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人们面对屈辱一般会采取两种方法，一

种是不要命地反抗，一种是忍耐，

曾国藩用的是后一种，但是他绝对不是消极地忍耐，他以此来

磨炼自己增长才干。

曾国藩经常把自己摆在一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

的心态平衡的。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

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

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是越能有所长进，就会越

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的治心不是单纯的对心理欲求的限制，既包括心

理活动，也包括行为规范，从范围上说，是治心、治身、治

口浑然一体，既有表面的现象，也有发自内心的本源，他用

阴阳来比喻。忿，就是愤激、愤怒、情绪化。曾国藩称它为

“阳恶”，也即表现在语言行为上出口不逊，情绪难以控制。

石成金说：

凡居官者，逞怒于刑，则酷而冤；发怒于事，则舛

而乱；迁怒于人，而怨而叛。须要涵养其气质，广大其

心胸。非理之触，心思明哲所容；所故之加，必虑祸机

怕伏。先事常思，情恕理遣。如此风恬浪静，非惟无

患，且可养生。

当然，懂得运用忍字，也并非一味忍耐，软得像泥，这

种忍耐是没有出息的表现。我们在了解曾国藩的为人处事

时，常常可以发现曾国藩总是在忍与不忍之间徘徊、抉择。

曾国藩初任帮办团练大臣时，凡事雷厉风行，此时的他并不

想去忍耐什么，但是接下来面临的事实则让他不忍也得忍。

有一天，湘勇试枪，误伤绿营中一长夫，绿营借机吹角

执旗，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几乎酿成

大变。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试枪的湘勇**了一顿，才算把

绿营兵的**平息下来。后来，绿营的永顺兵与塔齐布率领

的兵之间因赌博而发生械斗，提督鲍起豹、长沙协副将清德

纵容绿营兵于初六日夜带着兵器，鸣锣击鼓，包围将府，捣

毁塔齐布住房，并列队进攻；又冲入巡抚射圃中的曾国藩私

宅，杀伤他的随丁，直向曾国藩冲去，幸好有属员护驾，曾

国藩才幸免于难。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历

来认为曾国藩所行，异于罗绕典及诸团练大臣，心诽之，然

其的奏折得褒答，受主知，未有以难也。所以，他对绿营兵

冲击团练大臣的重大政治事件，故意不闻不问，听之任之。

曾国藩连夜去叩骆秉章的门，诉说此事，骆秉章故作惊讶，

说一点不知道，事后他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

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从之前。于是抚台衙门内外，

多说曾国藩咎由自取，同情者寥寥。

鲍起豹自六月初到长沙任职后，到处扬言曾国藩不应操

练兵士，且将以军棍施之塔将。鲍起豹“以清副将为梯附，

而屏斥塔齐布，大以其操兵为非是，言有敢复操兵者，即以

军棍从事”。鲍起豹还说：“防堵不宜操兵，盛暑不宜过劳。”

他“切责塔将，而右护清将”。对于这种种非难与掣肘，曾

国藩愤慨已极。当时，连骆秉章也认为曾国藩“不宜干预兵

事”，曾国藩遂在给张亮基的信中忿忿地说：“岂可以使清浊

混淆，是非颠倒，遂以忍默者调停耶！”他以“恶夫黑白之

易位”的“血诚”，与鲍起豹对着干。因此，文武不和，兵

勇不睦，集中体现为曾国藩与偏袒绿营兵的湖南地方官的矛

盾。这个矛盾如箭在弦上，蓄之既久，其发必骤。曾国藩是

清楚这场矛盾冲突的根源的，因此，他最终也只好一忍到

底，愤走衡阳。

当然，曾国藩的忍更多时则是出于一种策略或战略的考

虑，如他在湖南练勇的时候，虽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了

自己练勇、别人统军的主张，但是，真的叫他派勇驰援的时

候，他又强调困难，按兵不动。咸丰三年秋冬，因湖北和安

徽告急，朝廷曾八次令他援鄂援皖，他却始终找出各种借

口，没有派出一将一勇。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太平军西

征尚未抵达时，曾国藩等就收到上谕：“长江上游，武昌最

为扼要，若稍有疏虞，则全楚震动。着骆秉章、曾国藩选派

兵勇，并酌派炮船，委派得力镇将，驰赴下游。”十月初二

日又接到上谕：“曾国藩团练乡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

业经著有成效，着即酌带练勇，驰赴湖北，合力围攻，以助

兵力之不足。”十月初五日又接到上谕：“武昌省垣情形万分

危急，……着曾国藩遵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驶赴下游

会剿，以为武昌策应。”当时，曾国藩正在衡阳训练他的水

陆两师，他与骆秉章商量，拟叫张丞实招募湘勇三千人赴

鄂，表示一点意思。正在这时，清军江南大营猖狂反扑，天

京危急，西征军受命东援，武昌形势缓解。其后，太平军踞

有安庆，分兵陷桐城、舒城，逼近庐州，皖北将再次成为太

平军的重要根据地。新授安徽巡抚江忠源，行至六安，病倒

了。工部侍郎吕贤基在籍办理团练，被太平军打死于舒城。

清军在皖北甚为空虚。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晋奏称：

“曾国藩乡望素孚，人皆乐为效用。请饬挑选练勇

，雇觅船

只，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这正中咸丰帝的下怀，

当天就下令曾国藩带楚勇六千，“自洞庭驶入大江，顺流东

下，直赴安徽、江西与江忠源会合，水陆夹击，以期收复安

庆及桐、舒等城，并可牵制贼匪北窜之路。”咸丰帝在手谕

末尾加了几句，以表示自己的厚望：“该侍郎忠诚素著，兼

有胆识，朕所素知，谅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按理，

曾国藩受命于危难之秋，正是沙场效忠之时。岂料他在十一

月二十六日的复奏中说了一通“重以新命委任，天语褒嘉，

尤臣子竭忠效命之秋，敢不捐糜顶踵，急图报称于万一”的

陈词以后，又数了许多困难，“统计船、炮、水勇三者，皆

非一月所能办就”，必须待广东的炮解到湖南，“明春乃可成

行”。他并在奏折中大谈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合防之道，

及以堵为剿之策。咸丰帝看了这份奏章，火了，严厉地斥责

道：“现在安徽待援甚急，若必偏持己见，则太觉迟缓。朕

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

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以汝之才务，能乎？否乎？平

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

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着设法赶紧赴援，能

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言

既出诸汝口，必须心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段长长的批语，

既有褒奖，也有谴责，既有期望，也有怀疑。曾国藩之所以

如此迟迟不出省援皖，固有兵力方面的实际困难，也与他的

座师被崇伦参劾，不得不出守黄州时给他的信有关。信中

说：“吾意坚守，待君东下，自是正办。今为人所逼，以一

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陆各军，必俟稍有把握，而后

可以出而应敌，不可以吾故，率尔东下。东南大局，以恃君

一人，务以持重为意，恐此后无有继者。吾与君相处，固不

同也。”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复信说：“吾两次谕言，不

可草率一出。皆极确当。”他不率兵东下，显然是遵循了座

师的教诲。此时，曾国藩虽已上千天怒，但他仍“以持重为

意”。对“赶紧赴援”的谕旨置之不顾，只在十二月二十一

日，再次陈述各种各样的困难，开脱自己迟缓不援的过失。

咸丰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江忠源庐州兵败自尽，曾国藩的亲

家、候补知府陈源兖及知县邹汉勋等同时死事。虽然曾国藩

出兵不一定可以挽救与太平军为敌的这些人的命运，但是，

于鄂皖危急之时，曾国藩不派出一兵一卒，在道义上实在难

辞其咎。

羽毛须在长满之时方能放其遨翔于广大天空。曾国藩确

“能自担重任，迥非畏葸者可比”；他羽不丰，也确难远援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