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总想玩掩耳盗铃的小技巧，
误以为一、两个小花招，就能骗过许多
人。殊不知，治人不能靠小技巧、小花
招，而要手、心、脑并用。这就是说，
治人有三法：用手治，可以治人身；用
心治，可以治人魂；用脑治，可以治人
力。当然，曾国藩最成功之处表现在治心术上治对手于心，他人之心，甚至自己之心。
一、谦矩报国，侧身修行
俗语说临慢不苟，无欲则刚。无论官我高，功多大，沾上贪污就前功尽弃了，官做得好不好，只要看他有钱没钱就能知道。曾国藩视“廉”字为人生根本，一生为事，坚守“不要钱，不怕死”原则驰骋官场。
曾国藩治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求一个“矩”字，即
法度。曾国藩做事讲究“廉矩”二字，即不贪财富，不犯法
度。这是他明智的选择！封建社会里，读书做官、升官发财是
绝大多数读书人所祈盼的。可曾国藩三十余岁，却官至二品，
不可谓不显，他却发誓做官不为发财：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
金遗子孙为可羞可十艮。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
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许，以
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
之意。盖即多寄家中，而堂上所食所衣亦不能因而加丰，与其
独肥一家，使戚族因怨我而并恨堂上，何如分润戚族，使戚族
戴我堂上之德而更加一番钦敬乎？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
自誓除廉俸之外，不用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
日广，断不蓄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
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
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
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以周
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曾国藩一生最大的长处，还在于立志去做的事，就一定能
努力做到。既然发誓不发财，就恪守之。他一生以勤俭守，不
仅教育诸弟、子女，且身体力行。曾国藩虽官至总督，每日吃
饭十分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时略有增加。赵烈文在日记中
曾记载了他与曾国藩关于食谱的一段对话：
材官持一纸示师（曾国藩），师颌之。顾余曰：“此何物？
足下猜之。”余说不敏。师日：“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
大碗，一小碗，三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佘
称佩佑德，因日：“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
腿否？”师日：“无之。往时人送皆不受，今成风气，久不见人
馈送矣。即绍兴酒方每斤零沽。”余曰：“大清二百年，不可无
此总督衙门。”师日：“君他日撰吾墓铭，皆作料也。”相笑而
罢。
曾国藩穿的衣服十分简朴，布袍鞋袜，多系夫人、媳妇所
做。他认为：“居家之道，惟崇俭可以长久，处乱世尤以戒奢
侈为要义。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二十岁时，曾国藩曾制一件缎马褂，只是在春节及喜庆日
时穿上，珍藏三十年，不曾另行制备。
曾国藩嫁长女时，陪嫁的费用不超过二百两白银，遂成定
制，直至嫁四女时，仍没有增加毫厘。
曾国藩以书生带兵，不爱财、不怕死，正应了岳飞所说
的：“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则天下治矣。”可惜清朝二百
余年的历史中，像曾国藩这样的官员仅是凤毛麟角。如果说，
曾国藩在小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偏僻的山村，勤俭持家，是能够
做到的，那么，当他权倾天下，显赫一时，仍不忘勤俭，居安
思危，这种远见卓识与坚忍的毅力，则是常人不易做到的。
直到晚年，曾国藩克己求过，严以自律仍不稍宽。他曾
说：
念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
余闻隗时若将军言，渠家四代一品，而妇女在家并未穿着绸缎
软料。吾家妇女亦过于讲究，深恐享受太过，足以折福。
余盖屋三间，本为摆设地球之用。不料工料过于坚致，檐
过于深，费钱太多，而地球仍将黑暗不能明朗。心为悔慊。余
好以“俭”字教人，而自家实不能俭。傍夕与纪泽谈
，令其将
内银钱所财目经理，认真讲求俭、约之法。
人而不勤，则万事俱废，一家俱有衰象。余于三四月内不
治一事，于居家之道，大有所悖，愧悻无已！
这种勤求廉矩的精神是一般人所不可及的。
在他的日记中也充满了“律己”文字，此外，他还请求朋
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曾说：“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
然自得者，与之相处，度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
者，亦可助益于我。”
许多居大位的人，就是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
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自己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
求廉矩”、“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还有一件持之有恒、终身不渝的自律事情，便是起
早。他常说：
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外吾近有二事法祖父：
一日起早，二曰勤洗脚，似于身体大有裨益。
其实起早不仅有益于身体，于做事也大有裨益。湘军之所
以有战斗力，便是能吃苦，而湘军起床早，吃饭早，也是比人
家强的地方。
凡是律己廉矩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
曾国藩这样律己严刻，并不是仅仅表现在口头上，他是说
到做到。我们看他立志写日记，直到他逝世的前一天，中间没
有间断，便可见他做事是如何有恒了！
即使带兵打仗，也时时注意自律。他说：
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
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诚朴，道之以廉耻，则江河
日下，不知所届。默察天意人事，大局殆无挽回之理。鄙人近
岁在军，不问战事之利钝，但课一己之勤惰。盖战虽数次得
利，数十次得利，曾无小补。不若自习勤劳，犹可稍求一心之
安。
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唯一途径，是严
于律己。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能指挥将士，激励士
气。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完全是
严格要求自己的结果。
非但如此，曾国藩直到年已衰老，位居总督之职时，对于
自己仍不肯稍失检点，他在日记中说：
余日渐衰老，而学无一成。应做之文甚多，总未能发奋为
之。*窃虚名，毫无实际，愧悔之至！
日月如流，倏已秋分。学业既一无所成，而德行不修，尤
悔丛集。自顾竞无剪除改徙之时，尤愧曷已。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今未料理。悠悠忽
忽，*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可见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天不在监督自己、教训自己。
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道德方面和事业方面，一天天的进
步。
曾国藩一生讲求廉矩，在僚属与兄弟问，无时不以“做一
个廉矩好官”相告相勉。明朝大将戚继光说：“居官不难，听
言为难；听言不难，明察为难。”曾国藩不仅能“听言”，也善
于“明察”。
曾国荃曾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
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
古代君主有诤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诤谏的贤弟。我近来
做官太高，虚名太大，我常常为听不到规劝讽谏而深深忧虑。
如果九弟果真能随便什么事情规劝谏阻，再加上一二位严厉可
怕的朋友，时时以正言相劝相勉，这样我就内有耿直的弟弟，
外有敬畏的朋友，那么我也许能避免大的灾难啊！凡身居高位
的人，谁不败在自以为是上！谁不败在厌恶听到正直的进言
上！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
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
别人迫使自己这样。曾国藩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一天，曾国藩的属下李翥汉说，他依照别人的样式打了一
把银壶，可以炖人参，可以煮燕窝，花费了八两多白银。曾国
藩听说后深感愧悔，他说：
现在百姓都吃草根，官员也多属贫困，而我身居高位，骄
奢如此，并且还窃取廉洁节俭的虚名，真是令人惭愧得无地自
容啊！以后应当在这些方面痛下针砭的工夫！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
想都没
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
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
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
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
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
“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
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
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问，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
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
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
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
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
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
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
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
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
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
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
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
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
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
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
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
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曾国藩的廉矩之名朝野共仰，声名有加，而一些同僚却畏
之如虎，敬而远之，原因是他对于那些贪官污吏，竭力主张查
办：
严丽生在湘乡不理公事……声名狼藉。如查有真实劣迹，
或有上案，不妨抄录付京，因有御史在彼处查访他。但须机
密。
至于贤良之士，曾国藩则力为推荐或挽留，他说：
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属其久留我邑。若
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对于国家，曾国藩于咸丰元年（1851）三月初九日曾上一
折，言兵饷事。四月二十六日进一疏《敬陈圣德三端》，其言
激直，有人忧其会因此获皇上谴斥。故上疏之故，具见咸丰元
年（1851）五月十四日写给弟弟的信中：
二十六日，余又进一谏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其
言颇过激切。……余之意盖以受恩深重，官至二品，不为不
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若于此时
再不尽忠直言，更待何时乃可建言？而皇上圣德之美，出于天
性自然，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
至恶直而好谀，则此日臣工不得辞其咎。是以趁此元年新政，
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
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于
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
于骨鲠，而遇事不敢退缩。——此余区区之余意也。折子初上
之时，余意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不意圣慈
含容，曲赐矜全。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复顾身家
之私。……父亲每次家书，皆教我尽忠图报，不必系念家事。
余敬体吾父之教训，是以公尔忘私，国尔忘家。计此后但略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