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司沃斯先生从此之后就无法说出他父亲的房子具体坐落在什么位置，或者达哈里和其他人在哪里挖掘过。他也从来不知道最后有没有人找到拉各胡的钱。钱不会太多，因为拉各胡赚得很少。但是那块地里的确蕴含着宝藏。因为这里是特立尼达的南部，而贝布蒂贱卖给达哈里的那块土地后来被发现蕴含着丰富的石油。为此，毕司沃斯先生为《卫报周日特刊》写一篇专题文章时，取的大标题是“罗利的梦想终于成真”。“但是这金子是黑色的。只有土地是黄色的。只有灌木丛是绿色的。”当毕司沃斯先生试图寻找他儿时待过的地方时，他只看见石油钻塔和油污的泵，无休无止地上下摇动着，周围全是红色的“禁止吸烟”的警示牌。他外祖父母的房子也不见了，何况茅草土屋被扒倒之后什么痕迹都不会留下。他那在那不吉利的夜晚被埋掉的脐带，还有不久之后同样被埋掉的第六根手指，都已经化作尘土。水塘已被抽干，整片湿地已变成一座花园城市，里面是白色的木头平房，红色的屋顶，高高的支架上的蓄水池，以及整洁的花园。那个他曾经在里面观察过黑色小鱼的小溪已经被水坝截住，变成了一个水库，而那蜿蜒曲折、变化莫测的河床已被整齐划一的草坪、街道和汽车道代替了。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毕司沃斯先生出生和早年成长的痕迹。

他在波各迪斯的生活是这样的。

“你多大了，孩子？”加拿大教会学校的老师拉尔一边问，一边用毛发浓密的小手把玩着花名册上面的椭圆形尺子。

毕司沃斯先生耸了耸肩膀，把身体的重心从一只光脚板移到另一只。

“呃，那你们家人希望你上哪一年级？”拉尔已经从一个下等的印度种姓皈依了长老制教派，并因此对所有没有皈依的印度人报以蔑视。蔑视的一个表现就是，他对他们说不成文法的英语。“明天我要你把出生证明带来，你听见了吗？”

“出生证明？”贝布蒂重复着英语单词，“我没有。”

“没有出生证明，哦？”第二天拉尔说，“看起来你们这些人甚至不知道是怎么出生的。”

但他们一致决定了一个讲得通的出生日，拉尔填完了他的注册表，贝布蒂则去找塔拉帮忙。

塔拉带贝布蒂去见一个律师，那个律师的办公室是一间搭在八根不成形状的圆木上的歪歪扭扭的小小木头棚屋。墙上的涂料已经变成了粉末。一块很显然是自制的牌子上写着：F.Z.哥罕尼，诉状律师、产权转让事务律师、宣誓公证人。但是他看上去却一点也不像牌子上所说的任何角色。他坐在自己棚屋门口一把破烂的厨房用椅上，身子向前倾着，用一根火柴棍剔着牙齿，领带耷拉在身前。满是尘土的地板上堆着布满灰尘的大书，他身后厨房的桌子上有一张绿色的吸墨水纸，同样落满尘土，纸上有一个极其精巧的金属装置，看上去好像是毕司沃斯先生在去波各迪斯的路上，经过圣约瑟夫广场时见到的旋转木马的玩具版。这个玩具版的旋转木马上挂着两个橡皮印章，印章的正下方是一个带紫色圆点的锡罐。F.Z.哥罕尼其他的办公用品都在他的衬衫口袋里；硬邦邦的口袋里装着钢笔、铅笔、纸张和信封。他必须把这些东西带在身上；他只在集市日和星期三才在波各迪斯的办公室工作；他在图纳普纳、阿里玛、圣约瑟夫和塔卡里瓜还有其他的办公室，在其他的集市日办公。“只要每天给我三四个钱，”他常常这样说，“就足够了，你明白。”

看见三个印度人排成一行穿过排水槽上的厚木板，F.Z.哥罕尼站起来，吐掉火柴棍，用一种愉快的嘲讽语气向他们分别致意。“夫人，夫人，还有小男孩。”他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印度人，但是作为一个伊斯兰教徒，他并不相信他们。

他们爬上两节楼梯，走进他的办公室。屋子立刻就被塞得满满的。哥罕尼喜欢这样，因为这样可以吸引顾客。他拉出桌子后面的椅子坐了下来，让客户站在那里。

塔拉开始解释毕司沃斯先生的情况。因为哥罕尼那张极为轻浮的脸上探究的神态，她十分受鼓舞，越来越啰唆。

在塔拉停顿的一个空当，贝布蒂说：“出生证明。”

“哦！”哥罕尼说。他的举止立刻变了。“出生证明。”这是他熟悉的事情。他看上去专业起来，然后说：“书面陈述。什么时候出生的？”

贝布蒂用印地语对塔拉说：“我说不清楚。但是梵学家司特拉姆应该知道。他在穆罕出生后给他占卜过星座。”

“我不知道你从那个人那里了解了什么，贝布蒂。他什么都不懂。”

哥罕尼明白她们在说什么。他不喜欢印度妇女在公共场合用印地语谈论私密，于是他不耐烦地问：“出生日期？”

“六月八号，”贝布蒂对塔拉说，“肯定没错。”

“好啦，”哥罕尼说，“六月八号。谁能说你不对？”他笑嘻嘻地伸出手去拉桌子上的抽屉，左拉右拉，拉了半天才拉开。他拿出一张大幅书写纸，撕成两半，把一半放回抽屉，再左推右推地把抽屉关上。他把另一半放到那张落满尘土的吸墨水纸上，盖上他的印章，准备撰写。“孩子的名字？”

“穆罕。”塔拉说。

毕司沃斯先生羞涩起来。他卷起舌头伸到上嘴唇上，然后试图用舌头触及他圆圆的鼻头。

“姓氏？”哥罕尼问。

“毕司沃斯。”塔拉说。

“很好的印度姓氏。”他又问了一些问题，写在纸上。等他写完，贝布蒂按了手印，塔拉深思熟虑了一阵，才在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了她的名字。F.Z.哥罕尼又费劲地弄了半天抽屉，拿出另外半张纸，盖上他的印章，写好，然后让每个人都签了名。

毕司沃斯先生这时正头抵着一堵脏乎乎的墙，身子向前倾斜，脚尽力往后蹭着。他小心翼翼地吐着唾沫，试图让他的涎水一直垂到地面上而不中断。

F.Z.哥罕尼挂好他的签印，拿下盖日期的印章。他转动了几个棘齿，在几乎干了的紫色印泥上重重地按了按，再重重地盖到纸上。有两块橡皮掉了下来。“可恶的东西。”他说着，毫不介意地检查了一下。他解释说：“年份总能印好，因为一年只需要转动一下上面的数字。但是日期和月份，咳，你要不时地旋转。”他拿起一条橡皮，若有所思地看着它们。“喏，把这些给孩子。让他玩吧。”他用一支钢笔写上日期，又说：“好了，其余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书面陈述是花钱的买卖。印章啊什么的，你们知道的。一共十元。”

贝布蒂在她面纱的打结处摸索着，于是塔拉付了钱。

“还有没有出生证明的孩子吗？”

“三个。”贝布蒂说。

“把他们带来，”哥罕尼说，“把他们都带来。任何一个集市日。下个星期怎么样？你知道，最好马上解决这些事情。”

就这样毕司沃斯先生有了正式的身份证明，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blockquote>

零个零等于零，

零个二等于零。

</blockquote>

孩子们的吟唱让拉尔非常满意。他信奉整体和纪律以及他津津乐道的“坚持之道”，他认为这些美德是那些没有皈依的印度人所缺乏的。

<blockquote>

一个二等于二，

两个二等于四。

</blockquote>

“停！”拉尔叫道，挥舞着他的罗望子教鞭，“毕司沃斯，零个二等于几？”

“二。”

“过来。你，拉米古利，零个二等于几？”

“零。”

“过来。那个大概是穿着妈妈的衬衫的男孩。你说多少？”

“四。”

“过来。”他两手握着教鞭的两端，灵巧地将其前后弯折着。他外套袖子抖落下来，盖住了肮脏的袖口和细瘦的长满汗毛的手腕。外套原本是褐色的，但由于被汗水浸透，已经变成深黄色。毕司沃斯先生上学的日子里从来没有见过他穿别的外套。

“拉米古利，回到你的座位上。好，现在你们两个。现在你们说零个二等于几？”

“零。”他们一起哼哼唧唧地说。

“没错。零个二等于零。但是你却告诉我等于二。”他揪住毕司沃斯先生，把他贴身的裤子扒到屁股下面，用罗望子教鞭抽打，一边打一边说：“零个二等于零，零个零等于零，一个二等于二。”

毕司沃斯先生被放下来后，哭哭啼啼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现在轮到你了。在我们开始说任何事情之前，先告诉我你是从哪里弄来的女式衣服？”

不需要任何提示，男孩子们就可以从那火红的色彩和羊腿状的衣袖看出衣服明显是女式的，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穿的衣服都是由别人的衣服改制的。

“你是从哪里搞来的？”

“是我嫂子的。”

“你谢过她吗？”

没有回答。

“无论如何，等你见到你的嫂子，我要你捎个口信给她。我要你，”这会儿拉尔抓住男孩，用罗望子教鞭抽打着，“我要你告诉她零个二不等于四。我要你告诉她零个零等于零，零个二等于零，一个二等于二，两个二等于四。”

毕司沃斯先生还学了其他东西。他从《乔治五世印地语读本》学会了用印地语对上帝祈祷，他还背诵了《皇家读本》上的很多英语诗歌。在拉尔的指示下，他做了大量笔记，虽然他从来就没有真的相信过笔记里的内容，什么间歇喷泉、裂谷、分水岭、洋流、墨西哥湾暖流，以及很多沙漠之类。他知道了绿洲，拉尔教他把这个词念成欧西斯，从那以后绿洲在他的概念里不过是四五株枣椰树环绕着一个窄窄的淡水池，周围是一望无际的白色沙漠和炽热的太阳。他还了解了爱斯基摩人的圆顶冰屋。在算术方面他一直学到单利，并且学会了把元和分换算成英镑、先令和便士。拉尔教的历史课被他简单地当作一门学校的功课，一门学科，和地理课一样虚无缥缈；他还从那个穿女式红衣的男孩儿那里第一次听说了世界大战，虽然他根本不相信。

这个男孩叫艾力克，毕司沃斯先生和他成了朋友。艾力克衣服的颜色始终出人意料，有一天他做出震惊全校的举动，他撒出蓝色的小便，一种清澈的浅青绿色。对于兴奋的询问，艾力克回答说：“我不知道，朋友，我想可能因为我来自葡萄牙人或者诸如此类吧。”好几天他都进行这样庄重的示范，让大部分男孩子都为自己的血统感到厌恶。

毕司沃斯先生是第一个通过艾力克知道秘密的人，于是有一天晨间休息时，在艾力克示范完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戏剧性地解开裤子，如法炮制。这引起了大家的愤慨，艾力克不得不取出一瓶“道得肾药”。不一会儿瓶子就空了，只剩艾力克声称必须留下的差不多六片药。这些药和那件红色的女式衣服一样是艾力克的嫂子的。“我不知道她发现后会做什么。”艾力克说。而对那些仍然讨要药片的男孩们，他说：“自己去买好了。药店里面多的是。”许多男孩确实自己买了，整整一个星期，整个学校的小便池都流淌着青绿色；而药商把销量突然增加归因于《道得肾药年鉴》的成功，年鉴上面除了笑话，还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故事，说明这种药对特立尼达人有立竿见影的疗效，所有患者都给制药商写来感激涕零的信件，极为清楚地说明药效，并配有照片。

毕司沃斯先生和艾力克在大路后面的铁轨上平放着六寸的铁钉，它们被压扁之后就成了小刀和刺刀。他们一起到波各迪斯河玩，在那里抽了平生第一根香烟。他们扯掉衬衫上的纽扣，用来换弹球，艾力克用这些弹球赢了更多的弹球，让拉尔销毁的部分得到持续地补充，拉尔认为这种游戏低档，禁止在学校操场玩弹球游戏。他们坐在同一张桌子跟前，交头接耳，在被鞭打、被分开之后，总是又凑到一起。

毕司沃斯先生就是因为这层关系发现了自己在写印刷字体上的天赋。艾力克在粗陋地涂抹色情画涂累了之后，就会设计字体。毕司沃斯先生快乐地模仿着，不断取得进步。有一天算术测验，在发现自己花费了很长时间也无法解开一道蓄水池问题之后，他在整张卷子上非常优美地用艺术字体写了“取消”，然后开始专心致志地画出字母的轮廓，并打上阴影。当测验结束的时候，他除了这个什么也没有完成。

拉尔此前曾经肯定了毕司沃斯先生的特长，但现在他暴跳如雷。“哈！写标语的，上来！”

他没有鞭打毕司沃斯先生。他命令他在黑板上写“我是蠢驴”。毕司沃斯先生将这些侮辱性的词写得非常漂亮，整个班的学生都带着赞许窃笑着。拉尔在教室里面疾走，挥舞着罗望子教鞭要求安静。他抽了一下毕司沃斯先生的胳膊肘，于是有一个笔画写坏了。毕司沃斯先生把写坏的地方变成一个额外的装饰，他对此很满意，同时也在班里露了一手。这时拉尔想要鞭打毕司沃斯先生或者命令他擦干净黑板已经太迟了。他愤怒地把他推开，毕司沃斯先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以英雄的姿态微笑着。

毕司沃斯先生在拉尔的学校里待了六年，在这六年里他和艾力克一直很要好。但是他对艾力克的家庭情况却一无所知。艾力克从来没有谈起过自己的父母，毕司沃斯先生只知道他和他的嫂子住在一起，就是那件红色女式衣服的主人，那个没有拍过照片的道得肾药的使用者。而且据艾力克说，她揍起人来很凶。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他从来没有去过艾力克的家，艾力克也从来没有来过他家。他们之间有一个默契，就是保持各自家庭的秘密。

要是学校里有谁看见毕司沃斯先生住的地方，都会让他无地自容，那是一间在后巷边上的小泥屋。他在那里住得并不开心，甚至在住了五年之后，他仍然把它当作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泥屋里的大部分人仍然和他们很生分，而他和贝布蒂的关系也令人失望，因为她羞于在一屋子生人面前对他流露亲热的感情。而且，她越来越多地为自己的命运悲泣；每当她这样时，他就觉得自己很窝囊很沮丧，但是他并没有去安慰她，而是出去找艾力克。她时不时地会发一些无用的脾气，和塔拉吵架，然后好几天都嘀嘀咕咕的，不论谁在跟前，她都威胁说要离开，到修路的地方找个工作，那里需要妇女运送装在头顶篮子里的石头。于是一旦和她在一起，毕司沃斯先生就必须时刻忍受着愤怒和压抑。

圣诞节的时候，普拉塔布和普拉萨德从菲利斯提来看他们，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留着胡须；身上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熨烫平整的卡其裤，没有打油的褐色鞋子，蓝色衬衫的纽扣一直扣到领口，他们戴着褐色的帽子，看上去也像是陌生人了。他们的手就如他们粗糙的被太阳炙烤过的脸庞一样粗硬，而且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话说。普拉塔布断断续续地吐出简洁的词语，间杂着自嘲的叹息、短促的笑声和不时的停顿，但讲的是结构完整的短句。当普拉塔布谈起他买的骡子以及在做的苦差时，毕司沃斯先生并不特别感兴趣。买骡子在他看来纯粹是件滑稽的事，更令他难以置信的是眼前这个阴郁的普拉塔布就是曾经暴躁地冲出小屋，恐吓着要杀了花园里的男人的那个男孩。

至于德黑蒂，他很少看见她，虽然她就住在附近，在塔拉家里。他很少到那里去，除非塔拉的丈夫在塔拉怂恿下举行宗教仪式需要招待婆罗门的时候。那时毕司沃斯先生会受到尊贵的待遇；脱下他破烂的裤子和衬衫，然后围上干净的腰布，他就换了一个人，而且他从来都不会想到那个谦恭地服侍他吃饭的人就是他的亲姐姐。在塔拉家里，他像一个婆罗门那样受到尊敬，可以吃个痛快；但是只要仪式一结束，他拿上自己所得的钱和衣物离开，便又一次成为一个劳工的孩子——“父亲职业：劳工”是F.Z.哥罕尼发出的出生证明中的字样——在一栋泥屋的一个小间里和他身无分文的母亲生活在一起。终其一生他都身处如此境遇。作为图尔斯家族的女婿之一，也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时常发现自己处于一群有钱人，甚至一些有教养的人当中；他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轻松自在，并可以唤起奢侈的本能；但是一成不变的是，到最后，他总是回到自己那拥挤的破烂的家。

塔拉的丈夫阿扎德身材瘦削，有一张瘦长且易怒的脸孔，他能表达的与其说是亲切友好，倒不如说是一种施舍的慈祥，因此毕司沃斯先生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十分不自在。阿扎德自己能够阅读，但是他认为如果有人读给他听更显得有身份，因此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被叫到他家里，为他读一份他特别喜欢的报纸专栏，每次的酬劳是一个便士。那是一个美国报业的辛迪加专栏，名字叫“你的身体”，每天讲述一个不同的人体健康所面临的威胁。阿扎德以严肃、担忧和警觉的姿态倾听着。毕司沃斯先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让自己遭这份罪，而更让他惊奇的是那个作者塞缪尔·S.皮特肯医生，能够保证这份专栏以如此频率按期发行。这个医生不曾松懈一次，二十年后专栏仍在，而阿扎德也没有失去对它的兴趣，有时候毕司沃斯先生的儿子读给他听，每次六分钱。

因而，无论什么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在塔拉家里，不是作为一个婆罗门，就是作为一个朗读者出现，和德黑蒂在塔拉家中的地位有天壤之别，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机会和她说话。

贝布蒂对她的孩子有一种格外的担忧：无论普拉塔布、普拉萨德还是德黑蒂都没有结婚。她对毕司沃斯先生倒没有什么打算，因为他毕竟还小。况且，她认为他所受到的教育对他来说已经是有备无患，甚至是一种保障。但是塔拉不以为然。就在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学习股票和分红，这些交易对于拉尔自己就和对于毕司沃斯先生一样形同虚设，还要为了即将来访的学监学习《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上面的“莱茵河上的宾根”的时候，塔拉让他辍学，并告诉他，会让他当一个梵学家。

直到整理行装的时候，他才发现他仍然保留着一份学校的《贝尔的杰出演说家》。已经来不及再去归还了，而他从此也就没有还掉这本书。这本书一直跟随着他，最终，它被安置在锡金街的房子里那个铁匠打造的书架上。

整整八个月，在一栋空荡荡的、宽敞的、没有漆过的木头房子里，梵学家杰拉姆教毕司沃斯先生印地语，指导他认识那些非常重要的经文，并教导他各种不同的宗教仪式。房子里散发着蓝色肥皂和焚香的味道，因为经常擦洗，地板洁白光滑。这样维持房子的干净和圣洁，其中的规矩几乎让人人头疼，只有梵学家杰拉姆不以为然。早晨和傍晚的时候，在梵学家的严格观察下，毕司沃斯先生为梵学家的家族做礼拜。

杰拉姆的孩子都已经成家，所以他仅和他的妻子住在一起。她是一个长年受到欺负的勤勤恳恳的女人，现在的唯一工作就是照顾杰拉姆和他的房子。她毫无怨言。杰拉姆在印度人中因为博学而受到尊重。他还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观点，虽然颇有争议，却使他更加受欢迎。他狂热地信仰宗教，但是声称不必每个印度人都如此。他还攻击一些家族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后竖起旗帜的传统；但是他自家前院的花园里却真真切切有一片竹林，上面挂着褪色腐烂程度不一的红色和白色的三角旗。他不吃肉，却反对素食主义并振振有词：当拉玛神出去打猎的时候，难道他仅仅是为了运动吗？

他还为印地语版本的《罗摩衍那》做注释，而且注释的一部分内容被口授给毕司沃斯先生，用来丰富他关于印地语的知识。为了让毕司沃斯先生耳濡目染，杰拉姆在巡游时也带着他；无论跟随梵学家去哪里，毕司沃斯先生都被授予圣环和其他象征种姓身份的徽章，就像在塔拉家里一样，他发现自己受到人们的尊重。在这些场合，他的职责是帮助杰拉姆做一些机械性的事务。他端着盛有点燃的樟脑的黄铜盘子四处走动；虔诚的人们扔一枚硬币在盘子里，用他们的手指轻触一下燃烧的火焰，然后再摸一下他们的前额。他还要端着祝圣过的甜牛奶四处走动，牛奶表面漂浮着被切成条状的圣罗勒叶子，每次施舍一茶勺。当仪式结束，开始招待婆罗门的时候，他就坐在杰拉姆的旁边；当杰拉姆吃过了，打着饱嗝要更多的食物继续吃时，毕司沃斯先生要负责为他调一杯小苏打水。之后毕司沃斯先生要去圣坛所在，那是一方用土筑的平台，用面粉当点缀，种着小小的香蕉树，他要在那里搜寻供奉的硬币，仔细地搜寻每个地方，但对于烧过的祭品或者其他东西，都不屑一顾。沾着面粉、泥土或者灰烬的硬币，要么因为洒过圣水而湿漉漉的，要么因为圣火而暖烘烘的，他把硬币拿给梵学家杰拉姆，而他那时候可能正忙于哲学辩论。杰拉姆会看都不看就挥手让毕司沃斯先生走开。但是只要一回到家里，杰拉姆就立刻要求他交出钱，数过之后又搜遍毕司沃斯先生的全身，以防他私藏。毕司沃斯先生还要把杰拉姆收到的礼物带回家，一般是一匹匹棉布，也有时候是沉重的成捆的蔬菜和水果。

其中一份特别大的礼物是一大串大迈克香蕉。杰拉姆收到的时候它们还是碧青的，于是被挂在大厨房里等着成熟。渐渐地，碧青的香蕉颜色变浅了，出现斑点，然后显现出一块块的淡黄色。很快，黄色扩散，然后变深，而斑点变成褐色，也越来越多。成熟香蕉的果香，掩盖了香蕉茎上的黏液发出的酸涩气味，充盈着整栋房子，很明显，杰拉姆和他的妻子对此无动于衷，但毕司沃斯先生垂涎不已。他说服自己香蕉很快就会全部成熟，而杰拉姆和他的妻子不大可能一下子都吃完，这样许多香蕉就会腐烂。他还说服自己，少了一两只香蕉不会引起注意。于是有一天，当杰拉姆外出而他的妻子不在厨房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摘了两只香蕉吃掉了。但是之后那一串香蕉上的缺口却让他惊恐不已。它们不仅仅是惹眼，甚至是很刺目。

杰拉姆不以鞭打作为惩罚。他发怒时可能打毕司沃斯先生耳光；但通常他并不如此激烈。比如，如果礼拜没有做好，他可能会让毕司沃斯先生背诵《罗摩衍那》上的十二对对句，除非他背完，否则就禁闭在屋子里。那一整天毕司沃斯先生都惴惴不安于偷吃香蕉会带来的惩罚，他那时正在纸板上抄写他无法理解的梵语诗文——在杰拉姆面前显示了他书写印刷体字母的高超技巧之后的任务。

杰拉姆那天晚上回来很晚，随后他的妻子服侍他吃饭。然后，就如平常每个晚上他吃完饭又休息一番后的习惯一样，他在没有遮拦的阳台上沉重地踱步，自言自语，重复着他那天历经的讨论。起初他引证对方的观点。然后他考查自己各式各样的回应，他的声音在最终版本的巧辩妙语的结尾处极为高亢，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中间暂停时唱一段圣歌。毕司沃斯先生躺在他那用糖袋和面粉口袋做成的床上倾听着。杰拉姆的妻子在厨房里洗刷碗碟；废水经过一段竹管流到排水槽里，然后汩汩地流入灌木丛。

毕司沃斯先生在等待中进入了梦乡。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清晨，有那么一会儿他没有任何恐惧。随后他犯下的错重新回到心头。

他在院子里洗了澡，掰断一小节木槿的嫩枝，把一端挤碎，用它清理牙齿，然后把小枝折成两段，用它们刷了舌头。随后他在花园里采集了做早礼拜用的金盏花、百日菊和夹竹桃，在精心布置好的圣台前面坐下来，毫无宗教热情。黄铜和陈腐的檀香木糊的味道让他非常反感；这是他之后在所有的庙宇、清真寺和教堂里都能分辨出来的气味，始终令他厌恶。他机械地清理了圣台上的图案和线条、填充着之前的檀香木糊的黑色或奶油色的凹槽；清理那些光滑的小鹅卵石比较容易，卵石的象征意义还没有教给他。通常，梵学家杰拉姆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确保他没有对仪式敷衍了事，但是这个早晨他没有来。毕司沃斯先生颂唱了规定的经文，用新鲜的檀香木糊刷洗神像和光滑的石头，献上新鲜的花，摇响了铃，又供奉了用作祭品的甜牛奶。檀香留下的痕迹还湿湿地留在他的额头上，痒痒的；他要去找杰拉姆，把牛奶给他。

杰拉姆洗漱完毕，穿好衣服，精神抖擞地坐在阳台一角，垫着枕头，鼻梁上低低地架着眼镜，膝头摊着一本褐色的印地文的书。当阳台在毕司沃斯先生的光脚下颤动的时候，杰拉姆抬头看了看，又低下头透过眼镜，翻看了一页他那本发暗的书。戴着的眼镜让他显得年老了一些，若有所思，宽厚慈祥。

毕司沃斯先生把装着牛奶的铜罐端到他面前。“老师。”

杰拉姆坐起来，重新安置了一个枕头，一只手掌窝起来，另一只手的手指碰了一下伸出的手臂的肘部。毕司沃斯先生倒了牛奶。杰拉姆用手腕的内侧触摸一下额头，然后祝福了毕司沃斯先生，把牛奶倒入口中，再用他湿漉漉的手掌梳理过稀疏的白发，调整了一下眼镜，又低下头看他的书。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换上日常衣服，出来吃早餐。他们默不作声地吃着。突然，杰拉姆把他的铜盘推到毕司沃斯先生面前。

“吃这个。”

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正在一些圆白菜中艰难地扒拉着，突然停了下来。

“你当然不会吃。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因为我在这个盘子里吃过。”

毕司沃斯先生的手指感到又干又脏，先是弯曲着，然后僵直着。

“索娅尼！”

杰拉姆的妻子应声从厨房里慌张地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背对着毕司沃斯先生。他低头看着她鞋底边缘的褶皱，那鞋底硬邦邦的，很脏。他很惊讶，因为索娅尼总是在清洗地板又清洁自己。

“去把香蕉拿来。”

她把面纱撩到前额上。“你不觉得最好把这事情忘了吗？这只是一件小事。”

“小事！一大把香蕉！”

她回到厨房，又抱着蕉走回来。

“把它们放到这里，索娅尼。穆罕，现在除了你没有人能吃这香蕉。当人们出于好意送礼物给我的时候，你以为是给你的吗？”随后他声音中的尖锐消失了，他又像往常那个温和的循循善诱的梵学家了。“我们不能浪费，穆罕。我已经告诉你无数遍了。我们不能让这些香蕉烂掉。你必须把你开始吃的香蕉吃掉。现在开始。”

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被杰拉姆平静的举止麻痹了，因此这突如其来的命令让他大吃一惊。他低头盯着他的盘子，弯曲着手指，指端沾满了变干的圆白菜碎末。

“现在开始。”

索娅尼站在门口，挡着光线。虽然这天阳光明媚，但是这个房间因为一侧是卧室，另一边是阳台低矮的屋顶，仍然十分阴暗。

“看，我替你剥了一只。”

香蕉在杰拉姆干净的手里旋转着，递到了毕司沃斯先生面前。他用肮脏的手指拿过香蕉，咬了一口，咀嚼着。令人吃惊的是，香蕉居然味道很好。但是这味道并不扩散，不能带来欢愉。他随后发现咀嚼破坏了味道，因而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而不是品尝，只听见响亮的咯吱声在他的脑袋里回响。他从来没有听过吃香蕉会发出这样大的声音。

不久香蕉吃完了，只留下埋在香蕉皮中间的硬硬的圆锥形的小把，展开的香蕉皮像一朵巨大而丑陋的森林之花。

“看，穆罕。我又给你剥了一只。”

当他吃那只香蕉的时候，杰拉姆又慢慢地剥了一只。然后又一只，一只又一只。

等他吃了七只香蕉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吐了，索娅尼默默地流着眼泪，把他扶到后面的阳台。他没有哭泣，并不是因为勇敢：他只是觉得枯燥无味而又非常不适。杰拉姆立刻站起来重重地走回他的房间，突然间他大发雷霆。

毕司沃斯先生从此再也没有吃过香蕉。那个早晨标志着他胃有了毛病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何时，只要他感到兴奋或者压抑或者愤怒，他的胃就开始发胀，直到因为发紧而疼痛。

最直接的恶果是他开始便秘。他无法在早晨的时候排泄，而他明白他不排泄就进行早礼拜是对神的亵渎。便意常常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到来，就是这个导致他离开杰拉姆的家，把他带回波各迪斯的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意味着拉尔的学校、F.Z.哥罕尼的破烂橡皮印章和落满尘土的书籍。

有一天晚上他在惊恐中醒来。厕所离房子很远，摸黑到那里去让他感到害怕。他还害怕穿过这座咯吱作响的木头房子，打开门锁，拉开门闩，然后就可能惊醒对睡眠十分讲究的杰拉姆，他即使在自己定好的时间被叫起来也会狂怒不已。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在自己的屋子里用一条手帕解决问题。他有好几条这样的手帕，这些手帕是用他和杰拉姆参加宗教仪式时别人送给他的棉布做的。等到了处理手帕的时候，他离开房间踮着脚尖走路，地板咯吱咯吱地响着，他穿过敞开的门厅和有围栏的后阳台。他小心地打开德麦拉拉窗户，窗子的顶端装着铰链，然后用左手稳住窗子，用右手把手帕尽可能远地扔出去。但是他的手太短了，而窗户又太重，因此他几乎没有操纵的余地，只听见手帕落在不远的地方。

他没有留下来关好窗户，而是迅速地回到自己的床上。他躺在那里很久不能入睡，不断地觉得又有新的便意。他刚刚迷迷糊糊地睡着，就有人摇晃他。是索娅尼。

杰拉姆站在门口怒目而视。“你不是婆罗门，”他说，“我把你收留在我的家里，把你照顾得周周到到。我不求你的感激。但是你却企图谋害我。去看看你的杰作。”

手帕落在杰拉姆珍爱的夹竹桃树上。它的花朵再也不能用来做礼拜了。

“你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梵学家，”杰拉姆说，“我那天和给你占卜星象的斯塔拉姆交谈过了。你害死了你的父亲。我不会让你害我的。斯塔拉姆特别警告我让你远离树木。去，整理你的行李。”

邻居们听到了，都跑出来看毕司沃斯先生，他扎着腰布，包裹搭在肩膀上，穿过村子离开了。

当毕司沃斯先生在步行和搭乘大车之后回到波各迪斯的时候，贝布蒂并没有因为他的归来而高兴。他疲惫不堪，饥肠辘辘，浑身发痒。他满以为她会高兴地迎接他，然后诅咒杰拉姆，并保证再也不把他送到陌生人那里去了。但是他一踏入后巷的小院子，就意识到自己想错了。她看上去非常消沉和冷漠，和阿扎德的另一个穷亲戚一起坐在敞开着门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厨房里碾磨玉米；然后，他毫不吃惊地发现她看见他并不愉快，而是非常警觉。

他们马马虎虎地亲吻了对方，她开始问问题。他觉得她的态度非常冷酷，并把她的问题看作一种质问。因此他的回答是郁闷的、自卫性的、愤怒的。她怒意高涨，向他吵嚷起来。她说他一点也不知道感恩，她所有的孩子都忘恩负义，从来不知道体谅别人为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辛劳。随后她的怒气消了，她变得通情达理，维护着他，就像他原本希望她会有的态度一样。但是现在这不能给他任何安慰了。她舀了水让他洗手，安置他坐在一个矮凳上，给他一些吃的。那并不是她自己的食物，因为在这个屋子里食物是共享的，她只是在厨房里帮忙烧了饭。她又好好地照顾他。但是她已经无法让他从郁闷中解脱出来了。

那个时候他没有看到她举动中的荒唐和温柔：欢迎他回到并不属于她的小屋，拿给他并不属于她的食物。但是他一直记得这些，在将近三十年之后，当他成为西班牙港的一个小文学社的一员的时候，他用简单的无韵诗描写了这次见面并高声朗读了这首诗。他只字未提自己的失望、郁闷，以及所有的不愉快，而当时的情景被改写成寓言：旅途，欢迎，食物，还有庇护所。

吃完饭之后他才知道贝布蒂不高兴还有另一个原因。德黑蒂和塔拉后院的男仆私奔了，这不单是对塔拉的忘恩，让她脸面无光，因为后院男仆是极为低级的工作，而且，这让她一次失去了两个训练有素的仆人。

“是塔拉想让你成为一个梵学家的，”贝布蒂说，“我不知道我们该怎样告诉她。”

“跟我说说德黑蒂的事情。”他说。

贝布蒂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没有人再看到过德黑蒂，塔拉发誓说永远都不会再提她的名字。贝布蒂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她自己应该为德黑蒂的举动受到所有的责备；虽然她声明自己已经无法对德黑蒂做什么了，但是她的态度却显得她不但要为了塔拉的还要为了毕司沃斯先生的愤怒而袒护德黑蒂。

其实他既不生气也不引以为耻。当他问及德黑蒂的时候，他只是想起了那个以为自己的弟弟死了而把他的脏衣服贴在脸上哭泣的女孩。

贝布蒂叹息着。“我不知道塔拉会对这件事怎么说。你最好亲自去见她。”

塔拉也没有生气。虽然真如她起誓的那样，她没有再提及德黑蒂。而阿扎德，因为杰拉姆仅仅稍微暗示了他毕司沃斯先生的不检点行为，他一面高声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一面试图让毕司沃斯先生仔细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毕司沃斯先生的尴尬让塔拉和阿扎德忍俊不禁，最后他自己也笑出来了，然后，在塔拉家舒适的后阳台上——虽然房子是泥墙，却有着体面的柱子，整洁的茅草屋顶，在半墙高的地方装着木制搁板，墙上悬挂着印度神像，使得整座房子看上去非常明亮——他讲述了香蕉事件，起初他还言辞激烈、气势汹汹，但是当他注意到塔拉流露出同情的时候，他深刻地感到了自己的伤痛，于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而塔拉把他搂在胸前，擦干了他的眼泪。就这样，他原本期望在他母亲那里得到的安慰由塔拉给予了。

阿扎德买了一辆公共汽车，又开了个车库，艾力克就在车库里工作。他不再穿红色的女式上衣，也不再玩蓝尿的把戏，而是在油污中鼓捣一些神秘的事情。油污使得他多毛的腿变得乌黑；油污也让他雪白的帆布鞋变得黑不溜秋的；油污弄黑了他的手，甚至延伸到手腕以上；油污让他的短工作服裤子乌黑而僵硬。他还有在油污的手指和嘴唇之间叼一根香烟而不沾半点油渍的本事，毕司沃斯先生很佩服。他的嘴唇还是可以轻易地歪曲扭动，他滑稽的小眼睛仍然有些斜视，但是他小小的方形脸的两颊已经塌陷下去，而且他现在始终带着一种漫不经心的浪荡的神态。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和艾力克一起到车库工作。塔拉把他派去了酒屋。这是阿扎德第一笔投资，由此赚来的钱使他得以发展其他后来的生意。但是随着阿扎德生意的扩张，酒屋逐渐失去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是他的哥哥布罕戴德负责经营。关于他有很多不好的传言：布罕戴德很显然常常酗酒，殴打妻子，并且有一个非本族的情妇。

贝布蒂并没有被征询意见，但她对塔拉感激涕零。毕司沃斯先生因为想到可以挣钱而兴奋莫名。他并不能挣到很多钱。他要住在店里，由布罕戴德的妻子安排饮食；他时不时地会收到一两套衣服；薪水是每个月两元钱。

酒屋是一栋又高又深的设计简易的建筑，与地面水平，瓦楞铁皮的斜屋顶架在水泥墙上。因为双开式弹簧门的关系，从外面只能看见酒屋湿漉漉的地板和酒客的脚，因此，在这个通常都敞着大门的地方，这座建筑带了一丝邪恶的感觉。但是这门很必要，因为走进这扇门的大部分人都是要喝酒麻醉自己的。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有人醉瘫在湿地板上，那是些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要苍老的男人，还有女人；没出息的人在角落里哭泣，他们的悲痛被那些站着的酒客的喧哗和拥挤淹没，而酒客们一口吞下自己的朗姆酒，做个苦脸，又匆忙咽一口水，继续买更多的朗姆酒。到处都是诅咒发誓、自吹自擂，以及威胁恐吓的声音：打斗，破碎的瓶子和警察都屡见不鲜，铜币、银币和纸币则源源不断地进了柜台下面油腻的抽屉里。

每天晚上，当酒屋打烊，当沉睡的人被抬到外面，当破碎的酒瓶和杯子被打扫干净，地板也清洁过之后——虽然无论怎样冲洗都不能冲掉生朗姆酒的气味——抽屉都被拉出来，瓦斯灯也从悬在天花板上的长长的铁丝钩上拿下来，放到柜台上抽屉旁边。钱都被整整齐齐地码好，布罕戴德在一张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的褐色牛皮纸上记下一天的收入。他用很黑的软铅笔在光滑的那面上作记录。酒屋镶嵌在深沉的黑暗中；肮脏的木板和陈腐的朗姆酒散发着刺鼻的气味；布罕戴德嘟嘟嚷嚷地算着账，背景音是瓦斯灯嘶嘶的声音，那声音曾经淹没在夜晚的喧嚣中，此刻在静谧中发酵成了咆哮。

布罕戴德的声音即使在低沉的时候也仿佛是一种哀鸣，带着暴怒的锋刃。他是一个矮小的人，有和阿扎德一样的尖鼻子和瘦长脸；不过这张脸上从来不曾有过慈祥的表情；永远都是厌倦和愤懑，特别是在夜晚的最后时刻。他快要秃顶了，凸出的前额有如同鼻子一样的曲线。他薄薄的上嘴唇轮廓突出，从中间分成了两块大小相当的匀称肉块，压在下嘴唇上，好似将其吞了下去，几乎完全遮住了下唇。布罕戴德算钱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在旁边研究那些肉块。

布罕戴德毫不掩饰地认定毕司沃斯先生是塔拉派来的奸细，因而对他极不信任。没有多久，毕司沃斯先生就发现布罕戴德手脚不干净，他夜晚热衷计算的账目不过是为了敷衍塔拉每周一次的查账。毕司沃斯先生并不吃惊，也不曾对此加以指责。他只是为布罕戴德的有些方法感到尴尬。

“如果有人喝了三四杯酒还要酒喝，”布罕戴德说，“不要给他们满杯。”

毕司沃斯先生什么也没有问。

布罕戴德看向别处，解释说：“这其实是为了他们自己好。”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了规律，当布罕戴德感觉他短斤少两差不多够一杯酒的分量时，他就会贪污一杯酒的钱。布罕戴德会直勾勾地盯着刚付钱给他的那个人，含糊其辞地说一会儿话，然后开始抛接硬币。每当毕司沃斯先生看见一枚硬币旋转着上升然后再掉落的时候，他就知道它最后一定会落进布罕戴德的腰包。

一旦布罕戴德高高兴兴地和顾客在一起的时候，也就是他对毕司沃斯先生疑心和厌烦的时候。“你，”他会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到底在看什么鬼？”有时候他会对柜台对面的人说：“看看他。总是笑眯眯的，嗯？好像就他最聪明。看看他。”

“没错，”酒客说，“他可是一个真正精明的人。你最好防着他点，布罕戴德。”

于是在酒客们那里，毕司沃斯先生就是那个“伶俐人”或者“小滑头”，某个可以奚落嘲讽的人。

他的报复是每天早晨给朗姆酒装瓶的时候往酒里吐唾沫。一样的朗姆酒会有不同的价格和标签：“印度女郎”、“白色公鸡”、“长尾小鹦鹉”。每一个牌子都有自己固定的顾客，而对于毕司沃斯先生来说，这种隐秘的报复给了他小小的但是持久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