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一个月,我像一般人一样,持着谨慎的态度开始我在狱中的生活。这是我最初的监狱生活,在我的想象中留下了深刻而生动的印象。往后的岁月里,一切都被混杂在一起,闪现在我记忆中的反而黯淡得多。有些记忆显然已被时光抹去,彼此融合,留下了一个典型的印象:沉重,单调,令人窒息。
但是,我在监狱中最初几天里经历的记忆却幸存了下来,就像是昨日才发生的一样。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我记得很清楚,在这种生活中跨出第一步时,让我吃惊的是,我似乎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不寻常的,或者不如说,意外的情况。这一切仿佛似曾相识。当我在前往西伯利亚的途中,我就试图猜测过我的命运。但很快地,无数最奇怪的意外发生,最可怕的事实开始了,屡屡阻挡我的每一步路。直到后来,在监狱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完全理解了,在这样的生活中,存在着一切意外和不可预测之事,这使我感到更加惊讶。我得承认,这种惊讶在我整段牢狱生活中一直伴随着我,我从来无法接受它们的存在。
刚入狱时,它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最恶心的。但奇怪得很,尽管如此,我仍然感到监狱里的生活要比我在来的途中所想象的要更容易些。虽然戴着脚镣,但囚犯们可以在监狱里自由地行走,骂骂脏话,唱唱歌,为自己做些工作,抽烟斗,甚至喝酒(虽然喝酒的人很少),晚上有些人打牌聚赌。大部分的工作对我而言并不那么辛苦。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种劳役的辛苦不在于真的有多么困难,也不在于它不间断的连续性,而在于它是强制性的,是在棍棒下被逼着做的。一个人在监狱外面也许做的工作更多、更辛苦,有时甚至要在夜间工作,尤其像在夏天,农民是很辛苦的,但他的工作是为了自己,有一个忠于自我的目标,比一名囚犯被迫做对其完全无用的工作,他会感到要轻松得多。有一次我在想,如果想要完全粉碎、摧毁一个人,对他处以最严厉的惩罚,使最冷血的凶手也会不寒而栗的惩罚,就是逼迫他去做全然无用、甚至荒谬的工作。现在监狱里的苦工对于囚犯来说也许是乏味无趣的,但这些工作是有用的、合理的。要求囚犯制砖、挖土、抹灰、建筑,所有的工作都有其意义和目的。囚犯有时甚至乐意去做,希望做得更熟练、做得更好。但是,如果你强迫他把水从一个桶里倒进另一个桶里,然后再倒回去;或者强迫他用磅秤量沙土,在地上堆了一堆,然后把沙土推到另一处,这样来来回回地折腾,我相信这个犯人几天后就会把自己绞死,或者宁愿犯下千宗罪项,但求一死,以解脱这种屈辱、羞耻和痛苦。显然,这样的惩罚是一种折磨、一种恶毒的报复,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不会达到任何合理的目的。这样的折磨是不理性的,是不会有正常的后果的。在屈辱和羞耻下强迫劳动,这种劳役要比自由的工作痛苦得多。这正是因为它是强制性的。
不过,我进监狱的时候是冬季,十二月份,仍然不知道夏天“艰辛五倍”的工作是什么样的境况。冬季狱方分配的工作不多,囚犯们到额尔齐斯河上去拆卸官方的旧船、到工厂里做工、给官家楼房铲除暴风雪带来的积雪、烧融搅和雪花石膏等等。冬季日短,工作很早就结束了,囚犯们回到监狱里,在房里他们几乎无事可做,除了少部分人仅有的一些私人事业。囚犯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自己的业余工作,而其余的人只是虚耗光阴,在监狱中到处游荡,彼此钩心斗角,互相打骂,那些有点钱的喝得酩酊大醉,或者就去赌博,输得精光,最后把自己的衬衣也输掉了。这一切都是因为生活无聊,无所事事,没有什么值得做的。后来,我意识到,在这个没有法律、没有自由的监狱里,除了监禁,除了强迫劳动,还有一项也许是最痛苦的,几乎是比其他一切都要折磨人的苦刑。那就是——被迫居住在一起。当然,到处都有同居。但在监狱里,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监狱中的某些人,我相信,每一个犯人都会感到这种难言的痛苦,当然,大多数是在不知不觉中感觉到的。
监狱中的食物我觉得还过得去。有些囚犯甚至声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囚犯营里的食物跟这里是没法比的。这我就无法判断了,我没有到过那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被准许采购自己喜欢的食物。夏季时,新鲜的牛肉一斤只要三个戈比。但只有那些有钱的囚犯才能享受奢侈,吃自己想吃的东西。大多数囚犯对监狱里的食物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当囚犯们想吹嘘他们的食物时,想到的只有面包,我们的份额是按每间房间分的,而不是按照人头或者重量来分的。最后那种按重量的分法会把他们吓坏的。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他们当中至少三分之一的人是会经常挨饿的。而按现在这种分法,每个人都能满意。我们的面包特别好吃,而且还是在城里小有名气的面包。这应归功于我们监狱里那个烤炉造得好。至于菜汤,看起来则真让人倒胃口,他们在一个大锅里把菜煮熟,然后加入一点点面粉和油,特别是在平日,汤又稀又清,喝起来淡而无味,汤里竟然还有很多蟑螂,这真使我作呕。但是那些囚犯却熟视无睹,毫不介意。
最初的三天,我没有去做工,新来的人都会给予几天休息时间,让他们恢复一下旅途的疲劳。第二天,我必须到监狱外面,为了去钉上脚镣。因为我的铁镣不符合规定,是用铁环连在一起的,会发出清晰的响声,我是听其他囚犯们这么说的。我要把铁镣戴在衣服的外面,而其他囚犯戴的铁镣不是用铁环连在一起的。那是由四根像手指一样粗的铁条用三个环圈联结起来的。他们应该穿在裤子里面。中间的环圈又用皮条连接到腰带上,腰带再系在衬衫上。这种铁杆脚镣是为了方便工作用的。
我记得我在监狱里的第一天早上,大门口的警卫室里鼓声响起,十分钟以后,中士警卫开始打开牢房的大门。囚犯们一个个苏醒了。在昏暗的牛油蜡烛烛光下,囚犯们在寒冷中颤抖着,缓缓从铺板上起身。大多数人沉默忧郁,伸着懒腰,打着哈欠,皱着烙有印记的额头。有些人画着十字,其他人开始讲些废话。冬季新鲜的空气随着大门打开而灌了进来,团团雾气在牢房里升起。囚犯在水桶边相互推挤,争着舀起水来漱口,并顺便用漱口水洗脸。水桶是前一晚由特别指定打扫监狱的囚犯准备好的。每间牢房都有一个这样的囚犯,被称为“水桶管理员”,他们不必出去工作,他们的职责包括检查、保持牢房的清洁,洗涤和刮去床铺和地板上的污秽,装满两桶干净的水——早上用来洗脸洗手,其他时间用作饮用水。那天早上为了抢一个舀水罐,囚犯们争吵了起来。
“你要钻到哪里去,烂额头!”一个阴沉的高个子囚犯抱怨着。他又瘦又干瘪,脸色黯淡,胡子倒刮得很干净,整颗头上布满了奇怪的瘤。他推开一个矮矮胖胖,看来活力十足、脸色红润的囚犯,“等一等!”
“你喊什么?叫人家等一等是要付钱的!你自己滚开!简直就像一块纪念碑,我的兄弟们,他身上一点活力也没有。”
“活力”这个词引起一些效果。许多人笑了起来。这正是这个快乐的胖子所需要的。显然他在监狱里自愿充当一个小丑。那个高个子囚犯眼里充满了鄙视的目光看着他。
“丑母牛!”他似乎在自言自语,“看,监狱里的白面包把他喂成这样!小心点,奇斯佳科夫!开斋时要杀十二头小猪呢,看你高兴成那样。”
胖子被激怒了。
“你是什么东西?你究竟像只什么样的鸟?”他涨红着脸,猛地喊了一声。
“你说对了,我就是一只鸟!”
“什么鸟?”
“就是这样的鸟。”
“那是怎样的?”
“一句话,就是这样。”
“什么样?”
两人怒目相视。胖子等待着回答,捏紧了拳头,仿佛随时准备要开打。我真的以为他们会打起来。这对我来说真的很新鲜,我好奇地观望着。后来我了解到,这些场景非常天真,像在演一出喜剧一样,但几乎从来没有人动手。这一切像恶作剧般的举动是很常见的,它让我知道了囚犯们的道德素质程度。
那个高个子囚犯静静地、严肃地站在那里。他知道大家都在看他,在等待他的回答,看他是否会反驳,看看他是否会丢了面子。他必须要证明他是一只真正的鸟,而且要显示出他是一只什么样的鸟。他带着不可言喻的蔑视,眯起眼睛盯着他的对手,为了对胖子造成最大的伤害,他从肩头自上到下看着对方,好像在看一只臭虫,同时慢慢地,清晰地说:
“卡根!”[6]
意思说他是卡根鸟!囚犯们爆发出一阵轰天大笑,对这位囚犯的机智表示赞赏。
“你这个无赖,不要听他的!”胖子大吼起来,感到他彻底失败了,极其愤怒。
但争吵变得严肃起来,大家立即对他们两个进行围剿。
“你们在吵什么!”他们在牢房里尖声叫着。
“是啊,你们见鬼去吧!比什么嗓子?用拳头打!”有人在角落里喊道。
“是啊,你走啦?他们打起来了!”另一位应答着。“我们这里都是勇于挑战的好汉,一对七也不怕……”
“是的,都是好样的!一个是为了一磅面包进了监狱,另一个是偷了一个牛奶壶。他从一个女人那里偷了一壶优酪乳挨了鞭子。”
“好,好,好!够了!安静!”一名维持秩序的伤残退伍军人在自己角落边的床上叫嚷着。
“拿水来,伙计们!涅瓦利特·彼得罗维奇醒了!给涅瓦利特·彼得罗维奇,亲爱的兄弟倒水!他刚醒。”
“你的兄弟?……我是你的兄弟吗?我们有没有花一个卢布在一起喝过酒?谁是你的兄弟!”老兵嘟囔着,把手臂伸进自己外套的袖子里……
时间已是黎明,准备点名了,厨房里挤满一大群人,挤得水泄不通。囚犯们穿着羊皮大衣、戴着帽子,挨在放面包的桌边。一名厨师正在切面包。每一间厨房有两名厨师,都是由囚犯自己选出来的。他们还负责保存切面包和牛肉的刀子,每间厨房只有一把。
囚犯们一组一组地围在桌子旁和角落里,他们已穿戴好帽子、羊皮大衣和束带,准备工作了。有些人前面放着盛了克瓦斯[7]的木杯,他们把面包撕碎浸泡在里面边吃边喝,发出的噪音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有些明智的囚犯悄悄地在角落交谈着。
“安东诺维奇神父,在吃面包和盐呐?早安!”一名年轻的囚犯坐在一个皱着眉的没牙老人旁边说道。
“嗯,你好,如果你不是在开玩笑的话。”老人视线抬也没抬地说,他一面试图用没牙的牙龈啃面包。
“但是安东诺维奇,我以为你死了,真的。”
“不,你先死,我随后……”
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我右边的两名囚犯,显然都想保持自己的尊严。
“我想我不会被人偷的,”其中一个说,“我的朋友,我更怕我偷我自己的。”
“嗯,是的,不要用你的脏手来摸我口袋,你会引火焚身的。”
“但是,你又会烧伤什么呢!我们都是一样的囚犯,我们没有其他的称呼……她会把你的东西都偷光的,甚至不会向你鞠个躬,说声谢谢。在这里,我的兄弟,我最后的一分钱都是这样花完的。想一想,几天前她还在这里。我们能去哪里?我去求刽子手费奇卡,让我们到希欧多尔的房子里去吗?他已经在郊区从一个叫所罗门的,那个下贱的犹太人那里买下了那间房子。那个犹太人后来上吊自杀了……”
“我知道他。三年前他在我们那里卖过酒,绰号叫格里士卡,一个黑暗的小酒馆。”
“我知道。”
“可是你不知道,这是另一家黑酒店。”
“怎么会是另一家呢!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会尽可能给你带来够多的证人……”
“噢,你会带他们来!你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是谁?我当然知道,我在这里还揍过你,我也没有夸过口!你不要在这里吹牛,否则……”
“你打过我?要打我的那个人还没有出生呢!打过我的人现在都躺在地底下!”
“你这个瘟神流氓!”
“西伯利亚的麻风病会把你吞食掉的,你烂去吧!”
“当心!土耳其军刀会把你的狗头砍掉的!”
他们互相对骂起来。咒骂声像雨点一样密集。
“好了,好了,好了!要打起来了!”四周的囚犯呼喊起来。“不知道在外面如何生活,倒高兴到这里来吃面包……”
他们很快就被大家隔离开来。让他们用舌头打架,越多越好,这是允许的。这对大家来说是一种乐趣和消遣。但是不能拳脚相向,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拳打脚踢。一旦发生斗殴,就得报告少校典狱长。少校就会派人调查,或者亲自跑来。总之,那样就一切都坏了。因此,动手打架是不允许的。即使是吵架双方的诅咒也是为了更多的乐趣,作为辞令练习。他们经常欺骗自己,一开始他们激动起来,凶狠得不可开交……你以为他们马上会揪打起来,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他们的争吵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立即收场。第一次确实使我感到很惊讶。我把这里囚犯之间最常见的谈话列举出来是有目的的。我无法想象人们能用互相侮辱的方式来寻求愉悦,寻找娱乐!
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满足虚荣心。一个辩论家知道如何艺术性地侮辱人还能被大家尊重。只差那么一点点,他就会像一个演员那样接受大家的掌声。
即使在昨天晚上,我就注意到,有人一直在斜着眼看我。
我捕捉到几双阴暗的眼神。有几个囚犯围在我身边,可能他们怀疑我带了钱来。其他犯人一走,他们立即开始摇头摆尾,拍马奉承,教我怎么穿那副新的铁杆脚镣,他们给我弄了个带锁的小箱,这当然是我花钱买的。我把监狱发的东西和自己带来的几件内衣锁在箱里。可是第二天,他们就把我箱里的东西全偷走了,拿去换了酒喝个烂醉。后来,他们其中一个成了我的好朋友,但只要有机会,他就会不停地掠夺我的东西。他这么做几乎不感到尴尬,完全是无意识地,仿佛这是他的一种责任。因此你对他生气也是没用的。
顺带一提,这些囚犯告诉我可以买一把茶壶,自己煮茶喝。这是个不坏的主意,他们租了一个茶壶给我。同时,他们推荐一个人帮我做饭,一个月三十戈比,如果我希望能吃到合自己口味的饭菜,他会根据我的需要帮我做饭……当然,他们也向我借了钱,我到达监狱的那天,他们就向我问过三次。
在监狱里,对于前贵族,囚犯们都抱着一种阴暗、无情的心理。
尽管事实上,贵族已经被剥夺了他们所有的财产和权利,与其余的犯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其他囚犯永远不会承认他们是朋友。这样做甚至不是因为有意识的偏见,但却是坦诚的,是不知不觉的潜意识。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永远是绅士,尽管他们客气地嘲笑着我们的堕落:
“啊,现在一切都已完了,等着吧!有时彼得可以一路冲到莫斯科去,现在彼得只能去搓麻绳了。”
他们的快乐是建筑在我们的痛苦之上,我们尽量不让痛苦之情流露出来,特别是我们第一次动手工作。我们没有足够的权力,而且,我们也不能帮助他们什么。要取得普通老百姓(尤其是这些人)的信任,想得到他们的爱是很困难的,没有什么事比这更难了。
整座监狱里只有少数几位贵族。首先,是五个波兰贵族。我会进一步详细谈到他们。囚犯们不喜欢波兰贵族甚于流亡的俄罗斯贵族。波兰人(我说的只是政治犯)对待他们很拘谨,不知道出自什么原因,礼貌得令人感到不舒服,但几乎不和他们说话,毫不掩饰对他们的厌恶。囚犯们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也用同样的态度回应他们。
我在监狱里不得不花费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获得一些囚犯的善意对待。但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终于喜欢我,认为我是一个“好”人。
俄国贵族除了我以外,还有四个。甚至在到达监狱之前,我就听说其中的一个人是个卑鄙下流的家伙,极其腐败,还充当了密探和线人。因此从第一天起,我就拒绝与他有任何来往。第二个是个弑父者,我已经在这个记事中讲过了。第三个叫阿基姆·阿基米奇,我很少见过像阿基姆·阿基米奇这样的怪人。他的形象始终清晰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中。他又高又瘦,缺乏主见,无知得可怕,喜欢争论,讲究细节,像一个德国人一样。囚犯们都笑他,但他们怕和他打交道,全因他那吹毛求疵、苛刻、胡闹的性格。他一进监狱,就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大骂起来,甚至打他们。非常惊人的是,只要哪里有不公正的事情存在,不管是否和他有关,他都会立即介入。他极其天真。比如说,他有时和囚犯吵架,骂他们是小偷,但又认真地劝说他们不要再犯。他曾在高加索任中尉。我初到的第一天就和他成了朋友,他很快地就把自己的事情都告诉我。他最初是高加索步兵团里的一个军校学生,熬了一段时间后晋升为准陆军中尉,被派往山区的一个要塞担任指挥官。邻近部落的一个酋长放火烧了他的城堡,夜袭他的要塞,但没有成功。阿基姆·阿基米奇很狡猾,装作不知道是谁袭击了要塞,把责任全部推给那些在山区游荡的暴民身上。一个月后,阿基姆·阿基米奇邀请酋长作为朋友前来参观要塞。酋长骑马来到要塞,丝毫没有起疑。阿基姆·阿基米奇集合了队伍,当众宣布酋长谋反的罪行,他断定酋长引燃堡垒是可耻的,接着宣读了非常详细的说明,解释作为一个部落酋长的职责。最后,在长篇演说结束后枪毙了他,并立即将细节呈报上司。为了这件事他竟然遭到审判,并且被判处死刑,但之后又减轻了判决,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在监狱里服十二年的二等徒刑。他充分意识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并告诉我他自己承认这件事做得不合法。在行刑队枪毙酋长前他就知道了,酋长作为文职官员应该送交民事法庭审判,而不是在军事法庭里受审。但是,尽管如此,尽管他知道这一点,他似乎一点也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
“愿上帝保佑!毕竟,他烧了我的要塞。我该怎么办?我要向他鞠躬表示感谢吗?”当我表示反对他当时的做法时,他这样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