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大经**2

三、以礼行事，办事亦成

“博爱谓仁”。仁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那为一种对他人的感情，这种感情一方面出于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出于阶级关系，并由此推广到各个阶层的人。

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

局”的。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

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三年（实际是二十七个月），

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

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

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同时，他又有“在籍”

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

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

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而那些退休的官

员才是真正的乡绅。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

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已是“非官非绅，

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

‘亦官亦绅，办事必成’。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

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

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

做到的。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

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

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

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首先，第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

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

责。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乎不

为清廷所有。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

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

斩首的严惩。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

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

清廷的惩处。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

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

其次，曾国藩以“官”的身份，打通官场，以博得当地

官员的好感及支持。为此，他跟比自己小二级的衡州知府以

“兄”相称。衡州知府陆传应在曾国藩到来之前已有巡抚的

札文，照例开城相迎。知府官位仅是从四品，比曾国藩的二

品大员低了二级，但曾国藩并不以高压下，照样以“兄”相

称，给陆知府的印象颇佳。

经由陆传应的首肯，团练大臣的“署衙”很快有了着

落，决定暂设于小西门演武场，这个演武场位于衡州西门外

的蒸水滨，是当年吴三桂在衡州称帝时开辟，场面很大，有

现成的阅兵台和“行署”，实际上是一处大祠堂。曾国藩取

得了一个很好的练武场。觉得事情办得比在长沙时顺遂多

了。

后来，曾国藩还利用他的名声、出身与人品赋予他的类

似“绅”的身份，广招英才贤士，并通过各种方式结交地方

乡绅，解决了当时急需解决的“军饷”问题，终于练成一支

“忠诚”、“血性”之师。也一雪在长沙“非官非绅，办事不

灵”之耻。

成功语录：变“不是”为“是”，变“不利”为“利”。

四、欲就大业，活用礼法

活用礼法既可达到目的，又可不易被人察觉，此谓

“一举两得”。人生境界越大越好，河以委蛇故能远。要成

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都在此中产

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则会成为愚蠢的固执。

大概没有见到世上真有一个只“伸”不“屈”的汉子，

只是他向谁“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屈”的问题，用

得妥贴，便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汉子。曾国藩则是为军饷而

“屈”，或者说是乞讨。

咸丰四年八月（1854年10月），湘军侥幸攻克武昌，占

领武汉三镇。曾国藩以为该是喘口气的时候了，他上奏咸

丰，要求巩固湖北，以图东

进。其中理由之一，好好解决一

下湘军的供给，待到兵精粮足之时，再东下长沙，好与太平

军打几仗。但是，咸丰不管这一套，逼令他立即东进。当时

新占武汉，正是得胜之师，在武汉总算凑备了“东征”的军

饷，接着取得田家镇大捷。咸丰再令他继续东进，攻九江，

取南京。

田家镇一战，虽然取得不小的胜利，但湘军损失很大。

曾国藩要为战死的官兵发恤银、为有功的官兵发赏银，加上

战争消耗，从武汉带来的银子花得净光，马上又要“东征”，

军饷就成了大问题。他向咸丰帝请求发饷，咸丰下旨说让陕

西巡抚王庆云解银十四万两，江西巡抚陈启迈解银八万两。

然而，曾国藩等了许久也不见银子汇到，甚至连个回音都没

有。

湖南的厘金尚未办妥，江西战场便发生所料不及的大

战。九江攻不下来。湖口打了大败仗，江外水师全部瓦解，

湘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失。随后，太平军攻占了江西

大部分地区，曾国藩遇到了太大的困难！水师要重建，陆师

要大幅度调整，还要随时准备与石达开打大仗。曾国藩最发

愁的还是军饷，还是银子！他没有办法得到解决，只得向江西巡

抚陈启迈伸手要，尽管前次碰了壁，但曾国藩认为，前次是

在湖北，这次是在江西，完全是为江西的失地与太平军作

战，谅他陈启迈不会置之不理。可曾国藩想错了，陈启迈不

仅分文不给，还大造其谣。他在江西官员中散布：“曾国藩的

湘军打仗发了财，湘乡、平江、新宁肥得流油，只要家里出

个湘勇，全家都不要做事，银子花不完。湘乡的田地

被买

光，都买到外省外县去了，皇帝的银子运到了曾国藩家，皇

帝都没钱了，我们哪得钱给他。”曾国藩听了这些语言十分气

恼。

正在曾国藩又气又急之时，江西万载县举人彭寿颐向他

建议，在江西筹银有办法：一是劝捐，目前在籍刑部侍郎黄

赞汤黄大人在籍守制，盛赞湘军和曾大人您的行为，他若出

面劝捐，一定奏效。自己也可以去好友之处，以大人之德向

同乡、同窗们募捐。再是可以在江西就地设厘局，抽厘助

饷。

劝捐就是通过游说求人募捐作为军饷。曾国藩赞成彭寿

颐的想法，募捐之事立即去办。抽厘之事容再商量。

经过活动，果然先得了一笔银子。黄赞汤出面大力张

罗，在乡绅之中很快募得白银十万两，彭寿颐竟也募来三万

两，这真是雪中送炭。

设厘局之事，经过商量也搞了起来。曾国藩让彭寿颐负

责，在南康设总局，在各县设了十几个关卡，出手便抽得数

千厘金，曾国藩甚是高兴，以为这下子军饷有指望了。

然而好景不长，曾国藩设厘局用了彭寿颐，彭颐是江西地

方人，江西巡抚陈启迈以为这是越权用人，江西地面不归曾

国藩管辖，他有何权在这里设厘局抽厘金？于是，陈启迈煽

动地方官，与曾国藩对抗。不久，湘军的厘局在抽厘时，查

到了地方官走私鸦片，厘局扣了地方官的走私船，地方官又

向陈启迈告状，双方便闹了起来。可陈启迈不问曲直，指令

地方官封了曾国藩的厘局，还把彭寿颐捆绑入狱。事情闹得

非要曾国藩出面不可了，曾国藩率刘蓉等幕僚，到出事地点

调查，查出了地方官私卖鸦片的确证。在忍无可忍之下，向

咸丰上奏参了自己的同乡陈启迈。参奏的内容也是他调

查来的，如陈启迈曾为己革总兵赵如春冒功请赏，曾为奉旨

正法的守备吴锡光虚报过战功。这两条是地方官常干的事。

地方大吏，明明打了败仗可以说打了胜仗，逃将可以说成功

臣。只要不出大漏子，即使皇帝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曾国

藩还告陈启迈并不认真安排战守，丢了江西的八府五十四州

县；又告他阻挠破坏湘军作战，捆绑逮捕办团有功举人彭寿

颐，纵容地方官私运鸦片。

曾国藩的奏折上达后，其中丢了江西大部分土地给太平

军一节打动了咸丰帝，他本来就恼恨太平军在江西搅得心神

不安，怪罪陈启迈没有守住江西。因而准了曾国藩的弹劾，

一下子把陈启迈罢了官。

但去了陈启迈，来了文俊，曾国藩在江西的军饷问题

仍

未解决。为了军饷，几乎使他全军覆没；为了军饷，文俊害

死了湘军大将毕金科。以后的日子，仍靠“讨饭”维持。多

亏黄赞汤一人先后为湘军筹捐百余万两，刘于淳、甘晋等士

绅也极力帮他筹措，才勉强维持住，使湘军没被困垮而已。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

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同

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