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居官不败，时刻力行

大凡做官的人，尤其是做高官的人，没有不想自己要有一

个好的结局的。然而很多时候却往往事与愿违。曾国藩以他自己身居高位的体验，

认为主要应在平时领会居高位之道。

曾国藩说：越走向高位，失败的可能性越大，而惨败的结

局就越多。因为“高处不胜寒”啊！那么，每升迁一次，就要

以十倍于以前的谨慎心理来处理各种事务。他借用烈马驾车，

绳索已朽，形容随时有翻车的可能。做官何尝不是如此？

曾国藩说，身居高位的规律，大约有三端，一是不参与，

就像是于自己没有丝毫的交涉；二是没有结局，古人所说的

“一天比一天谨慎，惟恐高位不长久”，身居高位、行走危险之

地，而能够善终的人太少了。三是不胜任。古人所说的“惊心

啊，就像以腐朽的缰绳驾驭着六匹烈马，万分危惧，就好像将

要坠落在深渊里。”惟恐自己不能胜任。《周易·鼎》上说：“鼎

折断足，鼎中的食物便倾倒出来，这种情形很可怕。”说的就

是不胜其任。方苞说汉文帝做皇帝，时时谦让，像有不能居其一

位的意思，难道不是在不胜任这方面有体会吗？孟子说周公有

与自己不合的人，仰天而思虑事情的原委，以致夜以继日，难

道不是在惟恐没有结局的道理上有体会吗？

他详细阐发说：国君把生杀予夺之权授给督抚将帅，如东

家把银钱货物授给店中众位伙计。如果保举太滥，对国君的名

器不甚爱惜，好比低价出售浪费财物，对东家的货财不甚爱惜

一样。介之推说：“偷人家的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贪天

之功以为是自己的力量。”曾国藩说，我略微加以改动：“偷人

家钱财，还说成是盗，何况是借国君之名器获取私利呢！”曾

国藩认为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这就是违背了不干预之道，是注

定要自食恶果的。一事想贪，则可能事事想贪，一时想贪，则

可能时时想贪。在这个方面应视手中的权势于虚无，因而也会

少生无妄之想。

至于不终、不胜，曾国藩则更深有体会，他说：陆游说能

长寿就像得到富贵一样。开始我不知道他的意思，就挤进老年

人的行列中了。我近来混了个虚浮的名誉，也不清楚是什么原

因就得到了这个美好的声名了。古代的人获得大的名声的时候

正是艰苦卓绝的时候，通常不能顺利地度过晚年！想到这些不

禁害怕。想要准备写奏折把这些权利辞掉，不要再管辖这四省

吧，害怕背上不胜其任、以小人居君子的罪名。

正因为如此，曾国藩虽身居高位，也时时犹履薄冰，大功

告成之日，更是益觉如蹈危局。倒使得曾国藩该得到的也得到

了，不终也“终”了，不胜也“胜”了。

“寄人篱下”以及为官的人都有这样深切的体会，当你的

上司让你如何如何，而你又不想如何如何的时候，进退逆从最

难抉择，曾国藩的给面子与忍隐抗上给人们提供了一个启示。

曾国藩最熟悉官场风气，对清廷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看

法，但他不轻易表露。太平天国应如何平定，他与清廷的看法

也不尽一致。对太平军北伐，清廷一直心有余悸，因此始终把

“北防”作为战略重点，要湘军北上。对此，曾国藩在认识上

予以疏导，指出“自古办窃号之贼，与办流贼不同。剿办流

贼，法当预防以待其至，坚守以挫其锐；剿办窃号之贼，法当

剪除枝叶，并捣老剿”。建都天京的太平天国正是“窃号之

贼”，与石达开、捻军等“流贼”不同，如攻其必救的天京、

安庆，就不会“北窜”；因为，“窃号之贼，未有不惜死力以护

其根本也”。

曾国藩与胡林翼拟定四路进兵计划，并于1858年底至次

年初取得了胜利，曾国藩部已进驻安庆二十余里外之高桥。多

隆阿军于4月进至桐城外围，李续宾军进驻桐城之青草塥，为

两路策应。

正当湘军摆开阵势，进攻桐城、安庆时，清廷因江南大营

溃败，命曾国藩领军东援。曾以兵力单薄加以拒绝。4月19

日，清廷以曾署两江总督，认为“为今之计，自以保卫苏常为

第一要务”，仍令其驰援苏常。苏州易手后，清廷仍认为如安

庆“指日可复”，可先攻取再东援；否则

，就应先保浙复苏。

因为苏州为“财赋之区，且系数省咽喉，自应以急筹攻复为上

策。现在贼势已直趋杭、湖，势将糜烂两省，尤为刻不可缓”。

显然，在清廷看来，复苏保浙更重于攻取安庆，是战争全局的

关键所在。

与之相反，曾国藩认为，以往战争经验证明必须以上游为

“立脚之根本”，“自古平江南之贼，必踞上游之势，建瓴而下，

乃能成功”。而攻夺安庆尤为关键一

战，“目前关系淮南之全

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江南大营正是因未据上游而

失败，如弃安庆不围而援苏常，那就既蹈其覆辙，又打乱皖北

部署。同时，他又根据当时形势，进一步分析不能东援的理

由：江南大营以苏常为根本，苏常已失，这个“根本”已不存

在；湘军以两湖为根本，湘军东援，就远离可恃之根本，处于

无可依托的困境；更为紧迫的是，太平军在东线获胜，夺取苏

常后，势必西征，争夺上游。因此，必须“竭五、六两月之

力，办江楚三省之防”，以迎战西征的太平军。总之，湘军立

即大举东援，保浙复苏，在战略上是错误的。

但是，初膺重任的曾国藩不愿一开始就顶着不干，给清廷

留下不驯的印象。为此，他于1859年6月11日，将大营由宿

松移至皖南祁门，并奏报立即组建新军、数月后大举东援的计

划。

这两次战略分歧不是偶然的。湘军集团以湖南为巢穴，以

两湖为立足之根本。且看准了太平天国革命者，在政治上是

“窃号之贼”，决不轻弃其“根本”；在军事上踞下游，又不能

不争上游以护其“根本”的特点。故坚持全力围攻安庆。但建

都北京的清廷，对此却缺乏认识，或根据太平军北伐的教训，

而偏重北防；或因江浙是其主要财政收入之地，而重下游，轻

上游。这就是说，清廷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而湘军集团则

“知己知彼”，故能制定并坚持保上游，争上游，以清下游的方

针。值得注意的是，曾国藩在处理分歧时，不是简单的顶着不

干，而是在认识上耐心加以疏导，并照顾清廷的尊严，在部署

时加以敷衍。这样，就做到既不放弃原则，又不给清廷留下桀

骜不驯的印象。不久的事实证明了这一方针的正确。围攻安

庆，太平军并未北进；攻下苏常后，太平军又未及时进攻浙

江。在这种情况下，见识浅陋，惯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清

廷，也就欣然听从曾国藩等自行办理。后来攻金陵的战略部

署，清廷也就不再摇控了。

不得罪巨室，即势家大族，是为官不败的第一次枕中秘

籍。当官的人无不知道个中奥妙。如果在一个大城市，同驻两

个各不统属的机构班子，官与官就很难相处了。如果再加上一

个旗人官僚，一个汉人官僚，麻烦就更多了。过去胡林翼处处

忍让旗人官文，甚至不顾他二品大人的体面，当官文的小老婆

过生日时，率领所有文武一同贺寿。到了曾国荃与官文相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