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就算阿南德的确读了很多书。但是我哥哥还写了一本书呢，整整一本书。现在他正在写另一本呢。”
他哥哥的确写了一本书。那是塔特尔的大儿子。他不停地要求买练习册，始终在那里写东西，给他的父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他在做笔记。实际上，他逐字抄写了教育主任卡特瑞治上尉编的《尼尔逊西印度地理》。他用一打的练习册抄完了《地理》，现在开始抄写教育部助理主任丹尼尔上尉编的《尼尔逊西印度历史》。
离奖学金考试还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阿南德在学习上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早上上学前有半个小时的私人补习；下午放学后还有一个小时的私人补习，整个星期六早晨都是私人补习时间。除了他的任课老师给他的私人补习之外，每天五点到六点，阿南德还到校长家里，由校长亲自给他进行私人补习。他从学校到乳品店，又立刻回到学校，随后就到校长家，赛薇在校长家等着他，给他准备好三明治和微温的阿华田。他每天早晨七点离开家去上学，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六点半。他吃完饭，然后开始做家庭作业，最后开始准备他所有的私人补习课。
所有奖学金班的尖子生都被剥夺了玩乐的时间和权利，但是他们仍然努力使自己保有恶作剧的天性，尽情享受着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时光。当然有一些忧心忡忡的男孩只知道谈论学习。但是大部分人都在谈论刚刚开始的足球赛季，以及刚刚结束的桑塔·罗萨赛马大会，彼此暗示他们的爸爸开车带他们去参加赛马大会，车上装着盛满食物的大篮子，他们在赛马大会上赌马，输掉了大笔的彩金。他们议论着圣诞节赛马大会上“褐色炸弹”和“弃儿”将会有怎样的表现（考试在十一月上旬举行，这能让他们憧憬考试结束后的生活）。阿南德在谈论这些话题时并非不在行，虽然他相当讨厌赛马，但他却谈论得头头是道。比如，他知道“弃儿”的父亲是“流浪者”，是“山谷希望”的后代；他宣称亲眼看见了这三匹马，并传播了一个在赛马场上的故事，即“弃儿”小时候曾经吃晾晒在外面忘记收回的衣服。他还卖弄了更多的赛马场闲言，声称（他开始因这个观点小有名气）那匹“小马厩”虽然正经历几乎无法挽回的灾难性低谷，却是特立尼达最好的马；令人遗憾的是它的表现太反复无常，但是这些白马都是性情暴躁的烈马。
一天，星期一的午餐时分，话题转向电影，似乎所有住在西班牙港的男孩都在周末到伦敦剧院看了连场电影：《杰西·杰姆斯》和《弗兰克-杰姆斯的归来》。
“很棒的两部曲！”男孩们惊呼着，“简直棒极了！”
阿南德有关“小马厩”的论调使他赢得了总能有与众不同的见解的名声，他说他不喜欢那两部电影。
男孩们一起反驳他。
阿南德根本就没有看那两部电影，只是重复说自己并不喜欢。“我看还不如看《侠盗道尔顿》和《侠盗道尔顿东山再起》。从各方面来说，老伙计。”
碰巧这时有个男孩说：“我敢打赌，他根本没有看过！你们能想象他那样一个书呆子会去剧院？”
“你这个虚伪的坏蛋，”阿南德说，引用了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两个词，“你才是书呆子。”
那男孩想要转移话题：他是一个极为刻苦的书呆子。他重复说，但没那么起劲了：“我打赌他没有去看。”但是其他男孩都竖起耳朵听，那个攻击阿南德的男孩又有了些自信，说：“好吧，好吧。他去看了。就让他说说当亨利·方达……”
阿南德说：“我不喜欢亨利·方达。”
这稍稍转移了话题。
“你说你不喜欢方达是什么意思。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你根本就没有见过方达走路的样子。”
“那是走路，老伙计。”
“好吧好吧，”那男孩继续说，“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当亨利-方达和布莱恩·丹莱维……”
“我也不喜欢他。”阿南德说。这时候上课铃响了，阿南德松了一口气。
他从那个攻击他的男孩的恼怒中看出这盘问还会继续。他放学后直接去了乳品店；他回来时，已经是私人补习的时间；私人补习结束后，他设法逃了校长家的课。然后他回家了，他说今晚他不用做作业，他想去伦敦剧院看电影，让大脑放松一下。
“我没有钱，”莎玛说，“你得问你爸爸要。”
毕司沃斯先生说：“等你到了我的年纪，你根本就不会喜欢西方人的玩意。”
阿南德暴躁起来：“等我到了你的年纪，我才不想和你一样。”
他后悔自己的出口伤人。他实际上十分疲倦，而毕司沃斯先生挥手让他走开的态度相当冷淡。但是他没有道歉。他唠叨着自己头痛，并说他肯定是因为用脑过度，这就是只知道题海填鸭的不幸，在学校他的竞争对手们经常这么看待他。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身上一分钱也没有。后天才发薪水。现在我在办公室里只负责那些救贫基金的小钱。去问你妈妈要。”
和平时一样，她的确还有一些钱。
“你要多少钱？”
阿南德算了一下。一张成人票是十二分，孩子是半票。保险起见，他说：“三十六分钱。”他之后会把找回的零钱还给莎玛。
“三十六分钱。嗯，好家伙，你算是把我搜罗得一干二净了。看。”
他看到她的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铜币。但是她总是能有办法。而且后天就是毕司沃斯先生发薪水的日子。
晚上的电影在八点半开映。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大约八点钟离开家。在电影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华人开的咖啡馆。他们要在那里买些吃的，这是看电影的惯例。他们还有十八分余钱。他们买了花生和薄荷糖，一共花了六分钱。
有一道窄窄的通道通往伦敦剧院放映厅，就好像以此前往传奇故事中的地牢。通道一次只能走一个人，同时使坐在通道尽头的检票员可以用他放在椅子扶手上的粗木棒挡住擅自闯入的人。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到的时候，发现通道入口挤着一群乱哄哄的人。他们在人群边上犹豫了一会儿，立刻就被后面的人挤进人群当中。他们被挤得手脚都不听使唤。阿南德被夹在高大的男人当中，看不见光亮，也透不过气来，只能由着人群往前移。人群中不断发出不满和生气的叫声：电影已经开始了，他们可以听见电影开头的音乐。阿南德感到人群挤得更厉害了，他担心自己会在通道和墙壁的夹角处被挤扁；毕司沃斯先生呼唤他的声音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他无法回答，他既无法抬头看，也无法低头看。他只知道通道的尽头是亨利·方达和布莱恩·丹莱维以及泰荣·珀尔，不管他在学校里说了什么，他们都要获得阿南德的最高敬意。他听见男人们叫嚷着要买票；他们离门口越来越近了。在通道墙上有一个半圆形的透着光的小洞，把钱从洞里塞进去，再接住票拿出来，售票员的手时不时在洞口闪现：一个女人的手，肥胖、冰凉。
轮到毕司沃斯先生买票了。他挣扎着挤在小洞正前方，以免自己还没买到票就被挤到那个拿着棍子的检票员跟前，他在售票口闪亮光滑的木板上放了一个先令。“一张全票一张半票。”
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只有白天才有半票。”那张准备撕票的手等待着。
“那么就买两张全票。”
两张绿色的电影票被推到他面前，他和阿南德感受着来自背后的挤压，如释重负。
“喂，你！”那女人的声音从小洞里传出来。
卖票中断了，通道里的人声愈发嘈杂。
“你！”
毕司沃斯先生回到亮着灯的小洞那里。
“你什么意思，只给我一个先令？”硬币摊在她的手掌上。
“两张十二分的票。”
“两张票每张二十分。还差十六分。”
阿南德呆住了。嘈杂和叫喊声一下子变得很遥远。
电影背景音显示正在发生一场火拼。看过电影的人认出了这声音；这让他们更加狂暴不安。
他怎么能忘记只有日场电影才有半价？他怎么能忘记周一和周末的票价一样，是二十分而不是十二分？
毕司沃斯先生放下两张绿色的票子。其中一张被扯下来又还给他，还有四分钱找零。
他们站在检票员旁边的墙边，他们后面的人迅速地涌进场内，一面整理着自己凌乱的衣衫。
“你去看。”毕司沃斯先生说。
阿南德的两颊因为含着薄荷糖而鼓着。他停止了吮吸，糖在嘴里凉凉的、湿湿的。他摇了摇头。刚才的震惊已经打消了他所有看电影的渴望；而如果他留下来看电影，他就不得不在半夜独自步行回家。
他们被不断地推撞着。他们挡了别人的路。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回来接你。”
阿南德犹豫了。但是在那时通道中起了新的骚乱，有人叫喊道：“你们搞什么鬼还不进去？”检票员说：“赶快决定。你们挡着路呢。”阿南德对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去看吧。”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顺从了，消失在人群中，被推挤进电影院里去看他本来没打算去看的电影。
阿南德留在通道里，不断往里走的人几乎把他压扁在墙上。之后，电影继续播放，通道终于空了。涂着涂料的赭石墙壁被摩擦得闪闪发亮。在透出灯光的小洞里，那双手在织毛线。
他经过伍德布鲁克广场、华人咖啡馆和莫瑞街运动场。他回去时房子里一片嘈杂。但是没有人看见他。他直接来到前面的房间，脱了鞋，躺在斯林百金床上。
莎玛上楼开灯的时候发现了他。
“孩子！你吓了我一大跳。你没有去剧院？”
“去了。但是我头痛。”
“那你爸爸呢？”
“他在看电影。”
前门咔嗒咔嗒地响了，有人走上水泥台阶。门开了，是毕司沃斯先生。
“哎！”莎玛说，“你也头痛吗？”
他没有回答。他在桌子和床之间磕碰着，最后坐到床上。
“我搞不懂你们父子两个。”莎玛说。她进了里屋，拿着针线活出来到楼下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说：“孩子，给我把那本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拿来。还有我的钢笔。”
阿南德爬到床头，拿来了书和钢笔。
毕司沃斯先生写了一会儿。
“该死的东西洇得一塌糊涂。但是，你还是看看吧。”
衬页上，在赛薇出生前给她起的四个男性名字下面，阿南德看见毕司沃斯先生这样写道：“我，穆罕·毕司沃斯；在这里向我的儿子阿南德·毕司沃斯保证，如果他能获得中学奖学金，我就给他买一辆自行车。”下面是签名和日期。
毕司沃斯先生说：“我觉得你最好见证一下。”
阿南德用最近的设计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在后面加上括弧，里面写上“见证”一词。
“现在一切都很正式了，”毕司沃斯先生说，“虽然只用了一分钟。让我再看看那本书。我觉得我忘了什么。”
他拿起那本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把最后的句号改成逗号，补充了一句：战争时期也适用。
房子里的吵闹终于止息了。嗡嗡声降低成一种低低的持续的嘤嘤声。夜深了。莎玛和赛薇上楼回到里屋，米娜和坎姆拉已经在里面睡着了。阿南德躺在斯林百金床上，中间用枕头和毕司沃斯先生隔开。他把棉被单拉到脸上遮住光亮，很快就进入了梦乡。毕司沃斯先生看了一会儿书。然后他爬起来，关了灯，摸索着回到床上。
他醒了，他总是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醒了。他根本不想知道此刻的时间：不是太早就是太晚。房子里仍然到处是人声：楼上楼下都是租户和寄宿者，房子鼾响如雷。世界没有色彩，并不需要谁清醒。通过敞开的窗户，在树和隔壁房子的屋顶的剪影上面，他可以看见深远的星空。这更强烈地刺激了他的苦恼。愤怒变成了恐慌，他觉得胃部一阵熟悉的绞痛。
第二天他起晚了；他在露天浴室里洗了澡，在阳光明媚的前屋里吃了早饭。然后，他穿上昨天的衬衣（他每两天换一次衬衣），戴上手表，结好领带，再穿外套，戴帽子，打扮得体之后，他骑车去面试穷人。
在学校里，当碰见那个攻击他的男孩的时候，阿南德说：“我当然去了。但是我对那片子厌恶透顶，我还没等开场就离开了。”
大家都认为这是阿南德的个性之处。
阿南德的哮喘每隔四个星期或者不到四个星期就犯一次，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都害怕他会在奖学金考试的那一周犯病。但是在考试前的一周，他犯了哮喘，持续了三天，他的前胸被医用敷料浸染得变色脱皮，之后阿南德就已经可以参加他最后的冲刺补习了。他的学习强度又跟着增加了，毕司沃斯先生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就“种植更多的粮食运动”和红十字会写了文章，并要求阿南德牢牢记住，他得意地声称他在这些文章中隐藏了他自己的个性，使文章看起来根本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成年人的看法，而是一个优秀而忠诚的在校男生的心声。文章中充满了高尚的情操，就像是《特立尼达卫报》的领导人讲话那样，文章急切呼吁对这一运动和社会的支持，并支持那些阿南德真心热爱的免费政府机构。
考试是在星期六。星期五傍晚，莎玛拿出阿南德授奖日穿的衣服和全部必需品。阿南德拒绝了衣服，说那好像是准备做礼拜。一直秘密行事的琴塔的确给维迪亚德哈做了一个小小的礼拜。星期五晚上，一个梵学家骑摩托从阿佤克斯赶来，在房子下面和那些寄宿者一起过了夜。星期六早晨，阿南德在做最后的复习时，维迪亚德哈在圣水中洗了澡，扎上腰布，面对梵学家，中间隔着圣火听他的祈祷，然后燃烧了一些酥油、椰子碎片和褐糖，最后寄宿者们摇铃敲锣。
阿南德也没有轻松过关。他不得不穿上深蓝色的斜纹哔叽短裤、白色衬衫，系上崭新的学校领带；让他恼火的是，莎玛趁他不注意，在他衬衫上洒了薰衣草水。他说他看学校大厅的挂钟就可以了，但却被塞给那块毕司沃斯先生的塞马手表；手表像手链一样松松地垂在他的手腕上，他不得不把手表一直撸到前臂上。还给他准备了毕司沃斯先生的钢笔，以防他自己的钢笔坏了。他还得带上一大瓶新墨水，以防主考者没有准备足够的墨水。他又拿了许多吸墨水纸，许多《特立尼达卫报》的铅笔，一个削铅笔刀，一把直尺，两块橡皮，一块用来擦铅笔字，一块用来擦墨水笔字。他说：“别人会以为我要去那儿结婚。”最后，莎玛给他两个先令。她没有说以防万一，而他也没有询问。
那个喜欢傻笑和舔嘴唇的维迪亚德哈也受到了相同的重视；琴塔还给了他许多护身符，在梵学家的指导下给他挂上，并故弄玄虚地赶走了好奇的寄宿者们。最后，男孩们出门去学校，身上都散发着薰衣草的味道，维迪亚德哈坐他爸爸的出租车去上学，毕司沃斯先生推着他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陪阿南德步行。沿街往下走到一半，阿南德把手插进裤兜里，摸到一个柔软的小小圆形东西。是一个干酸橙。一定是莎玛为了驱逐坏运气放进去的。他把酸橙扔进了排水槽。
一切如同阿南德害怕的那样。所有攻读奖学金班的孩子在这多年的准备之后，终于等到了这献祭般壮烈的一天，盛装打扮，为了捐躯。他们都穿着斜纹哔叽短裤、白衬衣，系着学校的领带，至于那些衣服里面都藏着什么护身符，阿南德就只能猜测一下了。他们的口袋里装满了钢笔和铅笔。他们的手上拿着吸墨水纸、直尺、橡皮和新墨水瓶；有一些孩子还拿着一整套计算工具，许多孩子都戴着手表。学校的院子里挤满了陪同前来的爹地们，他们是许多篇英语作文中的主人公；看上去他们和儿子们一样认真装扮了一番。男孩们看着自己的爹地，而没有戴手表的爹地们面面相觑，看着竞争对象们的上一代。学校外面几乎没有什么汽车，因此当维迪亚德哈坐着他爸爸的汽车到来的时候，引起了一阵小小的艳羡。但是格温德并没有即时离开，眼尖的男孩们已经看清了车牌上表示出租车记号的“H”。总而言之，这是可怕的一天，是清算审判的一天，身侧都是仔细探查的爹地们，前方就是考试。
阿南德想让毕司沃斯先生立刻就离开。并不是毕司沃斯先生经不起这样的仔细打量，而是没有一个有爹地陪同的男孩可以做出对考试不屑一顾的样子来，而阿南德尤其想要表现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来。毕司沃斯先生顺从地离开了，心里以为这是孩子们的忘恩负义和冷酷无情。阿南德加入没有爹地陪同的男孩们的行列，让那些陪同的爹地们大开眼界，夸张地展示着在校男生的个性：他们叫喊着，故意恃强凌弱，互相叫着对方的绰号，大说特说老套而隐秘的课堂上的笑话，并高声大笑。他们闹哄哄地议论着那天下午要在“大草原”举行的足球比赛，就在这条街的尽头；许多孩子都说他们要去观看比赛。其中一个大胆的男孩讲述着他昨天晚上看的电影。他们叽叽喳喳着，汗湿的手弄脏了吸墨水纸、直尺，满墨水瓶都是指痕；他们等待着。
铃声响起时，操场瞬间陷入寂静。叫喊声中断了，话说到一半停住了。特拉格瑞特街上的车来人往，女王公园旅馆厨房里的喧嚣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白衬衫飘动着，新擦亮的皮鞋轻快地敲击着铺沥青的四方院，然后沿着水泥台阶拾级而上；每个门口都有一列摇摆的蓝色斜纹哔叽；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响彻大厅；不时地传来示威性的重重关课桌盖的声音。然后一片沉寂。独自留在学校操场上的爹地们就盯着大厅门口。
慢慢地人群渐渐散开了。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又重新聚集在一起，他们的衣服已经有些松垮，眼睛却闪闪发亮。许多人拿着浸着油迹的纸包。他们站在建筑和树木的阴影里，紧盯着大厅门口。一个戴着套袖、神情自若的监考老师慢慢地上下走动着，手里拿着纸页；他时不时地对着轻握的拳头无声地咳嗽一两次。一辆车停在学校大门不远的地方，一个中年司机懒洋洋地靠在车座和车门形成的角落里，在驾驶盘上放了一张报纸读着，抠着鼻子。
然后一个装满食物的大篮子出现了。那是一个柳条大篮，熨烫好的白色餐巾的一角从篮子盖下探出来。一个穿着制服的女仆臂上挎着大篮，等候在学校看护人家旁边的树荫里，毫不理会那些拿着油腻腻纸包的爹地们的目光。
更多的汽车来了。毕司沃斯先生写给《特立尼达卫报·周日特刊》的有关受救助穷人的感人肺腑的贫苦报告新鲜出炉之后，他也骑着那辆埃菲尔德皇家自行车来了。按照他频繁造访穷人形成的习惯，他把自行车用链条锁在学校的栏杆上。他还没有解下自行车裤管夹就走进了学校操场：它们使得他看上去急切而又活跃。
又出现了两个大篮子。提篮子的人一个穿着制服，另一个穿着黑色的棉制长袍，站在前面那个挎着篮子的女仆旁边。
格温德也来了。从早晨起，他的心情就和平时不一样。他重重地甩上他的出租车车门，在学校大门外踱着步子，冲着人行道微笑着，双手背在后面哼哼着。
大厅里仿佛有一群鸽子振翅起飞：收考卷了。然后是不紧不慢地关课桌盖子的声音，慢吞吞地摩擦的脚步声，比早晨更果断一些，接着就冒出混成一片的白色衬衣，不成队形的蓝色哔叽裤子：仿佛是一个整齐的军队在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就败得溃不成军，丢盔卸甲地迅速逃跑的场面。爹地们迎上去，就像欢迎乘火车到达的人们，一些人很快就找到自己的孩子，还有一些人迷失在白色和深蓝色的漩涡之中，踟蹰着找不到目标。
即使在这样的混乱中，人们还是注意到了大篮子，其中的两个引起了惊讶，因为上来接篮子的男孩十分腼腆而且平常，现在他们被女仆们逼着朝教室走去。
各处的爹地们都在倾听孩子们的汇报。孩子们展示着试卷，用沾着墨迹的手指指点着。几乎在同时，爹地们转过身去，解开褐色的白色的纸包，偷偷地展示着里面的吃食。
毕司沃斯先生首先看见了维迪亚德哈：他跑下台阶，裤子口袋鼓出来了，很明显各装着一个酸橙，他的衣服有些皱了，但是脸上却仍像他早晨进考场时那样愉快、精神和干净。这个小恶棍。他加入那些没有爹地陪伴等候的男孩当中，他们正围着老师。他们不再在爹地们面前或彼此面前装腔作势，他们很急切、兴奋，尖叫着。
阿南德出来时避开了那些男孩。毕司沃斯先生给他的那支备用钢笔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漏水了，留下很大一团湿的污迹：就好像他的心在流墨水。他的头发乱蓬蓬的，他的嘴唇上和周围沾着墨迹，他的额头和脸颊污渍斑斑。他的脸紧绷着；他看上去沮丧、急躁，而且筋疲力尽。
“嗯，”毕司沃斯先生微笑着说，心沉了下去，“考得还好吗？”
“把你的自行车裤管夹解下来。”
毕司沃斯先生对这孩子的暴躁猝不及防，再一次顺从地照做了。
阿南德把考卷递给他，考卷乱七八糟地折叠在一起，已经脏了。毕司沃斯先生展开考卷。
“哦，放到你口袋里。”阿南德说，毕司沃斯先生又一次服从了。
一个神情焦虑的华人男孩离开围着老师的孩子，朝他们走过来，过于肥大的哔叽裤子吊在他瘦骨嶙峋的膝盖下，看上去相当零乱。他的一只小手肆无忌惮地举着一只巨大的奶酪三明治，三明治和他细小的嘴唇对比，显得厚大得惊人；但是三明治的一端已经被啃啮过了。他另一只手拿着一瓶汽水。他瘦小的脸因为焦急而扭曲着，三明治和汽水对他来说已经无关紧要。
“毕司沃斯，”他说，根本没有在意毕司沃斯先生，“自行车手人数的总和是……”
“哦，别烦我。”阿南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抱歉地对男孩笑笑，但是那男孩根本没有看见。没有父亲的陪伴，他独自一人徘徊着，怀着自己的忧虑，没有人能告诉他他的答案是对的，而老师的答案是错的。
“你不应该这样。”毕司沃斯先生说。
“喏，把你的钢笔拿回去。”
毕司沃斯先生接过自己的钢笔，钢笔滴着墨水。
“还有你的手表。”阿南德急于摆脱所有能提醒他早晨准备考试时的东西。
格温德和维迪亚德哈已经走了。其他汽车也开走了。操场里已经没有那么喧闹。毕司沃斯先生带阿南德到乳品店里吃午饭。乳品店里挤满了男孩们和他们的爹地，成了十分陌生的地方。阿南德享受了特别待遇，喝了一罐巧克力而不是牛奶，但是他对什么都没有胃口，这只是献祭仪式的一部分。
学校操场又开始挤满了人。汽车开回来，放下男孩们，随即开走。提着大篮子的女仆们也离开了。铃响的时候，男孩们没有像早晨那样立刻鸦雀无声，他们仍然唠叨着，慢吞吞地走着，重重地关上课桌盖子，一切慢慢恢复寂静。
毕司沃斯先生打开阿南德的考卷。算术试卷上的空白处涂满了潦草狂乱的数字：分数被简化了，还有许多乘法运算，有一些完成了，有一些没有做。毕司沃斯先生不喜欢这卷面。然后他在地理考卷上看见阿南德精心地写着自己名字的缩写，用铅笔勾勒，还用铅笔打了阴影，这让他丧气到了极点。
下午的考试比较短，考试结束时没有几位爹地等在操场上。只来了一辆汽车。早晨的闹剧结束了。男孩们也没有像早晨那样急匆匆地涌出大厅。他们解下领带，折叠起来放在衬衫口袋里，领带较宽的一头垂在口袋外面（这是最新的时尚）。一个监考老师穿着一件脏外套，拿着自行车裤管夹，提着他那辆老掉牙的自行车走下楼梯。他看上去不再那么令人敬畏，可望不可即，只是一个准备下班回家的男人。
阿南德一边跑向毕司沃斯先生，一边微笑着。他的领带装在衬衣口袋里，衣领竖着。“看！”他说，一边打开英语试卷。
其中一个作文题是“种植更多的粮食运动”。
他们相视而笑，好像是同谋。
“毕司沃斯，你去‘大草原’吗？”一个男孩问道。
“是的，伙计。”
他跑过去加入男孩们当中；毕司沃斯先生拿着钢笔和铅笔，直尺和橡皮，还有墨水瓶，骑车回家。
奇怪的是，男孩们整个学期都在谈论足球比赛和赛马，现在在观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的时候，他们却始终在谈论考试。
阿南德在天刚擦黑的时候回到家里。他的哔叽裤子沾满了尘土，衬衫被汗水浸湿了，他看上去垂头丧气。
“我失败了。”他说。
“怎么回事？”毕司沃斯先生问。
“在考拼写的时候，同义字和同音异义字。我觉得特别简单，于是就想留在最后做。但是我忘了。”
“你是说你整道题都没有做？”
“我在‘大草原’的时候才想起来。”
沮丧感染了赛薇、米娜、坎姆拉乃至莎玛，看着维迪亚德哈的兄弟姐妹们兴高采烈，更加深了他们的沮丧。维迪亚德哈考得很顺利，现在正在罗克西电影院里看系列片《铤而走险》。他带回家的考卷相当整洁，上面只有标记他完成了题目的愉快的钩号。他的算术答案全部正确，整齐地写在一张纸条上。他知道所有难字的意思；他做对了所有的同义字，同音异义字一个也没有难倒他。他没有上过私人补习。他没有接二连三的私人补习。没有人在五点的时候给他送阿华田和三明治。他到西班牙港学校没有多长时间；他喝的牛奶不多，吃的梅干也寥寥可数。
“我总是说，”莎玛说，虽然她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总是说粗心大意会让你栽大跟头的。”
“过几年，等你回头再看这一切的时候，你只会觉得可笑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尽了力。没有努力是白费的。记住这一点。”
“那你呢？”阿南德说。
虽然他们躺在一张床上，但是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们谁也没有和对方说话。
阿南德那一年没有新的功课要做，也再没有牛奶可以喝，但是星期一他去了学校。所有星期六参加考试的孩子都来了。他们构成了高人一等的有闲阶级。有一些男孩花了一天的时间努力重做了周六考试的题目。（那个华人男孩满心羞辱几乎变成恐惧的地步，终于得到了自行车手总数的正确答案。）其他的男孩故意炫耀着自己的闲散。起初他们对于坐在教室里但不必听课感到高兴，心满意足地看着攻读明年奖学金的学生恪守纪律。但是很快他们就厌倦了，他们在操场上闲逛。他们对考试的态度从星期六下午就发生了变化：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多多少少考得不理想。阿南德则认为没有人像他那样酿成大错。最后他们都开始夸大自己考得如何糟糕；但是显而易见，他们谁也没有真正上心。他们有大把的时间需要消磨，下午只是在偷抽了一包香烟的时候才有了一点刺激，虽然香烟的味道让他们失望，但是毕竟算一种胡闹。多年以来，阿南德终于可以在放学铃响的时候回家了。到上个星期之前，这还是一种无上的自由。但是现在他害怕离开男孩们，害怕回到房子里去。他一直等到六点才回家。
不寻常的是，毕司沃斯先生在房子下面莎玛用作厨房的地方。他穿着工作服，疲惫但看上去非常愉快。
“啊，我们的年轻人回来了。”他朝阿南德致意，“我一直在等你。我有样东西要给你看，年轻人。”他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
是一封来自一位英文鉴赏家的来信。他说他一直在读毕司沃斯先生发表在《特立尼达卫报》上的文章，他十分欣赏，想要和毕司沃斯先生见面，想说服他参加他组织的一个文学社。
“怎么样，嗯。怎么样。我告诉你，伙计，没有真正的努力是白费的。这并不是说我想要从那该死的报纸那儿得到什么，或者从你那里得到什么。”
毕司沃斯先生相当得意。阿南德以为自己知道其中的原因，但是他没有心情迎合他，或者显示自己的软弱。他一言未发地把信还给毕司沃斯先生。
毕司沃斯先生心不在焉地接过信，告诉莎玛把他的饭菜端上去，然后独自回到前屋去了。当他夜晚在鼾声阵阵的房子里醒来的时候，阿南德在他的旁边熟睡。他透过窗户凝视着清朗沉寂的夜空。
他第二天就去见了鉴赏家，并在星期五晚上参加了那个文学社的聚会。他尤其高兴自己能在这个时候离开房子，因为星期五的晚上，寡妇们都从矮山赶来，在房子下面过夜。寡妇们受到印度衬衫制造商成功的启发，决定从事制衣。因为她们中间没有人会缝制衣服，她们决定学习，因此每个星期五，寡妇们都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里学习缝纫，每个寡妇学习其中的一项手艺。她们在黄昏时分来到房子里，寄宿者们狂喜地欢迎她们，由柏丝黛给她们准备饭菜。寄宿者们在他们母亲在场的时候不会受到柏丝黛的鞭打，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喊大叫，整座房子就好像过节一样。
毕司沃斯先生发现自己在那个文学社里相当吃力。除了在《皇家读本》和《贝尔的杰出演说家》上看过的诗歌之外，他唯一知道的诗是埃拉·惠勒·威尔科克斯和爱德华·卡彭特写的那几首；而在鉴赏家的文学社里，诗歌占主导地位。但是那里有很多酒可以喝。毕司沃斯先生回到家，把自行车推到房子下面的时候，夜已经深了，但是他的脑海中仍然充斥着洛尔迦、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名字。寄宿的学习者们已经在长凳和桌子上睡熟了。身穿白衣的寡妇们轻轻地哼着歌，坐在一盏微弱的灯下，玩牌，喝咖啡，做针线活，经过几周的缝纫课之后，她们手里的活计已经肮脏不堪。他走上黑乎乎的前楼梯，打开他房间的灯。阿南德四肢伸展，睡在床上一堆枕头那边。他脱了衣服，挤进桌子和床之间的缝隙里。莎玛看见灯光，从里屋出来，她注意到他行动迟缓、小心翼翼，以及他的沉默，她明白他一定是像在星期天去波各迪斯的时候一样喝了酒。
文学社接收他的一个条件是，他必须朗诵他的作品。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应该给他们看什么作品。他无法写诗，而且他也扔掉了那个“逃离”的故事。但是他熟知他的故事，他可以重新写一遍。可他仍然找不到合适的结尾。他读过很多现代散文，知道一个普通的结尾可能不会为文学社的人所喜。他无法写一个没有个性的男主人公“约翰·伦巴德”，“高大英俊、肩膀宽阔”，他一定会招来哄堂大笑。他必须冷漠无情。他的主人公应该叫戈比，是一个乡村的矮小店主，贫穷且羞怯。他拿上《特立尼达卫报》的衬垫，上了床，然后流畅地写下他熟悉的话：三十三岁，当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时……
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句子朗读给文学社的人听。这个故事和其他故事一样没有写完。因为还没有等戈比遇到他那个不会生育的女主角，就传来毕司沃斯先生的妈妈贝布蒂去世的消息。
他把孩子们叫回家，然后和莎玛一起去了普拉塔布家。从路上看去，露天的阳台和台阶挤满了吊唁的人，一片白色。他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塔拉在那里，还有一脸不高兴的阿扎德。但是大部分人他都不认识：他嫂子的家人，他哥哥的朋友，贝布蒂的朋友。他几乎像是参加一个陌生人的葬礼。尸体殓在一口棺材里，停放在属于他们的阳台上。他想要感到悲伤，但是让他惊讶的是，他只有忌妒。
莎玛尽了儿媳的职责，在葬礼上哀悼了一番。自从结婚后就被驱逐出家族的德黑蒂坐在台阶中间，朝新来吊唁的人声嘶力竭地哭泣，她抓着他们的脚，似乎急于把他们绊倒，阻止他们进去。前来吊唁的人的裤子或裙子被德黑蒂抓住，蹭在她泪水横流的脸上，他们抚摸着德黑蒂蒙着面纱的头，一面试图抽开自己被抓住的衣服。没有人想制止德黑蒂。谁都知道她的故事，大家都觉得她现在在进行忏悔而不愿意打断她。兰姆昌德相对克制，但是同样引人注意。他忙活着安排葬礼，那指挥若定的样子无法让人相信他从来就没有和贝布蒂或者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说过话。
毕司沃斯先生经过德黑蒂去看尸体。随后他就不愿意再多看一眼。但是当他徘徊在院子里，走在吊唁者当中的时候，他的脑海里始终浮现着尸体的影子。他觉得有一种压抑的失落：不是现在的失落，而是某种在过去丢失的东西。他想要独自待着，想要感受这种感情。但是他没有时间，而且他总是能看见莎玛和孩子们，她们是不同的联系、不同的感情，是他生活的支柱，将他带离他心中那块完全属于自己的部分，那个部分长时间以来都受到压制，以致现在已经消失。
孩子们没有到墓地去。他们留在普拉塔布的大院子里，打量着其他的孩子，比较着城镇里的孩子们和乡下的孩子们。阿南德穿着他参加奖学金考试的衣服，领着姐妹们由菜园来到牛棚。他们在那里研究一个坏了的车轮。在牛棚后面，他们惊起了一只正在扒挠麦秸堆的母鸡和它的小雏鸡。鸡群和女孩们朝相反的方向逃窜，乡下的孩子们哧哧地笑起来。
回到西班牙港之后，他们注意到毕司沃斯先生的沉默和安静，以及他的孤僻。他没有抱怨这喧闹；他温和地试图避免参与到任何话题；夜晚他单独出门，长时间地散步。他没有叫任何人给他拿火柴、香烟或书。他奋笔疾书。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写的是什么。他尽全力地写，但却不带激情，固执地撕了一张又一张纸。他吃得很少，但是他的消化不良却好了。莎玛给他买了他最爱吃的鲑鱼罐头；她让女孩们擦洗了他的自行车，让阿南德每天早晨给车子打气。但是他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关心。
有一天傍晚，她走进前屋，站在床头。他正背对着她写东西。她遮了他的光，但是他并没有发脾气。
“你怎么了，男人？”
他毫无表情地说：“你挡住我的光线了。”他放下纸和铅笔。
她从床和餐桌之间的缝隙中挤过去，坐在离他的头很近的床沿。她的重量引起了一些小小的骚动。枕头倾斜了，而他的头从枕头上滑落下去，几乎倒在她的大腿上。他想要挪开，但是当她扶住他的头的时候，他并没有反抗。
“你看上去不好。”她说。
他接受了她的爱抚。她抚摸着他的头发，夸赞头发的好质地，说他的头发虽然逐渐变少，但是感谢上帝，没有像她的头发那样变白。她揪了一根自己的头发，放在他的胸前。“看，”她说，“完全白了。”她笑起来。
“白头发没有关系。”
她越过他的前胸看着他放下的纸。她看见纸上写着“我亲爱的医生”，“我”被划掉了又重新写上。
“你在给谁写信？”
她无法读下去，因为除了第一行，他的字迹潦草得一塌糊涂。
他没有回答。
他们就一直保持这样的姿势沉默着，直到这姿势让莎玛不舒服起来。她抚摸他的头发，调转目光看着窗外，倾听着楼上楼下传来的嗡嗡声和尖叫声。他闭上眼睛，在她的抚摸下又睁开眼睛。
“哪个医生？”虽然他们很长时间都在沉默，但她的问题之间似乎并没有间隔。
他沉默着，然后说：“拉米什沃医生。”
“那个医生就是……”
“是的。签发我母亲死亡证书的医生。”
她继续抚摸着他的头发，而他慢慢地开了口。
拿到死亡证书费了一番周折。不，其实那并不是什么周折。普拉塔布先送了口信；普拉萨德来了，于是他们一起急切而又悲伤地去了医生的家。那时正是中午，天气炎热，尸体不能久放。他们在医生家的阳台上等了很久；他们向医生抱怨，但是医生不但咒骂他们，还咒骂了他们的母亲。他在去普拉塔布家的路上始终怒气冲天，他气愤而且粗暴地检查了贝布蒂的尸体，签发死亡证书，要了他的费用后离开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哥哥们告诉他这件事的时候并不愤怒；他们只是把它当作这一天的痛苦的一部分：死亡，送信，安排葬礼。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莎玛用印地语问。
他没有解释。这是他独自忧虑的事情。如果他解释，就会让莎玛知道他对莎玛和孩子们的漠视，他还会让她们和他一样经受耻辱。
莎玛的安慰出人意料。她对孩子们讲述了发生的事情，孩子们表现出来的是愤怒而不是伤害，这给他增添了力量。
他几乎愉快起来，开始以强烈的热情写信。他给阿南德朗读了他写的草稿，并询问他的看法。草稿写得歇斯底里、言辞尖厉伤人。但是因为他的新心情和多次的改写，信成了一篇具有相当哲思的、反省人本质的雄文。他和阿南德都认为信既幽默又大度，而且还有几分恰到好处的屈尊俯就；他们激动地想象着那个医生收到这封来信的惊讶，他不会想到仅仅一个农民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亲戚。毕司沃斯先生介绍自己是那个医生粗暴地签发了死亡证书的女人的儿子。他把医生比作一部印度史诗里的怒气冲天的男主角，请求他谅解自己对一个背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宁可相信一种最近被全世界野蛮人大肆推崇的迷信的人（那医生是一个基督徒）提及印度史诗。也许医生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或者社会因素，或者仅仅想要叛离自己的种姓，但是没有人能够背弃自己的本来面目。毕司沃斯先生就这个主题往下推衍，推论没有人能够否定自己的人性而同时又保持自尊。毕司沃斯先生和阿南德在柯林斯版《莎士比亚文集》搜索，发现《一报还一报》那个剧本有很多可以引用的句子。他们还引用了《新约》和《薄伽梵歌》的一些话。这封信长达八页。信在黄色打字机上打好并寄了出去；毕司沃斯先生对于自己整整花了两星期完成的杰作得意扬扬，对阿南德说：“好不好在圣诞节前多写几封信？一封信给商人，修理沙克哈。一封信给编辑，折腾《特立尼达卫报》。把这些信印成小册子，赠给你。”
但是伤害仍然无法抹平，它是如此深刻，甚至愤怒和报复都无法改变。发生的一切已经被锁在岁月之中。但那并不是一部分真理，而是一个谬误。他希望自己在信中陈述了这个观点，他想要做些什么，以对抗所发生的事情。那长眠在地下的尸体已经被亵渎，而他应该表示自己的尊重：那个默默无闻的他从来没有爱过的母亲。半夜惊醒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又脆弱不堪。他渴望有一双手能抚摸他的全身，而他只有把手放在肚脐上才能重新睡着，他无法忍受任何其他东西触碰他身上的这个部位，不管多么细微。
他不知该如何表示对母亲的尊重。他无法用诗人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感情，那种语言蕴含的内容要大于字词意义的整体。但一天晚上，他从睡梦中醒来，透过窗户凝视着天空。他起了床，摸索到电灯开关，打开灯，拿来了铅笔和纸，开始写作。他向他的母亲致辞。他没有想什么韵律，他没有用任何浮夸抽象的词语。他描写他在山顶上，看见那耙过的黑色土地，铁锹留下的痕迹，耙尖耙过的凹痕。他描写了他多年以前回家的旅行。他疲惫，她让他休息。他饥饿；她给他食物。他无处可去；她欢迎他。写作让他兴奋，让他放松，以至于他能够端详着身边熟睡的阿南德想：“可怜的孩子。考试没有考好。”
诗写完了，他心中的郁闷也解除了，他又重新成为一个整体。星期五，五个寡妇来西班牙港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房子里回响着嘈杂的谈笑声、尖叫声、歌唱声和留声机播放唱片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去参加文学社的聚会，声称要在最后朗读自己的作品。
“是一首诗，”他说，“散文体。”
在鉴赏家那有着朦胧灯光的阳台上，一切都笼罩在光辉之中。桌子上放着威士忌和朗姆酒，姜汁和苏打水，还有一碗冰块。
毕司沃斯先生坐在阅读灯下的椅子上，啜饮着他的威士忌和苏打水。“这首诗没有题目。”他说。就像他所预料的那样，大家都对此表示满意。
然后他就出了丑。他以为他可以超然地朗读他写的诗，他鼓足勇气大胆地发挥，甚至带着几分自嘲。但是当他朗读的时候，他的手开始颤抖，纸在他手上沙沙作响；当他讲述到那趟回家之旅时，他失了声。他的声音嘶哑，他的眼睛涩痒。但是他继续朗读着，流露出的感情如此真切。当他读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发言。他折起纸放进他的外套口袋里。有人给他的杯子里倒满酒。他瞪着自己的膝盖，似乎充满了愤懑，似乎他完全是孤独一人。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他没有再开口说话，在内心的羞耻和迷惑之中喝多了。当他回家时，寡妇们正在轻轻地哼唱，孩子们已经熟睡，而他在门外的厕所里大声地呕吐，让莎玛丢尽了脸。
无论怎样，阿南德一定要去上中学。毕司沃斯先生和莎玛做出了这个决定。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如果只让阿南德接受小学教育，这将是残酷而愚蠢的。女孩子们也同意了。她们没有喝牛奶也没有吃梅干，她们上高中的希望也很渺茫；但是她们在班里的成绩不好，因此也就认为自己不值得一试。米娜和坎姆拉坚持认为毕司沃斯先生应该当众宣布阿南德上中学的决定，因为维迪亚德哈表现得似乎他已经赢得了奖学金，并公开学习拉丁文、法语、代数和几何这些会在中学教授的课程。
毕司沃斯先生当众宜布了他们的决定，虽然无论是毕司沃斯先生还是莎玛都没有说怎样解决花销问题。
莎玛想把她的母牛姆忒从矮山带过来。
“你准备把母牛养在什么地方？”毕司沃斯先生问道，“和楼下的寄宿者养在一起吗？”
“一瓶牛奶可以卖十分钱到十二分钱。”莎玛说。
“草料怎么办，嗯？你以为你可以把姆忒拴在亚当·史密斯广场或者墨瑞街操场上吗？我看你是读了太多的卡特瑞治上尉的鬼话了。还有，在和你的家人住了这么多年之后，你想那可怜的老姆忒还能挤出多少牛奶来呢？”
一个寡妇对长期才会有效益的制衣计划绝望了，一个星期五她从矮山带了一袋橙子，从那以后，莎玛就开始琢磨任何赚钱的机会。那个寡妇神情相当严肃。她把她的一个儿子叫到一边，命令他把橙子放到一个托盘上，把托盘放到一个盒子上，再把盒子放到人行道上。然后，她就到皇家维多利亚学校学习缝纫去了。寡妇的主意很简单：这样卖橙子不费力气，也不需要成本。那天晚上，姐妹之间议论纷纷，她们商量了更多的计划，并对未来表示忧虑。那个寡妇什么也没有说，像往常那样严肃和悲哀，舔湿了线头，穿针引线，做着手中的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