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还有一些钱。但我身上带得不多，生怕被偷走。我把一些卢布藏在圣经的封皮里面以备不测。圣经是可以带进监狱里的，这本圣经和封皮里的卢布都是那个遭受了几十年流放痛苦的，习惯把其他“不幸的人”看作是自己兄弟的人，在托博尔斯克送给我的。

在西伯利亚，总是有些人会施与那些“不幸的人”兄弟般的关怀和同情，将那些人视同己出。这种同情完全是无私、圣洁的。他们把这当作是自己的生活目的。我不禁想在这里简单描述我和一个人相遇的情景。我们监狱所在的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妇，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和她有直接的关系。她把帮助我们这些流放者看成是她的生活目的，主要是照顾我们这些囚犯。她家庭里或是她周遭亲近的人们之中，是否有人犯了同样的罪而遭受过痛苦，对此我们一无所知。但是她感到能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就仿佛是她格外的幸福。她很贫穷，所以她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做太多事。但是，我们在监狱里，能感觉到监狱外有一位忠实的朋友。除此之外，她会经常给我们捎来一些外界的新闻，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我出狱后，在前往另一个城市之前，到她家里拜访过，和她当面认识。她住在郊外的一个亲戚家里。她不老，但也不年轻了，长得不算好看，也不至于难看，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有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只是在她的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她是一个极其善良的女人，她有着强烈的热忱，要为我们做些好事，使我们在监狱中的生活更舒服些。这一切都蕴含在她安静美丽的眼神里。我和另一个狱中同伴在她家里待了整整一晚。她注视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的时候她跟着笑，无论我们说什么，她总是很快附和。她用她的方式来招待我们。拿出自己的茶、点心和糖果。如果她有一千卢布，她似乎会特别高兴，因为她更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更加能帮助我们仍在监狱里的同伴们。临别时，她送给我们每人一个烟盒作为纪念。这些烟盒是她自己用硬纸板粘起来的（天知道是如何粘在一起的），上面还糊上了色纸，就是小学数学课本的封面，（也许她真的把数学课本的封面拆下来糊的）。为了美观，烟盒两侧还粘上金边，也许是她特意跑到商店买的。“你们抽烟，也许用得上。”她这么说着，就好像不好意思地在我们面前道歉一样。她送给我这样的礼物……有人说（我听过也读到过），那是对邻居最高尚的爱，但同时，也表达了她最大的私心。那是什么私心呢？我无法理解。

我刚进监狱的时候，虽然没有很多钱，但是就在那第一个小时里，那些囚犯就骗了我一次，然后是第二次、第三次……乃至第五次时，还装着一派天真地来向我借钱。我当时也不知怎么莫名其妙地，对他们并不那么放在心上。但我承认，坦率地说，我很恼火。我看到那些人，故意伪装天真的狡猾，竟然把我当作一个大傻瓜、大笨蛋，藉此取笑我，只是因为我在第五次还是把钱借给他们。他们一定认为我屈服于他们的欺骗技巧，相反地，如果我拒绝他们、驱逐他们，我敢肯定他们会更加尊重我。虽然我很生气，但还是不能拒绝他们。

我很生气，因为最初这几天里我认真仔细地思索，我在狱中应抱什么样的态度，或者不如说，我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些人。我感觉得到，也理解整个环境之于我来说是崭新的，我处在完全的黑暗当中，而要在黑暗中生活这么多年是不可能的。应该做好准备。当然，首先我必须非常坦率地依照我内心的直觉和良知。但我意识到，这个决定在理论上或许是可行的，只不过未来将会有许多最意想不到的突发状况。因此，这些微小的烦恼都是在狱中的监禁所造成的——我先前提过，和我交涉的人主要是阿基姆·阿基米奇，尽管他们的确对我有所照顾，但是一种可怕的痛苦越来越强烈地折磨着我。

“死屋”，我一边对自己说着，一边在黄昏时分的门廊里，观察着我们的牢房，看着放工回来的犯人，他们无所事事地在院子里到处游荡，从厨房到牢房、从牢房到厨房。我观察他们的面孔和动作，试图猜测他们是谁？他们有着什么样的性格？

他们徘徊在我面前，有的紧锁眉头，有的非常快乐，这两类人是最常见的，是监狱囚犯的性格特征。有的出言诅咒，有的只是独自一人散步，仿佛陷入沉思，轻轻地、慢慢地走着，有的一脸疲倦、精神萎靡，另一些人则傲慢、优越地睥睨其他人，他们歪戴着帽子，肩上披着羊皮大衣，带着大胆狡猾的眼神和无礼的讪笑。这里竟然也有这样的人！

“这一切就是我的生活环境，我现在的世界，”我心想，“不管愿不愿意，我必须在这里生活下去……”我试着向阿基姆·阿基米奇提出各种问题，想从他那里了解那些囚犯不同的情况。为了不感到孤独，我喜欢和阿基姆·阿基米奇一起喝茶。在监狱最初的日子里，茶，几乎是我唯一能进食的。阿基姆·阿基米奇并不拒绝和我一起喝茶，他加热了那只M-斯基借给我的，监狱里自制的小锡茶壶。他通常只平静沉默地喝一杯，把杯子还给我（他曾经有自己的杯子），然后说声谢谢，立即又动手缝我的被子。但是，他没有透露我想知道的事情，甚至不了解为什么我会对周围囚犯的性格特别感兴趣，他在听我讲的时候，甚至露出一种狡猾的微笑，使我非常难忘。“不行，”我心想，“我必须自己去探究，询问别人是没用的。”

第四天清晨，囚犯在警卫室前的院子里，靠近大门列队排成了两行。队伍前后是押送的士兵，端着上了膛、插上刺刀的步枪。如果囚犯想逃跑，士兵有权向囚犯开枪。但同时，如果在没有绝对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对开枪的行为负责。这一规定同样适用于囚犯叛乱的情况。但是有谁敢公然逃跑呢？工程人员、警卫、工程技术士官以及监工都到了。点名后，去裁缝工厂的囚犯最先出发，他们是在监狱里工作的，给所有的犯人缝制衣服。接着出发的是去工厂做工的，最后则是去做普通粗活的囚犯。我被安排在一排二十多名罪犯的队伍里出发了。在城堡要塞后面的那条冰冻的河上，有两条官方的船废弃了，于是要把它们拆除，至少可以不浪费那些旧木头。其实，这些旧木头几乎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城里的木材很便宜，周围也都是森林。

派我们去只是为了不让我们袖手闲坐，大家都很明白这点，因此他们做起事来也一直萎靡不振、懒洋洋的。如果工作本身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或者交给你一个有固定目标的工作，那情况就会完全改观了，他们的拼劲会一下子被鼓动起来，虽然他们并没有拿到任何好处，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他们会尽快地努力把它完成，甚至因此激励了他们的自尊心，为快速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自豪。至于目前这个基于形式，而不是必要去做的工作，又难以定出工作目标，只好做到鼓声响了（上午十一点打鼓回营房）。

这天温暖多雾，雪几乎融化了。我们一大群人走到要塞后面的岸边，脚链虽然藏在衣服底下，但每走一步仍然发出了清脆铿锵的响声。两、三个人被派到库房里去取必要的工具。我跟着其余的人走，精神渐渐有点振作，我迫不及待地想看看，我究竟被判处做什么样的苦工？苦工是怎样的？我将如何去做我生命中第一次苦工呢？

我把一切都记得很详细。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个长胡子商人，他停下来，把手伸进口袋里。一名囚犯立即从我们队伍里跳了出来，脱下帽子，接受他的施舍——五个戈比，然后又马上回到队伍里。商人划了个十字，走了。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用来买了面包，让我们全队的人平分吃了。

在队伍中，有些囚犯如往常一样，闷闷不乐、沉默寡言，另一些人非常冷漠、昏昏欲睡，还有些人懒散地一路讲话。其中有一个人不知为了什么，显得非常快乐，一路唱歌跳舞，每走一步把脚链弄得叮当作响。这个又大又胖的家伙就是我第一天早晨见到的那个，和另一个人在洗脸时为了水争吵，愚蠢地称自己是一只卡根鸟的囚犯。他们叫这个家伙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了首热情的歌曲，我记得其中的合唱词：

他们为我娶了亲， 没有我的同意， 我在磨房里。

只差一个三角琴来伴奏了。

他异常欢快的心情，自然立刻引起队伍中一些人的怨恨，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侮辱。

“简直是嗥叫！”有人责备道，其实根本与他无关。

“狼只有一首歌，这个图拉人[17]把它偷来了！”另一个人带着小俄罗斯[18]的口音说道。

“我是图拉人，”斯库拉托夫立即反驳道，“但是我们绝不会像你们波尔塔瓦人[19]吃面团吃到噎死。”

“骗子！你们自己吃的什么！咕噜噜地喝菜汤，啃鞋帮？”

“呵，听起来好像魔鬼喂你吃了甜杏仁一样！”第三个人说。

“我承认，朋友，我是个柔弱的人，”斯库拉托夫叹了口气说道，仿佛他对自己的柔弱表示遗憾。他对着大家，并没有特别对着谁说。“我从小就是吃梅干和蛋糕，并且在甜水里泡大的（斯库拉托夫故意用了个‘泡’字），我的兄弟们现在还在莫斯科开着很大的批发商店，一帆风顺，非常富裕。”

“你卖的是什么？”

“我很成功，我的朋友，当我收到第一个二百……”

“卢布？”一个好奇的人抢着说，当他听到数字时，甚至打了哆嗦。

“不，我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是二百鞭笞。卢卡，我说，卢卡！”

“有些人可以叫我卢卡，但是你，得称我卢卡·库兹米奇。”一个薄嘴唇尖鼻子的矮个不情愿地说。

“好，就依你，卢卡·库兹米奇，滚到地狱里去吧，真是白费唇舌。”

“卢卡·库兹米奇，我是你叔叔。”

“哼，我的叔叔，你下地狱去吧，我们不应该说话的！我本想对你说些好话的。好吧，继续我的故事，朋友们，我在莫斯科没有待太久，就挨了十五鞭，然后把我押解出来了。我在这里……”

“是的，押送出来了，为了什么？以后呢？”一个非常仔细聆听的囚犯说。

“少管闲事！我在解释给你们听，朋友，我为什么没有在莫斯科发财。我是非常、非常、非常想成为一个有钱人的。你们简直不能想象我有多么想，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许多人笑了。斯库拉托夫，明显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乐天派，充满着活力，或者更贴切的说法，像个丑角，仿佛把他那些闷闷不乐的同伴们逗乐是他的责任。当然，除了侮辱以外，他绝对没有得到其他的回报。他属于那种令人兴奋的特殊类型，我也许还会再来谈谈这种人物。

“是的，现在不用去猎取黑貂，只要猎取你就行了，”卢卡·库兹米奇说。“啊，看，他的衣服就值一百卢布。”

斯库拉托夫穿着又旧又破损、到处打了补丁、极其油腻的大衣。他相当冷淡，但仔仔细细地从头到脚把卢卡·库兹米奇瞧了一遍。

“头，朋友，我的头很值钱！”他回答说。“当我告别莫斯科，我还是得到了一半的安慰，我的头还在我肩上，会和我一起走。再见，莫斯科，谢谢你的洗浴，也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不必去照看我的大衣，亲爱的……”

“你要我看看你的头吗？”

“是的，假如这个头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施舍来的，”卢卡又胡闹起来。“是他跟着大队经过秋明[20]时，基督给他的礼物。”

“斯库拉托夫，你在工厂学过一技之长吗？”

“他学过什么技能！他为载着鹅卵石的马车领路，”一个皱着眉头的囚犯说，“这就是他仅会的技能。”

“是的，我缝过靴子，”斯库拉托夫没有注意到说话者的讽刺语调。“但是我总共才缝过一双。”

“嗯，他们付钱给你了吗？”

“是的，我找到一个既不敬畏神又不孝顺父母的人。主惩罚他，要他买了我缝的靴子。”斯库拉托夫周围所有的人都大笑起来。

“是的，后来我又在这里做工，”斯库拉托夫继续冷静地说，“给中尉斯捷潘·费奥多罗维奇·鲍莫切夫缝过靴子。”

“嗯，他很满意吗？”

“不，朋友们，事实上他不满意。他骂得我狗血淋头，甚至用膝盖从背后顶撞我。他太生气了。哦，生活欺骗了我，监狱里的生活一点意思也没有！”

阿库丽娜的丈夫 在院子里， 他在等。

突然，他又唱了起来，并且开始跺着脚跳起舞。

“啊，这个丑鬼！”走在我旁边的乌克兰人抱怨道，眯着眼愤怒地蔑视他。

“不三不四！”另一个人用严肃和坚决的口吻说。

我真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恼恨斯库拉托夫，而且一般说来，所有有些乐趣的人，正如我在监狱里最初注意到的那些人，为什么都会受到这样的蔑视呢？起初我把这个乌克兰人和其他人的愤怒看作是一种个人的敌意，但后来我发现并非如此。这是一种不同的愤怒。他们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斯库拉托夫身上没有那种弥漫在整个监狱里的，污染着所有囚犯的迂腐、虚伪的尊严。总之，用他们的话来说，他是个“无用”的人。

然而，有趣的是他们并不恼恨一切快乐的人，并不对待一切快乐的人像对待斯库拉托夫那样。一个脾气好的人，只要一容忍别人欺骗自己，就会立即遭受轻蔑和侮辱，这使我更为惊愕。但也有些快乐的人不会容忍那些胡说八道，不会对任何人让步，这就迫使其他人不得不尊重他们。就在那一小群人当中，有一个就是不肯退让的那种人，其实他是个脾气很好又充满趣味的人。一开始我没有看到他这真实的一面，是往后才认识的。他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令人愉悦，外观很不错，脸上还带着一种滑稽的表情。大家叫他“工兵”，因为他曾经做过工兵，但现在关在特科里。关于他，以后我还有很多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