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初得知苏丹希望我们带着那个武器前往埃迪尔奈时，霍加终于有了行动。此时，我才知道他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整个漫长的冬季一直都与武器操作小组保持着联系。三天内，我们就作好了出发的准备。最后一天晚上，霍加收拾整理着他那些破烂的旧书、写了一半的文章、发黄了的初稿和杂七杂八的行李，样子好像是我们要搬迁新家似的。他让他生锈了的祈祷报时钟再度转动起来，擦了擦天文仪器上的灰尘。他独自一人在二十五年来我们所写的书、我们所画的机械草图和我们所涂写的草稿之中，琢磨到天明。日出时，我看到他在翻阅那本破旧泛黄的小笔记本，我在里面写满了对我们第一次烟火表演的实验观察。他扭扭捏捏地问道：我们是否该把这些一起带去？这些东西会不会有用？看到我茫然地望着他时，他生气地把这些东西扔到了角落里。
然而，这次前往埃迪尔奈的十天旅程中，即使不像以往那样，我们仍感觉彼此非常亲近。尤其是霍加，心中充满着希望。人们说我们的武器是怪物、大虫、撒旦、带弓箭的乌龟、移动的城堡、黑铁堆、大家伙、带轮子的锅、庞然大物、独眼巨人、巨兽、猪、黑崽、蓝眼怪，它伴随着骇人的尖叫及奇异的喧嚣声，缓缓上路。观者都确切感受到了霍加希望传达的那种恐惧，而且它前进的速度比他预期的要快。他开心地看见自附近村落聚集而来的好奇的人们，排排站在路边的山丘上，激动地观看着这个他们因为害怕而不敢接近的机器。经过一整天的流血流汗，晚上在蟋蟀声衬托出的宁静中，我们的人员在帐篷里进入了沉沉的睡眠中。霍加向我描述了他的庞然大物将对敌人做的事情。虽然没有了以往的激情，而且和我一样，也担心苏丹身边的人与军队对这个武器会有什么反应，在进攻当中它会被安排在何种位置，但是，他仍能以轻松而坚定的态度谈论我们“最后的机会”，谈论着我们可以把河水的流向扭转到我们所希望的方向来，还谈论着更为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时刻能够鼓起他的激情的“他们与我们”。
这个武器在只有苏丹和他周围的一些无耻的阿谀奉承之徒参加的欢迎仪式中来到了埃迪尔奈。苏丹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对霍加表示了欢迎，此时已有传闻说可能要爆发战事，但没有什么太多的准备与慌张。他们开始共度时光，我也加入了他们俩的行列。当他们骑马到附近阴暗的森林里去聆听鸟鸣声时，当他们划着船在顿加河及梅里奇河中游览看青蛙时，当他们到塞利米耶清真寺的庭院里去爱抚与老鹰搏斗受伤后落到这里的鹳鸟时，或是当他们为了再看看武器的性能而去研究的时候，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但是，我却完全搭不上话，说不出他们感兴趣的或是发自内心的话。或许，我嫉妒他们的亲密，但我知道，我已经厌倦了这一切。霍加仍吟诵着同样的诗句，此时我震惊地发现，苏丹仍然相信相同的虚构故事：那些关于胜利，关于“他们”的优越，关于我们摆脱一切采取行动的必要性，还有关于未来和我们脑子内部构造的故事。
到了仲夏，有关战争的传言越来越多。一天，霍加说他需要一位坚强的同伴，叫我跟他一起去。我们在埃迪尔奈快步走着，经过吉普赛人居住区和犹太人居住区，走过一些我以前逛过时感到烦心的灰色街道，穿过了样子大多一样的穆斯林住家。当发现先前在左边看到的那些覆满长春藤的房子现在却出现在了右方时，我知道我们转悠在了同样的街道里。我开口探问，得知我们在菲尔达姆区。霍加突然敲其中一间屋子的门，一名约八岁、有着绿色眼眸的男孩开了门。“狮子，”霍加对他说，“苏丹宫中的狮子逃走了，我们正在寻找。”他推开男孩进入了屋内，我也紧随其后。屋里弥漫着灰尘、木板和肥皂的味道，我们很快爬上了咯吱作响的阴暗楼梯，来到楼梯口。霍加开始一扇一扇地打开楼梯口的门。第一扇门内有一个老人，张大着没有了牙齿的嘴巴在打盹，两名嬉笑的孩童把玩着他的胡子，想要问他些什么，看到门被打开时，他们都吓了一跳。霍加关上那扇门，打开了另一扇，里面有一堆被褥和被单布。为我们打开大门的那个男孩，抢在霍加前面把住了第三扇门，说：“这里没有狮子，只有我妈妈和阿姨。”但霍加还是将门打开了，看到两名妇人背对着我们，在微弱的光线下进行祷告。第四个房间中，则是一名在缝制被褥的男子。他没有胡子，看起来比较像我。“你这疯子，你到这里来做什么？”看到霍加时，他起身大喊：“你还想要什么？”“塞姆拉在哪里？”霍加问道。“她十年前去了伊斯坦布尔。”那名男子说，“我们听说她染上瘟疫死了。你怎么没和她一起死？”霍加一语不发地走下楼梯，离开了这栋房子。随他离去时，我听到那个孩子在身后大叫：“妈，他说这里来了狮子！”一位妇人回答：“不，孩子，是你伯父与他的兄弟！”
或许因为我无法忘怀过去，也或许因为我在为新生活及这本你仍在耐心读着的书作准备，两个星期后，一大早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刚开始，我在清晨的光线下无法看清楚，一直找不到那条街和那间屋子。终于找到之后，我试着想要找到之前断定的前往贝亚泽特清真寺医院的最快捷径。然而，或许我以为这是他们所走的最近的路，但却错了，因此没找到那条通往大桥、映着白杨树荫的捷径。我的确找到了一条有着白杨树的路，但附近没有昔日他们休息、吃着哈尔瓦糕的河流。医院也没有我们想像中的那些玩意儿，院中非但不泥泞，还极干净，既没有流水的声音，也没有五颜六色的瓶瓶罐罐。看到一名铐着锁链的病人时，我忍不住问医生关于这个人的事。他坠入了情网，疯了，而且就像大部分疯子一样，以为自己是别人。医生还要跟我说更多关于此人的事，但我没再听就离开了。
原以为不会再出现的开战决定，在夏末一个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日子里到来了。因为无法接受前一年的战败以及随后而来的重税，波兰人送来了这样的消息：“拿着你们的剑来收税吧。”此后那些日子里，霍加快要气死了，规划进攻编制时，军中没有人想到要部署这个新武器。没人想在作战时看到这堆黑铁在身边，也没有人期待这口大锅能发挥什么作用，更糟的是，他们认为它是个不吉利的东西！预定出发的前一日，霍加毫无顾忌地对战争的结果作出判断时，敌人把他们的话都传到了这儿，明明白白地说这个武器就跟能带来胜利一样，也能轻松招来诅咒。当霍加告诉我，他们认为我比他更应该受到诅咒时，我陷入了恐惧。苏丹表示自己对霍加及这个武器很有信心，而且为了避免引发更多争端，下令战争期间这个武器直接隶属于他，隶属于他带的部队。九月初一个炎热的日子，我们离开了埃迪尔奈。
大家都觉得，就时节来说，现在开战已经太晚，但这个问题谈论得并不太多。现在我才知道，在战争中，士兵害怕凶兆就跟惧怕敌人一样，有时更甚，他们时时努力克服这样的恐惧。第一天，我们经过繁荣的村落往北，行经的多处桥梁因承受我们的武器重量而嘎嘎作响。我们很惊讶当晚就被召至苏丹的王帐。与他的士兵一样，苏丹突然变得像个孩子一样，他身上有一种好奇与兴奋，就像开始玩一种新游戏的男孩一样。他和手下的士兵们一样，向霍加询问对一天下来发生的各种事情的解释：日落前的彤云、低飞的猎鹰、村中房舍的破败烟囱以及南飞的鹤群，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意思？霍加当然全部往好的方向来解析了。
但是，我们的工作显然还没有结束。我们俩都刚刚发现，旅程中苏丹特别喜欢在晚上听怪奇的恐怖故事。霍加从多年前我们呈送给苏丹的那本我最喜欢的书中激情洋溢的诗说起，描绘出了一幅黑暗的画面，里面充满着尸体、流血战役、失败、背叛与苦难的一幅丑恶画面。不过，他也把苏丹瞪大的双眼引向了场景中闪烁着胜利火焰的角落——我们必须以自己的智慧来煽旺这把火，我们应该摆脱一切，应该尽快发现关于“他们”和“我们”的事情，尽快发现我们大脑内部的东西，尽快发现霍加对我说了多年而我现在想忘怀的所有其他的事情！我开始厌倦这些无聊的故事，但是霍加每晚都给这些故事加重一点黑暗、丑陋与残忍的色彩。或许这是因为他认为，苏丹现在也已经听够了这些故事。当谈到我们大脑的内部构造时，我再次感受到了苏丹愉悦的战栗。
我们出发后的那个星期就开始了狩猎。一支跟着军队的队伍是特别为这个目的成立的，他们先行走在前面，搜索过场地、选择了恰当的场地并把村民们轰走后，我们和苏丹及猎手们就离开了行进中的队伍，前往以瞪羚闻名的小树林，奔上野猪出没的山坡，进入有许多狐狸和野兔的森林。这些有趣的小消遣持续了几个小时，然后我们煞有其事地以从战场上凯旋而归的夸耀姿态，回到了队伍，站在苏丹身后，看着军队向他致敬。对于霍加所恼怒憎恶的这些仪式，我却非常喜欢。我更喜欢在晚间和苏丹一起谈论打猎，而不是谈论部队的行军、军队经过的城镇村庄的状况或是有关敌人的最新消息。然后，霍加会对这些他觉得愚蠢无用的闲谈大感愤怒，开始说起逐夜增加激烈程度的故事及预言。就像苏丹周遭其他人一样，现在看到苏丹相信这些只是用来吓唬人的故事、这些关于大脑内部的鬼故事，就连我也感到伤心不已。
但是，似乎我注定还要目睹比这更糟糕的事情！我们又进行了一次狩猎。附近一个村庄里的人已被疏散，分布到森林各处敲打锡壶，利用喧嚣的声音把野猪及鹿群赶至我们骑马备武等候的地方。但是，直到中午，我们仍未见到任何动物的身影。为了舒解我们因午晒引起的烦躁，苏丹命令霍加说一些曾让他在夜里听了发抖的故事。我们非常缓慢地向前移动，耳里传来远方几乎无法听闻的敲壶声，而在偶然发现一处基督教村落时，我们停了下来。这时，我看见霍加与苏丹指着村中一间空屋，让人把一个从门缝里往外探头的瘦弱老人拖了过来。刚刚霍加与苏丹还在谈论“他们”，以及他们头脑的内在，现在他们看来兴味浓厚。听见霍加通过翻译在对那名老人提出一些问题，我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因而也靠上前去。
霍加在质问那名老人，并要求他不假思索地立即回答：他一生中最大的罪过是什么？他一生中做过的最坏的事是什么？这个村民嘟囔着一口很不地道的斯拉夫语，翻译也对我们缓慢地说着：他说自己是个无过无失的可怜老人。但是，霍加以一种奇异的狂热，一再追问，要这名老人告诉我们关于他自己的事。当发现苏丹与霍加一样对此感兴趣时，老人才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是的，他有罪，他本应该与其他村民一起离开家，他也应该与他的同乡们一起去追赶动物，但是不行，他有病，他不能一整天都在森林里到处跑。当他指着心口，做出请求原谅的动作时，霍加大发脾气，高声吼道：他问的不是这个，而是真正的罪！然而，这名村民听不懂我们的翻译一再对他重复的这个问题，痛苦地把手放在胸口，茫然不知所措。他们把老人带走了。下一个被带上来的人也说了同样的事后，霍加愤怒地涨红了脸。为了提醒这个村民什么是坏事和罪孽，霍加告诉了他我童年的罪行，那些我为了比兄弟姐妹更受宠爱而编造的谎言，以及大学时代轻率的男女关系，仿佛在描述无名氏的罪行。我一边听，一边厌恶而羞耻地想起了瘟疫期间我们共度的日子。不过，现在写这本书时，我却带着强烈的渴望回忆着那段时光。他们最后带来的村民是个瘸子，当他小声坦承自己曾偷看在河里洗澡的女子时，霍加稍微平静了些。是的，没错，面对自己的罪行时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可以面对这些事；但是，我们现在应该了解心灵隐密处发生的事了，诸如此类。我很想相信苏丹不曾为此所动。
然而，他的兴趣已被挑起。两天后，在另一次猎鹿活动中，他对再度上演的同样戏码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或许是因为禁不住霍加的一再坚持，又或许是因为在那场审问中，他比我以为的要享受了更多的乐趣。现在，我们越过了多瑙河，来到另一个基督教村落。但他们讲的是拉丁语。至于霍加强要村民回答的问题，没有太大的改变。它们让我想起瘟疫期间那些夜晚的狂热，当时我成功地让他写下了自己的罪行。而现在，一开始，我甚至听都不想听村民们的回答，他们害怕这些问题及质问他们的人，那个人是得到苏丹默默支持的匿名判官。一种奇怪的作呕感袭上心头。我内心里怪罪苏丹更甚于霍加，他受了霍加所欺，或是无法抗拒这种邪恶游戏的诱惑。但是，没多久我也被这种丑陋的好奇心诱惑住了，心想听一听不会有什么损失，便也靠上前去。现在，他们用更加优美悦耳的语言在讲着，但这些罪行与坏事听来大多很相似：简单的谎言，小小的欺骗，一两个卑鄙的把戏，一两件背信弃义的事，顶多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盗窃行为。
晚上，霍加说，村民们并未透露一切，他们隐瞒了事实，而我之前所犯的罪行要大多了。他们和我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必定曾犯下过更严重、更真实的罪行。为了说服苏丹，并得到这些事实，以便证明什么样的人是“他们”，什么样的人是“我们”，必要时他会采取强硬手段。
此后的日子里，这种丑恶的游戏愈演愈烈，也越来越荒唐了。刚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简单，那些天里，我们就像在玩游戏的孩子们一样，在比赛的每一回合间开些无伤大雅的粗俗玩笑。这些审问就像是我们在漫长而愉快的狩猎过程中举办的一场场不需要舞台、不需要幕布的民间戏表演。但到后来，它们却变成了消耗我们意志、耐心与勇气的仪式，而我们不知为何却无法舍弃。我看到了被霍加的质问和他不可思议的怒气吓得不知所措的村民，如果他们确切地知道问他们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或许会回答；我看到了被赶到村子广场的牙齿都掉光了的疲弱老人，在结结巴巴地说出自身不管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罪行前，他们会用无助的眼神乞求周围的人及我们的帮助；我看到了被认为没有说出他们所干的足够分量的坏事而被殴打责骂的年轻人——这个情景让我想起，当霍加看完我趴在桌上写的文字后，嘴里说着“你这个家伙！”手却给我背部来上一拳，一边生气地喃喃自语，因为想不明白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而生闷气。尽管不是非常明确，但他现在比较清楚自己想要找寻的是什么，想要得到的结论又是什么。他也尝试了其他方法：他时不时地打断村民的话，指出对方在说谎，然后我们的人就会殴打这个犯错的人；有时，他会打断村民的话，表示对方的一个朋友已经说出了他所犯的罪孽。有一段时间，他还试着把村民们两人一组两人一组地带到跟前来。这时，他发现，尽管我们的人坚决地采用了暴力手段，但村民们所说的事实并没有丝毫的深入，而且他们相互之间在另一个人面前都感到羞愧。他一阵狂怒。
当无情而猛烈的雨季来临时，我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我记得在一个泥泞的村子广场上，那些没说什么话，也不太愿意说什么的村民们，平白无故地挨了打，被迫整小时整小时地在雨中站着，淋得全身都湿透了。日子一久，打猎的吸引力开始减退，我们的行程也越来越短了。虽然我们偶尔能够捕猎到令苏丹伤心的美眼瞪羚或肥胖的野猪，但现在我们专注的不是打猎的细节，而是完全和猎物一样事先都准备好了的审问。仿佛是对一整天的所作所为有罪恶感似的，晚上霍加会向我倾诉他的心里话。他自己也对发生的事、对那些暴行感到不安，但他想证明某件事，某件让大家都受惠的事。他也想向苏丹证明这件事。而这些村民为何要隐瞒事实？后来他说，我们应该在穆斯林村落也进行同样的实验，但这也没有成功。虽然他没有以带有压迫意味的方式询问，但是他们也和他们的基督教邻居们一样，承认了大致相同的过失，说着同样的故事。在一个雨势未歇的糟糕日子里，霍加喃喃地抱怨，说了一些这些人不是真正的穆斯林之类的话，但到了晚上，在解析白天所发生的所有事情时，我看出，他已经注意到，这个事实并没有逃过苏丹的眼睛。
这项发现不只使他更为气恼，也使他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采取了更为激烈的手段。对这种手段，苏丹并不乐于亲眼目睹，但或许苏丹和我一样，只是因为好奇才跟着霍加做这件事。随着军队向北推进，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森林密布的地区，村民们说斯拉夫语。在一个迷人的小村庄里，我们看到霍加亲自痛打了一个只记得儿时说过谎言的英俊少年。到了晚上，霍加比我想像得还要深地陷入了奇特的罪恶感，他说再也不做这种事了。另外有一次，天空下着微黄的雨，我觉得自己好像看见远处有村庄的妇女们为村里的男人们所遭受的一切在哭泣。即使我们已非常熟习这项任务的士兵们，也厌烦了这些事。有时，在我们还没有择定人选之前，他们便会挑出下一个告白的人，把他带上前来，我们的翻译则会代替因愤怒而疲惫不堪的霍加，自行询问第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没遇过有趣的受害者，他们大谈自己的罪行，仿佛内心深处已等待这个审判日多年。据说我们的暴行已经一村又一村地流传开来，成了一种传说。这些人对于我们的暴行，或者对于他们无法猜透的神圣的正义感到惊恐和迷惑。但是，现在霍加不再对有关相互欺骗的夫妻或是贫穷村民羡慕富有邻居的故事感兴趣了。他不断重复说还存在一种更深层的事实，但是我觉得，他也和我们一样，渐渐地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能发现这种事实。至少他感受到了我们的怀疑，因而才会怒火连连，但我们和苏丹都觉得他无意放弃。或许是这个缘故，我们都变成了顺从的旁观者，看着他自行操控一切。有一次，在屋檐下躲一阵骤雨时，我们看见霍加在全身湿透的情况下，仍不停地审问一名少年。我们满以为会有点结果。这名少年因母亲受虐待，所以憎恶继父和他的孩子们。不过，到了晚上，他说这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少年，不值得挂怀，就此结束了这一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