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夫鲁特有时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最幸福的岁月，但他只把这种感觉存放在脑海的一个角落里，因为他觉得，如果总想着自己幸福，就可能失去它。更何况，生活中原本就有很多恼人的事情足以让人忘记那时的幸福：他生气雷伊罕大姐不仅待到很晚，还爱管闲事；看电视的时候，他生气法特玛和菲夫齐耶先是吵闹，随后一起放声大哭；“明天晚上家里来客人，我们要八到十杯钵扎。”可是第二天晚上却悄无声息，麦夫鲁特在寒风中按响门铃，可那些卑鄙的家伙连门都不给他开，为此他很恼火；在电视上看见库尔德武装分子在哈卡里袭击军用卡车，一个屈塔希亚人孩子在袭击中不幸丧生，孩子的母亲失声痛哭，看到这样的画面，他感到愤怒；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反应堆爆炸，据说风把致癌的云团带到了伊斯坦布尔上空，于是人们开始对在街上买饭吃和喝钵扎心有余悸了，他对这样的懦夫怒火中烧；他从电线里抽出铜丝，修好了塑料娃娃的胳膊，看见女儿们再次扯下娃娃的胳膊，他很气恼；电视天线在风中颤动，他可以容忍屏幕上出现的片片雪花，但当所有的图像都变得模糊不清时，他就火冒了；电视里正在播放民歌，整个街区突然停电，他因此恼怒；暗杀厄扎尔总理的新闻播到正当中，被警察开枪击中的凶手躺在地上抽搐扭动时（这个画面麦夫鲁特在屏幕上看到至少二十次），人生牌酸奶广告开始了，他怒不可遏地对坐在身边的拉伊哈说：“小贩的营生，就是被这些混蛋用含防腐剂的酸奶断送的。”

如果拉伊哈说：“明天早上你带女儿们上街，让我彻底搞一次卫生。”这会让麦夫鲁特忘记所有这些恼人的事情，因为当他抱着菲夫齐耶、用自己满是老茧的手牵着法特玛的小手走上街时，他感觉自己犹如世上最幸福的男人。卖饭回家后，一边听着孩子们说话一边打个盹，醒来后和女儿们一起玩耍（这是谁的手，我的手在你的手上，等等），或者正想着这些趣事时，在夜晚的街道上听到一个新顾客喊道，“卖钵扎的，给我来一杯钵扎！”这些都会让麦夫鲁特感到幸福。

在不问缘由、感恩地接受人生赋予的这些幸运岁月里，犹如季节更替和树叶凋零飘落，麦夫鲁特模模糊糊地发现时光在慢慢流逝；一些树木枯萎了；一些木房子突然消失了；孩子们踢球、小贩和无业游民午睡的空地上矗立起了六七层的高楼；街道上挂起了更大的广告牌和横幅。这一切就像在最后一刻发现钵扎季节或者足球联赛又将结束一样；就像在最后一周的周日晚上才明白安塔利亚体育球队1978年将被降级一样；或者像1980年军事政变后，街上逐渐建起了许多过街天桥，直到有一天他在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怎么也过不了街时才发现一样，因为为了引导民众走上天桥，人行道边安置了栏杆。区长打算从塔克西姆修建一条宽阔的大街到泰佩巴什，大街将在离他们住的街道五条街上面的地方穿过塔尔拉巴什，把塔克西姆和希什哈内连接起来。麦夫鲁特是从咖啡馆的闲聊和电视里的辩论中听到这个消息的，但他没当真。拉伊哈从街区里的老人和嚼舌的女人那里听来的多数消息，麦夫鲁特也都知道。他的消息则来源于街道和咖啡馆的闲聊，以及花街鱼市和英国领事馆之间那些老旧霉暗的百年公寓楼里的希腊族老妇人。

尽管没有人愿意记住或者说起，但以前的塔尔拉巴什是一个希腊族人、亚美尼亚族人、犹太族人和亚述族人居住的街区。曾经从塔克西姆后面流向金角湾的一条小河，在流经的街区有过不同的名字。（道拉普代莱、比莱吉克代莱、帕帕兹库普如、卡瑟姆帕夏代莱。）后来随着河床被混凝土覆盖，这些名字也就被遗忘了。六十年前，也就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河谷另一边的库尔图鲁什和费里柯伊的后背上，只有希腊族人和亚美尼亚族人在那里生活。共和国之后，对于贝伊奥卢的非穆斯林人的第一次打击是1942年实施的财产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对德国人的影响持开放态度，向塔尔拉巴什的基督徒们征收其多数人无力支付的高额税赋，还抓捕了交不起税的亚美尼亚族、希腊族、亚述族和犹太族男人，把他们送去了阿什卡莱的劳动集中营。麦夫鲁特听过很多关于这些人的故事，他们当中有的因为交不起税将店铺托付给土耳其人伙计、自己被送去了集中营；有的是为了躲避街上的搜捕好几个月不出家门的药剂师、家具师傅、举家在此生活了上百年的希腊族人。1955年9月6—7日，希腊和塞浦路斯发生争斗期间，教堂和店铺被手持棍棒和旗帜的人群抢劫破坏，神父被追捕、妇女遭强暴，之后大多数希腊族人去了希腊，没走的人也因为1964年政府的一纸法令，被迫在二十四小时内放弃了他们的家和土耳其。

在酒馆里喝到很晚的街区老住户，或者对那些住进空房子的人有抱怨的人，会悄悄地讲起这些故事。麦夫鲁特听到有人说，“以前的希腊族人比库尔德人更好。”因为政府坐视不管，现在非洲人和穷人来到了塔尔拉巴什，不知道今后会怎样。

然而一些被赶去希腊的希腊族人，仍然是地契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到伊斯坦布尔和塔尔拉巴什来看自己的房子，但不会受到很好的礼遇。谁也不愿意告诉他们说：“从安纳托利亚迁徙来的比特利斯人和阿达纳人住进了你们的房子！”因此，即便是最善意的人也会羞愧地躲避他们的老熟人。他们中有想索要房租而恼羞成怒的人；有持敌对态度的人；也有在咖啡馆里抱在一起，流着眼泪追忆过去美好时光的人。但这样动情的时刻不会持续很久。麦夫鲁特也曾见过各类流氓团伙唆使街上的孩子向来看房子的希腊族人起哄、扔石子，也正是这些人和国家以及警察联手让人悄悄地住进了希腊族人的空房子，把那些房子租给了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穷人。遇到这种情况，麦夫鲁特首先像所有人一样想说：“孩子们停下来，别这样。”但当他想到孩子们根本不会听他的话，背后的煽动者就是自己的房东时，他的脑子就乱了。“希腊人不是也抢占了塞浦路斯吗。”他想起一个自己并不完全明白的不公，带着一半愧疚，一半愤怒，离开了事发地点。

拆除旧房屋被冠以令人赏心悦目的洁净和现代字眼。在无主房里安家的流氓、库尔德人、吉卜赛人、小偷将被清除；大麻和毒品窝、走私贩仓库、妓院、单身汉宿舍、为违法勾当提供庇护的破旧茅舍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条五分钟便可从泰佩巴什到达塔克西姆的六车道大街。

以诉讼抵制征地决定的希腊族人律师、为保护百年建筑而抗争的几个大学生，以及建筑协会的呼声，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把媒体也招来的区长，坐到一辆推土机的驾驶座上，在掌声中，用挂着土耳其国旗的推土铲开始铲除一座法院还未做出拆除判决的老房子。拆除过程中，尘土钻进了相隔五条街的麦夫鲁特家紧闭的窗户里。推土机周围，照旧是一群由无业游民、售货员、路人和孩子们组成的好奇的人群，以及向他们兜售阿伊兰、面包圈、玉米的小贩。

麦夫鲁特想让饭车远离尘土。拆除旧房子的那些年里，他从未去过嘈杂拥挤的地方。让他最有感触的是，即将修建的六车道大街，将导致塔克西姆那里拥有六七十年历史的高大公寓楼被拆除。他刚来伊斯坦布尔时，面对塔克西姆的这些楼面巨幅广告牌上，一个有六七层楼高、肌肤白皙、棕色头发、好心的女人，用塔梅克番茄酱和绿克斯香皂来款待麦夫鲁特。麦夫鲁特喜欢这个女巨人带着一种无声却执着的怜爱对自己微笑，每次经过塔克西姆广场时，他都喜欢和她四目相对。

承载着棕色头发女人的大楼，以及楼下卖三明治的著名水晶快餐店被拆除，也让麦夫鲁特感到了悲伤。水晶快餐店是伊斯坦布尔卖阿伊兰最多的快餐店。麦夫鲁特吃过两次这家店自创的辣肉丸加番茄酱汉堡（一次是别人请客），还喝过他们的阿伊兰。做阿伊兰的酸奶是外号叫混凝土的两个人高马大的兄弟提供的，他们来自杰奈特普纳尔的邻村伊姆然莱尔村。混凝土·阿卜杜拉赫和努鲁拉赫兄弟不仅向水晶快餐店，还向塔克西姆、奥斯曼贝伊和贝伊奥卢的许多酸奶销量大的大餐馆和快餐店提供酸奶。在酸奶公司还未启用满载玻璃罐和木箱的卡车配送酸奶之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两兄弟挣了不少钱，在库尔泰佩、杜特泰佩和伊斯坦布尔的亚洲部分圈了很多地皮。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他们便和酸奶小贩们一起从市场和街道上销声匿迹了。麦夫鲁特把水晶快餐店的拆除看作是对他们的一个惩罚，从中他也意识到，自己嫉妒晚上连钵扎都不用卖、比自己能干而且富有的混凝土兄弟。

麦夫鲁特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二十年。随着新路、拆迁、楼房、大广告、店铺、地下过街道和过街天桥的出现，麦夫鲁特感到伤心，因为他在二十年里熟知并习惯了的城市旧貌消失了；而与此同时，他更多地觉得城市在为自己改变，由此他又感到了一份欣喜。在他看来，城市并非自己走入其中的一个早已建好的地方，他喜欢把伊斯坦布尔幻想成一个自己在其中生活时建造起来的，未来将更加漂亮、清洁和现代的地方。他喜欢那些住在老房子里的人，他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人们对自己的友善。当自己还在村里甚至还未出生时，这些老房子就建好了，它们拥有半个世纪的历史、暖气、电梯和高高的屋顶。但他也记得，在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老房子里，自己依然还是城市的陌生人。老公寓楼里的看门人，即便不是故意的，他们也要比任何人都更加鄙视自己，因此他总是害怕自己在那里做错什么。麦夫鲁特还喜欢陈旧的东西：在边远街区卖钵扎时，他发现的墓地的氛围；布满苔藓的清真寺墙壁；黄铜水龙头、枯竭破损的饮水池上面看不懂的奥斯曼土耳其语文字。

有时他想到，当所有进城的人都变得富有、拥有房屋地产时，尽管辛勤劳作，自己却只能勉强度日，卖饭其实赚不到钱。那种时候他就觉得，不满足于真主恩赐的幸福，就将是忘恩负义。有时，这种情形不常发生，他从鹳鸟的迁徙知道季节变了，冬天结束了，他同时也感到自己在慢慢地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