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大经**3

五、欲兴经法，救国乏术

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以时时掌握主动。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

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

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

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无绔，民穷财

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

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

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清以来，

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

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

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

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

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

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

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公

元1**8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公元1**9年）一

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

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

接见，破例赐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

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昕、文祥

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了。经过一个多月

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

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

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

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9年3月2日），曾国

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

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

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

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鎯），文

（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

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

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

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

主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

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

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

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

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

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

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

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包

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

适的道路。

从曾自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

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

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

《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

须躬身入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

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

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

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

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

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入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入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

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入代价，经济学

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入屏障。

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

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大清王朝的皇帝最忌讳的就

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

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

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

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

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清王朝的“救火队

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皇帝也很高

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

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

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大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

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

皇帝手中。做事都有资本，做大事必须有大资本。曾国藩

作为大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的都是关系太清王朝存

亡的大事，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剿”捻、洋务运动等，

因此必然会支付大量的成本。如何让皇帝相信所有的支出

都是必须的，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曾国藩面

对的巨大难题。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算是功成名就，“剿”捻则是无

功而返；天津教案更是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置自己多年声

誉不顾，确实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维护清王

朝。曾国藩尽管成为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但从来都没有

获得“一人

之下，众人之上”的明确地位。朝中与他地位

相似的重臣比比皆是，除了自己的嫡系湘军，曾国藩事实

上不能直接控制任何人。

曾国藩为了获得“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抑制自

己的实力，让大清皇帝放心；但同时自己的嫡系兄弟劳苦

功高，也不能白忙活一场。平衡这两方面因素，的确是很

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清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曾国藩有

“经法”要术也不能挽救，当然曾国藩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只是清王朝

这棵“大树”已经千疮百孔，叶死枝枯了。

成功语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平常。

六、洞察时势，图变自强

曾国藩绝非一般俗人之处在于，能够凭他在官场上的眼

力，看出大清王朝死气沉沉的病症，他希望国家变碍强盛起

来。因此，洞察时势，图变自强。

开启洋务运动之序幕，世变也，以变求不变。

曾国藩非常明白世变求变的道理，这一点体现在他开启

洋务运动序幕之中。自从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以来，有识之士

已经认识到：中国各方面都需要彻底改革，否则难以图存。

然而深闭固守的社会、虚妄自大的士大夫、腐败无能的清政

府，共同形成了进步路上一道不可逾越的天堑，使任何改革

行动，都似乎是寸步难行。

道光末年，魏源在他所编《海国图志》的前言里，首先

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当时并未得到重大的反

响。

咸丰末年，冯桂芬写了一部书，进一步对于仿行西法，

革除中国政治传统上的许多积弊，提出了具体而系统的方

案。书印成之后，冯桂芬曾特地送了一部给当时的两江总督

曾国藩。曾国藩推许这部书是“名儒之论”，但认为书中的

主张，多数难以实行。

曾国藩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基于对当时现实环

境的了解，认为在这样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之下，不可能做如

此重大的改革。然而，在基本态度上，他已觉察到中国的积

弊，的确有振作变计的必要，不过由于他接受的是传统科举

教育，所经历的环境，只限于国境之内。能影响他的师友，

见识都远在其之下，因而使他在改革的步骤及方向

上，不能

形成一套清晰正确而坚定不移的方案，甚而时时还显露出他

对大局的认识未免有所偏蔽。所幸曾国藩尚能随着经验的累

积而逐渐自我修正，是以在促进晚清中国近代化方面，他仍

是具有相当贡献的。

例如咸丰十一年（1**1），清恭亲王奕訢等奏请以洋药

税购买外国轮船枪炮，用以攻剿太平军，以期早日戡定内

乱。有旨令曾国藩、官文、胡林翼（官为湖广总督，胡是湖

北巡抚）等先行妥为筹议，次第实施。

曾国藩于是年七月的奏复，却认为火轮船对于攻打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