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南德知道星期天的日程安排：桥牌、乒乓球、午饭、海边、淋浴、晚饭，然后是傍晚的电影。

他听见表兄弟姐妹们聚在晚餐桌旁。奥华德的声音从他的卧室里传出来，他似乎蒙着一块毛巾。

阿南德从后楼梯走下去，然后上楼来到后阳台，那是他上次从码头前沿返回的同一个阳台，他那回几乎在码头前沿被淹死。他从阳台上看了一眼餐厅，他曾经在那里当着奥华德的面把他父亲身下的椅子拉走。

表兄弟姐妹们看见他了。一些姨妈们也看见他了。交谈声停止了。一张张脸又转过去了，姨妈们仍然摆出一副严肃的、生气的、主持公道的面孔。然后交谈又开始了。表兄弟姐妹们在玩牌，懒散地等着吃晚饭。那个爱出汗的维迪亚德哈微笑地盯着桌子，舔着嘴唇。

阿南德在阳台上等了一会儿，奥华德才从卧室里出来。他像往常那样迈着迅捷的重重的步子走出来。他一看见阿南德脸色就立刻严峻起来。一阵沉默。

阿南德走上前，把手背在后面。

“对不起。”阿南德说。

奥华德仍然神情严厉。

最后他说：“算了。”

阿南德不知如何是好。他站在原地没动，这样子显得他还在等待被邀请吃晚餐或者去看电影。但是奥华德什么也没有说。阿南德转身慢慢走出房间，来到后阳台。走下楼梯的时候，他听见交谈声被打断了，听见厨房里的姨妈们恪尽职守地忙活着。

莎玛在他们的房间里等着他。他知道她和他一样痛苦，很可能她比他还要痛苦，他不希望增加她的烦恼。她等着他做些什么或者说点什么，这样她就可以安慰他。但是他什么都没有说。

“你现在想吃点东西吗？”

他摇摇头。在强者的阴影里，弱者彼此的安慰是多么可笑！

她下楼去了。

奥华德和其他表兄弟姐妹们离开之后，她又回来了。他这时才肯吃饭。

不久之后，毕司沃斯先生散步回来。他的心情改变了。他的脸因为痛苦而扭曲着，阿南德不得不给他调和一些胃药冲剂。他在散步之后很疲惫，想上床休息。他只有在周日的时候才能早些睡觉，其他的晚上他从管区回来的时候已经夜深了。

餐厅里的灯光从隔板顶部的通风口的缝隙中透过来。他叫来莎玛，吩咐她：“去叫他们把那灯关了。”

这是一个此时相当难以满足的要求，虽然在奥华德回来之前，莎玛有时候能让他们关灯。但现在她却无能为力。

毕司沃斯先生大为光火。他命令莎玛和阿南德弄来一些纸板，试图用纸板挡住从隔板透过来的光线。他从床上蹦起来去碰隔板上的壁架。他搭上去的三块纸板有两个同时掉下来。

“矮子姨父。”赛薇说。

他正要冲她发脾气；不过，似乎为了呼应这骚乱，这时餐厅的灯光熄灭了。他在黑暗中躺在床上，很快就睡着了，磨着牙，发出奇怪的满足的咂嘴声。

阿南德坐在黑暗中。莎玛来到房间里，躺到四柱大床上。阿南德不想到楼下去。他躺在父亲身边，一动不动。

他被喋喋不休的谈话声和沉重的脚步声惊扰，被从隔板上面敞开的两个部分透过的光线弄醒了。一些等在房子下面的姨妈开始在厨房里忙活。交谈声持续着，夹杂着笑声。

毕司沃斯先生被吵醒了。“上帝呀！”

阿南德感觉莎玛也醒了，她十分焦虑。从这里听起来，交谈声像水龙头上的滴水声一样让人难以忍受。

“上帝！”毕司沃斯先生叫喊起来。

餐厅里沉寂了一会儿。

“这房子里还有其他人呢。”毕司沃斯先生喊道。

前来做客的姐妹们和寄宿者们也被吵醒了。

奥华德似乎只是冲着他身边的人轻轻说：“可不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老伙计。”房子里传来咯咯的笑声。

毕司沃斯先生被这笑声激怒了。“滚一边去！”他骂道。

“那你就见鬼去吧！”是图尔斯太太。她每个字都说得铿锵有力，清楚而冷酷。

“妈妈！”奥华德说。

毕司沃斯先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先是惊讶、震惊，最后是愤怒。

莎玛从四柱大床上起来说：“男人，男人。”

“让他见鬼去。”图尔斯太太说，几乎是随意的。她话音之后伴随着一声呻吟，床面弹簧咯吱作响，还有在地板上拖着步子行走的声音。

楼下的灯亮起来，院子被照亮了，灯光从门上的百叶窗透进毕司沃斯先生的房间。

“见鬼去？”毕司沃斯先生说，“见鬼去？去给你探路吧？向上帝祈祷，嗯？替你把老家伙的墓穴打扫干净。”

“看在上帝的分上，毕司沃斯，”奥华德说道，“闭上你那该死的嘴。”

“你少给我谈什么上帝。红色和蓝色的棉花！从飞机上播水稻！”

女孩们来到房间里。

赛薇说：“爸爸，别再出丑了。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说了。”

阿南德站在两张床之间。房间就像一个笼子。

“让他见鬼去。”图尔斯太太抽泣着，“让他滚出去！”

“邻居！邻居！”隔壁一个女人尖声叫道，“出什么事情了吗，邻居？”

“我受不了！”奥华德喊起来，“我无法忍受这个！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回来。”他的脚步声在客厅里回响着，他愤怒而又含糊地大声咕哝着。

“孩子，孩子。”图尔斯太太说。

他们听见他下楼梯，随后大门哗啦一声震颤着。

图尔斯太太号啕起来。

“邻居！邻居！”

毕司沃斯先生想出了一句绝妙的话，他说：“共产主义就和慈善一样，应该从家里开始。”

毕司沃斯先生房间的门被推开，新闪现的灯光和影子混合着墙上的图案。格温德走进房间，裤子没有系皮带，衬衫也没有扣扣子。

“穆罕！”

他的声音是温和的。毕司沃斯先生激动得热泪盈眶。“共产主义，就和慈善一样，”他对格温德说，“应该从家里开始。”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格温德说。

苏诗拉安慰着图尔斯太太。她的号啕变成了啜泣。

“我告诉你，”毕司沃斯先生嚷道，“我诅咒我踏进你家门的那一天。”

“男人，男人。”

“你诅咒那一天，”图尔斯太太说，“你来的时候带的衣服还挂不满一根钉子。”

毕司沃斯先生被击中了要害，一下子语塞。“我事先警告你。”他最后只好重复说。

“我事先警告你。”图尔斯太太说。

“我先警告你的。”

接下来一阵突然的沉默。随后从客厅里爆发出一阵低低的、愉快的交谈声，一直沉默不响的楼下寄宿的学习者们开始窃窃私语。

“呵！”隔壁的女人说：“我真是多管闲事。”

格温德拍拍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笑了一下，离开房间。

楼下的私语声平息下来。从院子里透进百叶窗的灯光在房间里留下带状的光束，随后熄灭了。客厅里的笑声渐渐减弱了。人们带着轻微的嘲讽清嗓子，以不言而喻的默契轻笑着。地板上传来拖沓的脚步声，还有耳语声。随后灯灭了，房间一片黑暗，整座房子陷入一片寂静。

他们平行地躺在床上，不敢动一下，害怕打破这沉默，在黑暗和静谧中几乎不敢相信刚才发生的一切。

不久，静止不动的状态让孩子们累了，他们不耐烦起来，转而下了楼。

早晨，刚刚的惊骇会显露出完全的后果。

他们醒来时觉得很不自在。他们几乎立刻就记起了发生的一切。他们彼此躲避着。他们仔细聆听，在咳嗽和吐痰声、水龙头的流水声、持续的拖沓的脚步声、扇煤炉的声音、厕所抽水马桶尖锐的嘶嘶声中，他们想要分辨出图尔斯太太和奥华德的说话声和脚步声。但楼上一直很安静。后来他们得知奥华德那天很早就去多巴哥做为期一周的旅行。毕司沃斯先生的孩子们本能地想要立刻离开房子，想从房子逃离到学校和街上那别处的现实中去。

怒火压抑着毕司沃斯先生，但是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现在他甚至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耻辱，对整件事情感到耻辱。但是那种自从他听说奥华德要从英国回来时就折磨他的心神不安消失了。他发现忽视恐惧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他洗完澡之后就又觉得精神抖擞，甚至有些飘飘然。他也急切地想要离开这房子。离开的时候他禁不住同情不得不留在这房子的莎玛。

姐妹们如同受到了惩戒。她们没有惹麻烦，因此她们相信自己的权益是正当的；虽然她们听说了奥华德气愤的离去，她们都觉得丢脸和害怕，但是每个姐妹都相信自己对奥华德是特别的，每个人对莎玛都既谴责又退缩不前。

“那么，姨妈，”那个从前练柔术的苏妮蒂说，“我听说你要搬新房子了，好家伙。”

“是的，亲爱的。”莎玛说。

阿南德在学校开始为艾略特、毕加索、布拉克和夏加尔辩护。那个从前在阅读室里的《笨拙周报》和《插图版伦敦新闻》中夹上《苏联周报》的他，现在声称他不乐见共产主义。他的用词让人觉得古怪，但是因为欧洲和美国的杰出知识分子现在流行宣布脱离共产主义，阿南德的举动正好与此吻合，因此没有引起什么异议。

在被《特立尼达卫报》雇用后不久，毕司沃斯先生有一天深夜去市中心采访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中间有很多经常在海军广场睡觉。“那个难题，房子的问题。”他这样开始他的文章。虽然这些词被伯耐特先生删去了，毕司沃斯先生却喜欢这些词的韵律，始终不能忘怀。那天早晨这些词一直在他的脑子里鸣响；他小声地重复着哼唱它们；在办公室的周一例会上，他表现得异常活跃而且多话。会议结束后，他来到圣文森特街那间装饰着欢乐壁画的咖啡馆，坐在吧台边，等候着他认识的人们。

“我接到要我搬家的通知，伙计。”他说。

他轻描淡写地说，期待得到关心，但是对方也和他一样轻松。

“我看我也要和你一样到海军广场上去了。”《卫报》的一个记者说。

“我可真是糟透了。结了婚，拖着四个孩子，现在还没有地方住。你知道什么地方出租吗？”

“我要是知道的话，自己早就租了。”

“哈，啊，我看只有住广场了。”

“我看也是。”

咖啡馆就在报社、政府办公室和法院附近，常常有新闻记者和公务员光顾，另一些人在上法庭之前到咖啡馆来喝一杯，然后就走了，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月都不会再见，光顾的客人中还有法务官书记员和初级秘书，每天他们都在综合登记处的外间办公室里那光滑的桌子边追踪资产。

一个地产追查员说：“如果贝利还在的话，我会建议你去找贝利。你们都还记得贝利吗？

“贝利以前不但许诺帮他们找到房子，而且还说要免费帮他们搬家。所有的人都因为免费搬家而趋之若鹜——你知道黑人是怎样的——给贝利交了押金。等他集齐了相当的押金的时候，贝利决定终止这一愚蠢的许诺，跑到美国去了。

“但是听着。在他离开的前一天，贝利的计划暴露了。但是贝利也知道了，他要离开这件事被人发现了。于是第二天，当贝利的船等在港口时，贝利雇了一辆卡车，穿着他的卡其布工装，到所有给过他押金的人那儿转了一圈。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都忘记了之前的怒气。他们告诉贝利，他们已经叫了警察，他们说：‘但是，贝利，我们听说你今天要离开。’于是贝利说：‘我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听说的这鬼话。不是我要走，是你们要走。我来帮你们搬家。你们都收拾好了吗？’但是没有任何人收拾好行李，于是贝利大发脾气，说他们怎样浪费了他的时间，他就根本不应该答应帮他们搬家等等。他们便安抚他说，请他下午来，到时候他们就会收拾好准备搬家。于是贝利离开了，所有的人都收拾好行李等着贝利。他们到现在还在等他。”

哄堂大笑中，毕司沃斯先生却笑不出来。外边的天已经变黑。一道蓝色的闪电划过，传来雷声的轰鸣。摇上车窗开到他的管区去的想法不合适了。他已经喝了不少啤酒，酒精使他变得沉默而呆滞。他不想到乡村去，也不想留在咖啡馆里。但是大雨倾盆，打湿了人行道，不久雨水就在上面肆意横流，这一切都鼓动着他留下来，他坐在一个高凳上，心不在焉地、安静地喝着啤酒，凝视着墙上粗糙的风格明快的壁画，陷入阴郁之中。

有一只手拍在他的肩膀上，他回头看见一个高高的微黑的男人。他偶尔在圣文森特街上碰见过这个男人，知道他是法务官书记员。在过去的一两年里他们也算点头之交，但从来没有说过话。

“是真的吗？”那人问道。

毕司沃斯先生注意到此人的高大身材，注意到他语气中的关心，以及他虽然上了年纪却依然青春勃发的脸庞。“是的，伙计。”

“你真的收到了要你搬走的通知？”

毕司沃斯先生噘起嘴唇，低头凝视着自己的杯子，点了点头，算是回应他的同情。

“见鬼。你有多长时间？”

“通知。一个月，我想。”

“见鬼。你结婚了？有孩子吗？”

“四个孩子。”

“上帝！你没有试过找政府帮忙吗？你现在给政府工作，不是吗？难道他们没有什么房贷政策之类的吗？”

“那只是给有编制的职员。”

“就算中国全部的茶叶都是你的，你也租不到什么好房子。”那人说。他在毕司沃斯先生身边缓缓地晃着，把他和其他说话的人隔开，那些人有的已经开始在吧台或者桌子上吃饭。“其实干脆买座房子更简单。你在喝什么？啤酒？两瓶啤酒，小姐。见鬼，伙计。”

啤酒送来了。

“我懂的，”那人说，“我不久之前情况也和你一样。只有我的母亲。但就算是那样也够惨的，我可以告诉你。像害了大病一场似的。”

“生病？”

“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会忘记自己身体健康的样子。当你健康的时候也无法想象生病的情形。这和你每天下午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是同一种感觉。”

咖啡馆的灯光亮了。每个门口都站着沉默的人，望着外面的雨。黑乎乎的街上传来湿轮胎的哧哧声和雨点敲落的声音，淹没了刀叉在盘子上的刮擦声和人们的交谈声。

“我不知道。”那人说，“但是看看，你现在要做什么？”

“我应该到乡下去。但是现在这么大的雨……”

“你知道吗，你最好和我一起吃顿午饭。不，不是这里。”他环视着咖啡馆，毕司沃斯先生在他的眼神中看出他对别的谈话者的无动于衷的谴责。

他们来到外面，迅速冲过雨帘，从靠墙站着避雨的人们身边擦过。他们拐进一条小路，来到一家中餐馆肮脏的绿色大厅里。店里的椰子纤维做的垫子潮湿而乌黑，地板也是湿乎乎的。他们走上光秃秃的台阶，法务官书记员不停地碰见他熟识的人。他一面拍着毕司沃斯先生的肩膀，一面对他们所有的人说：“见鬼，这伙计得到要搬家的通知，但是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去。”人们看看毕司沃斯先生，发出同情的声音，毕司沃斯先生被啤酒、陌生的脸和别人对他突如其来的兴趣弄得糊里糊涂，显出一副相当悲惨的样子。

他们来到一间装着隔音板的小包间，法务官书记员点了饭菜。

“我不知道，”他说，“但是看吧。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母亲住在圣吉姆斯街上一栋两层楼里。但是现在她上了年纪，你知道……”

“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毕司沃斯先生说，惊讶地发现自己开始吃东西，“那个该死的医生不想开死亡证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长信……”

“见鬼，伙计。但是情况是这样的。老祖宗的心脏不怎么好。她不能做爬楼梯之类的事情。她的心脏会受不了的，你知道。”法务官书记员把手放在胸口，摇晃着肩膀，“现在我正好在缪克拉泊找到适合老祖宗住的房。问题是，除非有人买我现在的房子，否则我无法买那座房子。”

“所以你想让我买你的房子？”

“差不多。我可以帮助你而你也可以帮助我，还有老祖宗。”

“你是说，两层楼？”

“一切都很现代很便利，而且是空房，你马上就可以拥有产权。”

“我希望我有那么多钱，伙计。”

“你先看看再说。”

午饭结束之前毕司沃斯先生已经同意去看那套房子。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知道自己只有不到八百元，而且他无疑是在浪费自己和法务官书记员的时间。但是他出于礼貌而接受了。

“你将会帮我一个大忙，”法务官书记员说，“你将会帮老祖宗一个大忙。”

于是在瓢泼大雨之中，挡风玻璃上的雨刷时时被粘在车窗上，他们开车驶过圣文森特街，绕过海军广场，然后沿着莱特森大街——这条街上住的都是可靠的人家——穿过伍德伯里克来到西部大街，又经过警察局营房的阔地和车道，最后拐上锡金街。

车停在房子外面时仍然在下雨。一半是水泥的栏杆上覆盖着牵牛花的藤蔓，红色的小花在雨中低垂着，方形的水泥柱子中间延伸着铅水管。房子的高度，奶油色和灰色的墙壁，镶白框的门窗，白色勾缝的红色砖墙。毕司沃斯先生看见这些，立刻知道他买不起这样的房子。

从雨中冲到房子里时，他见到了法务官书记员的母亲，她并不像法务官书记员形容的那样老迈，倒是她彬彬有礼的举止让他颇为倾倒。毕司沃斯先生难以抗拒这样的想法，他的西装革履，他那辆普莱菲特，让他觉得自己在欺骗大众。在这里，在这座锡金街上的房子里，在他梦寐以求却无法得到的房子里，这欺骗更令他觉得痛楚。他试图同样温文尔雅地向法务官书记员的母亲致意；他试图不去想他那拥挤的房间和那八百元钱。他渐渐意识到喝下的啤酒在身上产生了效力，他慢慢地小心啜饮着茶，吸着烟。因为担忧直白地赞扬房子会显得失礼，他迟疑地打量着涂着涂料的墙壁，褪色的装着隔音板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些条状的木头被漆成巧克力色），以及看上去崭新的有磨砂玻璃的门窗（门窗是以白色的木头为框架，镶着白色的格子），打磨上光的地板，还有一套精巧的莫里斯家具。法务官书记员没有在意他只有八百元，坦诚而又信赖地邀请他看看楼上的房间。毕司沃斯先生迅速地打量了一圈，看见一间带着抽水马桶的浴室——豪华！——还有一个瓷洗脸盆，两间绿色墙壁的卧室，一个阳台，此时没有太阳也十分凉爽，楼下是篱笆上的牵牛花，他的普莱菲特就停在路上，有那么一刻他几乎把这房子当成是自己的，这想法是如此强烈，他必须立刻抑制住自己，他匆忙下楼了。

那个因为心脏问题而不能爬楼梯的老祖宗迎接了他，就像他刚远游回来似的。

他坐在一把莫里斯椅子上，又喝了一杯茶，抽了一根烟。

他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过价钱。毕司沃斯先生没法不去想贵得离谱的价格，这免去了他买房的麻烦和遗憾。他估计房子的价钱是八千元，九千元！房子离主干道很近，是开店的理想地段，而在雨中它又是如此安静！

“房子差不多值六千元。”法务官书记员说。

毕司沃斯先生抽着烟，没有说话。

老祖宗从厨房里出来，端着一盘蛋糕。法务官书记员坚持让毕司沃斯先生尝一块蛋糕。蛋糕是老祖宗自己亲自烘烤的。

毕司沃斯先生拿了一块蛋糕。老祖宗冲他微笑着，他回了一个微笑。

“咳，说实在的，我们都想尽快做成这笔买卖，所以就五千五百元吧。”

毕司沃斯先生曾经读过一个法国作家写的小说，小说描写一个女人工作了二十年，为了偿还她因为一串仿制的项链而背下的债务。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喜剧故事。借债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小说中有众多的“也许”和原该如此的遗憾，让它极为接近现实：希望之后的打击，岁月的流逝，生活的消逝，然后真相大白，一切辛劳都是白费的：“哦，我可怜的马蒂尔德！但是那挂项链是假的！”现在，坐在法务官书记员的莫里斯椅子上，毕司沃斯先生知道他快要被这样一笔债务捆住了，同样的打击，同样的辛苦：他再一次在夜晚失眠了，倾听着拥挤的房子里的鼾声，透过窗户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有探照灯安静地扫过。

“五千五百元再加上这套莫里斯家具。”法务官书记员轻笑了一声，“我一向听说印度人精于砍价，但是我到现在才知道他们是多么精明。”

老祖宗像刚才那样慈祥地微笑着。

“我得考虑一下。”

老祖宗微笑着。

在返回的路上，毕司沃斯先生决定强硬一点。

“你这么着急要卖房子，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找房屋中介呢？”

“我？我看你是没有在咖啡馆里听人说什么吧？那些中介不过是一群骗子，伙计。”

他觉得自己算是见了这座房子最后一面。那个时候，他还不知道，在他生命中最后的五年里，他将周而复始地开车沿着西大街行驶，穿过伍德伯里克到莱特森街和南码头，一切熟悉到了令人厌倦的地步。

当他一个人的时候，抑郁和恐慌再次袭击了他。但是他回到房子里时却装出一副自信且严厉的样子，大声对惊讶于他这么早就回家的莎玛说：“我今天没有去乡村，我去看了几家房产。”

他起初一直把纠缠他的头痛归因于紧张不安，但是现在头痛很明显是因为酒精，他平时白天喝酒时总会这样。他上楼回到房间里，换上背心短裤，想要阅读马可·奥勒留，却无法读进去，不久就睡着了。这让他的孩子们大吃一惊，他们奇怪在这样的危急时刻，他们每个人都惶惶不安，而父亲居然能在下午这样早的时候就呼呼大睡。

他去看房子仿佛是因为客人难却主人盛情。如果不是下雨，他可能会绕着小院子查看一圈，因而发现它愚蠢可笑的形状。他会看见屋檐上的隔音镶嵌板已经松脱了，附近的蝙蝠很容易就钻进去。他会看见房子后部露天的楼梯只有一个扶栏，仅仅被没有油漆的瓦楞铁皮覆盖着。他也不会被一楼后门厅悬垂的厚重窗帘营造的温馨所蒙骗。他会发现房子根本没有后门。如果他不是匆匆地从雨中冲进房子，他也许还会注意到路灯紧靠着房子外墙。他也应该知道，距离交通干道如此近的路灯会招引飞蛾之类的小虫子。但是他根本没有看见这些缺点。他只看见在大雨中一座温暖舒适的房子，打磨上光的地板，还有一个老太太在厨房里烘烤蛋糕。

如果不是被搅得心烦意乱，他可能会更直接地质疑法务官书记员急于卖房子的意图。但是事情发生得太快，太顺理成章。晚上刚发生了争吵，第二天下午就有人要卖一座房子给他。而还不到晚上时，他那无法筹集的五千五百元就有了转机。

“有人找你。”莎玛说。

他醒过来时懵懂地发现时间是傍晚。

“又一个申请贷款的穷人吗？”他虽然已经从《特立尼达卫报》辞职，但是他的名声已经传出去，穷人们仍然时不时找到他。

“我不知道。我看不像。”

他穿上衣服，忍受着嗡嗡作响的头痛，下楼到前楼梯脚下，他吃惊地发现来者是一个衣着整洁的黑人工匠，正站在台阶上等他。

“晚上好。”黑人说。他的口音透露出他不过是从周围那些小岛上来的非法移民。“我是为房子来的。我想要买房子。”

那一天每个人不是买房子就是卖房子。“那房子我还没有付钱哩。”毕司沃斯先生说。

“在矮山的房子吗？”

“哦，那个。那个。但是我不能卖。那地皮不是我的，我甚至没有付租金。”

“我知道。如果我买了房子，我要把房子拆掉运走。”他继续解释。他在派蒂德山谷买了一块地皮。他想要建造自己的房子，但是建材很稀少而且价钱昂贵，所以他想要买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不是为了买房子，而是要买房子的材料。他说他不准备讲价。他已经仔细地研究了房子，决定出价四百元。

当毕司沃斯先生回到那间床铺皱巴巴的、家具散乱、放着莎玛的梳妆台的房间时，他的口袋里装着二十张二十元的钞票。

“你不相信上帝，”他对阿南德说，“但是看看。”

在八百元和一千两百元之间有巨大的区别。八百元只是一小笔存款，而一千两百元则是一笔大数目。八百元和五千元之间的差距是难以想象的，而一千两百元和五千元之差则可以应付。

一周以前，毕司沃斯先生根本不会想到要买一栋五千元的房子。他想要买一栋价值三千元至三千五百元的房子，他从来没有找过任何超过四千元的房子。但是奇怪的是，在他放宽了眼界之后，居然没有想到要去看看其他价值五千元的房子。

他第二天就找到法务官书记员，付给他一百元定金，精明地要了一张盖戳的收据。

“我拿到这钱，马上就付我要买的那座房子的定金。”法务官书记员说，“等到老祖宗知道这个好消息，她一定高兴极了。”

莎玛得知一切的时候大哭起来。

“哈！”毕司沃斯先生说，“闹腾吧。生气吧。我看只有我们和你妈妈以及你那快乐的一大家子住在一起你才会高兴，嗯？”

“我什么也没想。你有钱，你想要买房子，我不需要考虑任何事情。”

就在这个时候，莎玛离开房间，碰见了苏妮蒂。苏妮蒂说：“我听说你现在发达了，买房子买地呀。”

“是的，孩子。”

“莎玛！”毕司沃斯先生叫道，“让那姑娘回去帮她那无能的丈夫照看他们在波可玛的羊群吧。”

羊群是毕司沃斯先生捏造出来的，每次都能让苏妮蒂恼羞成怒。“羊群！”她朝院子嚷嚷着，咬牙切齿，“哼，有的人至少还有羊群，不像有的人根本就一无是处！”

毕司沃斯先生只猜对了莎玛一半的动机。她知道他们搬出去的时候到了，但是她不希望这一切发生在争吵和受辱之后。她希望她和她母亲之间的隔膜能烟消云散，她认为毕司沃斯先生的举动太过仓促，也太过挑衅。

他一点一点透露了那些惊人的细节。

“五千五百元。”他说。

他达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

“哦，上帝！”莎玛说，“你疯了！你疯了！你在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块大磨石。”

“是一串项链。”

她的绝望让他心惊肉跳，但也让他更加固执，他通过折磨自己来折磨她。

“我们还在付汽车的贷款。而且你不知道你还能给政府工作多长时间。”

“你弟弟希望我立刻就被炒鱿鱼。告诉我，嗯，在你心底里是不是觉得我的工作毫无价值，嗯？在你心底里你就是这样想的。嗯？”

“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想的话。”她哭着说，然后下楼到厨房去了，楼下聚集着学习的人和姐妹们，还有已经出嫁的外甥女们，她们在光线微弱的苍蝇乱飞的灯泡下交谈，做活计。她的周围安全了；但是当不幸降临的时候，她只有独自一人承受。

她又回到楼上的房间里。

“你哪来的钱呢？”

“你不用操心这个。”

“如果你想要挥霍钱财，我很愿意帮你。明天我就去德·里玛的店里买那个你一直说要买给我的胸针。”

他哧哧地笑起来。

但是她一离开房间，他就陷入恐慌之中。他离开房子，围绕着草原散步，沿着宽阔安静的种植着青草的圣克莱尔街道散步，街上没有关门的房子中闪着柔和的灯光，看得见富裕安静的家庭内部。

他已然孤注一掷，就再没有勇气回头，却有相当的力量继续前进。他为莎玛的不快所鼓舞，同时又因为孩子们的欢欣雀跃增强了信心。他避免质疑自己；他担心奥华德会回来，越发担心自己可能不配拥有法务官书记员和那老祖宗的房子。她烘烤了蛋糕，还如此优雅地招待了他。

在这种焦虑的驱使下，他星期四下午开车到阿扎德家里，一看见塔拉就告诉她，他要来借四千元买一栋房子。她没有异样的表现，她说她很高兴他终于可以摆脱图尔斯家族了。这时候阿扎德走进来，用帽子扇着风，毕司沃斯先生也同样坦率地表明来意，阿扎德只把这看成一笔小交易。他借债四千五百元，利息是百分之八，五年之后还清。

毕司沃斯先生留下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始终谈笑风生、直言不讳。当他开车离开阿扎德家的时候，他的心渐渐冷下来，他明白自己不但背负了债务，还欺骗了别人。阿扎德不知道他的车款还没有付清，也不知道他还不算正式的公务员。他欠的债务也不可能在五年之内还清，单单利息就是每月三十元。

但是他不是没有机会反悔，比如他们星期五傍晚去看房子的时候。

他急于表现自己配得上拥有那房子，他坚持让孩子们换上最好的衣服，要求莎玛在他们到了那里时尽可能不要多嘴。

“不要带我去。不要带我去，”莎玛说，“我是你的耻辱，我会让你在你那高贵显赫的卖主面前丢脸的。”

她一路上都这样喋喋不休，就在他们刚刚拐进锡金街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失去了耐性：“没错。你当然让我觉得丢人。你就留下和你那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吧，不要烦我。我不想让你和我一起去。”

她愕然。但是已经没有时间平息他们的争吵了。他们已经来到锡金街。他开车经过房子，把车停在离房子有一段距离的地方，他对孩子们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和他一起去，或者就和他们的妈妈留下来，然后继续与图尔斯一家住在一起。他甩上车门走了。孩子们下车跟着他。

于是在他们买下房子之前，莎玛就只在那辆普莱菲特经过房子的时候看过一眼。她看见水泥墙壁被街灯的灯光点染着柔和的光彩，隔壁的树木投下浪漫的影子。她有可能注意到那拙劣的楼梯，那危险的弯曲的横梁，那根本不能算完工的窗格和房子的木构件，她也有可能注意到房子没有后门，还有无数虽然微小但是重要的装饰，但是她只能坐在车里，被怒火和恐惧折磨。

孩子们摆出最为得体的举止和老祖宗交谈，她对他们曲意奉承，让他们非常受用。他们看见打磨上光的地板、富丽堂皇的窗帘、装着隔音板的天花板，以及那套莫里斯家具，他们不需要再看更多了。他们喝着茶，吃着蛋糕。毕司沃斯先生对孩子如此得体的表现不无得意，他和法务官书记员一起抽烟喝威士忌。当他们上楼的时候，法务官书记员在前面带路。楼梯很黑。他们没有注意到楼梯上没有灯，黑暗遮盖了房子粗劣的建构。他们已经习惯了凑合、老式的房子，他们为眼前的一切神魂颠倒。因为自己是客人，他们没有停下来询问问题。当他们来到楼上时，又完全被浴室，被绿色墙壁的卧室，被阳台和转播收音机吸引了。

“收音机！”他们喊起来。他们已经忘记拥有收音机的感觉了。

“如果你们想要，我就把它留给你们。”法务官书记员说，就好像他还要帮缴收听费一样。

“嗯，你们喜欢吗？”当他们离开的时候毕司沃斯先生问。

毫无疑问，他们是喜欢。房子是这样新、干净、现代和精美。他们急于让莎玛也喜欢上这座房子，想要她亲眼看看它。但是面对毕司沃斯先生的得意和兴高采烈，莎玛很坚决。她说她不想让毕司沃斯先生和他的孩子们丢脸。

整个星期图尔斯太太都在生病，但却相当平静。奥华德回来以后，她变得十分脆弱。她大部分时间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要人用头发香水浸透她的头发，倾听着奥华德的脚步声。她为了赢得他的心，开始讲述他的孩提时代和梵学家图尔斯的故事。她既不辱骂，也不生气，但是泪水泉涌似的从她的深色眼镜下面流出来，她编造一长串忘恩负义、不讲道义和被人疏忽的故事。她的女儿们都来倾听她的絮叨。她们毕恭毕敬地显出悔恨的样子，面对奥华德的沉默，她们个个都神情严肃、举止小心。她们讲印地语，她们不轻视自己，她们想表现出受到冒犯的样子。但是奥华德却没有什么表示。他没有透露他在多巴哥的遭遇。于是姐妹们就把矛头转向莎玛，无声地谴责她。奥华德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家里。他更多和他医院的同事们在一起，那是社会缔造的一个新阶层。他到南部沙克哈的家里去。他在印度俱乐部打网球。他突然闭口不谈革命，几乎就像开始谈起时那样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