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所以他宁担抗旨之罪，宁负见危不救之名，竭力积蓄力

量，以求一逞。他在衡阳扯起了招军旗，又广徕所谓“智浑

沉勇之士，文经武纬之才”，加意训练。同时，兴造战船，

筹集炮位，截留饷银，提用漕米，行动果敢迅速。但他几乎

是白手起家，楚勇固已赴鄂赴皖，即使罗、王的湘勇也不听

他的节制，使得他不得不另起炉灶，艰苦经营。

从曾国藩的经历中，我

们发现，在同一件事情上，有这

么两种忍，一种是忍受别的压力，努力让事情成功；一种则

是宁可贬屈自抑，激流勇退，让别人去成功。这两种忍孰下

呢？从曾国藩晚年剿捻军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后一种忍往

往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或者说，除非万不得已，后一种是不

可取的。

曾国藩是在僧格林沁剿捻身死后，接替剿捻大任的。但

当时曾国藩为避嫌疑，已大大削减了他的湘军，因此，剿捻

只好用李鸿章的淮军，造成指挥不灵。在剿捻过程中，他的

步步为营的策略本是行之有效的，却又因为受到小小的挫折

而心灰意冷，把剿捻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李鸿章，成为终

生遗憾。之所以会造成这种结果，除了个人的品性，年龄因

素似也不可忽视，因为与曾国藩相反，李鸿章当时还是个四

十岁刚出头的人，年壮气盛。何况他本是个不甘寂寞，拼命

做官的瘾君子，早有“壮志不肖三尺剑，奇才欲试万言诗”，

“马是出群休恋栈，燕辞故垒更图新”的抱负，他对在江苏

战场一显身手，获得个一等伯爵、江苏巡抚远不满足，还待

更展“鸿图”；他这时官不高，位不显，还不存在像清廷与

曾国藩之间那样的隐蔽而又尖锐的矛盾，不需要“避权势，

保令名”；加上满清朝廷还有意抬举他，以压抑曾国藩。

所以，他可以“拼命做官”而无多顾虑，以致朝廷命他署两

江总督时，他竟不顾“沾谦抑虚名，拘辞让之末节”，迫不

及待地向曾国藩索取印绶。这个时候，他虽然还未走上攻捻

战场，将淮军派到了曾国藩麾下，却常常在具体调度上，与

老师为难，事事干涉，越俎代庖。正如后人评论的，“朝廷

虽未有北征之命”，而他的“平捻之态，已预及之矣”。他代

替曾国藩主帅地位的企图，已呼之欲出了。

淮军与湘军一样，勇为将有，将在勇在，将死勇死。故

在攻捻战场上的淮军将领，名义上隶曾国藩指挥，眼睛却盯

着自己的主

帅李鸿章，按李鸿章的旨意办事，对于官高爵大

的曾国藩，“遇有调度，阳奉阴违者颇多”。这也是曾国藩办

事棘手、李鸿章能趁机攫取帅位的客观因素之一。曾国藩因

此感慨系之，对李鸿章说：“淮军非君家不能督率。”后人

说，曾国藩曾有“撤湘军一事，合九州铁不能铸错”的悔

恨，这虽属笔记小说家言，但推之曾国藩当时的处境，有这

种情绪也是有可能的。

李鸿章代曾国藩，还有一个因素，是曾国藩在攻捻战场

上屡次挫败，在朝廷呵斥、御史弹劾的情况下，不能再“打

掉牙齿和血吞”，坚持到底，而是神情抑郁，急求退出战场，

以致前功尽弃。同治五年三月，他出师才一年，就写信给李

鸿章说：“若六七个月毫无起色，国藩当奏请阁下北征剿

捻。”以实现他“恃淮勇以平捻匪而定中原”的初衷。而这

正是李鸿章求之不得的。所以他在攻捻战场上勉强支撑了一

年半之后，即把帅权拱手交给了李鸿章。李鸿章走上攻捻战

场以后，除了对淮军指挥得心应手之外，并无多少新招数，

依然是采用曾国藩的静以制动、设防长围的策略，然而却最

后得到了成功，重要原因是他暂时不顾朝廷上下的种种责难

与非议，坚韧不拔。

十分有趣的是，与曾国藩同时的，作为曾国藩同僚、好

友或学生的胡林翼、李鸿章等人也都是灵活运用“忍”字的

高手。

李鸿章的忍则既表现在他的用兵中，也表现在他的官场

手腕中。

咸丰十一年（1**1）天王洪秀全答允太平军一年之内不

进攻上海、吴淞附近百里以内之地。次年初，李秀成奏命从

杭州移得胜之师进击上海，英、法侵略者悍然宣布“保卫”

上海周围百里以内之地。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会防上海

则可，会剿它处则不可，近而嘉定、金（金山）、南（南

汇），远而苏、常、金陵，皆它处也。”曾国藩认为：英、法

军队进入内地作战，并未得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再则，他对

英法军队亦无法驾驭控制。

正是有曾国藩“会防不会剿”的临别赠言，李鸿章才得

以在上海立住脚，才有以后的发达。

李鸿章到

达上海，组建淮军伊始，要李速战的压力大到

他难以承受的程度。洋人迫不及待，天天来邀请“会剿”；

朝廷也急如星火，皇太后慈禧、议政王军机大臣文祥，以各

种方式催其取得“速效”。慈禧下达给李的第一道上谕就是

令其出战，慈禧摸清李一时不敢抗曾国藩之令，还屡屡下诏

要曾速命李西进，与洋人“会剿”。慈禧抛给李的诱饵是江

苏巡抚一职，原巡抚薛焕虽因保上海有功，但因不能西进而

丢了乌纱帽，李只有比薛焕更卖力，即挥师克苏州、常州，

才能得到这颗大印。但最使李应付不迭的是上海本地官绅们

的明求暗逼；苏南地区的逃亡地主也恨不得一觉醒来就恢复

其失去的天堂。几乎是整日都在他耳边聒噪不止。冯桂芬、

潘曾纬等头面人物更是出面要李服从众望，火速让他们返回

故乡。这些人煞有介事地传播英王要派兵五万来“会剿”的

消息，言外之意是淮军怎能让西兵先入内地呢！弄得李鸿章

有时叹气：“洋人说我坏话、庙堂的责备与官绅的讥评，哪

挡得住啊！”

但他咬牙挺过了这一关。当曾国藩从支持他按兵不动转

而要他“勉力应允”时，他仍能挺住。他要的是保本，是自

强，而不是给人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曾国藩曾教他

五个字：“会防不会剿”，但他考虑得更加精明，他只肯以全

军“分守”一路。为此，他对朝廷耍了个“反求救兵”的一

手，大讲自己孤立无助，坚请江北多隆阿南下“会剿”。

他通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并无深入会剿之意”，

而是急于找替死鬼，这就更促使他不肯轻易出兵。因此，当

湖州危在旦夕，该地守将写血书求援时，李不予理睬；宁波

告急，道台求李拨兵时，李反劝他“有西兵主持城守”，别

怕。他就像一个一毛不拔的吝啬鬼，把拳头攥得紧紧的。因

为他深知集中兵力的重要性。他自有他的如意算盘：上海北

线有租界，洋人自会力保，东线有浦江、有投降过来的刘玉

林部，他专力经营西南线，等待时机。

五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上海大雨如注，天赐良机终

于等到了。在上海西南郊虹桥（今虹桥机场旁），撤退中无

心恋战的忠王大军一部约三千人，与在该处筑垒据守的淮军

程学启部展开了激战。于是，李鸿章集中起全军六分之五以

上的兵力，亲自带队火速前去支援。而劳师远征的太平军很

快便撤退了，因这一仗系忠王大军全线后撤时的掩护战，是

以主动进攻来阻止敌人的追击，故施以打击后匆匆转移。而

李鸿章则因此赢得诸多名誉。

所以说：“成大事者无不善用忍”，

动不动就想一搏，只能算是“匹夫之勇”，是成不了大事的，当然

这也并非让人“逆来顺受”，在忍耐中积蓄自己的力量，

当机会来临时，来个倾力一击，大事成矣！

成功语录：从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顺从，设法以诛锄导己者，权宦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