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到监狱三天以后，才有人叫我去上工。上工的第一天令我非常难忘，虽然这一天内我并没有发现什么非比寻常的事情，但至少已经包括了我作为一名囚犯所会遇到的，与外头的生活相异的经验。而且，这也是我对监狱最初的印象之一。我依然贪婪地观察这里的一切。我的心情非常难受，煎熬地度过了最初的三天。每一分钟里我都重复地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人生流浪旅程中的一个终点了——我在监狱里了！”

我又对自己说：“这是我多年来旅行的一个码头，这是我的一个角落，落到这里来是难以置信、非常痛苦的……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很多年后，当我离开这里的时候，我甚至还会感到怀念呢！……”我这样说，就好似在刺激自己的伤口，想感受到它的疼痛。仿佛对一个充满着痛苦和不幸的头脑，有时重新检视伤口也是一种真正的乐趣。离开这个地方最终会遗憾！这个想法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令我感到很恐怖。我那时就已预感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下安住下去，这是多么怪异的想法啊？但那个时刻尚未到来，现在我身边所有的人对我都是怀着敌意……虽然也许他们不全是如此，但我此刻的感觉似乎是如此的。我的新同伴们用那种野蛮的好奇目光凝视着我，他们对待突然出现在他们之间这个新来的贵族那种日益增强的严厉态度，有时几乎达到了仇恨的地步——这一切都在折磨着我，我自己都希望能尽快地去做工，只是为了快点弄清楚，我所有这些痛苦和不幸会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便开始像这里所有的人一样地生活，尽快走上和大家一样的生活轨道。

当然，我那时并没有注意到，也没有从我鼻子底下的那种普遍的敌对情绪中，厘清来自他人向我表示的同情。然而在这三天里，我见到的一些和蔼可亲、性格温和的人，使我强烈地受到鼓舞。阿基姆·阿基米奇待我比对其他人都更亲切、友好。很快地，我也从那些忧郁和仇恨的人群中，注意到了几张善良温和的脸庞。“到处有坏人，但是即使在最坏的人当中，也会有些好的，”我急着这样安慰自己，“谁知道呢？这些人，也许并不比监狱外的那些自由人坏到哪里去。”我这样想着，但马上又对这样的想法摇头。可是，我的上帝！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种想法有多真实就好了！

例如，有一名囚犯叫苏士洛夫。虽然在我被监禁期间，他一直在我周遭艰苦地做着苦工，但是很久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他。我现在一想到罪犯不比其他人更坏的时候，就会立即不由自主地回忆起他。他就像是我的一个“仆人”。他和我的另一个“仆人”约瑟夫，都是阿基姆·阿基米奇从第一天起就推荐给我的。假如我吃不惯官方的伙食，又有钱支付自己的伙食的话，每个月付三十戈比，他就会每天为我做一道特殊的菜。约瑟夫是囚犯们自己提名选择的。是我们两间厨房里的四个厨师之一。然而，他们接受或不接受这样的选择，完全由他们自己决定，即使你今天接受了，明天也可以马上辞去。厨师的工作非常好，不需要外出做苦工，他们的工作就是烤面包和煮菜汤。没有人称呼他们厨师，而是把他们叫作“女厨”。但是，这种称呼丝毫没有蔑视的意思，而是认为他们很可爱，特别是因为被选进厨房的人都很诚实聪明，因此，对这种可爱的玩笑，我们的厨师也并没有感受到是种侮辱。

约瑟夫一连几年几乎都被选上，但有时在他心情忧郁，或正好要想干私运酒勾当的时候，他也会拒绝。尽管他是犯了走私罪入狱的，他却是一个难得诚实和谦逊的人。这就是我先前已经提过的走私犯，一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但他生性怯懦，尤其害怕鞭笞。他性情安静温和，从来没有和人争吵过。尽管他怯懦，但却嗜好走私，抑制不住贩酒的热情。他和其他厨师一样贩酒，但肯定没有格辛那样的规模，他没有承担太大风险的勇气。约瑟夫和我始终相处得很好。另备伙食，自己买肉吃，并不需要很多的钱。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一个月只要花上一个卢布就够了，面包不算在内，那是监狱里供应的。菜汤也是监狱供应的。有时候我感到很饿，虽然我厌恶那菜汤的味道，但还是得喝，我还是得填饱我的肚子。慢慢地，那种厌恶感也就随着时间消失了。我平时总要买一块牛肉，一天半公斤。冬季，我们这里的牛肉非常便宜，半公斤只需两个戈比。

负责监督牢房秩序的残疾士兵总是自愿、好心地每天到市场上为囚犯购物。他们不收取任何费用，除了有时送给他们一些小小的礼物。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自己心态的平和。否则如果他们拒绝的话，他们在监狱里就没有安生的日子。因此，他们为囚犯走私烟草、茶砖、牛肉、面包等等除了酒以外的一切物品。没有人请他们买酒回来，虽然有时也会请他们喝上一口。

一连几年约瑟夫都替我做同一道烤牛肉。他烤得味道怎样则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在整整这几年内，约瑟夫若能和我勉强说上几句话就算不错了。很多时候，我试图和他攀谈，但不知为何，他无法延续我们之间的对话，有时只是笑笑，或者回答“是”或“否”就结束了。他是个海克力斯[13]，但他的智力只像个七岁小孩。看着他，有种奇怪的感觉。

除了约瑟夫，苏士洛夫也是那些给过我帮助的人之一。我没有要求他做些什么，也没有找过他。不知什么原因，他自己找到了我，和我搭上线，我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不记得是怎样开始的。他主要是为我洗衣服。牢房后面有个大坑，囚犯们就在大坑周围的木桶里洗自己的衣服。此外，苏士洛夫还找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来为我服务。他为我煮茶，到处跑腿为我办不同的事，为我找到各种东西，为我修补外套，每个月帮我擦四次靴子，所有的杂务都做得很勤快，无可挑剔，仿佛上帝知道他是负责任的——事实上，他把自己的命运和我联系起来了，把我的事情都等同于自己的一样。例如，他从来没有说过：“你有这么多的衬衫、你的外套破了”，而是说：“我们有这么多的衬衫、我们的外套破了。”他从来不直视我的眼睛，似乎为我做这些事是他生活的主要目的。他没有任何手艺，从我这里赚取一点钱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我尽我所能给他，即使很微薄，他始终很高兴。如果他不做我的仆人，他就会无所适从。他选择我，是因为我比其他人更友善，付钱的时候更诚实、公平。他是那种永远不会致富，从来不知道该如何改善自己地位的人。他们受雇在寒冷的厅里彻夜为赌徒把风，倾听着院子里的每一个声响，一个晚上只拿到五个银戈比，如果哪天晚上监狱里有夜巡，他们就什么都得不到了。事实上，他们是用自己的背来换取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前面我已经形容过他们。这些人有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几乎在所有人面前，始终丧失了自己的个性。在日常事务中，他们发挥的作用不是二等就是三等的。这一切全都出自于他们的天性。苏士洛夫是个很可怜的家伙，相当温顺、驯服，甚至看起来像一直受到压抑，虽然这里没有人会压迫他，但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人。对我来说，不知什么原因，我总觉得他很可怜。我甚至一看到他就禁不住会有这种怜悯的感觉。究竟是为了什么？遗憾的是我自己也答不上来。我也无法与他交谈，他根本不知道如何说话应对，对他来说，谈话显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有在谈话结束时，请他做什么事或者请他去哪里跑一趟，才会使他兴奋起来。他长得不高也不矮，他的人品既不好也不坏，不愚蠢也不聪明，不年轻也不老，脸上有一点雀斑，一头金发。反正很难用言语来形容这个人。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猜测，我感到他是属于希洛特金那伙人的，他完全被他们控制着，不求任何回报。囚犯们有时取笑他，主要是因为他在来西伯利亚的途中，为了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与别人交换位置。就是因为这个小小的代价，他出卖了自己，因此被囚犯们取笑。所谓的换位，就是和其他人换了姓名，因此，也等于与他人换了自己的命运。听起来好像是个奇怪的笑话，但这是个事实，我在被送往西伯利亚的途中，这种事情在囚犯之中形成某种秘密的传统，并且存在着某些已知的交换形式。一开始我不相信还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可是后来却不得不相信了。

这种交换是如下所叙完成的：例如，有一批囚犯将被押送到西伯利亚。他们当中有各种各样的犯人，有的去服苦役，有的去工厂，有的只是被流放，这些人同行上路。途中，不管他们到了什么地方，比如到了彼尔姆地区，这些流亡者中有些人希望和其他人交换位置。例如，一个叫米哈伊洛夫的人，他犯了谋杀罪或者其他重罪，但不愿意去服多年的苦役。他很狡猾也很有经验，他知道怎么解决。他在同行的人之中寻找那些头脑简单、容易上当、只被判了较轻刑罚的人。那些人也许只是被送往工厂短期工作，或者只是被流放，亦或只是被判了短期的苦役。最后他找到了像苏士洛夫这样的人，一个前农奴，现在被发送流放。他已经走了一千五百多俄里[14]路，当然，他身无分文，因为一直以来苏士洛夫甚至连一个戈比也没有。他已经走得筋疲力尽，非常累了，吃的是官方定量的配粮，吃不好也吃不饱。穿的是囚服，期待为他人服务以换取几个可怜的铜戈比。米哈伊洛夫开始和他攀谈，甚至成了很好的朋友，终于，在某个递押站，米哈伊洛夫把他灌醉了，然后趁机问他想不想“交换”。

“我，米哈伊洛夫，”他这样说道，“被判了所谓的苦刑，但是不用真的去服苦役，而是被送到一个‘特科’单位。虽然也是做苦工，但那是一种特殊的、比较好的待遇。”

在“特科”被取消前，即使在官厅里，甚至在圣彼得堡的官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殊单位，位在西伯利亚的偏远角落，而且关押的人也不多，我在那里的时候还不到七十个人，所以很难探听到它的情况。我以后遇到在西伯利亚服过役的人，他们还是第一次从我这里听到所谓“特科”的存在。在《法令全书》中，关于这个机构只有短短六行字说明：“在监狱中设置一个特别部门，关押那些最重大的罪犯，直至在西伯利亚设置专门的重刑苦役监狱时为止。”甚至囚犯们自己都不知道有“特科”存在。它是永远存在的还是有时效的？法令中没有规定截止日期，只是说直到设置重刑苦役监狱时终止。因此，毫不奇怪，即使“走遍所有的监狱”，不仅苏士洛夫和其他的囚犯不知道，就连米哈伊洛夫自己也不清楚“特科”这个特别单位的概念，米哈伊洛夫只是根据他罪行的严重程度，而且为此他已经跋涉了三四千俄里这一点，才猜到了“特科”这两个字的涵意。因此，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地方。而苏士洛夫只是被发配流放，这总是要好得多了吧？“你愿不愿意交换呢？”苏士洛夫喝醉了，头脑简单，对于抚摸着他手的米哈伊洛夫充满感激之情，因此不敢一口拒绝。而且，他在囚犯队伍中也听说过这种交换，这种事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是前所未闻。因此他同意了。无耻的米哈伊洛夫，利用了头脑异常简单的苏士洛夫，用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当即让他在有证人在场的情况下互相改换姓名。第二天苏士洛夫酒醒了，但又被灌了酒。再说拒绝已经是不可能了，苏士洛夫已经把银卢布拿去换酒喝，没多久那件红衬衫也拿去转卖了。

不想交换，那就要还钱。苏士洛夫上哪儿去搞到一个银卢布啊？如果他不还钱，团伙（这里指的是这些囚犯）就会强迫他履行承诺。囚犯们对这种事非常敏感，他必须保持他的承诺。再说，答应的事必须兑现，这伙人就是这样坚持的。否则，那就要对你不客气了。也许干脆把你杀死，或者至少也要恐吓你。

事实上，假如团伙只要一次容忍这种破坏协议的事情，那么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交换姓名这种事情发生了。如果收了钱还可以讨价还价，以后还会有谁再履行约定呢？总之，这已成了大家的共识。因此，大家对这种事情看的是非常严重的。苏士洛夫终于明白这件事无法挽回，于是决定完全承担。这件事向全体被押送者公开，如果有谁想要指责或告发，那么必要时他们就要请他喝酒、把他灌醉。再说，苏士洛夫还是米哈伊洛夫，谁去见魔鬼，对其他人又有什么关连呢？他们酒也喝了，饭食也被喂饱了，他们不沉默又如何？在下一站点名时，当点到米哈伊洛夫时，苏士洛夫就会答应“到！”，而点到苏士洛夫时，米哈伊洛夫就会大喊“我是！”。事情就这样继续发展，谁也不会再提。囚犯在托博尔斯克被分类。于是，米哈伊洛夫被分去流放，而苏士洛夫就会在重兵押送下，分到“特科”里。往后任何的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了，而且，能用什么来当证明呢？这种事情会被久拖不决。再说究竟有什么证据？证人又在哪里呢？结果，苏士洛夫为了一个银卢布和一件红衬衫被送进了“特科”。

囚犯们取笑苏士洛夫，并不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交换了姓名，（虽然大家会蔑视把轻工作换成重工作的傻瓜），他们笑他，是因为他仅仅得到一件红衬衫和一个银卢布，这太微薄了。这种交换一般需要一大笔金钱才算是公平的交易，有的人甚至拿了几十个卢布。但是苏士洛夫是那样的没个性，那样的不中用，那样的渺小。嘲笑他几乎是毫无效果的，因此似乎也没有必要了。

我和苏士洛夫相处了很久，好几年了。我不能不注意到，他渐渐地变得对我很亲近，我对此也习惯了。可是有一天我永远不能原谅我自己——他没有完成我要他办的事，而且还跑来向我要钱。我有点冷酷地对他说：“钱在这里，你没有忘记来要你的钱，但你并没有做我要你做的事。”苏士洛夫沉默不语，赶紧去做我要他做的事，但他突然变得低落。两天过去了，我不相信他是因为我的话才变得这么忧伤。我知道有一名囚犯，安东·瓦西里耶夫，正在迫切地向他讨还一笔为数不多的借款。但他身边没有钱，他也不敢向我开口。第三天，我对他说：“苏士洛夫，你想向我借钱去还给安东·瓦西里耶夫，是吗？喏，你拿去吧。”我坐在自己的铺位上，而苏士洛夫站在我面前。我主动借钱给他还债令他感到十分吃惊，尤其是最近他已好几次向我预支，在他看来，我已给他太多了，使他不敢再奢望我会借钱给他。他看看钱，然后又看看我，突然转身走了出去。这一切让我也非常吃惊。我追了出去，我发现他背对牢房，站在围栏边，双手撑着围栏，头靠在手上。“苏士洛夫，你怎么啦？”我问他。他没有看我。我注意到他在哭，感到非常惊异。“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你……认为，”他断断续续地说着，试图把目光移开，“我是……为了钱……侍候你的吗？我……我……”他转过身去，用头撞击着围栏，又呜呜地啜泣起来！……这是我第一次在监狱里看见人哭。我竭力安慰他。虽然从那天起，如果可能的话，他会更加热情地为我做事，看着我的脸色。但是从一些几乎难以察觉的迹象上，我注意到他打从心里永远都不会原谅我。即使同时有人抓住每一个机会嘲笑他，有时甚至狠狠地辱骂他，但是他和那些人却相处得很友好，从来都不会动怒。是啊，要认清一个人有时是非常难的，即使是在多年的交往以后！

这就是为什么我看到监狱里苦役的第一眼印象，和我以后真正感受到的形式是那么大不相同。即使我尽可能加倍注意地去观察，我仍然无法看清眼皮底下的一切。首先冲撞到我心灵的，自然是最显著突出的事情，但我用错误的眼光去看待那些。它们唯一给我留下的是完全绝望和悲伤的印象，就像道别一座坟墓时的感受一样。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遇到了阿—维姆。他也是一名罪犯，比我早进到监狱里。我在监狱的最初几天里，他给我极其痛苦、深刻的印象。然而，在未进监狱前，我就预料我会在这里遇到这种人的。阿—维姆一开始痛苦地毒害了我。他的卑劣行为加重我精神上的折磨。我不能不提到这个人。

这是一个极其恶心的例子，我们可以看见一个人当他丧失了内心的自尊和荣誉感后，会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而且毫无悔恨。阿—维姆是一个年轻贵族男子，我在前面已经提过，他把我们监狱里所有的一切都报告给少校，他和少校的侍从费特卡很要好。以下是他的故事摘要：

还是在莫斯科时，他的父母就被他堕落的行为吓坏了，他和家人发生争吵。他没有完成学业就来到了圣彼得堡。为了赚钱，他成为一个卑鄙的告密者。为了满足自己对那种最残酷和最堕落的享乐所难以抑制的欲望，他毫不犹豫地出卖了十个人的鲜血。他沉溺在圣彼得堡那些肮脏低级的酒店和妓院里。他并不傻，但他做了一些明知疯狂和毫无意义的事情。因为他的告密将一些无辜的人牵扯进去，而且还欺骗其他人。他很快地就受到控告，被判处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监狱里服十年劳役。他还很年轻，他的生活才刚刚开始。这样可怕的打击理应可以改变他的性格，成为他生命中的转捩点。但他对新的命运一点也不感到尴尬，没有丝毫厌恶，更没有作道德上的反省，而且一点也不惧怕。除了必须做苦工，并和那些酒店妓院告别以外，他甚至认为，罪犯的身份使他更能放开手脚，去玩更卑鄙肮脏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