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华德从伦敦寄来一封信，又从比戈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图尔斯太太不再生病，也不再暴躁，大部分时间都在前阳台上待着，等待。房子里人声鼎沸，挤满姐妹们，姐妹们的孩子们，以及外孙和外孙女们。院子里搭起了一顶巨大的帐篷。竹竿四周装饰着椰子树枝，曲折的树枝做成拱门，每个拱门下都悬挂着一串水果。姐妹们做饭唱歌一直持续到深夜，之后每个人就地睡觉。这就像原来哈奴曼大宅的节日。自从奥华德走后再也没有过这样的场面。

奥华德从巴巴多斯岛发来的电报让整个房子都沸腾了。图尔斯太太喜笑颜开。“你的心脏，妈妈。”布莱吉小姐说。但是图尔斯太太根本坐不住。她坚持要到楼下去，她检视着，开着玩笑，她回到楼上又重新下楼去，她无数次查看为奥华德准备的房间。在一片混乱之中，还有一个人被派去请梵学家，而实际上梵学家已经被请来了。那个梵学家举止谦卑，穿着衬衫和裤子，在人群中根本没有引起注意。

姐妹们宣布她们要整夜不睡。她们还说要做很多饭菜。孩子们都睡着了。围绕在梵学家身边的人们渐渐散去；梵学家也入睡了。姐妹们一边做饭一边兴高采烈地抱怨着这辛劳，她们唱着旧式的婚礼歌曲；她们煮沸成罐的咖啡；她们还玩扑克牌。有一些姐妹消失了一个小时左右，但是没有人承认自己是去睡觉了，琴塔夸口她可以三天三夜不睡觉，她吹嘘的神态就仿佛格温德仍然是这个家族里忠心耿耿的女婿，仿佛他从来没有做过那些野蛮的事情，仿佛时间从未流逝，她们仍然是在哈奴曼大宅的大厅里的好姐妹。

黎明到来之前，她们都昏昏欲睡，但清晨的曙光又点燃了她们的热情，让她们异常活跃。街道还在沉睡的时候孩子们就洗漱吃饭，然后打扮停当，房子也被打扫干净。图尔斯太太洗了澡，在苏诗拉的帮助下梳妆。她光滑的肌肤上冒出细密的汗珠，虽然太阳还没有出来，而她也很少出汗。不久来访的客人们挨个儿到来，许多客人和房子之间没有明确的关系，还有很多人，比如外孙和外孙女姻亲家的亲戚，以前都没有见过。街道被汽车挤得水泄不通，到处是光鲜靓丽的女人和姑娘。沙克哈、桃乐茜和他们的五个女儿也来了。每个人都在大惊小怪地谈论着：孩子、食物、码头通行证、交通工具。汽车不停地带着引人注意的轰响离开。返回的汽车司机们展示着码头通行证，讲述着他们与惊讶的码头官员的相遇。

毕司沃斯先生度过了烦乱的一夜。早晨一开始就不顺心。他让阿南德给他把《卫报》拿来，但是阿南德汇报说报纸被梵学家拿走了，然后就不见踪影。莎玛和女孩们穿衣打扮时，他被赶出房间。楼下一片混乱。他看了一眼浴室就决定那天不用它。当他重新回到房间的时候，里面充斥着轻微但刺鼻的香粉味，到处都是衣服。他气恼地穿上衣服。“该死的，简直是金星爆炸。”他边说边用一个梳子清理着他发刷上女人的头发。条纹状的遮雨篷下斜射进阳光，灰尘在阳光中飞舞，他抽动着鼻子。莎玛注意到了他的恼怒，却什么也没有说，这使得他更加火冒三丈。楼上楼下回响着不耐烦的脚步声，充斥着尖叫声和叫喊声。

迎接奥华德的队伍分批前往码头。图尔斯太太乘坐沙克哈的汽车。毕司沃斯先生开着他那辆普莱菲特。但是他的家人却要分乘其他汽车，而他被迫载乘一些他根本不认识的人。

白色的大客轮在海湾中下锚，静静地停在那里。有人替图尔斯太太找了一把椅子，椅子靠在海关小棚暗洋红色的墙壁上。图尔斯太太一身素白，面纱拉到额头上。她不停地抿着嘴唇，手里攥着一条手帕。她的一边站着布莱吉小姐，后者穿着去教堂的衣服，戴着一顶稻草帽，帽子上镶着红色的缎带。另一边站着苏诗拉，她拿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药品。

一艘拖船鸣笛了。大客轮正在被拖进来。有一些孩子在学校学到，轮船消失在地平线的那种方式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他们夸张地形容着轮船和码头之间的距离。大家说客轮停靠码头需要两到三个小时。琴塔的小儿子施威德哈说轮船直到第二天傍晚才会停靠。

但是大人们担心的是别的事情。

“别告诉妈妈。”她们窃窃私语着。

赛斯出现在码头上，他站在两个海关棚以外的地方。他穿着一身廉价的西装，是那种难看的褐色，所有记得他穿着卡其布工装和沉重的半筒靴的人，都觉得他现在看上去像是身着周日西装的劳工。

毕司沃斯先生扫了沙克哈一眼。他和桃乐茜神色坚决地盯着越来越近的轮船。

赛斯十分局促。他烦躁不安。他从前胸口袋里拿出他那长长的烟嘴，然后聚精会神往里面装上一支香烟。他那身西装，加上他犹疑不定的动作，使得忘记了他的孩子们觉得那烟嘴看上去可笑而做作。他刚点上香烟，一个穿着卡其布制服的官员就走过来，指了指海关棚上面用英语和法语写的巨大白色告示。赛斯扔掉香烟，用脚上的褐色皮鞋碾碎了它，那皮鞋很久没刷了，乌蒙蒙的。他把烟嘴放回前胸口袋里，双手交握在背后。

很快，还没等孩子们反应过来，轮船靠岸了。拖船鸣响，收绕的绳索被捡起来。绳索被从船上扔到码头上，码头隐在白色船体的阴影里，几乎像一个小屋子。

然后他们看见奥华德了。他穿着一套他们从来没见过的西装，留着罗伯特·泰勒式的小胡子。他的外套敞开着，双手插在裤兜里。他的肩膀变得宽阔，整个人也高大了许多。他的脸更丰满了，几近肥胖，双颊尤其圆鼓鼓的，如果不是身材高大，他几乎会显得肥硕。

“一定是因为英国的寒冷才这样的。”有人说，为他鼓鼓的双颊找着理由。

图尔斯太太、布莱吉小姐、姐妹们、沙克哈、桃乐茜和每个生过孩子的外孙女都无声地啜泣起来。

一个身穿白衣的年轻女子在围栏后面跟奥华德走在一起。他们边谈边笑。

“哦，上帝！”其中一个图尔斯太太的女朋友热泪盈眶地喊道。

但那只是虚惊一场。

舷梯被放下来。孩子们涌到码头的最边上查看系在那里的绳索，试图透过点着灯的舷窗往里面看。有人开始谈论船锚。

随后他下来了，眼睛是湿润的。

图尔斯太太坐在椅子上，所有的活泼劲都消失了，她把脸凑上去，他弯腰亲吻她。然后她环抱着他的腿。苏诗拉眼含泪水，打开她的包，拿出一个亮蓝色小瓶装的嗅盐随时待命。布莱吉小姐和图尔斯太太一起哭哭啼啼，每当图尔斯太太抽动鼻子，布莱吉小姐就说：“嗯，嗯。嗯。嗯。”孩子们没有得到招呼，在一旁看热闹。兄弟们像男人一样握手，互相微笑。然后轮到姐妹们了。她们亲吻，流下新的热泪，热情地要把奥华德不在的时候生的孩子介绍给他。奥华德一边亲吻，一边流泪，迅速地打发了她们。最后轮到剩下的八个丈夫。熟识奥华德的格温德没有来，来的是几乎根本不认识奥华德的W.C.塔特尔。他那婆罗门式的长发从耳朵后面探出来，更引人瞩目的是他的举动，闭上眼睛，利落地掸落泪水，把手放在奥华德头上，用印地语说了一句祝福。轮到毕司沃斯先生时，他感到自己变得虚弱起来，当他伸出手时就已经准备落泪了。可是，奥华德虽然握着他的手，却突然变得十分遥远。

赛斯朝奥华德走来。他微笑着，眼睛里噙着泪水，一边走一边挥手。

在这个时刻，每个人都很清楚，尽管奥华德年纪轻轻，尽管沙克哈也在场，但奥华德才是这个家的新领导人。每个人都仰望着他。只要奥华德暗示一下，他们就会与赛斯和解。

“孩子，孩子。”赛斯用印地语说。

他的声音，他们多年来再没听过的声音，让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

奥华德仍然握着毕司沃斯先生的手。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赛斯那飘动的廉价褐色西装和肮脏的烟嘴。赛斯伸出手，几乎触碰到了奥华德。

奥华德转身用英语说：“我想我应该去检查一下行李。”他松开毕司沃斯先生的手，利落地离开，西装在身后摆动。

赛斯愣在那里。不再流眼泪，但微笑凝固在脸上。

图尔斯家族的人喧腾起来，人们在喧哗中松了一口气。

他可以在此之前就走开的，毕司沃斯先生不停地想。他可以在此之前就走开的。

赛斯的手慢慢垂下来，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一只手抬起来去够烟嘴，头扭向一边，似乎想要说什么。但是他只是摇了摇烟嘴，转过身去，坚决地沿着两个海关棚之间的过道朝大门走去。

奥华德回到人群中。

“和妈妈一起？和哥哥一起？和爸爸一起？还是和你们所有的人一起？”有人问道，毕司沃斯先生认出这是《特立尼达卫报》的摄影师揶揄的声音。

摄影师朝毕司沃斯先生点头微笑，好似他抓住了毕司沃斯先生的小辫子一样。

“给他单独照，”图尔斯太太说，“就给他一个人照。”

奥华德挺起肩膀笑起来。他露出牙齿，胡子舒展了，两颊闪闪发光，圆鼓鼓地堆在鼻子两侧。

“谢谢你。”摄影师说。

一个毕司沃斯先生不认识的年轻记者拿着笔记本和铅笔走上前来，从拿着这东西的姿势上，毕司沃斯先生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新手，就像他当初采访那个英国小说家并试图让他说一些关于西班牙港的耸人听闻的言论时一样没有经验。

他百感交集，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就离开了人群，坐进他那辆被太阳晒得像烤炉似的普莱菲特，朝他的管区开去。

“郁金香和水仙！”他咕哝着，想起奥华德写的关于园艺的信，一边开车行驶在丘吉尔-罗斯福高速公路上，经过沼泽地、摇摇欲坠的棚屋和稻田。

他回到西班牙港时刚过十点。房子里一片寂静，楼上黑着灯：奥华德已经睡觉了。但是楼下和帐篷里依然灯火通明。只有年幼的孩子们睡觉了；对所有的人来说——包括那些早晨来的准备在此过夜的客人——白天的兴奋依然没有过去。一些人在吃饭，另一些人在玩牌，许多人窃窃私语，还有相当多的人在读报纸。阿南德、赛薇和米娜一看见毕司沃斯先生就朝他跑来，上气不接下气地汇报奥华德在英国的历险：战争时的炮火纷飞，他指挥的营救工作，他的死里逃生；在紧要关头他被叫去给那些名人做的手术，因此得到的工作，还有议会中的席位，他所认识的杰出的人，以及他在公开辩论中击败了他们：罗素、裘德、拉达克里希南、拉斯基、梅农，都是家喻户晓的名人。整个房子都被奥华德征服了，帐篷里到处都是人在重述他的故事。琴塔已经开始强烈地厌恶克里希南·梅农，因为奥华德相当不喜欢这个人。仅仅一个下午，整个家族对印度人的尊崇动摇了：奥华德讨厌所有从印度来的印度人。他们丢尽了特立尼达印度人的脸，他们傲慢、狡猾而淫荡；他们的英语发音十分古怪；他们愚笨而且反应慢，只是因为老师的慈悲才得到学位；他们在金钱上的信誉尤其恶劣；他们在英国和护士以及其他下等女人纠缠在一起，经常曝出丑闻；他们做的印度饭菜难以下咽（奥华德在英国吃的唯一一顿像样的印度饭是他自己做的），他们的印地语也很奇怪（奥华德不止一次发现他们犯语法错误），他们的宗教礼仪掺了杂质；他们一到英国就开始喝酒吃肉以此证明自己赶上潮流（一个婆罗门男孩居然请奥华德吃咖喱玉米牛肉作午餐）；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看不起从殖民地来的印度人。姐妹们都声称她们从来没有真正地相信从印度来的印度人；她们谈论着她们认识的传教士、买办、医生和政客们的行为举止，她们意识到自己成为印度文化的最后代表所肩负的责任，变得越发严肃庄重。

梵学家扎着腰布，穿着背心，戴着神圣的丝线、种姓标记和腕表，身下是打扫干净的平地上铺着的毯子。他正在阅读毕司沃斯先生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份报纸。毕司沃斯先生看见帐篷里还有很多报纸，和梵学家看的是同一种。那是《苏联周报》。

已是下半夜了，毕司沃斯先生从一群人走到另一群人，听腻了奥华德的轶事；当阿南德试图讲奥华德遇见莫洛托夫的故事，讲红军取得的胜利和苏联光辉战绩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说他们应该上床睡觉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间，留下阿南德和赛薇在楼下享受着节日的气氛。他的脑子里嘤嘤回响着孩子们和姐妹们不停絮叨的那些响当当的名字。想想吧，那个见过这些大人物的人就和他睡在同一个屋檐下！那里，奥华德去过的地方，无疑就是真正的生活之地。

整整一周，房子都笼罩在节日气氛中。客人离开，新的客人来了。他们把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制冰工、卖盐花生的小贩、邮递员、乞丐、清洁工、流浪儿——都叫到房子里免费吃饭。图尔斯太太提供吃食，大家共同做饭，就仿佛从前的日子一样，一切都随着奥华德的归来重现了。帐篷里悬挂在椰子树枝做成的拱门下的水果不见了，叶子开始变黄。但是奥华德仍然是众人崇拜的对象，和他说话仍然是一种无上的荣誉，他说过的每件事情都被众人传述。不论何时，不论对象是谁，一旦奥华德要讲一个新故事，人们立刻就围拢过来。一般是在晚上，人们汇聚在客厅里，而奥华德疲惫时，就聚在他的卧室里。毕司沃斯先生尽可能多地参与其中。图尔斯太太忘记了自己的病，急于照顾奥华德，在他说话时握着他的手或者抱着他的头。

他曾在一九四五年被劳工党力劝加入组织，被金斯利·马丁认为是劳工党胜利的关键人物之一。事实上，金斯利·马丁试图迫使他加入“新政治家和新国家”组织，但是他毫不在意地拒绝了金斯利。他还因为尖刻地批评丘吉尔的富尔顿演说而受到保守党的强烈憎恨。尖刻是他喜欢的字眼，他批评得最尖刻的人是克里希南·梅农。他没有明说，但是他的谈话透露出他曾在一次公开聚会中受到梅农的无故侮辱。他曾经为莫里斯·多列士筹款募捐，在法国和他商讨党派策略。他熟稔地提及苏联将军的名字以及他们所参加的战斗。他说那些俄罗斯人的名字的吐词方式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俄罗斯人的名字难听得要命。”一天晚上毕司沃斯先生斗胆说。

姐妹们看看毕司沃斯先生，又看看奥华德。

“美不美因人而异，”奥华德说，“从某种角度说，毕司沃斯也是一个滑稽的名字。”

姐妹们看着毕司沃斯先生。

“罗可索沃夫斯基和可口-可乐-考茨基，”毕司沃斯先生说，有点恼羞成怒，“难听得要命。”

“难听？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你觉得这名字难听吗，妈？”

“不，孩子。”

“约瑟夫·杜加什维利。”奥华德说。

“那正是我想说的，”毕司沃斯先生说，“你可别说你觉得这名字好听。”

奥华德尖刻地回应道：“我觉得好听。”

姐妹们微笑起来。

“高格理。”奥华德说，抬起下巴（他躺在床上）发出像要窒息的声音。

图尔斯太太的手从他的下巴那儿移到他的喉结处。

“那是什么？”毕司沃斯先生问。

“果戈理，”奥华德说，“世界上最伟大的喜剧家。”

“听起来像是漱口发出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说，等待着掌声，但只有莎玛警告地看了他一眼。

“在俄罗斯你可不敢这么说。”琴塔说。

奥华德由此从俄语名字的动听说到俄罗斯。“那里人人都有工作，而且人人都要工作。这一点被专门写在《苏联宪法》里。柏丝黛，把那本小书递给我，那本‘不工作就没饭吃’的书。”

“这很公平，”琴塔说，从奥华德手里拿过《苏联宪法》，翻开，看看扉页，又传递下去，“这正是特立尼达需要的法律。”

“不工作就没饭吃。”图尔斯太太喃喃地重复着。

“我真希望他们能把我的同胞送到苏联去。”布莱吉小姐咬牙说，抖抖她的裙子，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表示着她的同胞带给她的失望。

毕司沃斯先生说：“那人没有饭吃，又怎么能工作呢？”

奥华德没有理睬他。“在苏联，你知道，妈妈，”他习惯每次说话时先叫她，“他们种植出各种颜色的棉花。红色，蓝色，绿色，还有白色。”

“种出来就是那些颜色吗？”莎玛问，以图弥补毕司沃斯先生先前的挑衅。

“种出来就是这些颜色。还有你，”奥华德对一个试图在矮山种植水稻但没有成功的寡妇说，“你知道种植水稻是多么辛苦。弯着腰，站在齐膝深的泥水里，太阳烤晒着，天天如此。”

“腰酸背痛，”寡妇说，弯着脊背，手放在疼痛的地方，“我可知道其中的辛苦。只不过种植一英亩地，我都快散架了。”

“在苏联完全不是这样的，”奥华德说，“没有腰酸背痛也不用弯腰。在苏联，你知道他们怎么种植水稻吗？”

她们都摇摇头。

“从飞机上播射。不是射子弹，是喷射稻种。”

“从飞机上？”那个种稻子的寡妇说。

“从飞机上。你只用几秒钟就种完你的地了。”

“小心别漏了哪里。”毕司沃斯先生说。

“还有你，”奥华德对苏诗拉说，“你实际上可以成为一个医生。就像你喜欢的那样。”

“我一直都这样对她说。”图尔斯太太说。

早已厌倦了一天到晚服侍图尔斯太太的苏诗拉，她憎恨药味，一直想求来一个安静的杂货铺养老，居然也点头称是。

“在苏联你会成为一个医生。免费学习。”

“像你一样的医生吗？”苏诗拉问。

“就和我一样。没有性别上的区别。从来没有那些只让男孩受教育女孩靠边站的蠢话。”

琴塔说：“维迪亚德哈一直告诉我他想成为一名航空工程师。”

这是谎话。维迪亚德哈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航空工程师，他只是觉得它们听起来好听。

“他会成为航空工程师的。”奥华德说。

“从油箱里喷射稻谷，”毕司沃斯先生说，“那你觉得我呢？”

“你，穆罕·毕司沃斯，社区福利官。等他们破坏了人们的生活，剥夺了他们的机会，就会派你这个清道夫去收拾残局。这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的花招，妈妈。”

“是的，孩子。”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咕噜着。

“他们只是拿你当工具。你们给我们五百元的利润。喏，我们给你们五元钱的救济。”

姐妹们频频点头。

哦，上帝，毕司沃斯先生想，又一个想要我丢工作的黑心家伙。

“但是你并不是真的资本主义的奴仆。”奥华德说。

“不完全是。”毕司沃斯先生说。

“你也不完全是一个官僚。你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一个作家，一个和文字打交道的人。”

“是的，我看也是。是的，伙计。”

“在苏联，如果他们认为你是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他们会给你房子，给你食物和钱，然后告诉你：‘尽情去写吧。’”

“真的吗？”毕司沃斯先生说，“一座房子，就这样给了吗？”

“作家们一定会有房子。别墅，一座在乡间的房子。”

“为什么，”图尔斯太太问，“我们为什么不去苏联呢？”

“啊，”奥华德说，“他们正在为此而战斗。你们应该听听他们是怎样对待沙皇的。”

“嗯-嗯-嗯-嗯。”布莱吉小姐说，姐妹们都神情肃穆地点着头。

“你，”毕司沃斯先生说，现在他满心敬佩，“你是共产党员吗？”

奥华德只是微笑着。

当阿南德询问他作为一个为革命奋斗的共产党员，怎么又会在政府的医疗机构工作的时候，奥华德也同样含糊其辞。“苏联人有一句谚语：‘乌龟可以潜伏到泥水里，但是仍然出淤泥而不染。’”

一周结束的时候，整个房子都沸腾了。每个人都在等待革命。人们更深入地学习《苏联宪法》，仔细阅读《苏联周报》，超过了阅读《特立尼达卫报》和《卫报》。以前的观点都被动摇了。那些读者和学习者兴高采烈地以为他们生活的社会就要被粉碎，不用再用功读书，开始鄙视他们从前尊重的老师，认为他们是消息不灵通的傻瓜。

奥华德成了万能选手。他不单单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有卓越见解，也不仅仅精通板球和足球知识，还精通举重、游泳、划船，同时对艺术家和作家另有见地。

“艾略特，”他告诉阿南德，“我以前看过他很多书。美国人，你知道的。《荒原》。《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之歌》。但是也就到此为止了，你和我都一样。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

阿南德在学校学舌：“我对艾略特只有厌恶。”他还补充说：“我认识一个认识他的人。”

在等待革命的同时，他们还是要生活。帐篷拆掉了。姐妹们和已经出嫁的外孙女们也离开了。客人们不再成群结队地到来。奥华德开始在殖民地医院工作，有一段时间人们就借着奥华德以前做手术的故事满足自己。那个难民医生被辞掉了，奥华德亲自照顾图尔斯太太。她的身体状况有了惊人的好转。“这些医生从二十年前开始就再也没有学过什么了，”奥华德说，“他们才不会看期刊追随新进展呢。”几乎所有的英国邮局都给他寄来期刊和药物样品，他得意地把样品展示出来，虽然有时候会尖刻地批评它们。

姐妹们不再一起做饭，但是共同的生活仍然在继续。姐妹们和外孙女们常常会来过一夜或者在这里度过周末。她们向他诉说身体的疾病和不适，他免费给她们看病，给她们注射新奇的药物，据他说这些药物在殖民地尚不为人知。姐妹们发觉有了奥华德她们就不需要付费找别的医生看病，而她们之间也会小小地攀比谁得到的诊疗药剂最昂贵。

奥华德越来越成功。很长时间以来房子里都在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很多在读和在学习的人都做得不好而又不得不勉强努力。但是现在奥华德说这样强调学习是不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得天独厚的禀赋。体力、手工技能和学业上的成功同等重要，他说在苏联，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是平等的。他组织游泳队、划船出游和乒乓球比赛；出于对他的尊重和景仰，甚至连敌对的人也握手言欢。阿南德和维迪亚德哈一起打乒乓球，虽然他们在打球前后彼此都没有说话，但是在打球的时候却非常小心地保持礼貌，在适当的时候说“好球”或者“坏运气”。维迪亚德哈逐渐成为游戏上的好手，技巧欠佳然而相当敏捷，虽然没有被任何校队选中，但是在这些家庭比赛中却遥遥领先，是家里的冠军。

“我简直没法和你说，”琴塔告诉奥华德，“维迪亚德哈这孩子让我多么担心。那孩子总是满头大汗的。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他在一个角落安静地看书。他总是在运动或者玩一些费力的游戏。他注定要断手断脚或者弄断几根肋骨。我一直试图阻止他，但是他根本不听。他真的出太多汗了。”

“你什么也不需要担心，”奥华德说，显然是一副医生的派头，“这很正常。”

“你让我总算安心了。”琴塔说。她有些失望，因为她相信大量出汗是具有超人禀赋的标志，并指望奥华德也会这么说。“他真的出很多汗。”

沙克哈、桃乐茜和他们的五个女儿定期来拜访，这些拜访让姐妹们有机会进行畅快淋漓的报复。她们对沙克哈相当尊重，但毫不掩饰对桃乐茜的轻蔑。“对不起，”有一个星期天琴塔对桃乐茜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只讲西班牙语。”自从奥华德回来之后，桃乐茜再也没有说过西班牙语，姐妹们觉得她们终于可以杀杀她的威风了。但是她们的行为却引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奥华德明白了姐妹们的暗示，于是总是挖苦桃乐茜。但是她总是不以为然，付之一笑，很快他们之间也就熟络起来。一个星期天，让姐妹们沮丧的是，桃乐茜带来了她的一个表妹，一个从麦克基尔大学毕业的漂亮的年轻女孩，她身上具有南特立尼达印度女孩全部的典雅气质。当她们离开之后，奥华德嘲弄了那个女孩的加拿大文凭、轻微的加拿大口音和音乐技巧，安抚了姐妹们的恐慌。“她不辞辛劳地去加拿大学习拉小提琴，”他说，“我但愿她不想给我拉琴。我会毫不客气地折断她的琴弓。特立尼达的人们在饿肚子，三餐不饱，而她居然在加拿大学习拉小提琴！”

虽然他越来越多地和他的朋友们和同事们在一起，经常去南部沙克哈家中，虽然当他的朋友们造访时，家里要保持安静，姐妹们和寄宿者们都要藏起来，姐妹们仍然觉得安全。因为每次从外面回来，每次聚会之后，奥华德都向她们讲述发生的一切。他对谈话有难以满足的胃口，他总是能引人瞩目，而他对他遇见的人的评价无一例外是尖酸刻薄的。

姐妹们有时候单独找他，有时候结伴和他说话。她们来到房子里，不睡觉，等候着他，等他回来之后就开始和他交谈，为了不打搅图尔斯太太的睡眠，她们在房子下面说话。有一段时期每个姐妹都觉得自己对奥华德是特别的；得到了他的信任之后，也和他分享自己的秘密。起初姐妹们谈论经济上遇到的麻烦。但是奥华德不愿意预言革命。于是姐妹们就开始抱怨。她们抱怨那些让她们的孩子留在学校晚归的老师；她们抱怨桃乐茜、沙克哈，抱怨她们的丈夫；她们抱怨没有在场的其他姐妹。她们仔细地重诉每一条丑闻、每一个鸡毛蒜皮的小过节和每一次的怨恨情绪。奥华德倾听着。孩子们也倾听着，因为姐妹们的装模作样和不断的咳嗽声、吐痰声（那是一种亲密的象征：感情越热乎，咳嗽声越响，吐痰时说话的间隔越长），他们都睡不着了。早晨，那些夜聊到很晚的姐妹们精神抖擞，对她们指责过的人异常友好，对待奥华德则异常私密。

星期天的时候房子里挤满了姐妹们，大家又开始一起做饭。有时候沙克哈独自来到房子里，于是在午饭前兄弟俩和图尔斯太太总是商谈些什么。但是姐妹们并不觉得这些谈话像沙克哈、桃乐茜和图尔斯太太的谈话那样具有威胁性。她们没有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因为奥华德在这里，这些谈话正如旧日哈奴曼大宅的家庭会议。于是姐妹们在楼下做饭、唱歌，兴高采烈。她们甚至急于夸大两兄弟和她们之间的差别。似乎这样才可以正确地表达她们对弟弟的尊敬，这种尊敬使她们觉得安慰，并确保了自己的位置。她们不说印地语，而说着最粗俗的英语方言，用最粗鄙的字眼；她们彼此争着做杂务，弄得浑身肮脏不堪。她们用这种办法维系家庭的纽带。

那些日子星期天早上的惯例，是在午饭前的商谈之后和去海上兜游之前，男人们玩桥牌。

一天早晨，沙克哈不顾阿南德的请求，对奥华德关于根除资本主义和苏联人如何处置沙皇的言论表示相当的厌恶，他还试图转移话题。话题莫名其妙地转向现代艺术。

“那个毕加索让我觉得莫名其妙。”沙克哈说。

“毕加索是我憎恶的人。”奥华德说。

“但是难道他不是一位同志吗？”阿南德说。

奥华德皱起眉头。“至于夏加尔和鲁奥以及布拉克……”

“你觉得马蒂斯怎么样？”沙克哈问，用了一个他从《生活》上看来的名字，截断了那一长串他不知道的名字。

“他还行，”奥华德说，“他的色彩很诱人。”

沙克哈不熟悉这种说法。他说：“他们画的那幅画挺好。虽然说不上顶好。那幅和乔治·桑德斯一起画的《月亮和六便士》。”

奥华德专心致志地看着自己的牌，没有回应。

“那些艺术家是些滑稽的家伙。”沙克哈说。

他们在打对家。阿南德散开他手中的牌说：“毕加索画的肖像。”

除了奥华德，每个人都笑起来。

“我一直想读这本书，”沙克哈说，“是不是萨默塞特·毛姆写的？”

阿南德又散开他手中的牌。

奥华德说：“你要是想看毕加索画的肖像，干吗不照照镜子？”

这无疑是奥华德又一个尖刻的批评。沙克哈笑嘻嘻地咕哝着。围观的姐妹们和她们的孩子们放声大笑。奥华德承认她们的赞同，对着自己的牌得意地微笑着。

阿南德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他采纳了奥华德所有的政治和艺术观点，他在学校宣布自己是共产党员，他还声称艾略特是他厌恶的人。轮到他发牌了。他心慌意乱之中先给自己发了牌。“对不起，对不起。”他说，低下头，试图让自己的声音带些笑意。

“没有必要道歉，”奥华德严厉地说，“这不过是你狂妄自大和自我中心的表现。”

围观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原来的快活气氛消失了，沙克哈研究着他的牌。奥华德对着自己的牌皱起眉头。他的脚拍打着水泥地板。更多的人前来围观。

阿南德觉得耳朵火烧火燎。他努力地盯着自己的牌，感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鸦雀无声。他能感觉到有人来围观，赛薇、米娜、坎姆拉。他感受到莎玛也来了。

奥华德喘着粗气，大声吞咽着。

沙克哈叫牌的时候，声音低沉，似乎不想参与这输赢的斗争。沙克哈的对家维迪亚德哈叫牌的时候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但毫无疑问，他的声音是随意的，没有任何冒犯之意。

阿南德叫牌的时候表现得很愚蠢。

奥华德紧咬着他的下嘴唇，慢慢地摇着头，用脚轻拍着地板，呼吸的声音更加粗重。他叫牌时，声音里充满了愤怒，显示他正在试图挽回无望的败局。

游戏继续。阿南德玩得越来越糟糕。沙克哈似乎在无心之中，一圈又一圈地赢了越来越多的牌。

奥华德的呼吸声和吞咽声几乎让阿南德窒息。后背一片冰凉：他的衬衫已经被汗水湿透了。

游戏最后终于结束了。沙克哈不留痕迹地故意指出各自的得分。他们等着奥华德发话。没有轮到他洗牌，但是他一边洗牌，一边沉重地呼吸着，说：“这就是你们这些天才带给我们的东西。”

阿南德的眼眶湿润了。他跳起来，椅子倒在身后，喊道：“我从没说过我是什么该死的天才！”

“啪！”他的右脸一阵滚烫。尽管奥华德手已经移开，他的右脸还在颤抖着，好像他的脸颊还在等待那记耳光的指示。奥华德站起来，沙克哈弯着腰，拾起散落在肮脏的地板上的牌。然后“啪！”，他的左脸一片滚烫，剧烈地抖动着。他忘记了围观的人，只是紧盯着面前奥华德起伏不定的穿着白衬衫的胸脯。奥华德的椅子已经掀翻了。沙克哈难堪地靠在桌子上，椅子被推到后面，他凝视着手中的牌，一边把牌在两个手掌之间倒来倒去，他的眉毛蹙着，上嘴唇嘟起来覆盖着下嘴唇。

桌子被猛拉到一边。阿南德发觉自己以可笑的姿势站直了身子，因为羞耻的泪水，眼前一片模糊。奥华德重重地迈开步子走上前楼梯。阿南德这时候才有时间注意到围观者们的激动和满足，房子里的静谧，格温德在房子后面唱着歌，孩子们在街上吵闹着，大路上传来汽车的隆隆声。

沙克哈仍然坐在桌子跟前，玩着手中的牌。

围观的人咕哝着。

“你们！”阿南德转向他们，“你们见什么鬼站在这里？整个该死的晚上就只听见你们在嘟嘟囔囔、闲言碎语。”

结果是出人意料的，耻辱的。他们都大笑起来。甚至连沙克哈也抬起头来哧哧地笑着，抖着肩膀。

莎玛严肃的表情看上去几乎荒唐可笑。

围观的人散开了。每个人都各干各的事情。整个房子里弥漫着一种近似于愉快的轻松。

沙克哈把牌整齐地堆在桌子上，站起来，把手放在阿南德的肩膀那儿，叹了一口气，然后上楼去了。

他们听见奥华德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

阿南德发现毕司沃斯先生穿着背心短裤躺在床上，背对着门，耸起的膝盖上放着纸。他没有转过身便说：“是你，孩子？这里，看你能不能算出这该死的差旅费。”他把便笺簿递过去，“你怎么了，孩子？”

“没什么，没什么。”

“好吧，就把这些数字计算出来。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汽车捞了一笔。我敢肯定只有我赔了钱。”

“爸爸。”

“就等一会儿，孩子。零乘以零等于零。二乘以五等于十。记下乘的结果，然后加一。”毕司沃斯先生很放松，甚至有些滑稽：他知道自己做乘法的时候很可笑。

“爸爸，我们一定得搬家。”

毕司沃斯先生转过身来。

“我们必须搬家。我在这里一天也住不下去了。”

毕司沃斯先生听出了阿南德语气中的悲伤。但是他没有意愿去详细询问。“搬家？到时候就搬。到时候就搬。我只是在等待革命和我的别墅呢。”

他父亲难得有这样的好心情。阿南德没有再说什么。

他计算了复杂的差旅费。不久他听见乒乓球干涩的脆响，夹杂着奥华德、维迪亚德哈、沙克哈和其他人的惊呼声。

毕司沃斯先生没有下楼去吃午饭，他原本还很期待这一顿的；当莎玛把饭菜给他端来的时候，他无法下咽。毕司沃斯先生维持着那副随时逗人发笑的情绪，蹲坐在椅子上，假装要往自己的饭菜里吐唾沫，以免被贪吃的阿南德抢去。他知道这个伎俩总是让阿南德恼羞成怒。但是阿南德没有反应。

楼下的男人们准备到海边去。儿子们问母亲要浴巾，母亲们叮嘱自己的儿子要小心。

“不和他们一起去吗？”

阿南德没有回答。

毕司沃斯先生已经放弃了这样的游玩。这些游玩需要旺盛的精力，而奥华德的示范最后总是变成危险的竞赛。相反，吃过午饭之后，毕司沃斯先生独自出门散步，查看房子，时而问问价钱，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只是看看。

姨妈们和表兄弟姐妹们的欢快以及他们新形成的排斥毕司沃斯家的亲密关系，让赛薇、米娜、坎姆拉和阿南德一起待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是躺在床上，因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交谈着。

阿南德啜饮着他的橙汁。橙汁里面的冰块已经融化，橙汁的味道变得平淡无味，温吞吞的。女孩们到植物园去散步。莎玛洗了澡，阿南德听见她在露天浴室里唱歌洗衣服。等她上楼来的时候，她的头发潮湿地垂下来，手指绞在一起，歌声中还是流露出焦虑。

她用印地语说：“去向你舅舅道歉。”

“不！”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他说的第一个词。

她哄劝着他：“就当是为了我。”

“革命。”他说。

“你不会损失什么。他比你年长。他是你的舅舅。”

“他不是我舅舅。说什么从飞机上播种。”

莎玛轻柔地唱起歌来。她把头发从前面甩到后面，用一块拉紧的毛巾抽打着头发，发出的声音像是闷打出来的喷嚏。

女孩们散步回来。她们看上去轻松了许多，说话也自然多了。

然后他们陷入了沉默。

男人们回来了。他们听见回来的人们在大声交谈，还有脚步声；奥华德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友好，时不时地爆发出笑声，姨妈们愉快地询问着，他们听见沙克哈说再见的声音以及他的汽车驶走的声音。

赛薇悄声问莎玛：“发生了什么吗？”

“什么也没有发生，”莎玛像在哄劝，不是在回答赛薇，而是冲着阿南德在乞求，“他要去向你们的舅舅道歉，就这些。没有什么。”

女孩子们不想抛下阿南德，她们也害怕下楼去。

“记住，”莎玛说，“一句话也别跟你们爸爸说。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她离开房间。她们听见她和其中一个姨妈若无其事地交谈着，甚至还说着俏皮话，她们都佩服她的勇气。随后女孩们也下楼去了，去面对别人义正词严的谴责。

楼上有人在淋浴。奥华德在浴室里唱着一首老印度电影的插曲。这也是他的美德之一：表明英国没有改变他的本质，而这一定让所有的人都满意。因为每个人在他不在期间赋予他的美德都在一些极细微的地方体现出来：阿南德记得一个姐妹说奥华德从英国带回来他所有从特立尼达带去的鞋子、衬衫和内衣。

“一双鞋穿八年，”阿南德嘀咕着，“该死的骗子。”

浴室里安静了。

莎玛来到房间。“快点，在他们去剧院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