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们全都住在库尔泰佩的一栋十二层公寓楼里。楼里共有六十八个单元，麦夫鲁特和萨米哈住在二楼，只有他们的房子朝北看不到风景。哈桑伯父和萨菲耶姨妈住在一楼；考尔库特和维蒂哈在九楼；苏莱曼和梅拉哈特则在顶层。有时他们在一楼遇到，看到不停抽烟的看门人责骂踢球的孩子；有时他们在电梯里碰到，便互相开开玩笑，仿佛大家全都住在十二层的一栋公寓楼是件极其自然的事情，其实他们都不自在。

最不自在的是苏莱曼，尽管他很幸福。在对面的杜特泰佩，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人生的最后几年里精心建造了一座三十层塔楼，苏莱曼想在那幢楼的最高几层，拥有一套鸟瞰伊斯坦布尔的房子，而不是在这十二层的D幢里。九十来岁的哈吉·哈米特，也觉得这个要求合情合理，他说“让你的哥哥和爸爸也来住我的塔楼！”，可两年前他突然去世（公共工程和安置部部长都去参加了他的葬礼），乌拉尔建筑公司的高管改变了态度，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排挤出了那栋塔楼。苏莱曼因此很伤心，2010年他和考尔库特就这个问题争论了一整年，终于找出两个原因：第一，在一次年终会议上，考尔库特抱怨为获得施工许可而过多行贿，他说，“难道他们真的要拿这么多贿赂？”哈吉·哈米特的儿子们个人对此很介意，他们觉得此话在暗示，“其实你们并没有去贿赂部长，而是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腰包。”而事实上，考尔库特并无此暗示。第二个原因—这是后来才想起来的—因为在巴库的失败图谋，考尔库特被赋予了“军事政变者”的身份。这个身份受到民族主义保守派执政党的广泛欢迎，却惹恼了新的执政党。

但随后他们获悉的真正原因却是，他们的爸爸对乌拉尔建筑公司宣称：“如果我们不住在同一栋楼，我就不签字。”考尔库特和苏莱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们的父母离开住了四十年的四层老楼，搬进一套公寓楼的单元房。在此问题上，地震导致楼上两层歪斜起到了关键作用。

2012年古尔邦节的早上，麦夫鲁特在哈吉·哈米特·乌拉尔清真寺做礼拜的人群里，既没看见苏莱曼和考尔库特，也没看见他们的儿子。而过去他们居住在不同山头、不同街区时，节日礼拜之前他们都一定会首先找到彼此，一起做礼拜，随后在人群中推搡着在地毯上一起往前走，去亲吻哈吉·哈米特的手。

现在每人都有一部手机，但没人给他打电话。做礼拜的男人从清真寺的天井挤到了广场和街道上，就像最近几年那样，在如此拥挤的人群里做礼拜，麦夫鲁特却感到异常孤独。他和初、高中年代认识的几个杜特泰佩和库尔泰佩的熟人、在D幢做邻居的几个有车的店主，用眼神互致了问候，但人们表现出的匆忙、粗俗和浮躁，在他的内心里唤醒了一种自己在一个别的街区做礼拜的感觉。伊玛目历数“为了我们的美好家园和生活而奋斗的人们”时，提到了阿塔图尔克和另外四五个人，随后便是过世的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在这里的年轻人当中，有几个人知道多年前哈吉·哈米特·乌拉尔出席了麦夫鲁特和拉伊哈的婚礼，还送了一块手表给他。

麦夫鲁特从清真寺回来时，萨米哈不在家。麦夫鲁特知道她去了9单元的维蒂哈家。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来库尔泰佩过节，他已经在9单元住了一个星期。那套房子有很多朝北的房间，考尔库特和老丈人避开对方相安无事，维蒂哈和萨米哈的多数时间则是陪着爸爸看电视。苏莱曼必定是一大早开车带一家人去了于斯屈达尔的老丈人家。麦夫鲁特没在停车场里看见苏莱曼的福特蒙迪欧轿车，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

麦夫鲁特在二楼的单元，面向十二层公寓楼的停车场。麦夫鲁特从这里可以获取楼里很多人的信息，比如退休的夫妻、大嗓门的年轻中产阶级、不知道从事何种职业的夫妻、老一辈酸奶小贩的大学毕业生孙子、一直在停车场里踢球的每个年龄段的孩子。苏莱曼的两个儿子是踢球孩子中最吵闹的，他们一个十六岁（哈桑）、一个十四岁（卡泽姆）。球一旦被踢出停车场滚下坡，这些偷懒的少年球员从不去追球，而是异口同声地大声叫道“球，球，球”，让正要上坡的人把球带上来，而这让一辈子靠走街谋生的麦夫鲁特很生气。

麦夫鲁特在这个单元房里已经生活了八个月，但一次也没开窗责骂踢球的孩子叫他们安静。他通常十点半出门去梅吉迪耶柯伊的同乡会，10月中旬到第二年的4月中旬，则每晚去希什利、尼相塔什和居米什苏尤叫卖钵扎，那些街区尚存有四五层的老旧富裕人家的公寓楼。麦夫鲁特彻底远离了塔尔拉巴什，那个他曾经居住的、多数早已人去楼空的百年希腊人老屋所在的街区，那里被划入了旧城改造的范围，将建起精巧的小酒店、庞大的购物中心和旅游景观建筑。

麦夫鲁特为自己准备茶水时，先看了一会儿在停车场里宰牲的人（他也没看见苏莱曼买的公羊），随后翻看了先生阁下写的《交谈》。六个月前他从一家杂货店的橱窗里挂着的《告诫报》上，看到了这本书出版的消息，于是他从报上仔细地剪下二十张赠券，换来了这本封底印有先生阁下年轻时一张可爱照片的《交谈》。麦夫鲁特认为，标题为“内心和口头的意愿”的章节被收入书中，也有自己的一份功劳。他时常翻到那个章节认真阅读。

从前，节日礼拜后，他会和爸爸、伯父还有堂兄弟们一起说笑着去杜特泰佩吃早饭，他们边喝茶边吃萨菲耶姨妈为一大家人做的馅饼。现在大家分开住着，也就没了一个习惯性的聚会地点。萨菲耶姨妈为了让这个老传统持续下去，招呼全家人去吃午饭，可苏莱曼一家去了梅拉哈特的娘家，孩子们拿完节日赏钱，厌烦爷爷奶奶也都走了。

这个节日的上午，因为考尔库特也没马上过去，萨菲耶姨妈便滔滔不绝地指责见钱眼开的承包商和政客，她将这些欺骗了她儿子的承包商和政客看作万恶之源。“我说了无数遍，我的儿子，等我们死了你们再拆我们的房子，那时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盖高塔楼，可没人听我的。他们说，妈妈，反正再地震这个房子就会塌，住进公寓楼你们可以更舒坦。他们把我说烦了，我才不会被他们骗呢，可没人愿意扫儿子的兴。他们发誓说，我们家的前面会有院子、树木。他们还说，妈妈，你伸手到窗外就可以摘到李子和桑葚。可现在哪里有李子和桑葚，哪里有小鸡和母鸡，哪里又有泥土和院子。我的孩子，没了青草和虫子，我们没法活。你的哈桑伯父就这么病倒了。造了那么多楼，猫和狗也都不来了。大过节的，除了讨赏钱的孩子，没人来敲门，也没人来吃饭。对面山头我住了四十年的家被拆了，盖起了那座大塔楼，我就只好坐在这里哭着张望，我亲爱的麦夫鲁特。这只鸡是我为你烤的，再拿一块土豆，你爱吃的。”

萨米哈也趁此机会，讲了在一夜屋上建起的一些丑陋高楼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如何不开心的故事。这其中自然也有当着他们母亲的面，诋毁考尔库特和苏莱曼的乐趣，因为兄弟俩跟着乌拉尔他们，积极参与了土耳其住房开发管理局的高楼开发。她讲述了像阿克塔什他们那样，在亲手盖起的花园小房里生活了三四十年的人家，因为钱、没有地契或处在地震敏感区，被迫搬进高层新公寓楼后经历的烦恼。她也讲了抑郁成病的家庭主妇；因房子拖延完工而流落街头的人；无力向承包商偿还债务的人；抽签没抽到好房子而后悔的人；怀念树木和院子的人。对于拆除大坡背面的老利口酒厂、足球场、曾经是马厩的区政府大楼，以及全被砍光的桑葚树，萨米哈也都一一抱怨了。（但她没告诉任何人，三十年前她和费尔哈特偷偷在桑葚树下约会的事情。）

维蒂哈则维护着自己的丈夫和苏莱曼，她说：“但是亲爱的萨米哈，穷人也想住进一个干净、现代、舒适的地方，而不是泥土地面、靠烧暖炉取暖的冰冷的一夜屋里！”麦夫鲁特对此并不惊讶：姐妹俩每天至少要串门两次闲聊，维蒂哈常跟妹妹说，搬进D幢后她有多满意。自从她和丈夫搬进一套独门独户的单元房，维蒂哈就从给一大家人做饭、端茶送药、缝缝补补中解脱了出来。有时她愤愤不平地称自己是“全家人的用人”。（麦夫鲁特认为，维蒂哈也因此在最近几年里迅速发福了。）两个儿子都成家了，考尔库特晚上很晚才回家，因此她有时感到孤独，但从不埋怨公寓楼的生活。如果不和萨米哈闲聊，她就去希什利看孙子孙女们。经过漫长的努力、调查和失败，她终于让博兹库尔特娶了一个初中毕业生，她是一个来自居米什代莱的水暖工的女儿。儿媳喜欢交朋友聊天，她上街时就把两个紧挨着出生的女儿交给她们的奶奶照看。有时他们一起去希什利图兰的家里聚会，图兰的第一个孩子是一年前出生的。萨米哈有时也跟着维蒂哈去希什利看她的孙子孙女们。

麦夫鲁特忌恨歪脖子老丈人和两个女儿之间的友情。是因为他嫉妒他们的友情和亲密吗？还是萨米哈笑着告诉了丈夫，歪脖子·阿卜杜拉赫曼喝醉时脱口说出的尖刻话语？（有一次他说：“我很困惑，为什么我的两个女儿在伊斯坦布尔偏偏都喜欢麦夫鲁特。”）或者是他那个午饭就开始喝拉克酒、始终不变的八旬老丈人，继萨米哈之后，让维蒂哈也慢慢染上了酒瘾？

作为节日午餐，萨菲耶姨妈除了每次都做的馅饼，还为孙子们炸了薯条，可他们没来，维蒂哈就独自全都吃了。麦夫鲁特几乎可以确信，阿卜杜拉赫曼下来吃午饭前，已经在楼上的9单元喝了中午的拉克酒，萨米哈也陪着喝了一杯，现在他觉得维蒂哈可能也喝了。下午去协会团拜时，麦夫鲁特还想象了萨米哈在9单元和她爸爸继续喝酒的画面。在协会和老乡们团拜时，麦夫鲁特打发了敲门来讨节日赏钱的孩子们，他一边说“这里是协会！”，一边想象着萨米哈正在家里喝着拉克酒等自己。

从结婚第二年开始，麦夫鲁特和萨米哈为他们自己开发了一个游戏。这同时也是夫妻俩就决定了他们一生的一个疑问展开的对质—“情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原本结婚前，他们就通过交谈很快就这个问题达成了一致：从在宅邸牛奶布丁店的第一次约会开始，麦夫鲁特就承认，情书其实是写给萨米哈的。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官方和个人观点是简单明了的：在考尔库特的婚礼上，他遇见了萨米哈，迷上了她的双眼。但后来有人欺骗了麦夫鲁特，于是他娶了拉伊哈。对此麦夫鲁特毫不后悔，因为他和拉伊哈过得很幸福。麦夫鲁特不能亵渎他和拉伊哈度过的幸福时光以及对拉伊哈的追忆。萨米哈也接受这些。

可是每当萨米哈喝下一杯拉克酒，打开一封信，问麦夫鲁特，把她的眼睛比作“拦路抢劫的强盗”时，他想表达什么，那时他们之间就会出现分歧。萨米哈认为，这类问题并不违背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精神，因为那些话麦夫鲁特是写给自己的，应该能够解释。麦夫鲁特承认这点，但他如今拒绝回到写信时的那种灵魂状态里去。

“不用进入那种灵魂状态，但你要告诉我，给我写这些话时你的感受。”萨米哈说。

喝着拉克酒时，麦夫鲁特尝试着诚实地告诉妻子，二十三岁时他写那些情书时的感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就无法继续这么做了。“如今你不再怀有曾经对我的情感。”有一次她对麦夫鲁特的支吾极为恼火时说道。

“因为我不再是写那些情书的人了。”麦夫鲁特说。

一阵沉默。那么，是什么让麦夫鲁特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是过往的岁月、变白的头发，而是他对拉伊哈的爱恋便不言而喻了。于是，萨米哈也就明白了，即便强迫麦夫鲁特，也将无法从他那里听到什么柔情蜜意的话语。麦夫鲁特也看到妻子接受了她所明白的事情，为此他感到愧疚。随后，便开始了这个玩笑，这个在他们之间转变成某种友善仪式的游戏。不仅是萨米哈，他俩中的一个，在一个合适的时间，拿出早已泛黄的三十多年前的情书，念上几句，随后麦夫鲁特就开始解释那一行行字为何以及如何写就的。

而其中的诀窍，就是麦夫鲁特在做这些解释时，不陷入过度柔情，能够像个旁人那样解读那个写情书的小伙子。这样，既没有对拉伊哈不敬，也可以就麦夫鲁特年轻时是怎么爱上萨米哈的，稍微说上两句以取悦于她。因为在他们共同的过去问题上获悉了一些新东西，也因为信件在他人生最忙碌多彩的日子里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带着一种玩笑者、争论者的姿态去读旧信件，麦夫鲁特便不会感到不安。

天黑时麦夫鲁特回到家，看见萨米哈坐在餐桌旁喝茶。她的面前放着一封麦夫鲁特服兵役时写的信。麦夫鲁特知道，萨米哈因为喝酒太多才喝茶的，对此他很满意。

麦夫鲁特在从卡尔斯卫戍区发出的一封信里，为什么把萨米哈的眼睛比作了水仙花？麦夫鲁特向萨米哈坦白，在受到图尔古特帕夏庇护的那段时间里，他从一个服兵役的高中语文老师那里学到了关于眼睛的许多知识。水仙花在古代文学里用来形容眼睛：那时的女人全身裹着罩袍，男人只能看到她们的眼睛，因此整个宫廷和民间文学都建立在对眼睛的描写上。麦夫鲁特一时兴起，一口气跟妻子讲了很多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会儿的其他美好的突发奇想。他说，被这样的眼睛和美丽的脸庞深深吸引时，人就不能自已，甚至连做了什么都不知道。“那时的我，不是我。”麦夫鲁特说。

“但你说的这些信里都没有。”萨米哈说。

麦夫鲁特沉浸在对年轻时代的激情回忆中，想起服兵役时写的那些信是何等重要。现在他不仅想起了自己，那个写信的羞怯年轻人，越说眼前还越多地闪现出那个为之写信的美丽女孩。当兵写信时，眼前闪现的萨米哈的脸庞是模糊不清的。而现在，回忆过去时，麦夫鲁特眼前闪现的却是一张清晰的年轻女孩的可爱脸庞。然而就连她的影像都让麦夫鲁特心跳加快的女孩，不是萨米哈，而是拉伊哈。

想到妻子会发现自己在回忆拉伊哈，麦夫鲁特惊慌失措，于是他随便说起了内心的语言、意愿和运气。有时，当萨米哈念到信里的“神秘的眼神”、“俘获人心的眼睛”时，麦夫鲁特的脑海里就会出现拉伊哈从中获得灵感、绣在嫁妆窗帘上的图案。萨米哈得知了麦夫鲁特和过世的先生阁下的交谈，有时也试图去说自己和麦夫鲁特的相遇不仅是缘分，也是一件有所意愿的事情。这是情书游戏中萨米哈经常讲述的一个故事。在这节日的傍晚，天慢慢变黑时，萨米哈又为这个故事加上了一个可信的新结局。

萨米哈认为，她和麦夫鲁特的第一次相遇并不是在1978年考尔库特的婚礼上，而是在六年前的1972年的夏天，也就是麦夫鲁特初三毕业前英语需要补考的时候。（麦夫鲁特从没说起过娜兹勒老师。）那年夏天麦夫鲁特为了让一个德国籍土耳其人的儿子给他补习英语，每天从杰奈特普纳尔走去居米什代莱。两个男孩，麦夫鲁特和那个德国籍土耳其人的儿子，夏日坐在枫树下看英语书时，拉伊哈和萨米哈却在远处看他们，因为村里出现一个看书的人很奇怪。从那时起，萨米哈就发现姐姐对坐在枫树下看书的麦夫鲁特有好感。多年后，当她从维蒂哈那里得知麦夫鲁特给姐姐写情书时，她没告诉拉伊哈，其实那些信是为她的眼睛而写的。

“你为什么没把实情告诉拉伊哈？”麦夫鲁特小心翼翼地问道。

萨米哈从一开始就知道其实麦夫鲁特的情书是写给自己的，这是一个每次听到都让麦夫鲁特闷闷不乐的故事。由于相信可能确实如此，麦夫鲁特才会对这个故事感到如此不快。因为这个故事意味着，如果麦夫鲁特的信真是写给她的（更准确地说，如果麦夫鲁特在信的开头写上了她的名字），那么萨米哈甚至不会理会麦夫鲁特，因为她对他没有一点心意。萨米哈会在感觉丈夫更爱拉伊哈时，跟他提起这个让他伤心的故事。用这个提醒，萨米哈也就等于告诉了麦夫鲁特，“如果你现在更少地爱我，那我那时也是更少地爱你。”夫妻俩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我为什么没告诉她？”萨米哈最终说道，“因为像大家一样，我也真心希望我的姐姐嫁给你，得到幸福。”

“那你就做对了。”麦夫鲁特说，“拉伊哈也确实和我拥有过美满的婚姻。”

谈话触及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夫妻俩全都沉默了，但没有起身离开桌子。在他们坐着的地方，可以看见、听见天黑时进出停车场的汽车、在铁质垃圾桶旁边的空角落里踢球的孩子们。

“搬去楚库尔主麻会更好。”萨米哈说。

“但愿吧。”麦夫鲁特说。

夫妻俩决定离开D幢和库尔泰佩，搬去费尔哈特留给萨米哈的位于楚库尔主麻的其中一套房子，但他们还没把这个决定告诉任何人。这些年，他们用那两套房子的租金偿还了现在居住的这套房子的贷款。房贷还清、他俩成为那里的主人后，萨米哈就想搬出D幢。麦夫鲁特知道，萨米哈这么想是因为房子的氛围和沉闷，更因为她想远离阿克塔什一家人。

麦夫鲁特估摸着搬去楚库尔主麻不会有什么难处。从塔克西姆坐新开通的地铁去梅吉迪耶柯伊很方便。更何况，晚上在吉汗吉尔的街道上依然可以卖钵扎，住在那里老公寓楼里的人们能够听到钵扎小贩的叫卖声，喊他上去。

天黑后，麦夫鲁特从车灯上分辨出苏莱曼的车开进了停车场。夫妻俩默默地看着梅拉哈特、她的两个儿子还有苏莱曼争论着下车，拿着大包小包走进楼里。

“麦夫鲁特他们不在家。”苏莱曼进楼时看着他们漆黑的窗户说道。

“他们会来的，别担心。”梅拉哈特说。

苏莱曼招呼了全家人去楼上他家吃晚饭。萨米哈一开始不想去，但麦夫鲁特说服了妻子，他说：“反正咱们就要离开这里了，就别让大家扫兴了。”麦夫鲁特越来越注意不让萨米哈破坏他们和阿克塔什一家人、菲夫齐耶以及萨杜拉赫先生之间的关系。因为年纪越大，他越害怕孤独地生活在城市里。

麦夫鲁特已经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四十三年。在头三十五年里，他感觉在城市里度过的每一年都让自己跟这里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最近几年里，他觉得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反而对伊斯坦布尔越来越陌生了。难道是因为洪水猛兽般涌入城市的上百万新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无数新房子、高楼和购物中心吗？麦夫鲁特看见，1969年他刚来城市那会儿盖的房子，不仅是一夜屋，塔克西姆和希什利那里四十多年的老公寓楼也全被拆除了。在那些老楼里生活的人们，仿佛用完了他们在城里的期限。当那些老人和他们建造的楼房一起消逝时，新来的人便住进了在那里盖起的更高、更恐怖的混凝土楼房。麦夫鲁特越看这些三四十层高的新楼，就越觉得自己与这些新人口格格不入。

另外，麦夫鲁特喜欢看这些从远处的山头以及伊斯坦布尔各处蘑菇般快速蹿起的高楼。他赞叹、好奇，不像那些抱怨所有新生事物的有钱顾客那样，每每看见一座新塔楼就像看见发霉的水果那样嗤之以鼻。在高楼顶上鸟瞰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为了能够再多看一下他家的奇妙景致，麦夫鲁特也想尽早去苏莱曼家赴约。

但由于萨米哈的磨蹭，他们最后才到顶层。麦夫鲁特在餐桌上的座位，面对梅拉哈特三个月前用卡车运回的带镜子的餐柜，而不是窗外的风景。孩子们早就吃完饭跑开了，坐在桌旁的除了考尔库特、维蒂哈、苏莱曼、梅拉哈特，还有一声不响的阿卜杜拉赫曼。萨菲耶姨妈，以哈桑伯父不适为由没来。考尔库特和苏莱曼带着他们不知得了什么病的爸爸去看了很多医生，不断让他做各种检查。哈桑伯父厌烦了医生，不想再看见他们，也不想起床走出房间。一旦走出他厌恶、反对建造的十二层高楼，他想去的就是一直牵挂放心不下的杂货店，而不是医院。麦夫鲁特估摸，四十年没变样的杂货店后面的那块大空地上，能够盖起一栋每层五个单元的八层公寓楼。（那块地皮是哈桑伯父四十五年前独自圈下的。）

他们看着电视上的新闻（总统在伊斯坦布尔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做了节日礼拜），默默地吃着晚饭。尽管哈桑伯父住在楼下，拉克酒瓶还是没被放在餐桌上。考尔库特和苏莱曼不时起身去厨房倒酒。

麦夫鲁特也要了拉克酒。不像那些年纪越老就越多去清真寺、越多喝酒的人，麦夫鲁特很少喝酒。但刚才在下面，坐在黑暗中萨米哈说的那些话伤了他的心，他知道喝点酒可以缓解一下。

总是很细心的梅拉哈特跟着麦夫鲁特走进了厨房。“拉克酒在冰箱里。”她说。随后萨米哈有点难为情地也跟进了厨房。“给我也倒点……”她笑着说。

“不，那个杯子不行，您拿这个。您还要加一块冰吗？”梅拉哈特说。像往常一样，麦夫鲁特钦佩梅拉哈特的礼貌和细心。麦夫鲁特在打开的冰箱里，看见了放在一个绿色塑料盆里的血红色肉块。

“感谢苏莱曼，今天让人宰了两头公羊。”梅拉哈特说，“我们把肉分给了穷人，但没分完。我们的冰箱也放不下了。我们往维蒂哈和我婆婆的冰箱里各放了一盆肉，可还有剩下的。阳台上还有满满一大盆，能不能在你们家的冰箱里放一放？”

苏莱曼三周前买来两头公羊，把它们拴在了停车场里靠近麦夫鲁特那套单元的角落里。头几天他还想着给羊送些干草，可最近几天他跟麦夫鲁特一样把它们遗忘了。有时孩子踢出的球会弹到其中一头，被绳子拴着的愚蠢公羊就惶恐地四处乱撞，弄得尘土飞扬，孩子们则在一旁哈哈大笑。麦夫鲁特有一次下楼去停车场，盯着其中一头公羊的眼睛看了看，悲伤地想起了那沉没在海峡深处的两万头羊。现在这两头羊的肉已经被分送给了穷人，剩下的放在塑料盆里放进了四个冰箱。

“当然，您可以放在我们的冰箱里。”萨米哈说。因为喝了酒她显得温和了，但麦夫鲁特从她的表情里看出，她讨厌这个主意。

“新鲜的肉很难闻。”梅拉哈特说，“苏莱曼要让公司的人把这些肉分送出去，但是……你们认识别的穷人吗？”

麦夫鲁特认真地想了想：库尔泰佩另外一面山坡上、另外一些山头上，一些房主带着搬进高层公寓楼的兴奋憧憬，却因为区长的纸或相互间或跟国家打起了官司，所以一些奇怪的新住户搬进了空置的一夜屋。然而新增的贫穷人口目前更多地生活在城市最外面的、二环以外的最偏远街区里。用背后的布带拉着手推车、在城里四处转悠翻弄垃圾桶的人，也来自麦夫鲁特从未踏入过的那些街区。城市变得庞大无比，别说步行去这些街区，即便开车，一天都不能跑一个来回。让麦夫鲁特更为惊讶的是，在那些地方也矗起了幽灵般奇怪的高楼，即便在海峡对岸都能够看见。麦夫鲁特也非常喜欢远眺这些高楼。

麦夫鲁特在餐厅里一直没能尽兴饱览窗外的风景，因为他还不得不去关注苏莱曼讲的故事：两个月前，麦夫鲁特的两个姐姐和母亲名下的两套单元房卖掉后，他那很少出村的两个六旬姐夫来了伊斯坦布尔，在萨菲耶姨妈的一楼单元房里住了五天。萨菲耶姨妈既是他们妻子的姨妈，又是伯母。苏莱曼开着福特车带他们游览了市容，背后却讲了很多挖苦他们的故事，嘲笑他们对伊斯坦布尔的摩天楼、桥梁、清真寺和购物中心的羡慕。这些故事的高潮则是，两个年迈的姐夫像大家一样，为了逃税，不从银行汇钱，而把兑换来的美元全装在包里，一刻也不离身。苏莱曼起身离开餐桌，模仿他们拎着沉甸甸的装满钱的提包、弯腰驼背走向回程大巴的样子。随后他说：“啊！麦夫鲁特，你真是个怪人！”听到此话，大家全转身冲着麦夫鲁特笑了，却让他感觉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