此之前,她的背叛还充满着激情与欢乐,向她展开一条新的道路,通向种种背叛的风险。可倘若这条路定到了尽头又怎么样呢?一个人可以背叛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但如果父母、丈夫、国家以及爱情都失去了——还有什么可以背叛呢?
萨宾娜感到四周空空如也,这种虚空就是她一切背叛的目标吗?
她自己以前当然意识不到这一点。她怎么可能呢?我们追寻的目标总是不为我们所知。一个姑娘渴望结婚渴望别的什么但对这一切毫无所知,一个小伙子追求名誉却不懂得名誉为何物。推动我们一切行动的东西却总是根本不让我们明了其意义何在。萨宾娜对于隐藏在自己背叛欲念后的目的无所察觉,这生命中不可承受的轻——不就是目的所在吗?她离开日内瓦,使她相当可观地接近了这个目的。
到巴黎三年后,她收到了一封布拉格的来信,是托马斯的儿子写的。他居然能打听到她,找到了她的地址,而且现在给他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写信。他告知了托马斯与特丽莎死的消息。前几年,他们一直住在一个村子里,托马斯当了集体农庄的司机。他们不时开车到邻镇去,在一家廉价小旅店过夜。那条路曲曲折折经过几座山,有一次他们在突然加速时撞坏了车,翻到陡峭的山坡下,身体摔成了肉酱。后来据警察说,汽车的刹车糟糕透顶。
她不能忘掉这消息,与她过去的最后一丝联系中断了。
按照她的老习惯,她决定去墓地走走,使自己平静下来。蒙特帕里斯墓地是最近的,那里的坟墓上都是些小房子、小教堂。萨宾娜不明白,为什么死人想在头顶建起这些伪造的宫殿?墓地是正在化为石头的虚无。墓地的城民未能增强对死亡的够感,比他们活着的时候更糊涂。他们的墓碑展示着身价,那里没有父亲、兄弟、儿子、祖母,只有社会形象——一些头衔、职位以及荣誉的被授予者。甚至一位邮政职员也夸示他的职业选择,他的社会意义——他的高贵地位。
沿着一排坟墓走去,她看到有些人正聚在一起下葬。丧事主持人把满抱鲜花逐一分发给送葬者,也给了萨宾娜一朵。她加入了那一伙,随他们绕过了许多墓碑,才来到墓穴,缓缓放下那沉沉的墓碑。她俯身看了看墓穴,深到了极点。一朵花抛下去,优雅飘摇地翻了几个筋斗才落到灵枢上。在波希米亚,墓穴没有这么深,巴黎的墓穴深些正如巴黎的房子也比彼希米亚的高。她的目光落在墓穴边的一块石头上,那块石头使她感到透骨的寒冷。她匆匆回家了。
她整整一天都想那石头。为什么石头能把她吓成这个样?
她回答自己:坟墓上盖着那些石头,死人便永远不得翻身了。
死人无论如何是不能翻身走出的!那么往他们身上盖泥土或是石头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同之处在于:如果攻上盖着石头,则意昧着我们不要死人回来了,沉重的石头告诉死者:“呆在你那儿吧!”
这使萨宾娜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上面的泥土里长出了花朵,一棵枫树深深地扎了根。这树根和花朵给他打开了一条走出坟墓的道路。如果她父亲是用石头盖着,她就再也无法与死去的他交谈,无法从簌簌树叶中听出父亲原谅她的声音。
埋葬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墓地又怎么样呢?
她开始一次次想起他们。他们好几次开车去邻镇,在一家廉价的旅店里过夜。信中的这一段吸引了她的视线。这说明他们是快乐的。她又一次把托马斯当作自己的一幅画来构想:画的前景是唐璜,一位幼稚画家所作的浮华外景,穿过外景的裂缝看去,却是特里斯丹。他象特里斯丹一样死去,不象唐璜。萨宾娜的父亲与母亲是死于同一个星期,托马斯与特丽莎是死于同一秒。萨宾娜突然想念起弗兰茨来。
她那时跟他说起墓地里的散步,他厌恶地颤抖着,把墓地说成一堆尸骨和石头。他们之间的误解鸿沟便随即展开。直到她到蒙特帕里斯墓地,她才明白了他的意思。她为自己待他那样不耐心而遗憾。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呆得更久一些的话,他们是能够开始理解对方用语的。他们的词汇会象害羞的情人,慢慢地、怯生生地走到一起去。那么,一支旋律就会渐渐融人另一支旋律。但是,现在太晚了。
是的,太晚了。何况萨宾娜知道她应该离开巴黎,搬走,再搬走,如果她死在这里,他们会用石头盖在她身上。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女人来说,总是想着一切旅程的某个终点是不可忍受的。
11
弗兰茨所有的朋友都知道克劳迪,也知道那位戴大号眼镜的姑娘,但没有人知道萨宾娜。弗兰茨误以为妻子与她的朋友谈萨灾娜,其实,萨宾娜是个漂亮女人,克劳迪不希望人家把自己与美人脸蛋相比较。
弗兰茨如此害怕私情败露,因此从未向萨宾娜要过一张她的油画、草图,甚至一张她的快照。结果,她没留下任何痕迹地从他生活里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确实的东西可以表明,他曾与她在一起度过了最最美好的时光。
这只能更使他决心保留对她的忠诚。
有时候,他与那姑娘一起呆在他的屋里,她会目光离开书本,疑惑地瞥他一眼:“你在想什么?”
弗兰茨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总是找一些似乎有理的话来回答她,事实上他在想念萨宾娜。
不论他什么时候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姑娘都是第一个读它,与他作些讨论。而他心里想的却是萨宾娜会对他怎么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萨宾娜而做,是用萨宾娜愿意看到的方式去做。
他绝不做任何事情来伤害那位戴眼镜的学生情妇,因此这种不忠的绝对纯真形式,对弗兰茨来说是特别合适。他培养着对萨宾娜的狂热崇拜,这种祟湃更象宗教信仰而不是爱情。
的确,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是萨宾娜送给了他那位姑娘。在他的人之爱和神之爱两者中间,是绝对的和平。如果他的神之爱(基于神学理由)必定含有一剂不可解说、不可理喻的烈药(我们只须回忆一下那本误解词典和一系列误解词汇!),他的人之爱却建立在真实的理解上。
学生情妇比萨宾娜年轻得多,生命的乐曲简直还只有个轮廓。她感谢弗兰茨给了她生活的主题。弗兰茨的伟大进军,现在也成了她的信念。音乐现在是使她沉醉的狂欢节。他们常常一起去跳舞。生活在真实之中,没有什么秘密。他们与朋友、同事、学生以及陌生人交往,高兴地与他们坐在一起,喝酒,职天。他们经常去阿尔卑斯山作短途旅行。弗兰茨会弯下腰来,让姑娘跳到他背上。他走过草地时又会让她跳下来。他会用最高的音量,给她读一首小时候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德国长待。姑娘欢乐地哈哈大笑,崇拜他的腿、肩膀,死死勾着他脖子时,还崇拜他的肺。
她唯一揣摩不透的,是他对俄国人所占领国家的奇怪同情。一个纪念入侵的日子里,他出席了一个由日内瓦的捷克人组织的纪念性集会。房子几乎是空的,那位发言人装模作样地晃动着灰头发,长长的发言稿使得几个尽管热心的听众也觉乏味,他的法语语法正确却带有很重的外国腔。他为了强调某一点,不时举起食指,象是在威胁听众。
眼镜姑娘没法抑制住自己的哈欠,而弗兰茨却在她身旁灿然微笑。他越是看着那可爱的灰头发和那令人倾慕的食指,他就越把那人看成一个秘密信使,一个尽职于他与女神之间的上天使臣。他合上眼,浮想联翩。就象当年在十五个欧洲旅馆和一个美国旅馆里他在萨宾娜身上闭上眼睛一样,他现在也闭上了眼睛。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Copyright ? 2005 Shu.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您所在的位置: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正文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四、灵与肉
1
特丽莎回到家中差不多已是早晨一点半了。她走进浴室,穿上睡衣,在托马斯身边躺下来。他睡着了。她俯下身子去吻他,察觉他头发里有一股奇怪的气味;又吸了一口气,结果还是一样。她象一条狗上上下下嗅了个遍才确定异物是什么:一种女人下体的气味。
六点钟,闹钟响了,带来了卡列宁最辉煌的时刻。他总是比他们起得早,但不敢搅扰他们,耐心地等待闹钟的铃声,等待铃声赐给他权利,好跳到床上去用脚踩他们以及用鼻子拱他们。偶尔,他们也企图限制他,推他下床,但他比他们任性得多,总是以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告结束。特丽莎后来也明白了,她的确也乐意由卡列宁把她带进新的一天。对他来说,醒来是绝对令人高兴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人世时,他总是显露出一种天真纯朴的惊异以及诚心诚意的欢喜。而在她那一方面,醒得极不情愿,醒来时总有一种闭合双限以阻挡白昼到来的愿望。
现在,他立在门厅口凝视着衣帽架,那里接着他的皮带和项圈。她给他套上项圈系好皮带,带他一起去买东西。她要买点牛奶、黄油、面包,同往常一样,还有他早餐用的面包圈。他贴在她身边跑着,嘴里叼着面包,吸引旁人的注意之后洋洋自得为之四顾。一到家,他叼着面包围躺在卧房门口,等待托马斯对他的关注,向托马斯爬过去,冲他狺狺地叫,假定他要把那面包圈儿夺走。每天都如此一番。他们在屋子里至少要互相追逐五分钟之久,卡列宁才爬到桌子底下去狼吞虎咽消受他的面包圈。
这一次,他白白地等候着这一套早晨的仪礼。托马斯面前的桌上有一台小小的晶体管收音机,他正在专心听着。
2
这是一个有关捷克移民的节目,一段私人对话的录音剪辑,由一个打入移民团体后又荣归布拉格的特务最近窃听到的。都是些无意义的瞎扯,夹杂着一些攻击占领当局的粗话,不时还能听到某位移民骂另一位是低能儿或者骗子。这些正是广播的要害所在。它不仅证明移民在说苏联的坏话(这已经不会使任何捷克人惊讶不安),而且还表明他们在互相骂娘,随便使用脏字眼。人们乎常可以整日讲脏话,在打开收音机听到某位众所周知令人肃然的角色在每句话里也夹一个“他娘的”,他们毕竟会大为失望。
“都是从普罗恰兹卡开的头。”托马斯说。
普罗恰兹卡是位四十岁的捷克小说家,精神充沛,力大如牛,在1968年以前就大叫大嚷公开批评时政。后来,他成为“布拉格之春”中最受人喜爱的人物,把那场随着入侵而告结束的共产主义自由化搞得轰轰烈烈。入侵后不久,报界发起了一场攻击他的运动,但越玷污他,人们倒越喜欢他。后来(确切地说是1970年),电台播出了一系列他与某位教授朋友两年前的私人谈话(即1968年春)。他们俩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发现,教授的住宅已被窃听,他们每一行动都受到监视。普罗情兹卡喜欢用夸张、过激的话与朋友逗乐,而现在这些过激的话成了每周电台的连续节目。秘密警察制造并导演了这一节目,费尽心机向人们强调普罗恰兹卡取笑朋友们的插料打浑——比如说,对杜布切克。人们一有机会就要挖苦朋友的,但现在与其说他们被十分可恨的秘密警察吓住了,还不如说他们是被他们十分喜爱的普罗恰兹卡给惊呆了。
托马斯关了收音机说:“每个国家都有秘密警察,在电台播放录音的秘密警察,只可能在布拉格有,绝对史无前例!”
“我知道一个前例,”特丽莎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嗅出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
3
他总是让她躺在床上,自己独自去吃早饭,可她不服从。托马斯工作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而她工作则从下午四点到半夜。如果她不与他一道吃早饭,两人能一块儿谈话的时间便只有星期天了。正因为如此,她早上总要跟着他起身宁可以后再去睡觉。
这天早上,她恐怕不能再睡下了,十点钟她得去佐芬岛的蒸汽浴室。蒸汽浴室是众人向往之地,但只能容纳少许人,想进去的唯一办法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