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

“你是帅哥吗？如果我是毛鼻子、你的脸就是个乌鸦蛋。”

“你就是毛鼻子！既然上帝已经判你死刑，还不快点躺下来死去！安心等待到地狱去吧！”

“你说什么？我宁愿向皮靴叩头，也不向草鞋屈膝。我父亲从未屈过膝，也不允许我屈膝……我……”

他正要继续说下去，但接连咳了几分钟，直到咳出血来。他筋疲力尽，浑身发冷，狭窄的额头上渗出冷汗。剧烈的咳嗽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他还想吵，但实在是没有力气了，最后只好无奈地挥挥手……契柯诺夫最后也忘了这事。

我觉得这个肺病病人的怒气是冲着我来的，没有人会因为契柯诺夫为了挣几个戈比去侍候人家而感到生气的，或者会因此特别鄙视他。大家都明白他只是为了钱。普通人对于这一点不会那么介意，是能够分得清楚的。乌兹杨切夫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的茶，不喜欢我戴着脚镣还像老爷一样要人侍候。好像我没有仆人就活不下去一样。虽然我并没有使唤人，也不希望有人来侍候我。事实上，我一直是想自己做这些事的。我甚至特别希望自己能不露出一丝软弱，不让人看起来像是不会做体力粗活的贵族。我不得不说我的自尊心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事情总是如此？我从来无法拒绝那些拍马奉承、喜欢侍候别人的人们，他们缠着我，将他们自己强推给我，最后他们占有了我，实际上反仆为主，而我却成了他们的仆人。可是在外表上，自然而然我就是个贵族，好像我没有仆人就过不下去。对于这一点，我当然是非常恼火的。但是乌兹杨切夫是个急躁爱生气的人，加上他又是个肺病患者。其他病人对这件事很冷漠，甚至不屑一顾。我记得他们当时都在忙于另一件特殊的事情。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得知，那天晚上将会有一个受了审判的犯人来这里。那时候他正在受“铁手套”的鞭笞。他们都好奇地在等候他的来临。不过他们说鞭笞不是很重，只有五百下。

我渐渐向四周环顾。我看到的是，那些真的病了躺在床上的，多数是得了坏血病和眼疾，那是一种地方性疾病；另一些病人患的是疟疾、各种酸痛、胸腔疾病等等。这里不像其他病房，他们把各种病人都集中在一起，甚至还包括性病病患。除了以上这些真的病人外，还有一些根本没有病的“病人”，他们纯粹是进医院来“休息一下、放松放松”的。医生们出于同情心，很愿意收留这些“病人”，特别是有空床位的时候。监禁在狱内比住在医院要糟糕得多。因此许多囚犯都想到这里来躺一躺。尽管病房里的空气非常污浊，房门整天紧闭，但是有些人特别喜欢躺在床上，喜欢医院里的生活。不过这些人大部分都来自军纪营。我好奇地观察着我的新伙伴。我记得当时有一个病人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从我们的监狱里送进来的，也是得了肺病，并且已经奄奄一息。他叫米哈伊洛夫，躺在乌兹杨切夫旁边的床上，也几乎就在我的对面。两星期前我在监狱里碰见他时已患病很重，那时就该立刻治疗。由于他很固执，坚持用自己不必要的耐心来战胜疾病。直到节假日才到医院里来。可怕的肺病使他在三个星期后就离开了人间。他发烧得滚烫，他的面容在我刚入狱时就已注意过了，非常特别地投射到我的眼里。可是现在这张脸已经变得极其可怕，令我非常吃惊。他的邻床躺着一名从军纪营来的士兵，一个可怖、邋遢、恶心的老头……我无法把所有的病人在这里都描述一遍，但是这老头与众不同，给我留下了一点印象。他使我在几分钟的时间里就对这间病房里所有病人的特点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小老头得的是重感冒，一直在打喷嚏，整个星期都在打，在睡梦中也打，像凌空喷射一样。每次要连续打上五六个，而且每次都要认真地说：“主啊，你为什么要给我这样的惩罚！”此刻他正坐在床上贪婪地把纸烟塞进鼻孔里，为了打个更大、更舒服的喷嚏。他打喷嚏用的那块格子手帕是他自己带来的，已经洗得发白了。他的鼻子特别皱，上面全是细纹。他一张嘴就露出发黑的残牙和沾满口水的红色牙龈。他打完喷嚏后即刻就把手帕展开，仔细看看那上面有多少鼻涕，然后往自己身上那件棕色长袍上擦，把所有的鼻涕都留在长袍上，手帕上只留下一些湿湿的痕迹。他这样做了整整一个星期。为了不耗损自己的手帕而牺牲院方发的长袍，病人们对这种行为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即使他们之中的某个人下次来住院时可能会穿上这件长袍。真令人吃惊，我们的普通百姓已不嫌脏到这种地步。当时我看到这一幕就深感不快，马上带着厌恶和好奇的心情检查自己身上的长袍。我刚穿上时就闻到一股强烈的气味，现在我的体温使气味更浓，这是一种药物和橡胶混合的气味，同时还有一种脓肿腐烂的味道。这丝毫也不奇怪。经过这么多年的岁月，从一个病人身上脱下来又穿到另一个病人身上，里面的内里有没有洗过都不知道，而内里就有可能浸满一切肮脏的液体、药膏等等。囚犯在受了“铁手套”的鞭打、棒打后，医生会在他背上的创口涂上药膏，隔着湿漉漉的内衣直接穿上长袍，于是一切脏污全都沾染在长袍上。我在监狱的这几年里经常会去医院。每当穿上这种长袍总感到害怕和不信任。尤其是在袍子上发现虱子时更觉得无法忍受。但有的病人却显得无所谓，他们会痛快地抓住虱子，用粗大笨拙的手指把那些肥胖的虱子掐死，在他们脸上流露出快意的神情。大家也很讨厌臭虫。在沉闷漫长的冬夜里，经常会看到大家一起从床上爬起来消灭臭虫。然而，除了病房里这种令人窒息的浓重气味以外，病房外的环境是很干净的。可以把病房内比喻为衣服的内里，其干净度实在无可标榜。病人们已经习惯了，甚至认为理应如此，病房内的失序状态也无法使之保持得多么清洁。至于秩序，我以后会再提到的……

正当契柯诺夫把茶递给我（顺带一提，茶是用病房里的水沏的。病房里的水一天送一次，很快地就会被室内的空气污染变质），病房门发出响声打开了。在加倍警卫人数的押送下，带进一名刚刚受了“铁手套”刑罚的士兵。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见受了刑的人。以后的日子里，他们经常被送进来，有的甚至被抬进来。每一次都给病人们带来很大的刺激。平时病人们都是很严肃正经地接待这样的新病友。然而他们的态度取决于受刑囚犯的挨打鞭数或棒数。因此被打得越厉害，并负有盛名的囚犯比一般的逃兵会得到病人们更大的尊敬。比如现在送进来的这个人就是一例。但是对于事情本身而言，病人们并不会有特别的反应，也不会表现出暴躁、过激的言论和行动。他们只是默默地帮助、照顾他，尤其是当他伤得太重，不伸出援手不行的时候。医生助手也心知肚明，他们把受了刑的人交给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人手里。通常病人们把衬衣和被单撕开，在冷水中浸泡后贴在伤者背上，特别是在伤者受了重刑自己无法动弹的时候。然后要巧妙仔细地把那些折断在伤者肉里的木刺拔出来，这对于伤者来说，真的是会痛极钻心。

一般来说，我对囚犯们在受刑时忍受痛苦所表现出来的刚毅精神非常震惊，也非常佩服。我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有时被打得皮开肉绽，但几乎没有吭过一声，仅仅脸色微微一变，显得非常苍白，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火光，嘴唇颤抖着，咬紧牙关，嘴里全是血。

送进来的士兵是个才二十三岁的小伙子，健壮高大，肌肉发达，长得非常英俊。他的背被打得很惨，整个背部裸露着。肩上披着块湿布，浑身像发疟疾似地打颤。他在病房里踱了有一个半小时。我观察他的神情，他似乎也没有在思索什么，眼神只是不断地漂移，很怪、很野，显然很难专注。我忽然觉得他在盯着我的茶。茶仍然很热，蒸汽从茶杯里往外冒，而这个可怜的人浑身在发抖，上下排牙齿不住相互敲击着。于是我请他喝茶。他默默地，突然转过身拿起茶杯，站在那里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没有加糖，他喝得很急，似乎努力不看我一眼。喝完后默默放下杯子，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就走开了。他继续在病房里来回踱步。他现在是顾不上谈话，也顾不上点头的。病人们也尽量避免与他交谈。相反地，他们先帮助了他，然后努力不过多地关注他。也许是希望让他安静地休息，不因盘问或同情而打扰他。他自己似乎对这样的安排也很高兴。

黄昏时分，蜡烛都点亮了。一些囚犯甚至有自己的蜡烛，但不是很多人都有。医生来病房作了晚间诊察。下士军官进来点名，并抬进一个晚上用的木桶，病房的门锁上……我很惊讶地得知，这个桶子是给所有病人在夜间方便用的。厕所就在离门口仅有两步路远的走廊边。然而这是规定。白天囚犯可以走出病房，但也只准许一分钟时间。夜晚是绝对不准出去的。犯人的病房与普通病房不同，囚犯即使在病榻上也要受刑。是谁定下这个规定我不晓得。我只知道在这里没有真正的规定，有的只是些无用的形式主义。没有什么比这一条形式主义的规定更粗暴的了。这种规定当然不可能是医生制定的。我再重复说一遍，囚犯们对这里的医生赞不绝口，称他们为“父亲”，并对他们非常尊重。每个病人都受到他们的关心照顾，听到他们关怀的话语，即使是个被大家唾弃、坏到极点的囚犯，也会感受到这份真心实意的关怀照顾。假如医生用另外一种粗暴不人道的态度来对待囚犯，也不会有人指责他们的。医生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具有善良的人性。他们懂得不管病人是什么样的人，不管是不是罪犯，都和其他人一样，甚至与爵高位尊的人一样，需要相同的新鲜空气。就像其他病房里的病人一样，在康复期间，应该可以在走廊里自由走动，作更多的运动，呼吸新鲜空气，而不是呼吸病房里那种肮脏有毒，始终弥漫着汗味、臭味的空气。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既可怕又恶心，在温暖的病房里，那个便桶促进病菌滋长，又加上密不通风，进一步毒化已经污染的空气。如果我说囚犯在生病时也在受罚，毋庸置疑的是，不让病人出病房的规定就是在用病菌惩罚囚犯。但如果说这个规定确实是为了惩罚囚犯而制定的，那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诽谤了。病人本该免除惩罚的，想必有某种严酷的事实迫使某些长官制定出这种有害的规定。然而这种必要性是什么呢？令人恼火的是，我们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来解释这种规定的必要性。这些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规定难道是因为担心囚犯装病住院，趁着黑夜从厕所里逃跑？想要明确地证实这种阴谋计划是不可能的。他往哪里跑？如何跑？穿什么衣服跑？白天你可以放他出来，晚上同样也可以这样做。病房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士兵，而厕所仅只两步之遥。士兵还陪有副手，副手可陪同囚犯前往，亲眼紧盯着他。厕所里只有一扇窗，双层铁框，冬天还加上铁窗栏杆。紧挨着是病房的窗户，窗户底下有通宵巡逻的哨兵。为了从小窗跳出去，他得要卸掉两个窗框和铁栏。谁又有可能做得到呢？假设他先不露声色地迅速杀掉副手，即使这荒谬的事情成功了，还是必须拆掉窗框和铁栏才行。另外请注意，在卫兵的附近还睡着换班的卫兵，离门口十步远的另一间囚犯病房门口同样有卫兵和副手把守。而且在严冬寒夜里穿着袜子、拖鞋和医院的长袍，戴着睡帽，你往哪里跑？风险小到几乎等于零，那么为什么还要这样为难病人呢？有些病人也许已到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日子，他们比健康人需要更多更新鲜的空气。这究竟为什么呢？我永远不能理解……

这么多年来还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它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无论如何都理不出解答。那就是我们囚犯常年所戴的脚镣。凡是判了刑的囚犯不管生什么病，都得一直戴着这副脚镣。甚至得了肺病的人也不例外，他们戴着脚镣在我眼前死去。似乎大家已习以为常，认为这是不可改变、不可抗拒的既成事实。几乎没有人想过这个问题，甚至连医生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来，医生一次也没有向上司请求卸去重症病人的脚镣。特别是肺病患者的脚镣。虽然脚镣不是特别重，但也有四到六公斤重。戴着约五公斤重的脚镣对于健康的人来说也许不会感到太重。有人告诉我，如果长期戴着脚镣，几年后脚就会开始枯萎变形。我不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但我相信这是个有一定概率的事情。重量虽然不是重得受不了，但永远戴在脚上会影响肢体的发展，产生有害的作用，……即使对于健康的人关系不大，对于普通病人或许也没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对于重症病患，尤其是对于肺病病患，他们的手脚就算不戴镣铐也会干瘪，就连一根稻草也会使他们感到沉重不已。说真的，如果医院能对那些肺病患者开恩，那就真是对他们的厚爱了。有人可能会说，这些罪犯是恶人，不值得对他们施恩，但是对于上帝的手指已经触碰到的人，也就是说，对于已经受到上帝惩罚的人，难道还需要加上更重的惩罚吗？总之我无法相信为了惩罚而这样做。患了肺病的人本可免去体罚的。因此似乎这又是什么预防性的重要神秘措施？但究竟为什么，无人知道也无法理解！绝不是怕肺病犯人逃走的吧？谁会想到这点呢？尤其是当肺病患者病发后期奄奄一息时，谁还会有力气逃跑呢？若是欺骗医生假装肺病而乘机逃走，那就更不可行了。这又不是其他的病症，装假的话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再说戴脚镣难道真的是为了避免犯人逃跑或者阻碍他逃跑？完全不是这个理由。脚镣的作用是羞辱、毁誉，给囚犯身体和精神上套上枷锁。至少我是这么想的。脚镣从来没能阻碍任何人逃跑，即使是最无能、最笨拙的囚犯，也无须克服很大的困难就可以把它锯开，或用石头把铆钉敲掉。脚镣根本不可能起预防作用。如果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给已判刑的犯人钉上脚镣只是为了惩罚。那么我又要问了，难道对于正在死去的人也要这样惩罚吗？

正当我写下这段时，一位垂垂欲死的肺病囚犯浮现在我脑海中，他就是躺在我对面与乌兹杨切夫邻床的米哈伊洛夫。他在我住院后的第四天去世了。也许我现在不断地提到肺病患者的情况，正是因为我的脑海里，不由自主地重现着他死去时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和我对他的思念吧。米哈伊洛夫本人我不太熟悉。他当时还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不到二十五岁，瘦瘦高高的，外表非常体面。他住在特科牢房里，出奇的沉默，不知何故总是非常安静，但安静中又带有一丝忧伤。他好像在监狱中“枯萎”了。至少他的同房囚犯是这样形容他的，他给大家留下美好的记忆。我只记得，他的眼睛很漂亮。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在我的记忆中会这样清晰。他是下午三点去世的。那是一个寒冷晴朗的日子，我记得阳光是那样强烈，微微倾斜的刺眼光线穿透绿色的窗玻璃，射入我们的病房，全部倾泻到这个不幸的人身上。他毫无知觉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几个小时就走了。从清晨起，他已经认不出身边的人们，困难地咽着气。大家想方设法想帮助他减轻痛苦，他艰难地呼吸，深深地喘着气，胸脯剧烈起伏，他似乎感到空气不够呼吸。他把被子和衣服都踢开，开始想撕去自己的衬衣，他似乎感到衬衣压在他身上太沉重，大家帮助他脱去衬衣，看着那具颀长消瘦的躯干，手脚干枯得只剩骨头，腹部凹陷，胸部突起，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肋骨，他好像只剩下了一副骨架。他的身上除了左侧一个小小的带锁盒子的木制十字架，还有就是脚上的铁镣。他那双枯瘦的脚几乎可以从脚镣中自由抽出。那情景真是异常可怕。他死前的半小时里，大家仿佛静了下来，开始只用耳语说话。走路的人也放轻了脚步，几乎没有声音。大家彼此谈些不相干的事情，偶尔看一眼那个垂死的可怜人。最后，他终于用颤抖的手摸到那个锁盒，把它从十字架上拉下来，仿佛那对他是个重负，压迫着他，使他很不安。有人替他把锁盒摘了下来。十分钟后他就死了。有人叩门喊卫兵，告诉他牢房里有人死了。卫兵走进来茫然地看了一下死者，就出去叫唤医生。医生助手迅速跑来，他是个脾气很好的年轻人，有些过分地注意自己的外表。他踩着大步迅速地走进了一片寂静的病房。他走近病人，用一种故意潇洒的姿态看看他，并且摸摸脉搏，然而最后他只挥挥手就走出去了。他立刻去告诉卫队长官。他是特科里的重要罪犯，必须用特殊的程序确认他的死亡。在等待卫队长官的时候，一个警卫低声地说，最好把死者的眼睛阖上。另一个人认真地听取这个意见，默默地走到死者跟前，用手把他的眼睛阖上。他看见枕头上的十字架，拿起来看了看，把它套在米哈依洛夫的脖子上，然后画了个十字。死者的脸已经变得僵硬，阳光仍然照在他的脸上。嘴已半开着，露出两排白白的牙齿，在嘴唇和牙龈之间反照出光芒。卫队长官终于来了，他戴着军帽佩着短剑走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守卫。当他走近时放慢了脚步，惊疑地看着四周默然看着他的罪犯。他朝死者走近一步，像被钉住在那里一样停住脚步。似乎有点胆怯，看着这具全身赤裸干枯的尸体，脚上却仍然戴着脚镣，他惊呆了。他突然脱下军帽——其实无需这么做的——对着尸体画了一个十字。这是一张严肃、长满灰白头发、官威十足的脸。我记得在那一刹之间，旁边站着契柯诺夫，他也是一个白发老人。他一直静静端望着卫队长官的脸，用一种奇怪的神态一直盯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当他们眼神交会时，契柯诺夫的下唇莫名地颤抖一下。他奇怪地扭曲嘴唇，露出牙齿，好像不经意地对着卫队长官，向尸体努努嘴，快速地说：

“他也是有母亲的！”说完他就走开了。

我至今还记得那句话把我的心刺了一下……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怎么会想到要说这句话的？当大家开始用床板把死者抬起，铺垫的干草发出沙沙细声，在一片寂静中，脚镣叩击着地板……大家把他抬走了。尸体一抬走，囚犯们就大声说话。我听见卫队长官在走廊要人去叫铁匠来，为死者除去脚镣……

不过，我又说得有点离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