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流逝，我逐渐安定下来。每天使我困惑的事情越来越少，在我的新生活中，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了。事件、环境、人物，一个个都在我眼前闪过。一辈子安于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但我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法避免的既成事实。我把仍然存在的一切疑惑深深埋藏在心里。我不再失魂落魄似地在监狱里到处彷徨，也不再让自己被烦恼征服。囚犯们那种狂热好奇的眼光已不再停留在我身上，他们也不再用那种蛮横的态度来纠缠我。显然，我已经成为他们之中熟悉的一分子了，这让我很高兴。

我在监狱里就像回到家里一样，知道自己的床铺在哪。很显然地，我已经习惯以前所认为在思想上和生活中那些永远不会习惯的事情。每周定期要去剃头。每个周六的休息时间，我们被轮流叫唤出去，在监狱的刑室里，监狱里的理发师用冷水和肥皂帮我们洗头，然后用像钝锯那样的剃刀狠狠地把我们的头发刮光。不刮光还必须要自己负责。我现在一想起这种折磨，免不了要打起一阵寒颤。然而，我很快地就找到一个补救的办法：阿基姆·阿基米奇向我介绍了一名军事监狱里的囚犯，只要花一个戈比，他就用自己的剃刀帮你剃。许多犯人都到他那里去剃，以避开那个官方的理发师，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娇贵的人。他们把我们自己的囚犯理发师称作“少校”，我不知道为何。他什么地方像少校，我也说不上来。现在，当我在写这篇手记的时候，似乎又浮现了这位少校的形象，高高瘦瘦的个子，沉默寡语，非常愚笨，总是沉浸在自己所做的事情中，手里始终拿着一块皮带，不分白天黑夜地在皮带上磨他那把无可再磨的剃刀，好像将整个人的身心放在这个关键的环节中，是他唯一的生活目的。事实上，当剃刀还是很锋利的时候，有人来剃头，他很高兴，来人也总是很满意。他那里的肥皂水是温暖的，他下手很轻，手法像剃天鹅绒那样柔滑。他显然对自己的艺术感到自豪，蛮不在乎地接下一个戈比，好像他剃头不是为了钱，而是完全为了艺术。阿—维姆为此还吃了真正的少校的苦。当时他偷偷向少校报告监狱里的情况，提到我们这位囚犯理发师，一不小心把他称为少校。真正的少校感到被冒犯，极其愤怒。“混蛋，让我告诉你，什么是少校！”他口喷唾沫，大喊大叫，用自己的方式结结实实打了阿—维姆一顿，“你懂什么是少校！你竟然胆敢在我面前把一个歹徒囚犯称作少校！”

从我生活在监狱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开始梦想着自由。用许多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来计算我的刑期什么时候能够结束，这已成为我最喜爱的消遣。我甚至都不去想别的事情。我深信，每一个被剥夺自由的人都会这么做。我不知道，那些囚犯是不是和我一样在计算和思考呢？但是他们的希望是那样的轻率，一开始就让我感到吃惊。一名囚犯，一名被剥夺了自由的囚犯，他的希望是与一个真正生活着的自由人的希望完全不同的。一个自由人，当然有自己的希望，例如，改善他的地位，或者实现他正在进行的事业，但是他生活着，他行动着，他着迷于现实生活，完全被生活的旋涡吸引进去。囚犯完全不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也在生活——牢狱的生活。一个无期囚犯和一个有期囚犯，对自己的情况和看法又会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是无期还是有期徒刑的囚犯，他们强烈的本能都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被判较短刑期的犯人感到他不是在家里，好像是在出外访客。他仿佛把二十年看成好像最多只有两年，相当肯定，在五十五岁出狱时，他会像三十五岁一样年轻。“我们还有时间。”他心想。他固执地把所有疑虑和其他恼人的思想从自己心里驱走。即使是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属于特科的犯人，也在盼望有一天突然从圣彼得堡下了一道命令：“把某人转送到尼布楚矿山，另定刑期。”好事来了：第一，走到尼布楚要近半年的时间，这比被关在监狱里更好！然后服满在尼布楚的刑期，最后……就算出狱时已经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总还是有希望的！

在托博尔斯克，我看过一名被用约两米长的铁链锁在床铺旁墙边的犯人。他们犯下了非常可怕的罪行，在被送到西伯利亚后，用铁链锁了起来，他们会被这样锁上五年或十年。大多数都是劫匪，我在他们当中只看见一个似乎出身于上流社会的人，以前他在某处曾经担任过官职，说话的语调轻轻的，口齿不太清楚，带着甜蜜得令人不舒服的微笑。他向我们展示铁链，并告诉我们怎样躺在铺上才会舒适些。就连这样的人大概也怀着一种特别的希望！这些可怜的家伙表现得都很安静，表面上看似很满足，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尽快地服满刑期。你认为他们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为了能从那个低砖拱顶、臭气窒息又潮湿的房间里走出去，在监狱的院子里散步，……这就是他们唯一的目的。他们当中大部分的人永远也不会被释放。他们知道，从锁链上解脱的人永远会在监狱里待下去，用脚镣铐住，直至死亡。他们知道这一点，但是他们极想尽快度过锁在墙边的刑期。如果没有这种愿望，他们被锁在墙边五六年，即使不死的话，也会发疯了。有人能这样活下去吗？

很快地，我就觉得工作能增强我的健康，拯救我。心灵上经常的焦虑、紧张刺激和牢房里的混浊空气会完全把我的健康毁掉。“要经常在新鲜的空气中工作，每天都要干得很累，要习惯背负重物，至少这样我能拯救自己，”我想，“必须使自己强壮，等到出狱的时候，我就会变成健康强壮，充满活力，而且也不会显老。”我这样想是没有错的，工作和运动对我非常有益。看着我的一个贵族朋友在监狱里像蜡烛熄灭一样倒下了，我感到非常恐怖。他和我同时入狱，年轻帅气，精神抖擞，但在他出狱时已经变得颤颤巍巍，满头灰白，难以靠自己的力量行走，呼吸也非常不顺畅。“不，”我看着他，心想，“我要活下去，我会活下去的。”

但是在初期，我为了能得到想要的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受了牢友不少气，他们蔑视我、嘲笑我。但我不在乎，还是高高兴兴、精神饱满地上工，甚至去烧炭或是捣碎雪花石膏——那是我学会的第一种工作，那是一件很容易的工作。管工程的长官，只要有可能，他会为贵族减轻工作，提供便利。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放纵，仅仅只是因为合理安排。叫一个体力未及而且从来没有劳动过的人去干那些真正的工人所做的工作，那才是奇怪的。但是这种“放纵”并非总是能实行，即使能实现也是暗中偷偷安排的。在这方面，监狱里监督得很严格。很多时候不能不做点艰难的工作，但这样的话，贵族就要比其他工人承受双倍的辛劳。

捣碎雪花石膏的工作通常需要三四个人，一般会挑老人或者体弱的人，我们也在被挑选之列。当然，还要加上一个熟悉这项工作的人，几年来派去的都是那个阿尔马佐夫，他是一个严峻、脸色阴暗、又黑又瘦的人，沉默寡言却又脾气暴躁，他深深地鄙视我们。他不大愿意和我们说话，甚至懒得骂我们。空旷陡峭的河岸上有一间谷仓，我们就在那里捣烂雪花石膏，把它煅烧成建筑石膏。如果是在冬季，尤其是在阴暗的天气时，常常在工作之余无聊地望着遥远的彼岸。在这荒凉的野地里藏有一种令人伤心、心痛的东西。但是，当阳光照在这片茫茫无际的雪原上时，我们的心情更加沉重。这荒原像一块无边无缘的地毯，向南方铺延过去足足有一千六百俄里，真想飞去那里啊。阿尔马佐夫通常总是默默地、冷冷地工作着，我们因为不知该怎么帮助他而感到有点羞愧。他也刻意如此，故意不要求我们的任何帮助，只为了让我们觉得我们把自己的责任都推给了他，让我们对自己的无用感到忏悔。其实我们的工作就只是加热炉子，把雪花石膏放进炉中。第二天，当雪花石膏完全被煅烧了，再从炉中取出。我们每个人都把煅烧后的石膏堆在一个盒子里，用一把沉重的铁锤把它砸碎。这是一项非常不错的工作。松脆的石膏很快就变成一堆明亮的白色粉尘，这么轻松、容易地粉碎了。我们挥舞着沉重的铁锤，每一下都是一声石膏爆裂的清脆响声，非常有趣。当我们砸累了，心里却觉得异常轻松，满脸通红，全身血液流速加快。这时，阿尔马佐夫开始装出和蔼的神态看着我们，像看着一群小孩子一样，使劲地抽着他的烟斗，开始咕哝起来。他对每个人都一样。事实上，他似乎是一个不错的人。

我被分配做的另一项工作，是在工厂里旋转砂轮。轮子又大又重。要费很大的劲才能转动它。尤其是在工程队的工匠要磨圆楼梯栏杆或类似的东西，比如给官员做的大办公桌脚，几乎需要加工整根树干。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是旋转不了的，一般需要两个人——我和另一个贵族，Б-斯基。这项工作我们做了好几年，只要有什么东西需要磨的，那就是我们两个人的事。Б-斯基的身体很虚弱，他还很年轻，但他的肺部有病。他比我早一年进监狱，他和两个伙伴一起进来的，他们从前也是贵族。其中一个是个谨慎的老头，日夜向上帝祈祷，因此，囚犯们都非常尊重他，他后来死在狱中；另一个相当年轻，精神饱满，面色红润，非常强壮，也很有胆量，他前来监狱的途中，当看到Б-斯基疲惫地倒在地上，他便背着Б-斯基连续走了几百俄里。你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Б-斯基受过良好的教育，品行高贵，性格大方，但是被身上的疾病拖垮了。我们一起推动磨轮，干得很有兴致。对我来说，这项工作还给了我一个锻炼身体的极佳机会。

我也特别喜欢铲雪。这常常发生在暴风雪以后，冬季这里经常有暴风雪。当暴风雪席卷了一整天后，有时几乎会把房屋的窗户都掩盖了。暴风雪过后，太阳出来了。监狱会用车把我们送到那些被大雪覆盖的房屋去铲雪。有时整座监狱的犯人都要出动，去铲除政府楼房外的雪堆。每个人都发一把铁锹，规定清雪范围。有时规定的范围很大，我不得不怀疑我们如何能应对得了。但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心情都非常好。松软的雪除了表面薄薄的一层冰，还没有完全冻成冰块。我们用铁锹巧妙地铲起巨大的雪块，向四周抛去，在空中变成晶莹透亮的雪尘，一铲抛出去，砰的一声满天皓白，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囚犯们对这项工作充满了极大的兴趣。冬季的空气非常干净新鲜，加上工作的运动，使得浑身都暖和起来。一切是那么的有趣，笑声、尖叫声、俏皮话充斥其间。于是我们又开始在雪地里掷雪球玩。当然，往往不到一分钟，有人对我们玩得开心所闹出的响声愤慨地大喊起来，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短暂的欢乐。

渐渐地，我开始扩大了交友的范围。不过，我自己并没有想过主动去结识他人，我心里仍然烦躁不安，相当忧郁，而且不相信任何人。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意间交了一些朋友。第一个来探望我的囚犯是彼得罗夫。我用“探望”这个词，是因为彼得罗夫住在离我牢房最远的特科牢房里。我们之间似乎不可能有任何的关连，也绝对没有过，我们没有一点共同之处。

然而，在我初进监狱时，彼得罗夫几乎每天都到我的牢房里来看我，或者在工作结束后，当我在牢房后面散步时叫住我，如果可能的话，他会尽量避开一切目光。他把这看作是自己的责任。我一开始不喜欢这样的交往。尽管事实上，他不是一个特别能交际和健谈的人，但是他似乎能够使我逐渐感到，跟他在一起至少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愉快消遣。外表上，他是个中等身材的人，健硕、敏捷、灵活，有着一张令人愉快的脸，脸色略显苍白，宽宽的颧骨看起来很有勇气，一口细小的白牙，下唇总是沾着少许烟草碎渣——把烟草放在嘴里嚼是许多囚犯的习惯。他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年轻。他大约四十岁，但看似只有三十。他和我说话时总是很放松，保持在和我平等相处的基础上，非常体面，也非常敏感。如果他注意到，例如，我想一个人独处时，他和我谈了两分钟后，就立即会离开，而且每次都会感谢我的关注。当然，他从来没有和狱中其他人这样说过话。奇怪的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这样维持着，不仅在最初的几天里，而是数年来依然如此。虽然他对我很坦诚，但我们之间却没有因此变得更亲近。我至今还不懂他究竟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为什么他每天都要到我这来？虽然他后来也从我这里偷过一些东西，但那是偶然的。他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钱，因此，显然他不是为了钱或者其他利益而来找我的。

我也不知道为了什么，但我始终觉得，好像他并不是和我一起生活在监狱里，而是住在城里很远的另一所房子里，只是来探狱，来探听些什么消息，来看看我，看看我们大家的生活。他总是匆匆忙忙地想去什么地方，好像他在某个地方留下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里等他，又好像他在某个地方还有什么事未完成。然而，他又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忙过。他的眼神也是怪怪的：注意力非常集中，既带着一种淡然，又仿如带着一丝嘲笑。不知为何，他好像想透过视线里的阻隔，遥看着远处的某个目标，努力地想看清楚。这使他的表情增添了一种茫然的神色。有时我故意想看看彼得罗夫在访问我之后又会去哪里？是否有人在哪里等他？但从我这里离开以后，他就急忙地走到牢房或厨房里，坐在说话的人旁边，用心地听着，有时他也加入谈话，甚至说得很热烈，但突然间又会停住，重新保持沉默。不管他坐在哪里，是在说话还是沉默着，我很清楚他是心不在焉的，也许某处有什么事情正在等待他。奇怪的是，他从来都没有钱，除了规定的劳役，他在休息时间里始终无所事事。他没有什么技能，也不打算要赚钱，他手里几乎从来没有一点钱，但这似乎没有让他忧虑。每次见面时他对我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谈话也和他自己一样的奇特。比如，他一看见我独自一人在监狱里散步，他会立即朝我的方向突然一个急转弯。他总是走得很快，他的转身动作很酷。然后像跑步一样朝我快步走来。

“你好。”

“你好。”

“我没有打扰你吗？”

“没有。”

“我想问问你有关拿破仑的事情。他和一八一二年的那个拿破仑是亲戚吗？”彼得罗夫是士兵的儿子，他能写会读。

“当然是的。”

“听说他是总统。什么总统？哪里的总统？”

他的问题总是又快又突然，好像他想尽快知道答案一样。我向他解释了哪个拿破仑是总统，并补充说也许以后他会成为皇帝。

“怎么会啊？”

我尽我知道的给他解释了一遍。彼得罗夫听得很仔细，完全理解我所说的，甚至弯腰把耳朵凑近我。

“嗯。不过，我想请问你，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他们说，有种猴子，跟人一样高大，而且手很长，能够到脚趾，是吗？”

“是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