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那些人像是他的学生，他们有礼貌、认真，但都是乐呵呵的。银发老者也和他的学生们坐在同一张桌旁。“我们七个人，”他说，“每人一杯。”

一个学生带麦夫鲁特去了厨房。麦夫鲁特仔细地倒出七杯钵扎。“有人不要肉桂粉和鹰嘴豆吗？”他冲着里面问道。

学生打开的冰箱里没有酒精饮料。麦夫鲁特也从中看出了这个家里没有女人和孩子。银发老者来到厨房，“我们该付你多少钱？”他问道，不等麦夫鲁特回答，他凝视着麦夫鲁特的眼睛说道，“卖钵扎的，你的声音很忧伤，触动了我们。”

“我遭遇了不公，”麦夫鲁特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倾诉愿望说道，“他们没收了我的卖饭小车，也许拆解了，也许送给了另外一个人。希什利区政府的一个里泽人公务员很无礼。但大晚上的别让我的烦恼来打扰您。”

“你说，你继续说。”银发老者说道。他用真诚的眼神告诉麦夫鲁特，“我为你感到伤心，我愿意倾听。”麦夫鲁特说，他那可怜的小车很悲哀，因为在城里落入了别人手中。他知道，即便不说没钱的烦恼，老者也会明白这一点。而其实他那比这更重要的烦恼则是，区府里的里泽人，那些重要人物（“讨喜的人。”银发老者嘲讽地说）对自己的鄙视和无礼。他们面对面坐在了厨房里的两把小椅子上。

“人是自然之树的最高果实。”认真听麦夫鲁特倾诉的银发老者说。他不像老教徒那样自言自语祈祷般地说话，而是既像一个老友那样直视着对方的眼睛，又像一个学者那样侃侃而谈。麦夫鲁特很受用。

“人是最高贵的生物。没有人能够毁灭你心里的珍宝。按照真主的旨意，你也会找到你的小车……但愿你会找到。”

麦夫鲁特既感到自豪，因为一个这么睿智、重要的人物愿意把时间留给自己，而让里面的学生等着，同时他又感到不安，因为他感觉这种关心也可能出于同情。

“先生，您的学生在等您呢，”他说，“我就不多占用您的时间了。”

“让他们等着。”银发老者说。他又说了几句触动麦夫鲁特灵魂的话：打不开的心结，用真主的意愿就能解开。所有的困难用它的力量就能克服。也许他还要说更多至理名言，但看见麦夫鲁特扭动身子惴惴不安的样子（麦夫鲁特立刻后悔自己做出这样神经质的动作），他站起身，把手伸进裤兜里。

“先生，我不能要您的钱。”

“不行，真主不会答应的，我也不会接受。”

在门口时，“你先走，不，你先走。”他们像绅士那样坚持给对方让路。“卖钵扎的，这次请你收下这钱。”老者说，“你下次来，我答应就不给你钱了。我们每周四晚上都在这里交谈。”

“愿真主保佑您！”麦夫鲁特边说边觉得这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回答。麦夫鲁特突发奇想地亲吻了一下容光焕发的老者那皱巴巴的大手。那只手上有很多大黑痣。

很晚回到家时，他意识到自己不能把这次偶遇告诉拉伊哈。随后的几天，他想告诉拉伊哈，老者的话一直盘旋在他的脑海里，因为老者的出现他才能够承受失去爱车的痛苦。但他克制了自己，因为拉伊哈可能说些嘲讽的话让他伤心。

麦夫鲁特一直在想他在银发老者家里见到的黄色灯光。他还看见了什么？墙上挂着漂亮的古老文字。麦夫鲁特还喜欢严肃地围坐在桌旁的学生们的彬彬有礼。

第二周，他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上，在夜晚卖钵扎时更多地看见了白色小车的幻影。有一次，在泰佩巴什的一条蜿蜒曲折的上坡路上，他发现一个里泽人正推着小车往坡上爬，他跟着跑了上去，还没到跟前，他就发现自己看错了：他的白色小车更加精巧，不像这辆那样粗糙和笨拙。

周四晚上，在法提赫后面，他喊着“钵—扎”经过恰尔相姆巴的老者家门前时，又被叫了上去。在简短的拜访中他得知：学生称呼银发老者为“老师”，来这里的其他人称呼他为“先生阁下”；学生们用芦秆笔、墨水瓶、墨水，像绘画那样在桌上用大大的字母写字；这些字母是书写《古兰经》的阿拉伯字母。房子里还有麦夫鲁特喜欢的其他一些古老、神圣的东西：一个老式的咖啡壶；墙上、桌上的写有类似字母和单词的书法牌匾；一个镶嵌贝壳的帽架；一个嘀嗒声可以超越所有轻声细语的大柜钟；镜框里的阿塔图尔克以及一些像他那样极其严肃、皱着眉头，但蓄着大胡子的重要人物的画像。

在厨房里同一张桌旁的简短交谈中，在先生阁下的询问下，麦夫鲁特告诉他，小车没能找到，还在仔细寻找，最近一段时间上午还是无事可做。（为了不让先生阁下觉得他在那里找差事、希望得到帮助，他只一提而过。）十五天来，麦夫鲁特想到很多话题和问题要问他，但只找到了说一个话题的时间。他告诉先生阁下，每夜在街上长久地行走，除了职业习惯，更多的是一种需求。如果夜晚他不上街走很久，他的脑子、幻想力、思维就会变弱。

先生阁下说，劳作也是一种做礼拜的形式。麦夫鲁特心里那个一直走到世界末日的愿望，是一种启示和结果，即人世间只有真主会帮他，他也只能去祈求真主的帮助。麦夫鲁特将把这解读为，行走时脑海里出现的怪异想法来自真主，他将为此而不安。

先生阁下伸手到口袋里准备付钵扎钱时（这个周四他有九个学生），麦夫鲁特提醒说，就像之前他们说好的那样，钵扎由他请客。

“你叫什么名字？”先生阁下带着一种赞赏的口吻问道。

“麦夫鲁特。”

“多好的一个名字！”他们正从厨房向房门走去，“您是麦夫利德罕吗？”先生阁下用他的学生也能听到的声音问道。

麦夫鲁特不知道这个单词的意思，脸上露出了一种无法回答的遗憾表情。桌旁的学生则对麦夫鲁特谦逊的诚实抱以了微笑。

先生阁下说，人尽皆知，麦夫利特，是为庆祝先知诞辰书写的长诗的统称。麦夫利德罕，则是对这些长诗的作曲者的称呼，这个美好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如果有一天，麦夫鲁特生了个儿子，给他取名叫麦夫利德罕，那孩子一定好运连连。另外，每周四晚上他们一定会等麦夫鲁特，他甚至不用在街上叫喊就可以直接上去。

苏莱曼：维蒂哈说，麦夫鲁特丢了小车又没利用乌拉尔的关系得到好处，他希望那个我帮着找来的、住在库尔泰佩单开间里的房客交更多的租金，至少给一部分现金。随后麦夫鲁特打来了电话。

“兄弟，”我说，“你的房客是乌拉尔他们的人，一个可怜的里泽人，也可以算是我们的人。你也知道，如果我们让他搬出去，他会一声不吭就搬走，他很怕哈米特先生。可他交的房租也不低，每月都按时交到我手上，我们让维蒂哈转交给你们，既不用交税，也不会违约。你以为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房客吗？”

“苏莱曼，这段时间我不信任里泽人，别介意，让他搬出去。”

“嘿，你这个无情的房东，那人成了家，有了孩子，难道要把他们扔到大街上去吗？”

“有谁在伊斯坦布尔可怜我吗？”麦夫鲁特说，“别误会。行，就这样吧，你也别把人家扔到大街上去。”

“就是啊。我们向来是同情你、爱你的。”我也认真地说道。

维蒂哈从苏莱曼那里拿来的一个月房租，最多够麦夫鲁特一家开销一周。麦夫鲁特和苏莱曼通话后，维蒂哈拿来了3月和提前交付的4月、5月房租，钱数高出该有的数目。麦夫鲁特对房客轻易同意涨房租—也就是阿克塔什他们，苏莱曼和考尔库特的资助—没想太多。他用这笔钱为自己买了一辆二手的冰激凌小车、冰桶、不锈钢桶、搅拌机。他决定靠卖冰激凌来度过1989年的夏天。

买冰激凌小车时，法特玛和菲夫齐耶也跟着麦夫鲁特去了下面的街区。他们推着小车蹦蹦跳跳地回了家。被他们的快乐误导的邻居雷伊罕大姐，从窗口探出身子，做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就像他们找回了卖饭的三轮车，他们谁也没点破她。麦夫鲁特在后院和女儿们一起给小车刷上油漆并修整了一番。晚上电视里出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抗议者的画面。麦夫鲁特对那个广场上的小贩的勇气钦佩不已。那个小贩是卖什么东西的？麦夫鲁特想，很可能跟我一样是卖饭的。但是中国人的米饭，不像拉伊哈做的那样，而是像麦夫鲁特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样，不放鹰嘴豆和鸡块，而是用另外一种方法，长时间煮出来的。麦夫鲁特对抗议者们喊道“做得好！”但随后他又补充道，不该过多地和国家作对，特别是在贫穷的国家里，如果没有国家，谁也不会保护穷人和小贩。在中国，穷人和小贩的生活还是不错的，他们唯一的问题是不承认真主。

从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私奔结婚的那年夏天至今的七年时间里，生产牛奶、巧克力、糖果的大公司为了彼此竞争，首先向伊斯坦布尔的所有杂货店、蛋糕店、三明治快餐店免费赠送了冰柜。从5月开始，这些冰柜的主人就把它们摆到店铺门前，便没人再从街头小贩那里买冰激凌了。如果麦夫鲁特在一个角落停留五分钟，城管们就会以他占据人行道为由来没收拆毁小车，但他们却对大公司的那些摆在人行道上影响行人走路的冰柜视若无睹。电视不断播放这些公司的被冠以奇怪名字的冰激凌广告。麦夫鲁特推着小车经过后街时，孩子们问他：“卖冰激凌的，有明火枪吗？有火箭吗？”

碰上高兴的时候，麦夫鲁特回答道：“这个冰激凌比你们的所有火箭都飞得高。”因为这个回答，他也能够稍微多卖一点。但多数晚上他都闷闷不乐、早早地就回家。他对七年里都跑下楼来帮忙的拉伊哈埋怨道：“都这个时候了，女儿们为什么还在街上疯玩？”拉伊哈去找她们时，他就撂下冰激凌小车，走上楼，沮丧地看着电视直到睡觉。在其中一次这样的沮丧时刻，他在电视里看见，出自自己黑暗幻想中的那个巨浪正在慢慢地翻滚过来。到了秋天，如果还找不到一个好营生，就将没钱给孩子买书本、衣服，给家里买食物，给取暖炉买液化气了。想到这些，他就焦虑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