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金偿家中旧债，即一心以**为主，一切升官得差之念，

亳不挂于意中。

于此，足见曾国藩对于国家的态度。

曾国藩主张政治家应当负有领导社会的责任，亦希望教育

家能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使之廉洁向上的责任。其《劝学

篇》中曾说：

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迁。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

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

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先觉

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

诚得有志者导乎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

四面出，泉涌而云兴。

他对于任官、择人，尤其注重操守。他说：

大抵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兼以他长，

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

谓“无本不立”，义或在此。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

少大言，以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

他的“劝诫州县四条”，有两条是倡廉的：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

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

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

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

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牍，无一不躬亲检

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一日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

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

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

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

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

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自占仕途多变动，所以曾国藩以为身在官场的纷繁中，要

有时刻讲求廉矩，淡化利欲之心的心理。利欲之心人固有之，

甚至“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这当然是正常的，问

题要能进行自控，不要把一切看得太重，到了接近极限的时

候，要能把握得准，跳得出这个圈子，不为利欲之争而舍弃了

一切。

怎么才能使自己的欲望趋淡呢？“仕途虽纷华，要常思泉

下的光景，则利欲之心自淡”。他常以世事世物自喻自说来贯

通得失，比如，看到天际的彩云绚丽万状，可是一旦阳光淡

去、满天的绯红嫣紫，瞬时成了几抹淡云，古人就会得出结

论，道“常疑好事皆虚事”。看到深山中参天的古木不遭斧砍，

葱郁蓬勃，究其原因是它们不为世人所知所赏，自是悠闲岁

月，福泽年长，“方信人是福人”。中国古代自汉魏以降，高官

名宦，无不以通禅味解禅心为风雅，是为了在失势时自我平

衡，自我解脱。

中国有一句俗话叫“知足常乐”。佛教的理想是“少欲知

足”。孟子有一句话叫“养心莫善于寡欲”，是说希望心能够

正，欲望越少越好。他还说：“其为人也寡欲，虽不存焉者寡

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欲少则仁心存，欲多

则仁心亡，说明了欲与仁之间的关系。

人生在世，除了生存的欲望以外，人还有各种各样的欲

望，自我实现就是其中之一。可是，欲望是无止境的，欲望太

强烈，就会造成痛苦和不幸，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因此，人应

该尽力克制自己过高的欲望，培养清心寡欲、知足常乐的生活

态度。

在曾国藩的用人方略中，他是按照“做”、“省”、“学”、

“禁”四字来实行的，因此极有亲法条理。

先让我们看曾国藩的一段真言：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

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

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殍，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

属至乐，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

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

回矣。

曾国藩一世廉矩，勤政爱民，了解民间疾苦，多次为民请

命，减免税赋。廉矩使他挺起两根硬骨头。

道光二十三年（1

843）三月，曾国藩升任翰林院侍讲，六

月任四川正考官，十一月回京复命。曾国藩在京都四年，景况

很苦，生活俭朴，但对于因穷困和疾病死亡的同乡，必尽力资

助。从四川回来，将得到的俸银千元寄回家中，并且拿出一部

分来救济贫困的亲友，他在家信中说：

孙所以汲汲馈赠者，曾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太盛，不可

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

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

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资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自孙

入都后，如彭满舅，曾祖彭王祖母，欧阳岳祖母，江通十舅，

已死数人矣！再过数年，则意中所欲馈赠之人，正不保何若

矣！家中之债，今虽不还，后尚可还；赠人之举，今若不为，

后必悔之。

曾国藩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对于职务十分尽责，他这种勤

恳廉洁的精神，很为一般人折服。

他壮年时曾立志，要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

要做一个天地间之完人。所以他说：

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其风气之正与否，则丝毫

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

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重修身，以下败之者，速而且广也。

他所标榜的“廉矩报国，侧身修行”，也是注重以身化人，

可见他只以从军、从政作为转移风气的过程。何尝要为一姓一

家效愚忠呢？何以谓之转移风气？就是改造社会的意思。他常

引顾亭林《日知录》上“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

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的话来勖勉官员。保即为保天

下，就是不要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禽兽食人，人将相食”。换

句话说，就是不要使人欲横流，**高张，道德沦丧，礼法荡

然，社会没有办法来维系，这才是人世间最危险的事情，好像

是“人吃人”了。

所以他把功名富贵满不当一回事，常常教训儿子说：

予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富贵功名，皆有

命定；学为圣贤，全由自己做主。

他认为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捉摸的，属之天命；学问道德是

可以困勉而得的，使人们皆循正道而行，国运自然就好了。做

官也应该以此为目的。所以他说：

为督抚之道，即与师道无异，其训饬属员殷殷之意，即与

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诲人不倦”也。其广咨忠益，以身作

则，即取与人为善之意，孔子所谓“为之不厌”也。为将帅者

之于偏裨，此一以君道而兼师道，故日“做之君，做之师”；

又日“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皆此义尔。

这不就是经世学的道理吗？所谓做君做师，即****和

事业领袖合一，以事业表现精神，以精神贯注事业。曾国藩一

生侧重此义，两者兼而有之，所以能把“汗马勋名，问牛相

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了。

他说廉矩的道理，不外“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三

端。风气如何能正呢？必须先培养人才，使之各得其用，让他

们发生一种领导作用，这就是所谓致贤了。同时把人民的生活

改善，使之安居乐业，“仓廪实而后知礼义，衣食足而后知荣

辱”，这就是所谓养民了。总之是教养廉矩，让治者与被治者，

或士大夫阶级与农工商阶级，都能发展他们的技能，配合一

致，殊途同归，然后风气可转，社会自然就欣欣向荣了。

曾国藩出生在一普通的农户人家，他与湘乡农村有着广泛

的联系，他了解农民的疾苦、愿望和要求，他的部队实际上是

一支农民部队，他正是依靠这支部队打败了捻军和太平天**

队的。

曾国藩说，养民是为了民，做官也是为了民，当官不为民

着想，那是我深恶痛绝的。为民不是一句空话，不是一曲爱民

歌，不是做几件事情摆摆样子，而是要真心实意地爱，爱字中

间有一个“心”字，所以爱民就要出于“真心”。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

大抵与士兵和百姓交往，只要真心实意地爱护他们，就可

以得到他们的谅解。我之所以深得民心与军心，就是因为这个

缘故。在与官员和绅士交往时，即使心里看不起某些人，也不

能在语言上、表情上、礼节上表现出来，我之所以在官场上不

得志，就是因为常常表现出来的缘故啊！

尽管曾国藩与官员和绅士之间常常发生矛盾，这给他的仕

途增加了不少麻烦，但由于他能真心实意爱护军民，所以还是

能心有所想，事有所成。曾国藩的这种爱民思想应该说得益于

他所受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在《尚书》、《礼记》、《论语》和《国语》中，民本思想已

经很重，到了孟子，民本思想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以民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

历朝历代明君实行仁政的基础。孟子还说：“乐民之乐者，民

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

所急，这是获得民心的法宝。得天下就要得民心，得民心就要

“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曾国藩称孟子为“真豪杰”，表示愿意终身以孟子为师，

他的爱民思想、民本思想大概可以从孟子那里找到根据。

有什么样的君主，便有什么样的臣民。君主廉矩，臣民便

廉矩；君主仁义，臣民便仁义；君主好巧，臣民便好巧；君主

愚昧，臣民便愚昧。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齐国上上下下

都喜欢紫色衣服，结果导致齐国紫色衣料价格猛涨。世风如

此。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

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

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所以，曾国藩特别注意对属下官吏的使用，要求官吏廉

矩，一是习惯劳苦以尽职尽责，一是崇尚俭约以培养廉洁，一

是勤学好问以拓展才能，一是戒骄以纠正风俗。所以委任一个

官员，一要看他是否“做”得，二要看他是否“省”得，三要

看他是否“学”得，四要看他是否“禁”得。他着重考察的是

人的品质、习惯、才学和意志。

曾国藩在使用绅士时有一个秘诀，就是给他们一点名利，

但不说破，用这种办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之心。

“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清代学者纪昀的这句话曾国

藩大概体会得尤其独特，在别人或许会觉得虚伪，在曾国藩却

字字是泪！

曾国藩说他“无处不忧心，无日不惧祸”，“所过之处，千

里萧条，民不聊生”，他一定体会到了曹操写作“白骨露于野，

千里无鸡鸣”时的心境，不然，他能说出这样的话吗？处在乱

世，身居高位，掌握着广大军民的生杀大权，几乎是人生的一

大不幸。

一般人羡慕总督、巡抚的荣耀，不外乎宫室、衣服、富裕

和尊贵，而曾国藩所住只有军营的茅屋三间，瓦屋一间，所穿

的衣服比起当年在京城时还要节俭得多。不是他不能住得好一

点，穿得好一点，而实在是他不敢、不愿、不忍啊！他说：

从冬至夏，常有十几万敌军环绕在祁门的前后左右，几乎

没有一天不打仗，几乎没有一路不梗阻。白天没有美食，夜晚

常做恶梦。军饷拖欠达五、六个月之久，士兵的生活异常艰

苦，我实在不忍心一个人过富裕的日子。所以近年来我不敢往

家里多寄银钱，也不敢给宗族乡党一些润泽，这并不是虚伪矫

情，一则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士兵穷窘异常，二则是想到从高祖

父、曾祖父以来，我家世代寒素，我虽然享受了祖上的荫德，

但我不想享受过多，以便为自己存惜福之心，为家族留不尽之

泽。

这就是曾国藩的真实想法。

曾国藩觉得自己才识浅薄，却久居高位，为了避免大灾大

难，所以他才兢兢栗栗，不图安逸，不图丰豫，崇尚勤俭，讲

求廉矩。他以为只有这样才是载福之道。这是人人都可以做，

但不是人人都愿意做的事。

成功语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心治，

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