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克己自励，持之以恒

曾国藩写道：“知己之过失，即自为

承认之地，改去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事。豪杰之所以为豪

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

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

态。”

所谓“克己之学”，就是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曾国藩

认为“克己之学”非常重要，大而言之，古今多少圣贤豪杰

之所以能成为圣贤豪杰，就是重视“克己之学”；小而言之，

“克己之学”可以减少自己许多遮掩和装饰的丑态，做一个

堂堂正正、光明伟岸的人。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是改号“涤生”以克己。

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

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

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

望，使自己卑琐灵魂受到不歇的批判，使自己的**恶欲时

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的

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些微小事上，我们已窥见曾国藩作

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

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其二是忍癣疾奇痒以克己。

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荷叶塘，曾家的屋后，“旧有古

树一株，为藤所缠，树已槁而藤日益大且茂，矫若虬龙，枝

叶苍翠，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一巨藤，活像一条

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

摇曳，及曾国藩死后，这一巨藤叶落枝枯，不久也就死了。

藤是固然存在，死因却并非神秘，从曾国藩出世即有的老

藤，到曾国藩去世，经几十年沧桑，人会老，藤也会老，原

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曾国藩的身上，长了一身的蛇皮癣，初

时尚无多大痒痛，到了三十五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

一天一天高升；曾国藩的癣疾，也随之一天一天扩大。奇痒

奇痛，曾国藩在日记中，时有记载，苦不堪言。这一怪癣，

一直与曾国藩同生共死，不得分离。

据说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星冈）在曾国藩出生的前一

天晚上做了一个“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左右，已

而入室庭，蹲踞良久”的梦。于是，梦、藤、癣联成一体，

化而为一，湘乡的老百姓，越说越玄，越说越像，越像越玄

越说，硬说曾国藩是巨蟒转生。当然，传说毕竟是传说，但

曾国藩身上的皮肤病——癣疾却是真的。曾国藩在他的家书

里也曾不止一次提及。例如他给诸弟的的信中说：“京寓自

四月以来，一切平安。癣疾经邹墨林开方做丸药，有附子、

黄芪等补阳之药，愈见大好。面上、头上，生人全看不出

矣。”

曾国藩还在家书中试述了几点疗法，但癣疾却从未医

好，以至于他有时整夜整夜奇痒，而难以成眠，但当得知其

弟曾国荃也患皮肤病后，其关怀慈意之状可表。信中说道：

十八日专人送家信一包，是夕接弟初十日信，哨官

易光南行至九日始到，可恶也。湿毒更炽，遍身发烧。

是秋天积燥之故。余于二十六年秋亦遍身发烧，医者皆

言是杨梅疮毒气发作，余不敢攻伐猛剂。吴竹如劝每日

服梅花一碗，亦无寸效。其时余又彻底不寝，则是别有

心肝之疾，与皮肤烧热了不相涉。总之，皮肤之病，世

间无甚于我者，尚非要命之症。弟疾较我轻松数倍，尽

可不必服药，切不可因肝郁之症牵连而杂治之，至嘱至

嘱。

咸丰十一年十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澄侯的家信中，

说：

余身体平安，惟疮久不愈，癣疾如常，夜间彻晓不

寐，手不停爬，（引注：“爬”即“扒”，挠痒之意）。人

多劝买一妾代为爬搔，季弟代买一婢，现登船上居住，

余意尚未定。大约此是积年痼疾，非药饵所能愈，亦非

爬搔所能愈也。

因此，曾国藩买妾以代为挠癣疾之痒事便也搁置。

由上述可见，曾国藩“克癣以克己”的修身功夫，这种

肉体上的克己绝非一般世人所能及也，己疾尚甚而劝他人以

安，忍癣之奇痒而遣女婢以正名，曾国藩的“克己”功夫不

可谓之不厚。

其三是戒烟癖以克己。

曾国藩年轻时特别喜爱抽烟，他时常捧着一把水烟壶，

以至成瘾成癖。但他也深知抽烟无益而有害，力求戒除。他

前后戒烟三次，戒而复吸，吸而复戒，又复，再戒，终于成

戒在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自戒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

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

他最终以挟破釜沉舟之势，在严肃的“克己”中戒掉了

吸烟的恶习。此虽小事，却见其“克己”的力量。

其四是宽下属拂逆以克己。

同治元年八月和闰八月间，江南各地因连年战事而瘟疫

流行，宁国境内的鲍超所部死了几千人，金陵城外的曾国荃

部也死亡相继，士气低落。正在这时，李秀成率二十万大军

救援天京，自闰八月二十日起，日夜猛攻雨花台的曾国荃部

达半月之久。落地开花的

洋炮，时时从雨花台上空呼啸而

下；与此同时，皖南重镇宁国已入太平军之手，且有上图江

西之势；小丹阳的太平军也时时可冲至长江，冲断湘军的江

中粮道；河南境内的捻军已进入鄂东，有取道皖北回援天京

之势。总之，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艰难危急的时刻。

战争使大江南北数省，特别是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

亡地荒，满目疮痍。曾国藩记述道：“惟敝处所苦者，在今

年（指同治元年）下半年。目下，舍弟金陵一军及鲍军门宁

国一军，米价至七千余文一石，肉至三百文一斤，蔬菜至六

十余文。”“金陵、宁国两军疾疫流行，死亡枕藉。饷糈大

绌，积欠多者至十一个月。专卒来往宁、池、太三府境内，

常竟日不见烟户，不逢行人。茫茫浩劫，未知何所穷极。”

当时曾国荃和鲍超部共约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

斤，粮饷从何而来？兵勇每月获饷不过四成，只得饥一餐、

饱一顿的过日子，士气何由提高？这是曾国藩当年于军事危

急之外的另一大苦恼。然而，正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是年九月

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桢为保在江西本省军队的粮饷，截留了

供应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获朝廷准允。这不

啻使曾国藩雪上加霜。他在日记中多处反映了自己焦灼和忧

郁的心情。

例如九月十四日写道：“日内因金陵、宁国危险之状，

忧灼过度；又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十八日又写道：

“五更醒，辗转不能成寐，盖寸心为金陵、宁国之贼忧悸者

十分之八，而因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者亦十之二三。”

然而，他并没有向他的“直接下级”沈葆桢发泄这些愤

懑，更没有张牙舞爪，训斥“直接下级”，强迫下级如何如

何。他在给沈葆桢的信中，淡然说道：近来，“幸饷项来数

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

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一过不去之

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

沈葆桢小曾国藩九岁，因为有曾国藩的多次推荐，才得

以候补道员升任为巡抚。他从江西本位出发，恃才傲上，且

不加节制，于第二年（同治二年）再次截留朝廷批准解送曾

国藩粮台的九江关洋税三万两，同治三年第三次奏请截留江

西的全部厘金，导致两人的彻底决裂。曾国藩则截然相反，

在同治元年九月沈葆桢首次截留漕折时反省自己“忧灼过

度”，“皆由于平日于养气上欠功夫，故不能不动心”。

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实则处大乱之世，余所遇

之僚属，尚不十分傲慢无礼，而鄙怀忿恚若此。甚矣，余之

隘也！作天性偏激，痛自刻责惩治者有年，而有触即发，仍

不可遏，殆将终身不改矣，愧悚何已！”（同治元年九月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