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叫头遍,达马索回到家里。怀了六个月身孕的妻子安娜正坐在床上等他,衣服、鞋子都没有脱。油灯快要熄灭了。达马索顿时明白了,妻子整整守候了一夜,一秒钟也没有歇息。直到现在,尽管瞧见他站在跟前,她还在等着什么。达马索对安娜做了个手势,叫她别再担心了。她没有任何反应,只是用一双惊恐不安的眼睛直勾勾地盯住丈夫手里拿的那个红布包,双唇闭得紧紧的,战栗起来。达马索默默地用力抓住妻子的紧身胸衣,嘴里散发出一股又酸又臭的气味。
安娜听凭丈夫把自己凌空抱起来,身子往前一倾,趴在丈夫的红条纹法兰绒上衣上哭了起来。她搂住丈夫的腰,直到激动的心情慢慢平复。
“我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她说,“忽然间门开了,他们把你推进屋里,你浑身上下都是血。”
达马索没有吭声。他放开妻子,让她坐回床上,然后把布包撂在她膝盖上,就到院子里解手去了。安娜解开布包上的结,看到里面包着三个台球,两个白的,一个红的,已经打得伤痕累累、黯无光泽了。
达马索回到屋里,看见妻子惊诧地瞅着这几个球。
“这有什么用啊?”安娜问。
他耸了耸肩。
“打着玩呗。”
他系好布包,连同临时做的万能钥匙、手电筒和一把刀子一齐收好,放到箱底。安娜脸朝墙和衣躺下。达马索只脱了裤子,平躺在床上,在黑暗中抽着烟。在黎明窸窸窣窣的声响中,他极力想确认这次冒险是否留下了什么痕迹,直到发觉妻子还醒着。
“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她说。
她的声音本来就像男中音,再加上这会儿肚子里有怨气,声音显得更加低沉了。达马索吸完最后一口烟,把烟蒂揿灭在地上。
“没什么了不起的。”他叹了口气说,“我在里面大概待了有一个钟头。”
“就差给你一颗枪子儿吃。”她说。
达马索猛然战栗了一下。“妈的!”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节叩击着木头床沿,然后又伸手到地上摸索烟卷和火柴。
“你真是长了一副驴肝肺。”安娜说,“你也该想一想我在这儿睡也睡不着,街上一有动静,我就以为是他们把你的尸首抬回来了。”她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说:“折腾了半天就弄回三个台球来。”
“抽屉里只有二十五生太伏。”
“那你索性什么也别拿回来。”
“既然进去了,”达马索说,“我总不能空着手回来啊。”
“那你拿点儿别的东西啊。”
“别的啥也没有。”达马索说。
“哼,哪儿也比不上台球厅里东西多。”
“说是这么说,”达马索说,“可进到里面,四下瞅瞅,到处翻翻,你就知道啦。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
她沉默了好久。达马索想象她睁大眼睛、试图从记忆的暗处找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样子。
“也许吧。”她说。
达马索又点燃了一支香烟。酒精弄得他头昏脑涨,只觉得身体又大又沉,非得强撑住才行。
“台球厅里有只猫,”他说,“一只大白猫。”
安娜翻过身来,把鼓囊囊的肚皮顶在丈夫的肚子上,小腿伸进他的两膝中间。她身上有股洋葱味。
“你害怕了吗?”
“我?”
“是啊,”安娜说,“听说男人也会害怕。”
他觉出她在笑,也就陪着笑了笑。
“有那么一点儿,”他说,“老是觉得憋不住,想撒尿。”
他让安娜吻了他一下,可是没去回吻她。接着,他向妻子详细讲述了这次冒险的经过,仿佛在回忆一次外出旅行。他很清楚这里面有多大的危险,但是一点儿也不后悔。
安娜沉默了很久才说:
“简直是疯了。”
“万事开头难嘛,”达马索合上眼说,“再说,这头一次还算过得去。”
烈日当空,时候不早了。达马索醒来的时候,他妻子已经起床一阵子了。他把脑袋伸到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洗了几分钟,才算清醒过来。这是一排式样相同、互不相连的房间,达马索的家就是其中之一。有个公用的院子,院子里挂满晾衣服的金属线。靠后墙有一块用镀锡铁皮隔出来的地方,安娜在那里安放了一个做饭、烧熨斗用的炉子,还有一张吃饭、熨衣服用的小桌子。看见丈夫走过来,安娜连忙把熨平了的衣服放到一边,把铁熨斗从炉子上拿下来,热上咖啡。她比丈夫年龄大,肤色苍白,动作轻捷灵敏,一看就是个习惯了现实生活的人。
达马索感到有些头疼,昏昏沉沉的。他从妻子的眼神里看出她有什么话要对他说。这时,他才留意到院里的嘈杂。
“这一上午她们没谈别的事。”安娜一边给他倒咖啡一边悄悄地说,“男人们早就到那边去了。”
达马索确认了一下,男人和孩子们的确都不在院子里。他一边喝咖啡,一边一声不响地听着在太阳底下晾衣服的女人们的谈话。最后,他点上一支烟,走出了厨房。
“特蕾莎。”他叫了一声。
一个姑娘应了一声,手里拿着的湿衣服都贴到身上了。
“小心点儿。”安娜说。这时,那个姑娘走了过来。
“出什么事了?”达马索问道。
“有人钻进台球厅,把东西都偷走了。”姑娘说。
她仿佛知道全部细节似的,解释说那些人怎么把台球厅拆成一块一块的,连球台也给搬走了。说这些的时候,她非常肯定,连达马索也不能不信以为真了。
“瞎扯淡。”他回到厨房里说。
安娜哼起了一支歌,达马索把一把椅子靠在院墙上,竭力克制着他的焦虑。三个月前,他刚满二十岁。怀着一种秘密的牺牲精神,以及某种温柔的情感,他蓄起了两撇掩口胡髭,这让他因麻子而显得僵硬的脸上增添了几分成熟的气息。从那时起,他就觉得自己是个大人了。那天早上,他的脑袋隐隐作痛,当他茫然地回忆起头天晚上发生的那些事时,真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活下去。
熨完衣服,安娜把干净的衣眼分成了高度相同的两摞,准备上街去。
“早去早回啊。”达马索说。
“跟往常一样。”
达马索跟在妻子后面走进屋里。
“我把你的格子衬衫放在那边。”安娜说,“你最好别再穿那件法兰绒上衣了。”说罢,她两眼盯住丈夫那双猫一样明亮的眼睛,“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见你。”
达马索在裤子上擦了擦手心的汗。
“没人看见我。”
“谁知道呢。”安娜又说。她两手各托起一摞衣服。“还有,你最好暂时别出去。我先装作没事到那边去兜个圈子。”
镇上人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关于事情的详细经过,安娜听到了好几种各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的说法。她分送完衣服就直奔广场,而没有像以往每个礼拜六那样到市场上去。
台球厅门前的人没她想象的那么多。几个男人聚在巴旦杏树荫下闲聊。那些叙利亚人已经收起花花绿绿的碎布,准备去吃午饭。帆布棚下的杂货摊摇摇晃晃的好像在打瞌睡。在旅店的前厅里,一个男人张着嘴巴,叉开手脚,正躺在摇椅上睡午觉。十二点钟的炎热使一切都好像瘫痪了似的。
安娜顺着台球厅走过去。在经过码头对面的空地时,她碰见了一群人。这时候,她想起达马索跟她说过,台球厅的后门就正对着这块空地。这一点人人都知道,可只有台球厅的老主顾才会记在心里。过了一会儿,她用两只胳膊护住肚子混进了人群,两眼盯住被撬开的门。锁原封未动,只是门上的铁环像门牙似的被拔下来了一个。安娜看到这件孤独而不起眼的活儿竟然干得如此糟糕,不由得怀着一股怜悯之情想到了自己的丈夫。
“这是谁干的?”
她简直不敢朝周围瞧一眼。
“不知道,”有人回答说,“听说是个外乡人。”
“准没错,”安娜身后的一个女人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全镇的人谁都认识谁。”
安娜扭过头来瞧了瞧。
“是啊。”她淡然一笑说。这时候,她浑身上下都是汗水。在她身旁站着一个老头,颈背布满深深的皱纹。
“东西全偷走了?”她问。
“有二百比索,还有几个台球。”老头说。他用一种不合时宜的眼神审视了安娜一眼。“这下子可得睁着眼睡觉了。”
安娜急忙避开了他的目光。
“是啊。”她重复了这么一句,把一块布蒙在头上走开了,心里总觉着那个老头还在盯着她。
有一刻钟的时间,拥挤在空地上的人群举止恭敬,好像被撬开的门后停着一位逝者似的。随后,人群骚动起来,众人转向一个方向,拥向广场。
台球厅的老板站在门口,旁边是镇长和两个警察。老板又矮又圆,裤子全仗肚皮绷着。他戴着一副像是孩子们做的眼镜,看起来正在强打精神。
人们围住了他。安娜背贴着墙,听他向大家介绍情况,直到人群散去。然后,她在左邻右舍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回到家里,几乎透不过气来。
达马索躺在床上,反复思忖着昨天夜里安娜不知是怎么熬过来的,她又不抽烟,却一直等着他。一看见她微笑着走进来,从头上摘下被汗水浸透的布,达马索急忙把一支只吸了一两口的香烟在满是烟蒂的地上揿灭,急切地等她开口。
“怎么样?”
安娜跪在床前。
“你啊,不光是小偷,还是个骗子。”她说。
“为什么?”
“你跟我说抽屉里啥也没有。”
达马索皱了皱眉头。
“是啥也没有啊。”
“有二百比索。”安娜说。
“瞎说。”他抬高嗓门反驳说。从床上坐起来时,他又悄声道:“只有二十五生太伏。”
安娜相信了丈夫说的话。
“真是个老恶棍。”达马索攥紧拳头说,“他就是想挨嘴巴子哪。”
安娜笑出声来。
“行了,别那么粗鲁。”
他终于也笑了起来。在他刮脸的时候,安娜把听来的事讲给他听。还说警察正在搜捕一个外乡人。
“他们说他是礼拜四来的,昨天晚上还看见他在码头上遛来遛去。”她说,“还说现在哪儿也找不着他啦。”达马索也在想着这个他从未见过的外乡人,有一瞬间他真的笃定地怀疑起了这个人。
“也许他已经溜走了。”安娜说。
达马索像往常一样花了三个小时梳洗打扮。第一件事就是一根一根地梳理胡髭。随后,在院子里的水龙头底下冲个澡。安娜紧跟在他后面,满怀深情地瞧着他细心地梳头。打她第一次看见达马索的那个晚上起,这种爱怜的情感就从未消退。看见身穿大红方格衬衫、照着镜子准备出去的达马索,安娜觉得自己又苍老又邋遢。达马索像个职业拳击手那样在安娜面前灵巧地弹跳了一下。安娜顺手抓住他的手腕。
“还有钱吗?”
“我是个大财主,”达马索心情很好地说,“有二百比索。”
安娜背过身去脸冲着墙,从怀里掏出一沓钞票。她给了丈夫一个比索,说了声:
“拿去吧,豪尔赫·内格雷特。”
那天夜里,达马索和一群朋友待在广场上。从农村带着产品前来赶礼拜天集市的人,在饮食摊和彩票桌之间搭起了帐篷,刚一入夜就听见他们的鼾声。达马索的朋友们似乎对台球厅失窃的事没多大兴趣,他们更想听一听棒球锦标赛的电台实况转播。可是,今晚台球厅不开门,他们也听不成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棒球,都没商量就一起走进了电影院,也不知道上映的是什么片子。
今天放的是坎廷弗拉斯主演的片子。坐在第一排的达马索毫不内疚地大笑着,他觉得自己恢复了平静。这是一个六月的良宵,在演出空隙,只有放映机发出微弱的光亮。在露天影院里,望得见满天幽静的星斗。
蓦地,银幕上的形象模糊了,池座后排的座位上发出一声巨响。顿时灯光大亮,达马索以为自己暴露了,打算赶快溜走,旋即看到全场的人都惊呆了。一名警察手里拿着一条卷起的皮带,正用沉重的铜搭扣下死劲儿地抽打一个人。那是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女人们大声喊叫起来,抽打黑人的警察也大声地吼叫着,盖过了女人的叫喊声:“小偷!小偷!”黑人在椅子间连滚带爬。两名警察紧追其后,边追边打他的后腰,最后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背。随后,那个抽打过他的警察用皮带将他双臂反剪,捆绑起来。三名警察推推搡搡地把黑人带到门口。事情发生得很快,直到黑人走过身边时,达马索才弄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黑人的衬衣撕破了,脸上脏乎乎的,又是泥,又是血,又是汗。他呜呜咽咽地说:“杀人凶手,杀人凶手!”然后,灯熄灭了,又接着放电影。
达马索再也笑不出来了。他一支接一支地吸烟,眼里看到的只是一个不连贯的故事的零碎片段。最后,灯光大亮,观众们互相望了望,像是受到了现实的惊吓。“真带劲儿!”他边上有人喊了一句。达马索没看他。
“坎廷弗拉斯真棒。”他说。
达马索随着人流走到门口。卖食物的小贩带着家什回家了。十一点多,街上还有许多人等着从电影院里出来的人给他们讲一讲黑人被捕的经过。
那天夜里,达马索蹑手蹑脚地走进屋里。当安娜在半梦半醒间发觉他回来了时,他正躺在床上抽第二支烟。
“饭在火上温着。”她说。
“我不饿。”达马索说。
安娜叹了口气。
“我刚才梦见诺拉用黄油做小人儿。”她睡眼惺忪地说。猛然间她意识到刚才不知不觉又睡着了,于是转过身来朝着达马索,迷迷瞪瞪地用手揉了揉眼睛。
“外乡人被逮住了。”她说。
达马索顿了顿,问:
“谁说的?”
“是在电影院里逮住的。”安娜说,“好多人都在那儿。”
接着她讲了一个黑人被捕经过的误传的版本。达马索没有纠正她。
“可怜的人。”安娜叹了口气说。
“有什么可怜,”达马索激动地抗议说,“这么说,你是想叫我去蹲监狱啦?”
她心里明白达马索是反驳不得的。她觉得他又在抽烟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活像个哮喘病人。就这样,他们一直待到鸡叫头遍。又过了一会儿,她觉得达马索站起来了,摸黑在屋里到处翻寻,他更多的是凭触觉而非视觉在活动。之后,她觉着他在床底下刨地,刨了约莫一刻多钟。她又觉着他在黑暗中脱了衣服,极力不弄出声响来。达马索不知道安娜一直在帮他,让他以为自己睡着了。安娜本能地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她恍然大悟,原来达马索当时就在电影院里,同时她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把台球埋到床底下。
礼拜一,台球厅开门了。一群兴奋的顾客一拥而入。球台上蒙着一块紫红色的绒布,令台球厅看上去有点儿像殡仪馆。墙上贴着一张通知:“本室无球,暂停打台球。”人们走进来读着通知,好像在读一则新闻。有人久久地站在通知前面,津津有味地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达马索是来得最早的一批顾客。他平生有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台球观众席上度过的。台球厅一重新开放,他马上出现在这里。虽说难堪,但也就像上门吊唁一样,硬着头皮一下子也就过去了。他隔着柜台拍了拍老板的肩膀,对他说:
“真倒霉啊,堂罗克。”
老板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叹口气说:“你都看见了。”说完就忙着招呼其他顾客去了。达马索坐在柜台前的凳子上,望着蒙着紫红色丧布的幽灵似的球台。
“真是少见。”他说。
“是啊,”坐在他邻近凳子上的那个人说,“咱们就好像在过圣周一样。”
大部分顾客回家吃午饭去了。达马索把一枚硬币丢进自动电唱机,挑选了一首墨西哥民谣。这首歌在控制板上的位置他记得很清楚。这时候,堂罗克正在把小桌子、小椅子挪去大厅后头。
“你在干什么?”达马索问。
“我想摆上扑克牌。”堂罗克回答说,“在弄到台球之前总得搞点儿什么啊。”
他两只手臂上各挎了一把椅子,几乎是在摸索着走,看上去像一个新近丧妻的鳏夫。
“什么时候能弄到台球?”达马索问。
“用不了一个月吧,我希望。”
“过一个月,丢的球也该找回来了吧。”达马索说。
堂罗克满意地瞅了瞅摆成一排的小桌子。
“没戏。”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说,“他们从礼拜六起就不给黑人饭吃。可他就是不肯说出把球放在哪儿了。”
堂罗克透过被汗水模糊了的镜片打量着达马索。
“我想他一定是把球扔到河里去了。”
达马索咬了咬嘴唇。
“那二百比索呢?”
“也没找到。”堂罗克说,“在他身上只搜出来三十比索。”
他们互相望了一眼。达马索也说不清为什么他觉得和堂罗克望这一眼就好像在他们之间建立了同谋关系似的。当天下午,安娜从洗衣池那里看见她丈夫像个拳击手一样一蹦一跳地回来了。她跟在他屁股后面走进屋子。
“行了,”达马索说,“老家伙自认倒霉,已经托人去买新球了。现在单等大家把这件事一忘,就没事了。”
“那个黑人呢?”
“没事,”达马索耸耸肩说,“找不到球,他们就得把他放掉。”
吃过晚饭,他们俩往街门口一坐,和邻居们闲聊,一直聊到电影院的扩音器哑下来。睡前,达马索十分激动。
“我想到了世上最好的买卖。”他说。
安娜知道从傍晚起他一直在琢磨这件事。
“我从一个镇转到另一个镇,”达马索接着说,“在这个镇上偷台球,到下一个镇上把球脱手。反正每个镇上都有台球厅。”
“早晚你得吃枪子儿。”
“什么枪子儿不枪子儿的,”他说,“这种事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见哪。”他站在屋子当中,得意扬扬。安娜开始脱衣服,她表面上装作不在意,其实一直在留心听达马索说话,而且对他心怀怜悯。
“到时我就去买这么一大排衣服,”达马索一面说着,一面用食指比画出一个和墙一样大小的假想的衣柜,“从这儿到那儿。再买上五十双鞋。”
“但愿上帝能听见你说的话。”安娜说。
达马索面色一沉,瞪了她一眼。
“你对我的事不感兴趣。”他说。
“这些离我太远了。”安娜说。她熄了灯,背靠墙躺下,然后又有些苦涩地加了一句:“等你三十岁的时候,我都四十七了。”
“别傻了。”达马索说。
他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火柴。
“到那时,你也用不着再捶打衣服了。”说话的时候,他有些茫然。安娜替他划着了火柴。她两眼盯住火光,直到火柴着完,才把火柴棍丢掉。达马索躺在床上,又接着说:
“你知道台球是用什么做的吗?”
安娜没有回答。
“是用象牙做的,”他继续说,“很难买到,得一个月才能弄来。你懂吗?”
“快睡吧。”安娜打断他,“五点钟我还得起床呢。”
达马索恢复了常态。整个上午他都躺在床上抽烟,午睡后又梳洗打扮起来,准备出门。晚上,他在台球厅里听棒球锦标赛的电台实况转播。他这个人就是有这样一种美德:什么主意都是来得快,忘得也快。
“你还有钱吗?”礼拜六他问安娜。
“还有十一个比索。”她回答说。接着又轻声说:“这是交房租的钱。”
“我提议咱们做笔买卖。”
“什么买卖?”
“把钱先借给我。”
“还得交房租哪。”
“以后再交。”
安娜摇了摇头。达马索抓住了她的手腕,不让她从刚刚吃罢早餐的桌子旁边起身。
“就用几天。”达马索说。他心不在焉地轻轻抚摸着安娜的手臂,又说:“卖了台球,咱们就有钱啦,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安娜还是不肯。晚上,在电影院里,达马索一直搂着安娜的肩膀,就连中场休息和朋友谈话时,他的手也没有离开过安娜的肩头。他们看到的只是电影零零碎碎的片段。最后,达马索不耐烦了。
“那我只有去抢钱了。”他说。
安娜耸了耸肩。
“不管第一个碰上的是谁,我都给他一闷棍。”达马索说着话,一把将安娜推进了从电影院往外走的人群里,“这么一来,我就成了杀人犯,就会被关进监狱。”
安娜暗自笑了笑,还是不肯让步。两人争吵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晨,达马索急匆匆地穿上衣服,故意摆出一副吓唬人的架势。走过妻子身旁时,他咕哝了一句:
“我永远也不回来了。”
安娜情不自禁地微微颤抖了一下。
“祝你旅途愉快。”她喊道。
达马索把门一摔,一个对他来说空虚而漫长的礼拜天开始了。公共市场上摆着五光十色的零星物品。身穿亮丽服装的妇女们望完了八点钟的弥撒,领着孩子从教堂里出来。这一切都给广场增添了喜气洋洋的气氛。只是天气开始变得酷热难挨了。
这一天达马索是在台球厅度过的。上午,那里有几个男人玩扑克。午饭前有一阵子人多一些。然而,台球厅显然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只有在傍晚转播棒球锦标赛实况的时候,这里才多少恢复了一些昔日的热闹。
台球厅打烊以后,达马索身处阒无一人的广场,也不知往哪里去才好。他循着远处传来的欢快的乐曲声,沿着和码头平行的大街往前走去。街尽头有一间宽绰、简陋的舞厅,里面装饰着褪了色的纸花环。舞厅深处的木台子上有个乐队。屋里飘动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脂粉香气。
达马索站在柜台前。一曲奏完,乐队里敲镲的小伙子走出来向跳过舞的人收钱。在舞池中央,一位姑娘离开了她的舞伴,朝达马索走过来。
“怎么样,豪尔赫·内格雷特?”
达马索叫她坐在自己身边。脸上搽着粉、耳边插了一朵康乃馨的酒保细声细气地问:
“喝点儿什么?”
姑娘冲着达马索问道:
“咱们喝点儿什么?”
“什么也不喝。”
“算我账上。”
“不是为这个,”达马索说,“我饿了。”
“唉,可惜啊。”酒保叹了口气说,“瞧瞧这双眼睛。”
达马索和姑娘走到舞厅尽头的餐馆里。从身形来看,她似乎还十分年轻,只是脸上搽的粉和胭脂,嘴上抹的口红让人猜不出她究竟有多大。吃完饭,达马索跟着她穿过黑洞洞的院子,走进院子深处的一间屋子。在院子里听得见睡熟了的牲口的呼吸声。屋里床铺上有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包在花花绿绿的破布里。姑娘把破布铺在一个木箱子里,把小孩放进去,然后把箱子放在地上。
“老鼠会把他啃了。”达马索说。
“不会的。”姑娘说。
她脱下大红衣服,换上了一件领口开得很低的大黄花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