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无法就这么离开矮山的房子。他只能被开释。不久之后，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但交通成了一个问题。公车服务愈来愈恶劣；越野车就像以前那辆车一样经常出故障，因此不得不卖掉。就在这个时候，图尔斯太太在西班牙港的房子空出来了。她向毕司沃斯先生提供了其中两个房间，他立刻接受了。
他认为自己是幸运的。给美国人工作的非法移民不断从其他岛屿涌入，西班牙港房子短缺的状况日益恶化。在城的最东边崛起了一座棚屋镇；而且即使买下房子也不能确保你一定有地方住，因为现在的法律禁止像莎玛以前那样无故驱逐房客。
他在荒野中间立了一块牌子：房子出租或出售；然后就搬到西班牙港去了。矮山的历险已经结束。在这次迁徙中，他只添置了两件家具：一张斯林百金床和赛尔菲尔做的书架。而搬到西班牙港去的人并不只他们一家。
同去的有塔特尔一家，格温德和琴塔以及他们的孩子，还有寡妇柏丝黛。塔特尔占据了房子的大部分空间。他们占据了客厅、餐厅、一间卧室、厨房和浴室；这使他们能更好地控制前后阳台，而他们不用为这两处付租金。格温德和琴塔只有一间屋子。琴塔暗示他们可以租更多的房间，但要为更好的计划攒钱；似乎是为了验证琴塔的话，格温德突然不再穿破衣服，他连续六天身穿不同的三件套西装，冲着每个人热情洋溢地微笑。琴塔每天早晨把格温德的五套西装拿出来晾晒，掸拂上面的灰尘。她在有高柱子支撑的房子下面做饭，她的孩子们睡在房子下面的雪松长板凳上，那是赛尔菲尔在矮山做的。柏丝黛住在院子里独立的仆人房间里。
到毕司沃斯先生的两间屋子要先经过前阳台，那是塔特尔一家的领地。起初毕司沃斯先生睡在靠里的房间里。但是从隔板上面的通风口透进塔特尔一家客厅里的光线和喧闹，把他赶到了前面的房间，然而在那里他又被莎玛和孩子们的进进出出弄得心烦意乱。莎玛和琴塔一样在房子下面做饭；当毕司沃斯先生叫喊着要吃饭或者喝他的麦克林恩牌胃药冲剂的时候，莎玛就不得不上楼给他送去，前台阶是开放式的，整条街都看得见。
房子里从来就没有安静过，自从W.C.塔特尔买了一部留声机之后，就更加让人难以忍受。他一遍又一遍地放着同一张唱片：
<blockquote>
在一个夜色甜美的晚上
罗斯塔遇见了年轻人维廉。
他紧拥着心爱的姑娘，
小伙子偷走一个亲吻。
踢噼踢噼当踢噼当
</blockquote>
这时W.C.塔特尔总是附和着歌唱，吹着口哨，边唱边打拍子；于是每当放这首歌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被迫听下去，等着W.C.塔特尔的附唱：
<blockquote>
踢噼踢噼当踢噼当
踢噼踢噼当踢踢噼当当当。
</blockquote>
W.C.塔特尔和格温德之间也发生了争执。他们都把自己的车停在房子旁边的车库里，早晨的时候，一辆车就不可避免地挡了另一辆车的路。他们互不理睬，持续冷战。W.C.塔特尔告诉塔特尔太太，说他的连襟是个文盲，格温德冲着琴塔唠叨不停，两个妻子都以悔悟的心情聆听。图尔斯太太不在，两个姐妹天天都有口角，为了谁的孩子弄脏了洗好的衣物，或者谁的孩子把厕所弄得污秽不堪之类的小事。寡妇柏丝黛总是当调停人，有时候在塔特尔的后阳台，姐妹之间的和解颇为感人。琴塔宣称她们的和解几乎有了一种定式，总发生在塔特尔一家购买了许多新家具和新衣服之后。
尽管在家里实行严格的婆罗门体制，但是W.C.塔特尔还是喜欢追求现代。他不但买了留声机，还买了一台收音机、一些考究的桌子和一套莫里斯家具；他还买了一个撩人的四英尺高的雕像，雕像是一个手拿火把的裸女。在把拿火把的裸女雕像买来之后，有相当长的时间大家相安无事。有一天，米娜在塔特尔家的家具中徘徊时，不小心弄断了雕像的手臂。塔特尔家又封锁了领地。肇事的米娜被鞭打了一顿，从此塔特尔家和毕司沃斯家的关系又陷入了僵局。就算莎玛宣布她在隔街的工匠那里订了一个玻璃橱柜也无济于事。
玻璃橱柜被送来了。
琴塔用英语冲她的孩子们嚷嚷道：“维迪亚德哈！施威德哈！别待在前门。我可不想让你们打烂别人家的东西，让别人说我忌妒。”
把那个典雅的玻璃橱柜抬上前台阶时，其中一扇玻璃门摇晃着打开，碰到台阶上碎了。塔特尔一家半藏半露地躲在客厅门两侧的百叶窗后面，目睹了这一事故。
“哦！哦！”那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说，“玻璃橱柜来了，莎玛。玻璃橱柜来了，姑娘。现在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里面摆上东西。”
她在一个架子上摆上那套日本咖啡套具。其余的架子都空着，这个她借了好几个月的债买的玻璃橱柜，和她的缝纫机、她的母牛、她的咖啡套具等其他沦为笑谈的东西一样，成了她的财产。橱柜放在前面的房间里，那个房间已经被斯林百金床、赛尔菲尔的书架、帽架、餐桌和摇椅挤得满满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知道，莎玛姑娘，这间屋只差再添一张床了。”
房子更加拥挤。寡妇柏丝黛本来打算把她占据的那个仆人房间当作在城市里谋生的基地，但是她放弃了这一打算，开始接纳从矮山来的寄膳者和寄宿者。寡妇们现在迫不及待地要她们的孩子受教育。如今已经没有一个哈奴曼大宅保护她们；每个人都要在一个新的世界里奋斗，这个世界是奥华德和沙克哈已经进入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教育才能让他们生存。只要孩子们一上完矮山幼儿园，就要送到西班牙港来。柏丝黛让他们寄宿。
在后栅栏和她的小屋子之间，柏丝黛用电镀铁皮建了一个房间。她在这里做饭，寄宿的孩子们在仆人房间的台阶上、在院子里、也在房子下面吃饭。女孩们和柏丝黛一起睡在仆人房间里，男孩们和格温德的孩子们一起睡在房子下面。
有时候，因为受不了吵闹和拥挤，毕司沃斯先生带着阿南德到西班牙港较为安静的街区散步。“这里的街道都比那房子干净，”他说，“只要让卫生检查员去那儿一次，所有人都要进监狱。寄宿者也好，寄膳者也好，通通进去。我恨不能亲自写报告。”
房子里每天早晨和下午都拥挤着一批学生，很快就引起了街上人的注意。也许是因为这个，也许真的有卫生检察员来过，从矮山传来消息说图尔斯太太打算采取措施。传言说房子下面的空间会铺设地板，还要砌墙，据说还要隔断并划分房间，在砖墙上砌出格子窗。外面的柱子用空心陶砖砌成的栏杆围起来，墙的一部分抹了灰泥，但是没有粉刷；没有格子窗。相反，为了遮蔽房子，铁丝网篱笆被拆除了，代之以一堵高大的砖墙；砖墙被抹上灰泥粉刷过了，街上的人们只能猜测墙里面对各个寄宿或寄膳的孩子的安排。每个下午、傍晚和清早，房子里人声嗡嗡，就像是一个学校。
孩子们被分为房子的住户和寄宿者，在此基础上再按照不同的家庭来区分。冲撞时有发生。寄宿的孩子们时常把在矮山的争执带到西班牙港来。傍晚，在嗡嗡的人声之外，还有鞭打的声音（柏丝黛有鞭打寄宿者的权力），还有柏丝黛的叫嚷：“看书！学习！学习！看书！”
每天早晨，毕司沃斯先生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干净的衬衫，认真打好领带，离开这个地狱一般的房子，骑车去宽敞、明亮、通风的《特立尼达卫报》报社上班。
现在他对莎玛说：“地洞！你们家让我住在地洞里。这个地洞！”他的话有不快的联想。因为每当他提及他在乡间的房子和他岳母的地产时，他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具体地址，就像一个动物小心保护自己的洞穴一样。而他的洞并不是避风港。他的消化不良又开始了，而且很严重，他发现自己的孩子也在忍受紧张的折磨。赛薇起了皮疹，阿南德突然得了哮喘，一连在床上躺了三天，呼吸困难，被根本无效的药棉折磨得死去活来。
寄宿者们不断涌入。热衷教育的疯狂感染了图尔斯太太在阿佤克斯的朋友和扈从们。他们都想让自己的孩子到西班牙港上学，图尔斯太太迫于情面不得不接纳。柏丝黛管他们的住宿。鞭打和吵闹越来越激烈。“看书！学习！”叫喊增多了。每天早晨，就在熙熙攘攘的孩子们从高墙之间的窄门鱼贯而出之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也衣履光鲜地出门，骑车去《特立尼达卫报》报社。
尽管职责繁重，尽管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解雇的担忧，这种担忧在矮山时就骚扰着他，报社现在成了他每天早晨逃离的避风港；就像伯耐特先生的新闻编辑一样，他害怕离开报社。只有在中午，当孩子们在学校，W.C.塔特尔和格温德在上班时，他才觉得可以忍受这座房子。中午他休息很长时间，然后下午在报社待到很晚。
莎玛又开始拿出她的记账簿，再次说他的薪水无法维持家用。自我厌恶又招致怒火、吵嚷和眼泪，给原本就喧嚣的夜晚增加了几分吵闹，让人几近精神崩溃。白天，他和一个《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开着《特立尼达卫报》的汽车到平原采访印度农民，给他的特写《今年的稻子收成前景》寻找素材。那些目不识丁的农民不知道他会写出怎样的特写，对他像对待大人物那样毕恭毕敬。这些人和他的哥哥们一样，在农田里耕作、积累，买了自己的土地，盖起了大宅；他们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和加拿大，去当医生和牙医。这个岛上处处财源。就像西装革履的格温德，开出租车招徕美国人的生意；还有W.C.塔特尔的家私，他把他的卡车租给美国人；新汽车；新建筑。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被隔绝在这些财富之外，不名一文，尽管他懂马可·奥勒留和爱比克泰德，还有塞缪尔·斯迈尔斯。
就是这时候，他开始对他的孩子们说起他的童年。他告诉他们他住的小屋，那些夜晚挖掘他们的花园的男人；他告诉他们在那块土地后来发现了石油。他告诉他们假如他的父亲没有死，假如他像他的哥哥们那样留在地里劳作，假如他没有到波各迪斯，假如他没有去画广告牌，没有到哈奴曼大宅，也没有结婚！假如不是发生这么多事情！他们将会得到怎样一笔财富。
他怪罪他的父亲，他怪罪他的母亲，他怪罪图尔斯家族，他也怪罪莎玛。他的脑袋被接连的怪罪占据；但是，他更多的是怪罪《特立尼达卫报》，他蛮不讲理地暗示莎玛，就像她是报社理事会的成员，他要另找一份工作，而且最糟糕也不过是给美国人当劳工。
“劳工！”莎玛说，“就你那像吊床一样松松垮垮的肌肉，我倒要看看，你能坚持多久。”
莎玛的话不是让他恼羞成怒，就是让他想要恶作剧。于是他像平时思考未来时那样，穿着背心和短裤躺在床上，他抬起一条腿，用一根手指戳着松弛的小腿，或者摇晃着小腿，就像他们新婚不久、还住在哈奴曼大宅的长屋里时他常做的。就是这些时候（因为孩子们也参与了这一关于金钱的讨论），毕司沃斯先生开始就他正直的谋生手段说教，告诉他的孩子们，他只能留给他们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家教。
有一次在这样的家庭会议上，阿南德说学校里的男孩们开始攀比自己父亲的职业。这个新的游戏已经蔓延到攻读奖学金的班里。对此最津津乐道的挑战者是那些家境并不理想、对自身阶层缺乏信心的男孩，但是他们颐指气使，丝毫不显得懊恼或缺乏安全感。阿南德在一张美国报纸上看到说“新闻工作者”是一个华而不实的字眼，因此就说自己的父亲是一名记者，这个职业虽然并不堂皇，倒也还体面。格温德的儿子维迪亚德哈说他的父亲给美国人工作，这就是他们现在的说法。阿南德说：“为什么维迪亚德哈不说他的爸爸是出租车司机呢？”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笑。格温德有六套西装，格温德赚了不少钱。维迪亚德哈将要被送到国外去谋取正当的职业。但是阿南德的明天是什么呢？在海关谋一个职位，在行政部门做个职员：既不体面，也不堂皇，还要看人脸色。
阿南德觉得自己的玩笑开错了。几天以后，学校里流行新的盘问：男孩子们怎样称呼他们的父母？阿南德为了贬低自己，撒谎说：“爹和娘。”他受到同学们的嘲笑，而才到学校不久的维迪亚德哈却十分精明，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妈咪和爹地。”因为这些称自己父母为“爸爸和妈妈”的男孩都来自暴富的家庭，野心勃勃、奋力进取，同时又对自己的一切半信半疑，这些男孩开始把他们的英语作文当真了：他们的爹地在办公室上班，周末时，爹地和妈咪开车带他们去海滨，车上还有装满食物的大篮子。
尽管毕司沃斯先生常常说要换工作，但是他知道他永远无法离开《特立尼达卫报》去给美国人打工，做劳工、职员或者出租车司机。他不是当出租车司机的材料，也没有劳工坚实的肌肉；他其实相当害怕失去这份工作：美国人不会一直待在这个岛上。但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抗议，他给自己所有的孩子都报名参加了自己工作的竞争对手《卫报》的童子联盟。此后，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每个生日都会收到来自童子联盟的祝福。而让他尤为得意的是，W.C.塔特尔也效仿他，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了童子联盟。
《特立尼达卫报》的报应来了。逐渐缩小的发行量终于使得主管们明白他们政策的失误；他们开始承认读者们可能更喜欢看评论，而不是看新闻，而新闻即使实事求是也不一定就是好新闻。《卫报》不但抢走了《特立尼达卫报》的读者，还吸引了原先不看报纸的客户。《特立尼达卫报》推出了救贫基金，基金的名字表明，这一基金并不与那些将失业的人看作是不可用之人的领导人发生矛盾。这一基金实际上是为了回应《卫报》的帮需基金，但是帮需基金只是圣诞节时的噱头，而救贫基金则是永久的。
毕司沃斯先生被任命为调查员。他的职责是审阅救贫基金申请人的材料，否决不合格的人，然后探访其余的人，视察这些人到底多么贫困，再根据环境，就他们的困境写一篇悲惨的报告，悲惨到足以使救贫基金捐款。他必须每天找到一个需要救贫的人。
“需要救贫的头等对象，”他对莎玛说，“M.毕司沃斯先生。职业：救贫基金调查员。”
《特立尼达卫报》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办法让毕司沃斯先生惊恐万状，使他整天提心吊胆于会被解雇，会生病或者有飞来横祸。他每天都探访着残疾人、失意的人、没用的人和疯子，他们住在和他的住所相去无几的地方：在令人窒息的腐朽的木头窝棚里，在箱板、帆布和锡片搭成的棚子里，在黑暗、让人汗流浃背的水泥洞里。他每天都去城东，那里满目疮痍，简陋的房子里藏着可怖的景象：拥挤的没有下水道的后院，布满绿色的黏液，常年处于隔壁房子和高碎石篱笆的阴影之中，篱笆上还搭建着另外的棚屋；院子里被薄膜搭成的厨房挤得水泄不通，拥挤的饲养家禽的铁丝网笼子，发白的石头上摊着散发着馊味的衣物；各种难闻的气味，但是所有的气味都无法掩盖粪坑和漫溢的化粪池的恶臭；更令人惊骇的还是这里的孩子们，他们大部分都是私生子，肚脐高高地凸起在肚子上，似乎是在匆忙和厌恶中被生下来的。然而间或也有一间整洁的屋子，唯一的家具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擦拭得锃光瓦亮，根本看不出来这间屋是在同一个污秽不堪的院子里。每天他都遇见那些贫困的、倦怠的人，似乎需要终生的救济才能生存。但是他只能提起裤脚，在泥泞和黏液中调查，写报告，周而复始。
大部分需要救贫的人都对毕司沃斯先生很尊敬，而为了减轻他们引发的恐惧，毕司沃斯先生开始采访他们。但有时候，有的穷人会突然因为毕司沃斯先生的探询而懊恼，变得郁闷，拒绝回答毕司沃斯先生的报告所需要的悲惨细节，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就会被指责是和有钱人、幸灾乐祸的人以及政府同流合污的盟友。有时候他们甚至粗暴地对待他。这时候他就会不顾自己的裤脚和鞋子，慌不择路地逃到大街上，身后还跟着叫骂声，他慌张的举止还会吸引成群的无所事事的人的围观，他们无一不身处贫穷，也许都需要救济。“需要救济的穷人陷入绝望之中。”他考虑着早报的大标题。（虽然根本不可能刊登这样的文章：《特立尼达卫报》只要悲惨的细节和卑躬屈膝的感恩。）
他的自行车遭了殃。起先是气门芯被偷了；接着是橡胶把手；然后是车铃，再后来是他在矮山用来偷运水果的车挂包，有一天连车座也丢了。那是战前生产的布鲁斯克牌车座，十分走俏，新的车座已经买不到了。于是那个下午，他骑着没有车座的自行车横贯城市东西，一路上蹿下跳地颠簸着，招来人们异样的眼光，可谓洋相出尽。
还有其他危险。有时候他被恃强凌弱、身强力壮的黑人拦截：“印度人，给钱。”有时候他们索要一定的数额：“印度人，给我一个先令。”他已经习惯了在较大规模的电影院外面遇见健壮的黑人勒索钱财，但是那个地方光线明亮，还有警察，让他有胆子拒绝。在东边，灯光暗淡，也没有什么警察；为了不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激怒这些穷人，他小心地进行自己的调查，口袋里总是装着几个铜币。他给这些人铜币，日后再以花费为名到《特立尼达卫报》报销。
但是还有别的危险。有一次，他爬上一小截楼梯，拨开蕾丝窗帘，来到一间收拾得极为整洁的屋子里，发现面前是一个强壮的女人。她的大嘴唇描画得奇形怪状，胭脂在她黑色的脸颊上闪闪发光。“你是从报社来的？”她问。他点了点头。“给我点钱。”她像一个男人那样粗暴地说。他给她一分钱。他的迅速响应让她吃了一惊。她带着敬畏凝视着那一分钱，亲吻着钱币。“当一个男人给女人钱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意味着什么。”他做“法庭短讯”报道的经验使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妓女，他马马虎虎地提完了问题，准备告辞。“我的钱呢？”女人说。她跟着他来到门口，叫喊道：“这人就在这里干了我，就在窗帘后面，现在他不想付钱。”她叫喊着。她让两边院子里的妇女和孩子见证她受到的侮辱，毕司沃斯先生因为衣着体面，顾及自己的名望，又是在白天这个时候，面对这样的指控，不得不落荒而逃。
他过了一段时间才能够分辨那些假冒的申请者：哪些是想要出风头，哪些是想要发泄心中怨恨，哪些只是觉得不写白不写，还有一些小康的店主、职员和想要名声和钱的出租车司机，他们提出，得到救济就和毕司沃斯先生共享。他以前的许多拜访都白费了，而他需要每天确定一个要救济的人，因此他有时候就挑一个中等贫困的人，然后夸大他贫困的程度。
《特立尼达卫报》的当权者们继续对毕司沃斯先生的工作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这种政策起初在他看来是用心险恶，但是后来给了他一定的责任感和权力。他的意见是唯一的衡量标准，他的决定就是最后决定。他得到了一个署名的专栏，叫作“我们的特别调查员”，这使得阿南德在学校颇为风光。毕司沃斯先生生平第一次被人贿赂。这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不过，大致出于对这些申请人的怀疑，他什么也没有接受；不过他还是以很低的价钱让一个残疾的黑人工匠给他做了一张餐桌。
他希望自己没有让人做这张桌子，因为当桌子送来之后，他那拥挤的屋子情形更为糟糕。莎玛的玻璃橱柜被放到里面的房间，餐桌安放在他的房间，和床平行，中间只有一道狭窄的缝隙，假如他弯腰穿鞋，站起来时便常常会碰到头；如果他穿好鞋子，站起来的速度太快，他髋骨的上部就会磕在桌子上。那个好心的工匠做的桌子有六英尺长，将近四英尺宽，宽到可以爬在上面开关两侧的窗户。在失眠的夜晚，毕司沃斯先生总是把阿南德赶到斯林百金床床尾睡觉；在这种情况下，阿南德就会生气地离开床，在桌子上睡觉。于是毕司沃斯先生试图让阿南德以后在桌子上睡觉。窗户不能关，否则房间里就会闷死人。下午的阵雨来得迅疾而猛烈，莎玛又总是不能迅速爬到桌子上关窗户；不久，桌子在窗户下的那部分就变成灰色，带着点点黑斑，无论莎玛怎么油漆、上光或者擦拭都无济于事。“这是我买的第一张也是最后一张餐桌。”毕司沃斯先生说。
一天傍晚，他穿着背心短裤躺在斯林百金床上看书，试图不理会寄宿孩子们的嗡嗡声和尖叫声，以及W.C.塔特尔的新唱片。那张唱片是一个叫鲍比·布瑞恩的美国男孩唱的《当河上出现彩虹的时候》。有人走进房间，毕司沃斯先生背冲着门口，在一片喧哗之中，他懊恼地高声询问是谁挡了他的光线。
是莎玛。“快起来穿上衣服，”她兴奋地说，“有人来见你。”
有一刻他惊慌失措。虽然他一直对自己的地址保密，但是自从他成为贫困调查员之后，就不停地有人跟踪他。有一次，他刚刚从家里推出自行车，就撞见了一个申请救济的人。他假装自己是在做调查，为了做得更逼真，他当街访谈并记录了那人的一些情况，保证会尽快前往调查，终于摆脱了纠缠。
此时他回头一看，发现莎玛在微笑。她的兴奋中夹杂着一种自我满足感。
“谁？”他问，从床上跳下来，髋骨磕在餐桌上。站在桌子和床之间，他无法弯腰找自己的鞋子。他又小心地坐在床上，摸索出一只鞋。
莎玛说要见他的人是矮山来的寡妇们。
他放松了。“我不能在外面见她们吗？”
“她们有私事。”
“但是我怎么可能在屋子里面见她们呢？”这是个问题。寡妇们将不得不站在门口，而他则要被迫站在床和桌子中间的狭窄的过道里。无论如何，现在是晚上了。他拽出枕头下的棉布床单裹在身上。
莎玛出去叫寡妇们进来，五个寡妇几乎同时涌了进来，她们穿着最好的衣服，脸上因为日晒雨淋而十分粗糙，神情严肃且举止诡秘，就像每次她们有所谋划时的样子，虽然所有的谋划都失败了：养鸡场，牛奶场，养羊，种蔬菜。
毕司沃斯先生把被单一直裹到胸前，抓搔着他的一只赤裸松弛的胳膊。“没法让你们坐下，”他说，“除了桌子，没有地方可以坐。”
寡妇们没有微笑。她们的严肃感染了毕司沃斯先生。他不再抓挠胳膊，把被单掖到腋下。只有莎玛一直微笑着，在寡妇们中间，她身上穿的带补丁的肮脏的家常衣服十分醒目。
年长的寡妇苏诗拉走到床脚，开了口。
她们能不能领取救济？
她不慌不忙，显然经过考虑。
毕司沃斯先生尴尬得无法回答。
当然，苏诗拉说，她们不可能都拿到救济，但是能不能有一个人领取呢？
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她们怎样困窘，她们是他的亲戚。但是她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大老远地从矮山赶来，他不能就干脆地拒绝她们。“那你们的姓名呢？”他问。
她们已经考虑过了。不提图尔斯的名号。她们可以用夫姓。
毕司沃斯先生迅速转着脑子。“但是那些读书的孩子呢？”
她们连这个也考虑到了。苏诗拉没有孩子。至于照片：面纱加上眼镜和一些脸上的饰物，不会让人认出她来。
毕司沃斯先生想不出其他有效的拒绝理由。他慢慢地抓挠着自己的胳膊。
寡妇们严肃地盯着他，然后开始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随着他的静默，莎玛脸上的笑容变得牵强，最后，连她也用谴责的目光盯着他。
毕司沃斯先生拍了拍他的左胳膊。“这会让我丢饭碗的。”
“但是那次，”苏诗拉说，“你当‘营救者’的时候，你给你的母亲、你的哥哥们和所有的孩子都发了代币。”
“那不一样，”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很抱歉。真的。”
五个寡妇沉默了。有相当长时间，她们一动不动，瞪着毕司沃斯先生，一直到她们的眼睛空洞无神。他避开她们的眼睛，摸索着香烟，拍打着床铺，直到火柴盒发出咔嗒的声音。
苏诗拉开始长长地叹气，寡妇们盯着毕司沃斯先生的前额，一个接一个地叹气，摇起头来。莎玛恼羞成怒地瞪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眼。然后她和寡妇们走出门去。
楼上有一个孩子在挨打。W.C.塔特尔的留声机在播放“在一个夜色甜美的晚上”。
“我很抱歉，”毕司沃斯先生冲着最后一个寡妇的后背说，“但是我会丢工作的。抱歉。”
他真的感到抱歉。但是即使她们不是他的亲戚，他也无法让人相信她们需要救济。这个女人住在她母亲的领地里，住在她母亲的三座房子中的一座房子里；她的一个弟弟在英国学习医科；而她的另一个弟弟在南部的势力越来越大，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闲言八卦栏目里；他也因为商业贸易和政治言论出现在新闻栏目里，还有他做的流行广告（“特立尼达图尔斯剧院自豪地推出……”），怎么可能有人认为这个女人需要救济呢？
不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又遇到了另一个让他心烦意乱的请求。请求他的是阿扎德的哥哥布罕戴德。自从布罕戴德为了他那个情妇离开波各迪斯的酒屋，来到西班牙港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只是从布罕戴德的儿子杰格戴德那里听说布罕戴德生活困窘，忍受着贫穷的煎熬。他们是亲戚，毕司沃斯先生同样也无法说服别人给他救济，因为他的弟弟是这个殖民地最富有的人之一。
布罕戴德给了他一个在市中心的地址，不了解这个城市的贫民窟的人还会以为布罕戴德是可可或者糖的经销商，一个掌管进出口买卖的国王。实际上，他住在一间介于东部物资进口商和糖及干椰子肉出口商之间的廉价公寓里。那是一座西班牙老式建筑。公寓的正面直接连着人行道，墙上有很多地方的灰泥都剥落了，形成不规则的形状，窄小的窗户上装着破裂的百叶窗，还有两个生锈的铁阳台，直接通向人行道。
从出口商的仓库那里传来干椰子肉的恶臭和袋装糖的浓烈气味，那种气味和糖厂以及毕司沃斯先生记忆中小时候水牛池塘的甜臭味不同。进口商的仓库弥漫着各种辛辣香料的气味。路上散发着尘土和稻草以及牲口的屎尿气味。排水沟里每一处有阻碍垃圾的地方都泛着涟漪，漂浮着白色的浮渣，像牛奶煮后漂起的薄膜，散发着一股刺鼻的酸臭，在阳光的炙烤下让人窒息。当毕司沃斯先生拐进公寓和出口商仓库之间的拱门时，这股气味仍然尾随着他。他把自行车靠在冰凉的墙上，赶开从出口商那里的糖袋上飞过来的蜜蜂，走上一条鹅卵石小路，小路的旁边有一条浅浅的呈黑绿色的排水沟，在暗处闪着微光。小巷通向一个铺平的比小巷略宽的院子。院子一边是出口商的高墙，另一边是公寓的墙，墙上黑洞洞的窗户挂着肮脏的窗帘。一条倾斜的水管滴着水，落在长满苔藓的水池里，然后流到排水沟里；在院子的尽头，有一间乱丢着报纸的厕所和一间没有顶的浴室，厕所和浴室的门都敞开着。院子上面是蔚蓝的天空。阳光斜斜地照射在出口商的高墙上。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水管，拐上一条通道。他刚刚走到遮着门帘的门厅，就听见一个激动得几乎是欣喜的声音：“穆罕！”
他觉得自己又变成了一个孩子，所有的软弱和耻辱都重现了。
那是一间低矮的没有窗户的屋子，只能通过通道里的微光采光。屋子的一角遮挡着一扇屏风，另一角放着一张床。床上发出哈哈的高兴声音。布罕戴德没有衰老。毕司沃斯先生起初还害怕他变成一个干瘪的印度老头，现在长舒了一口气。布罕戴德的脸瘦了很多，但嘴唇上的肉块依然如故；在那张忧心忡忡的脸上，双眉紧锁，眼睛却依然明亮。
布罕戴德举起瘦弱的胳膊。“你是我的孩子，穆罕。过来。”他声音中带着前所未有的激动。
“你好吗，叔叔？”
布罕戴德似乎没有听见。“过来，过来。你可能以为自己是个大人了，但是对我来说，你仍然是我的孩子。过来，让我亲亲你。”
毕司沃斯先生站在糖口袋做成的小垫子上，朝散发着腐臭味的床弯下腰。他立刻就被用力地拉了下去。他看见涂着涂料的墙壁和屋顶罩着一层尘土和煤灰，感觉到布罕戴德没有刮过的下巴蹭着他的脖子，布罕戴德干涩的嘴唇贴在他的脸颊上。他叫出声来，布罕戴德用力揪疼了他的头发。他跳回去，布罕戴德哈哈大笑起来。
毕司沃斯先生一边等着布罕戴德平静下来，一边环视着这间屋子。墙上水泥缝中的钉子上挂着衣服。布满沙砾的水泥地板上有一堆起初看来是衣服的报纸。屏风旁边有一张小桌子，上面有一本廉价的书写纸、一瓶墨水和一支布满咬痕的钢笔：毫无疑问，布罕戴德就是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他的。
“你在视察我的豪宅吗，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不想承认受到震动。“我不知道。但是依我看，你在这里还不错。你应该看看有些人是怎么生活的。”他几乎想说，“你应该看看我住的是什么地方”。
“我是一个老人。”布罕戴德说，声音尖而高，是毕司沃斯先生所不熟悉的。他的眼睛湿润了，嘴唇上浮起了一个浅浅的狡黠的微笑。
毕司沃斯先生慢慢离开床边。
从肮脏的印花棉布屏风后面传出动静：煤炉的叮当声，擦火柴的声音，轻快的扇炉子的声音。是那个华人女人。毕司沃斯先生按捺不住好奇。木炭烟从屏风上升起来，盘旋在房间里，在门口消散。
“你为什么要用力士香皂？”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布罕戴德急切地盯着他。“力士香皂？我想我们用的是橄榄香皂。一种绿色的……”
布罕戴德用英语说：“我用力土香皂，是因为那些漂亮的电影明星也用它。”
毕司沃斯先生有些心烦意乱。
布罕戴德侧身翻弄起了地板上的报纸。“我那些没用的儿子没有一个肯来看我。你是唯一来看我的人，穆罕。但你总是这样。”他冲着报纸皱起眉头，“不，这个已经结束了。弗南德斯朗姆酒，请客喝酒时最好的选择。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朗姆酒，穆罕。还记得吗？哈！是的，就是这个。”他递给毕司沃斯先生一份报纸，毕司沃斯先生读着上面关于力士香皂的标语竞赛的细则。“帮帮我这个老人，穆罕。告诉我你为什么用力士香皂。”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之所以用力士香皂是因为它杀菌、清爽、芬芳而且不贵。”
布罕戴德皱起眉头。他似乎根本没有听见毕司沃斯先生的话。毕司沃斯先生现在可以肯定布罕戴德聋了，这是他起初的直觉，后来他几乎打消了这个念头。
“写下来，穆罕，”布罕戴德说道，“在我忘记之前，写下来。填字游戏。找球游戏。标语比赛。它们都是一样的游戏。而我在这些方面的运气一向不好。”
毕司沃斯先生写标语时，布罕戴德开始讲述他的生活。他的耳聋一定有一段时间了：他说的每句话都十分完整，这使得他的话带有一种文学色彩。那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他怎样找到了工作又被解雇了，成功的企业怎样失败了，因为他自己的诚实，或者因为合作人的不诚实，他怎样失去了大好机会，而他那些合伙人都已经扬名立万。
他喜欢毕司沃斯先生的标语。“这肯定能赢，穆罕。现在，填字游戏怎么样，穆罕。你能不能就让我赢一次？”
毕司沃斯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回答，那个女人就从屏风后面走出来。她敏捷而又隐秘地行动着，在桌上放下一个装着几块黄色小蛋糕的搪瓷盘子，拉出椅子，放在毕司沃斯先生旁边，然后又迅速地回到屏风后面去了。她大约中年，极为瘦削，有着长长的脖子和瘦小的脸。她给人一种垂直的感觉：肮脏的黑头发笔直地垂下来，洗得褪色的蓝棉布裙子下垂，瘦削的腿是笔直的。
毕司沃斯先生想看看布罕戴德是否觉得尴尬。但是布罕戴德继续谈论着他参加之后又输掉的比赛，丝毫不受影响。
那女人又端着两个高搪瓷茶杯出来了。她把一个茶杯放到桌子上，然后把蛋糕推到毕司沃斯先生面前，他已经坐在她拉出来的椅子上。她把另一杯茶递给布罕戴德，他坐起来接过茶，一边把毕司沃斯先生写的标语递给她。
布罕戴德啜饮着茶，有一刻他几乎和阿扎德一样了。他们的姿势都是相同的：慢慢地把茶杯送到唇边，半闭起眼睛，嘴唇停在杯口，吹着茶，然后闭上眼睛啜饮着茶，似乎这茶是神圣无比的；他满是风霜的脸上浮现出平静的神色。
他睁开眼睛，恢复了痛苦的神态。“好喝，嗯？”他对女人用英语说。她迅速地瞟了毕司沃斯先生一眼，似乎急于返回到屏风后面去。
“他现在是个大人了，”布罕戴德说，“但是你知道，我在他还这么高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大笑起来，“是的，这么高。”
毕司沃斯先生试图避开布罕戴德的视线，拿起一块黄色的蛋糕咬了一口。
“在他还是个这么高的孩子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现在他是个大人了。但是我还为了让他学好打过他哩，你知道。嗯，穆罕？没错，伙计。”布罕戴德用左手端着茶杯，右手食指擦着拇指。
这是毕司沃斯先生所害怕的时刻。但是当这个时刻到来时，他却放下心来。布罕戴德没有提及他的受辱：他避开了。
布罕戴德的手中的茶杯颤抖，水倒出来了。女人跑到床边，大张着嘴。她并没有说出一个字：只是舌头拍着，发出噼啪的声音，最后变成尖声的嘎嘎声。
茶洒在床上，洒在布罕戴德身上。聋子、哑巴、疯子等等念头闪过毕司沃斯先生的脑海，他又为在这间肮脏的屋子里看见的两性的暧昧惊骇，他觉得黄蛋糕在嘴里变成腥甜滑腻的一团糨糊。他无法咀嚼，也无法吞咽。布罕戴德在床上大发雷霆，用印地语咒骂着，那女人对此毫不在意，从他手上拿过茶杯，跑到屏风后面拿出一块面口袋布做的烧了好几个洞的抹布，轻快地擦拭着床单和布罕戴德的背心。
“你这个不下崽的笨母牛！”布罕戴德用印地语尖叫着，“总是把茶满到杯口！总是把茶满到杯口！”
就在她擦拭的时候，她薄薄的裙子抖动着，露出腋下浓密的乱蓬蓬的毛发，她难看的体形，内衣的一条边。毕司沃斯先生强迫自己咽下嘴里的糨糊，然后用甜腻的浓茶冲下去。毕司沃斯先生很高兴那女人卷起抹布，放在布罕戴德的背心下，然后回到屏风后面去了。
布罕戴德立刻安静下来。他顽皮地冲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说：“她不懂印地语。”
毕司沃斯先生站起来告辞。
女人又出现了，对着布罕戴德嘎嘎地叫着。
“留下来吃顿像样的饭，穆罕，”布罕戴德说，“我还不至于穷到不能给我的孩子一顿饭菜的地步。”
毕司沃斯先生摇摇头，用手敲打着西装口袋里的笔记本。
女人退下去了。
“杀菌、芬芳、清爽而不贵，嗯？上帝会为此感谢你的，穆罕。至于我那没用的儿子们……”布罕戴德微笑了，“过来让我和你吻别，穆罕。”
毕司沃斯先生也微笑了，没有理会布罕戴德的大笑，走到屏风后面和女人告别。屏风后面的板箱上放着一只点燃的煤炉；在另一个板箱上放着蔬菜和盘子。潮湿的黑乎乎的地板上放着一盆脏水。
他说：“我试试看我能做些什么。但是我不能保证。”
女人点点头。
“他的背有问题，真的。”
她话音很低但是很清晰。她不是哑巴！
他没有等她解释。他仓促地离开屋子，来到小巷。小巷里暖洋洋的，让人透不过气来。他再次闻见街上令人窒息的恶臭。造蜜的蜜蜂在出口商已经有些溶化的袋装糖那里嗡嗡乱飞。他的嘴里还残留着粗糙的蛋糕屑。他吞咽了一口，嘴里立刻就充满了酸水。
他一回到房子，就跑到他那个旧书架那里，翻弄着他的那些剪报，从理想学校寄来的信函，一窝没有睁开眼睛的粉红色小老鼠，最后，他找出他那没有完成的“逃离”的故事，找到那个关于他那没有生育能力的女主角的幻想。他把故事带到厕所里，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弄出很大的声响，一遍又一遍地拉着抽水马桶的水箱。等他出来时，厕所外面已经有一小队寄宿的孩子，不耐烦，但充满好奇。
星期天，寄宿孩子们的喧嚣达到顶峰，毕司沃斯先生又开始带他的孩子们到波各迪斯走访。但是当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很少有时间和孩子们待在一起。因为杰格戴德就像一个急于学坏的恶劣的小男生一样，总是急于把毕司沃斯先生带出阿扎德家。而毕司沃斯先生也总是情愿跟他一起出去。杰格戴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形成了一种轻松随意的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争吵过，也从来不是朋友，但是彼此都很高兴看见对方。他们不相信又好奇对方所说的一切，而且不用非要倾听彼此的话。毕司沃斯先生也很喜欢和杰格戴德在一起，因为只要一离开阿扎德的房子，杰格戴德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人，阿扎德的继承人，而他的举止则是顺从而友爱的。不管他的年龄、他的家庭、他的早熟和他漂亮的白头发，杰格戴德在阿扎德家里仍然被看成一个年轻人，无论做什么都要征求许可。他最大的快乐就是违反阿扎德的规矩，而有相当的时间，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装出这些规矩也同样被施用在他的身上。抽烟是被禁止的：他们一到路上就抽起了烟。喝酒是被禁止的，而且星期天根据法律酒屋不得开张：于是他们就喝酒。杰格戴德和一个朗姆酒屋的老板达成协议，他为了感谢从阿扎德那里得来的免费汽油，提供他的客厅作为他们星期天早晨喝酒的地方。在这个相当体面的客厅里，四把打磨得极为光亮的莫里斯椅子围着一个小桌子，毕司沃斯先生和杰格戴德一起喝威士忌和苏打水。起初，他们好像又回到了年轻的时代，似乎世界在他们眼前仍然是崭新的，而他们对彼此的友爱心照不宣。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经过一段沉默之后，他们为了继续像从前那样交谈，又变得热切和亲密。杰格戴德谈论他的家庭；他说出他们的名字，那是每个人的特点。毕司沃斯先生谈论《特立尼达卫报》，谈论阿南德和奖学金。最后话题总是回到阿扎德身上。毕司沃斯先生倾听着有关阿扎德的自私和残忍的新老故事，现在他更多的是听到布罕戴德是阿扎德早期成功的关键人物。尽管他并不相信，尽管他们在喝酒，毕司沃斯先生仍然默默地听着，不发表任何意见，间或透露一些他对图尔斯家族的不满，半真半假地说他像布罕戴德一样，是被家族背弃的人。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告诉杰格戴德他去探望布罕戴德的事情。
“啊！这么说你见过我爸爸了，穆罕？他怎么样？告诉我，他有没有说那个贪心的吸血鬼？”
这个当然指的是阿扎德。毕司沃斯先生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似乎十分动容，摇了摇头。
“你看他是多好的人，穆罕。没有一点怨恨。”
毕司沃斯先生喝了一点威士忌：“他告诉我，你们谁也没有去看他，也没有给他任何的帮助或者别的什么。”
沉默了一会儿，杰格戴德说：“那个狗娘养的撒这样的弥天大谎。还有那个和他住在一起的老母狗也不简单，你知道。她总是挑拨离间。”
从此之后，杰格戴德再也没有说起过布罕戴德。而毕司沃斯先生决心只做一个聆听者。
这时候，杰格戴德总是显出醉意。而毕司沃斯先生每次都喝得几乎酩酊大醉，当他们离开酒屋老板的客厅时，他们决定要打破更多的戒律。他们到阿扎德的车库去，给阿扎德的一辆货车或者是卡车加满油，然后开车到河边或海滨去。杰格戴德开得很快，但是仍然保持着清醒准确的判断力；不过，让毕司沃斯先生感到难堪的是，一旦回到阿扎德的家里，杰格戴德就变得相当清醒。他说自己出去谈生意，并用大量不合逻辑但是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所经历的谈话和事情。毕司沃斯先生很少说话，而且动作迟缓。他的孩子们注意到他通红的眼睛，不明白他那天早晨在西班牙港公车站的精神劲怎么会消失了。
吃中饭时，阿扎德总是一成不变地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他在生意上遇到的问题。“他们没有给我那个合同，你知道，穆罕。我觉得你应该就这些本地公路理事会的合同写一篇文章。”以及：“穆罕，他们不允许我进口柴油发动机的卡车，你能给我查查原因吗？你能不能替我写封信？我敢肯定是石油公司在暗地里捣鬼。你为什么不就此写篇文章呢，穆罕？”接下来之后，就是查看官方的表格、信件以及带插图的美国公司小册子，这时候毕司沃斯先生总是侧坐着，避免让阿扎德闻到他的呼吸，从半闭的嘴唇里咕哝着战争和禁令等等蠢话。
当孩子们询问他有什么不舒服的时候，他总是抱怨自己消化不良；有时候他整个下午都在睡觉。他也的确消化不良；他吃的麦克林恩牌胃药冲剂数量持续见长，他沉默，他不停地口渴，这些症状使得莎玛羞愧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于是孩子们总是发现他们在波各迪斯很孤单。只有塔拉欢迎他们，但是她因为关节炎腿脚不便。在这座高大的设施齐全的空荡荡的房子里，他们只能感觉到阿扎德和他的侄子们之间的敌意。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争端：“伊拉克”的发音，有关别克汽车优点的谈话。随着争吵越来越频繁，争吵的过程也越来越短，但是争吵变得如此激烈和下流，似乎叔侄之间再不可能说话了。然而不一会儿，阿扎德就会从他的房间里出来，手上拿着报纸，他们又开始正常地交谈，有时候甚至还有欢声笑语。阿扎德离不开他的侄子们，他们也离不开他。阿扎德需要他的侄子们帮他生意的忙，因为他不信任外人；他更需要他们在家里的陪伴，因为他害怕孤独。而杰格戴德和拉比戴德没钱也毫无所长，除了阿扎德的庇护也没有地位，还拖着一大家子不能公开的家人，他们知道只要阿扎德还在世，他们就不得不依靠他。那个喜欢暴露优美体形的拉比戴德似乎时刻都会咆哮。杰格戴德刚才还在嘿嘿地欢笑，顷刻就会尖叫和哭泣。只要在阿扎德面前，他总是几近歇斯底里：这从他那小小的、眼神游移不定的眼睛就可以看出来，虽然他热情洋溢的举止掩饰了这一点。
孩子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是入侵者。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这最终让他们感到耻辱。
为了响应《卫报》童子联盟的胡安内塔阿姨的号召，阿南德手持一张蓝色的卡片到处为波兰难民儿童募捐。老师、学校看守人、店主，甚至W.C.塔特尔都给了他捐助。西班牙港乳品店的收银员给了他六分钱，祝贺他小小年纪就做好事。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在阿扎德家的后阳台上，当他给阿扎德朗读了一篇关于呼吸的重要文章之后，他给阿扎德看那张蓝色卡片，并请他捐钱。
阿扎德皱起眉头，看上去很不高兴。
“你们家真是奇怪，”阿扎德说，“爸爸给穷人募捐。你给波兰难民募捐。谁给你们募捐呢？”
从那之后，阿南德过了很久才再去阿扎德家。他不再为波兰难民募捐，他撕毁了那张卡片。募捐来的钱渐渐被他花光了，有好几个月，他都害怕胡安内塔阿姨会找他要钱。而每天下午面对乳品店的那个和蔼可亲的女人对他来说是一种折磨。
这些星期天早晨的短途旅行、早晨的虚情假意、下午和傍晚的忧伤逐渐减少，毕司沃斯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待在家里。
为了对抗W.C.塔特尔的留声机，琴塔和格温德开始唱一系列的《罗摩衍那》的歌曲。琴塔多年以前就开始学习《罗摩衍那》，那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还在绿谷，现在她已经完成了这学习；她唱得非常好。格温德则唱得没有那么流畅，他一半在哀号，一半在咕噜，通常是按照习惯趴着唱歌。毕司沃斯先生不得不忍受双方较劲的歌声，有时候歌声会持续一个晚上。他听着听着，就会忍不住穿着背心短裤冲到里面的房间里，拍打格温德房间的隔板，再拍打W.C.塔特尔房间的隔板。
塔特尔一家从来没有反应。琴塔唱得越发起劲。格温德有时候在唱对句时轻笑几声，把这当成他歌唱的一部分：《罗摩衍那》的歌手可以随意在唱对句时补充进自己的感情。但是有时候他会中止唱歌，对着隔板破口大骂。毕司沃斯先生也回骂，这时候，莎玛就不得不跑到楼上制止毕司沃斯先生。
格温德成了房子里人人避让的瘟神。也许因为开出租车时长时间背对着他的顾客，他变成了一个厌恶与人交往的人，他的三件套西装似乎禁锢了他所有残余的热心和忠诚，让他变得暴戾而乖僻。他的外表也因此起了相应的变化。他那张英俊的脸变得粗俗而捉摸不定；而自从他开出租车以后，他的身体失去了以前的结实劲儿，变得松垮肥胖，似乎只有穿上背心才能让他挺直身子，才能支撑他虚胖的肉体。他举止古怪而且阴晴不定。他和琴塔演唱的《罗摩衍那》几乎让所有的人都吃惊不小，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几次暴行，人们也许还会觉得这歌唱颇为有趣。他有很多天对谁都不理不睬；随后，在没有任何人招惹的情况下，他开始紧追着某个人不放，并做出恫吓的笑容。他侮辱莎玛和孩子们；莎玛意识到毕司沃斯先生那像吊床一样松垮的肌肉根本不是格温德的对手，只有忍气吞声。他还出其不意地攻击柏丝黛的寄宿者，一直恐吓他们。请求琴塔干涉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格温德引发的恐惧正是她引为骄傲的。琴塔把格温德痛打毕司沃斯先生的故事告诉了她的孩子们，孩子们又把这个故事说给寄宿者听，让他们惊恐万状。
楼上，格温德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争吵总是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楼下他们的孩子们之间的争吵。
有一次，赛薇说：“我奇怪爸爸怎么不买座房子。”
格温德最大的女儿说：“要是有些人凭嘴说就能挣钱，那他们该住在天堂里了。”
“有些人就只有嘴和肚子。”
“有些人至少还有个肚子。别的人什么都没有。”
赛薇对于自己败下阵来相当气恼。只要楼上的争吵结束，她就跑到里面的房间，躺在四柱大床上。既不愿意再让自己受伤，也不愿意伤害她的父亲，她无法告诉他发生了什么；而他是唯一能安慰她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W.C.塔特尔成了一个有用的同盟。他的力气和格温德不相上下（虽然格温德的孩子们拒绝承认这一点），而他们一直就车库的问题争吵不休。同时，W.C.塔特尔和毕司沃斯先生之间的共同点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他们都认为入赘到图尔斯家之后，不啻是和一群野蛮人为伍。W.C.塔特尔自认为是特立尼达婆罗门最后的捍卫者之一，同时他还认为自己能够温文尔雅地欣赏西方文化的优秀产物：西方文学，西方音乐，还有西方艺术。他从不和人恶语相向，只是抽动他那长着长鼻毛的鼻孔，用沉默的轻蔑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实际上，除了留声机带来的不快之外，毕司沃斯先生和W.C.塔特尔之间只是一种攀比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因为米娜打破了那座裸女雕像举着火把的胳膊和莎玛购买了一个玻璃橱柜而产生的。在置办家什上，毕司沃斯先生处于下风。自从弄回那个玻璃橱柜（橱柜上破裂的门没有修复，底层的架子上摆满了教科书和报纸）和那个感激的穷工匠制作的餐桌之后，毕司沃斯先生再没有余地购置新的家具。W.C.塔特尔则还有整个前阳台：他买了两把莫里斯摇椅，一盏台灯，一张可以折叠的书桌，还有一个玻璃滑门的书架。毕司沃斯先生因为第一个给自己的孩子报名参加《卫报》的童子联盟而略占优势，但是他模仿W.C.塔特尔穿卡其布短裤又抵消了这一优势。W.C.塔特尔的短裤是合乎体统的短裤，而且他穿短裤也很好看。毕司沃斯先生没有这样的体形，他的卡其布短裤是莎玛根据自己的判断用他的长卡其布裤子截短后做的，用她的缝纫机给裤子上了一条曲里拐弯的白色棉布条。更让毕司沃斯先生受挫的，是塔特尔家的孩子透露他们的爸爸购买了人身保险。“你们也想要吗？”毕司沃斯先生对米娜和坎姆拉说，“如果我开始每个月都付保险的话，你以为我还能养活你们吗？”
图画大战的起因是毕司沃斯先生从一家印度书店买了两幅画，然后把它们裱在画框里。他发现他喜欢镶画。他喜欢玩弄干净整齐的纸板和锋利的刀子，他喜欢尝试各色各样的衬纸。他亲眼看着玻璃按照他的尺寸被切割好，然后他颤颤巍巍地带着玻璃骑回家，整个傍晚就可以消磨在装裱画上。镶裱一张画就像是写广告牌：需要整洁灵巧和精确。他可以全神贯注于手中做的事情，忘记这座房子，抛掉他的不快。很快他的两间屋子就挂满了画，就像他在绿谷的营房里挂满了宗教引语一样。
W.C.塔特尔则摆放起一系列他自己的照片，镶在木头镜框里。在其中的一幅照片里，W.C.塔特尔除了缠着腰布、挂着圣环和种族标识之外浑身赤裸，头发除了顶髻都修剪得干干净净，他盘腿坐在那里，闭着眼睛作沉思状，手指优美地捏成一束放在向上翻的脚掌上。旁边的另一张照片上，W.C.塔特尔身穿西服长裤，衬衫领带，还戴着帽子，一只穿着漂亮鞋子的脚踏在汽车踏板上，满面笑容，金牙闪闪发亮。还有他父亲的照片，他母亲的照片，他们房子的照片，他兄弟们的集体照或者单独的照片，他姐妹们的集体照或者单独的照片。还有W.C.塔特尔各种样子的照片：W.C.塔特尔留着胡子、络腮胡、唇髭的照片，W.C.塔特尔留着胡子的独照，他留着唇髭的独照；W.C.塔特尔举重的照片（身穿游泳裤，盯着照相机，高举着他在矮山用拆除的电流设备的铅做成的哑铃）；W.C.塔特尔身穿印度宫廷服装的照片；W.C.塔特尔披挂着梵学家的全套行头：头巾、缠腰布、白色外套、珠子，满面笑容，手里拿着一个铜盘子站在那里（背景是一些模糊的敬畏的脸孔）。这些照片之间是一些英国乡村的春日风景照，麦特霍恩的风景，一张圣雄甘地的照片，还有一张标题为“你最后一次看见你父亲是什么时候”的照片。这就是W.C.塔特尔综合东西方文化的方式。
但是开出租车的格温德，那个哼唱《罗摩衍那》的人，对于这些竞赛无动于衷，仍然像从前那样气势汹汹并威胁着别人。寄宿的孩子们开始公开诅咒他在汽车事故中致残或者丧命。但是事与愿违，他获得了安全驾驶的荣誉称号，西班牙港市长还亲自和他握手。这使得格温德越发肆无忌惮，柏丝黛和毕司沃斯先生都开始表示要叫警察了。
但从来没有真的叫过警察。因为格温德突然不再找麻烦了。
一天傍晚，房子里突然陷入死一样的沉寂。寄宿的学习者们不再嗡嗡作响。W.C.塔特尔的留声机也哑了。《罗摩衍那》的演唱在中间对句的时候突然中断。从格温德房间里传出来一阵咕哝声、重击声、噼啪声以及东西碎裂的声音。
阿南德踮着脚尖来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里，兴高采烈地悄声说：“爹地在揍妈咪。”
毕司沃斯先生坐起来倾听。听起来好像是真的。维迪亚德哈的爹地在揍维迪亚德哈的妈咪。
整座房子都在听。当格温德房间里的噪声消失了以后，格温德又开始哼哼《罗摩衍那》，楼下的嗡嗡声又响了起来，但那是一种新的满足的声音，W.C.塔特尔的留声机播放着庆祝的乐曲。
从此，格温德就时常殴打琴塔。寄宿的学习者们不再感到恐惧，因为格温德自从找到这个发泄途径之后，就不再找别人的麻烦。挨打让琴塔赢得了一种家长式的尊严，更耐人寻味的是她因此受到从来没有过的尊敬。这还使得她的孩子们不像以前那么张狂，琴塔也不再唱歌，并被促使加入到教育竞争中去。
维迪亚德哈也在攻读奖学金的班学习。他不像阿南德那样在尖子生之列，但是琴塔把这个归咎为家长行贿和学校腐败。一天下午，当阿南德坐在乳品店吧台的一个高凳子上时，一个印度男孩走了进来。那是维迪亚德哈。阿南德吃了一惊。维迪亚德哈更是吃了一惊。在惊讶之中，他们谁也没有理睬对方。维迪亚德哈经过阿南德，坐到吧台另一端的凳子上，要了半品脱牛奶。阿南德幸灾乐祸地看着他犯了个错误：先在柜台付钱，然后把收据交给吧台服务员。这样一来，维迪亚德哈不得不绕一圈回到高凳子，把收据交给收银员，然后再次绕回到他选择的吧台的另一端。他们谁也不看对方，慢吞吞地喝着自己的牛奶，谁也不愿意先离开。谁都不想故意伤害对方，但是伤害还是发生了。每个男孩都觉得是自己被伤害了；从此他们就再也没有说过话，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在那座拥挤的房子里，在那些尔虞我诈、错综复杂的关系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沉默。他们也都一直记得这种沉默。后来维迪亚德哈说是他那个下午先伤害了阿南德，而阿南德说是自己伤害了维迪亚德哈。每天下午三点过五分，乳品店里的人们就会看见两个印度男孩，坐在吧台两端的高凳上，用吸管喝着半品脱牛奶，谁也不看对方，更不和对方说话。
米娜和坎姆拉憎恶维迪亚德哈公开吃梅干的挑战，宣扬起阿南德惊人的学习成就。
“我哥哥读的书比你们所有人加起来读的书都多。”
“听听。就算你对。如果阿南德读了那么多书的话，让他告诉我谁是《歌颂手枪》的作者。”一个小塔特尔说。
“告诉他，阿南德。告诉他谁是《歌颂手枪》的作者。”
“我不知道。”
“啊——哈——哈！”
“但是你怎么能指望他知道那个？”米娜说，“他只读那些有关常识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