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中心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深沉观点或洞见，一个深藏不露的神秘节点，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小说家写作是为了探查这个所在，发现其各种隐含的意义，我们知道小说读者也怀着同样的精神。当我们第一次想像一部小说时，我们也许会有意识地想到这个隐秘的中心，知道我们正为了它而写作—但有时候我们对它也许一无所知。有些时候，一次现实生活的历险，一种以直接经验获得的世界真相看起来也许比这个中心更为重要。在别的一些时候，个人的冲动，从道德或审美层面再现他人生活、人们、团体、社会的愿望显得如此重要，我们情愿忽视自己是在为了这个中心写作这一事实。我们所讲述的事件的暴力、美、新奇和难料甚至也许会让我们根本忘记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还存在一个中心。小说家—有些人偶尔为之，别的人则经常如此—在前往故事结尾的过程中，兴奋、无情、直觉地从一个细节、观察、物品和意象转到下一个，几乎想不到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有一个隐秘中心这样的事实。写作一部小说也许可比作穿越一片森林，我们热心关注每一棵树，登记并描述每一个细节，好像关键就只在于讲述故事，以穿越整个森林。

但是，无论我们如何受到景观中树林、建筑和江河的吸引，或者无论我们如何迷恋每一棵树或每一座悬崖的神奇、奇特和美，我们仍然不会忘记这片景观之中深藏着某种更为神秘的东西—它比其中包括的所有单个树木和物品的总和更加深刻，更加有意义。偶尔，我们也许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而有时候我们的意识则伴随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忧虑。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小说读者身上。文学小说的读者知道景观里的每一棵树—每个人、物品、事件、轶事、意象、回忆、信息片段和时间跳跃—被安置在那里以指向更深的意义，指向位于表面之下某个地方的隐秘中心。小说家也许在书中融入一些冒险故事和细节，因为他实际体验过这些，或者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偶尔与之相遇，受到了吸引，或者只是因为他能够如此美地将之想像出来。但是文学读者知道，小说中呈现的所有这些成分之所以能够以其美、力量和逼真的属性发挥效能，是因为它们指示一个隐秘中心，而且读者行进在书中的时候也是在追寻这个中心。

作者还把小说的中心当做启发创作灵感的直觉、思想或知识。但是小说家们也知道，在写作过程中，这种灵感会改变方向和形态。通常在小说完成之后，中心才会呈现。许多小说家从一开始感知到中心只是一个主题，一个以故事形式传达的观念，并且他们知道，随着小说的推进，他们将发现并揭示其中无法回避又含混不清的中心的更深刻意义。随着写作的进展，不仅是单个的树木，连其交叠的枝干和叶片也得到细心的描摹。作家关于隐秘中心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就像读者关于隐秘中心的观念也会在阅读过程中发生改变。阅读小说是决定真实中心和真实主题的行为，同时也是从表面的细节中获取快乐的行为。探索中心—换言之，即小说的真实主题—看起来比这些细节重要得多。

例如，博尔赫斯在为麦尔维尔的《书记员巴特比》写的序言中描写读者如何逐渐到达《白鲸》的核心。“首先，读者也许会认为小说主题是捕鲸者们的艰苦生活。”《白鲸》的开头几章确实像社会批评小说，甚至像新闻报道，充满了捕鲸的细节和鱼叉投射员的生活细节。“但是继而，”博尔赫斯说，我们想到“小说的主题是亚哈船长的疯狂，他一心追杀并要毁灭白鲸。”实际上，《白鲸》中间的一些章节倒像心理小说，分析了一个雄健有力、满怀愤怒者的独特性格。最后，博尔赫斯提醒我们，真实的主题和中心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故事一页接一页进展下去，直到它展示了宇宙的各种尺度。”

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中心之间的距离显示了小说的精彩和深度。《白鲸》就是这样一部杰作，我们在其中持续感到中心的存在，不断追问中心在何处，不断改变我们的想法以回答追问。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如果是小说景观的丰富性及其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另一个原因就是：即使最伟大的小说家—最训练有素的工匠和最谨小慎微的规划师—在创作的过程中也在不断精炼自己关于小说中心的观念。

小说家在他自己生活的细节和他的想像里发现了丰富的材料。他写作是为了探索、发展并深入揭示这些材料。小说家希望在作品中传达的深沉的人生观—我称之为中心的洞见—呈现于细节、整体形态和人物性格之中，这些内容都是在小说写作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我已经讨论过E.M. 福斯特的观念—在小说成形过程中，主要人物接管并主宰小说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必须相信写作过程中存在一种神秘因素，我们应该更为合理地认为，这个神秘因素就是中心，是它接管了整个小说。就像感伤—反思性的读者在小说中前行时试图猜测中心到底在何处，有经验的小说家知道随着自己的创作，中心将逐渐呈现，其作品最具挑战性、最有价值的层面就是寻找这个中心并将之带入焦点。

随着小说家建构小说并反问自己中心在何处，他开始感到作品也许有一个完全与他的意图对立的整体意义。有一个例子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1870年7月，在规划并创作《群魔》一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受了多次癫痫发作。同年8月，在写给侄女索菲亚·伊万诺娃的信中，他描述了癫痫发作导致的后果：“我重新恢复工作，猛然间看到了麻烦所在，看到了我在哪里犯了一个错误—随之，一个新的规划似乎自发而来，通过灵感呈现出其所有部分。一切内容都必须彻底改变。我没有片刻犹豫，立即销毁了已经写的一切，从第一页重新开始。一整年的工作成果就这样被抹去了。”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第四卷《神奇岁月》中，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提醒读者，这位俄国小说家在信中像往常一样言过其实。多亏了这个新规划，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把他的小说从一个单维的平面人物故事，转化为一部出色的政治小说，但是他其实只重写了一部分—他在前一年里所写的240页中的40页。

小说中的许多东西还保持原样，包括其主题和大部分文本。是的，得到改变的是小说的中心。

我称之为中心的所在，这个我们小说家直觉感知到的处所是如此重要，即使我们只是在想像中将之更改，也会感到小说的每一个句子和每一页内容都已经改变，并且获得了完全不同的意义。小说的中心像一种光，光源尽管模糊难定，但却可以照亮整座森林—每一棵树、每一条小径、我们经过的开阔地、我们前往的林中空地、多刺的灌木丛以及最幽暗、最难穿越的次生林。只有感到中心的存在，我们才能前行。例如，V.S. 奈保尔在自传体作品《发现中心》的序言中指出，他的“叙述如何陷入流沙，停滞不前”，因为“它没有中心”。即使身处黑暗，我们也向前推进，满心希望我们将很快看到这种光。

写作和阅读小说都需要我们将所有来自生活、来自我们想像的材料—我们个人世界的主题、故事、主人公和细节—融入这种光，融入这个中心。中心位置的模糊绝不是一件坏事；相反，这是我们读者需要的一种属性，因为如果中心过于明显，光线过于强烈，小说的意义将直接被揭示出来，阅读行为就成了单调的重复。阅读类型小说—科幻小说、犯罪小说、时代幻想、传奇小说—我们从没有问过自己博尔赫斯在阅读《白鲸》时曾经提出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主题？哪里是中心？这些小说的中心就在我们从前阅读同类小说时曾经发现它的地方。不同的只是冒险过程、周围景色、主要人物和谋杀犯。在类型小说里，叙述必须以结构化方式暗示的内在主题在不同作品之间都保持一致。除了少数创造性作家的作品，如史坦尼斯劳·莱姆（Stanislaw Lem）和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的科幻小说，派翠西亚·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的惊悚小说和谋杀迷案，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间谍小说，类型小说不会激发我们任何寻找中心的冲动。正因为如此，这些小说的作者每隔几页就会添加一个新的悬疑和计谋。在另一方面，因为我们由于不断追问有关生活意义的根本问题而弄得筋疲力尽，看类型小说会让我们感到舒适和安全。

实际上，我们阅读这些小说是为了享受居家的宁静与安全，因为家中每一件熟悉的东西都在其惯常的位置。我们选择文学小说、小说杰作，在其中寻求或许会给生活赋予意义的教导和智慧，因为我们在世界里缺乏居家的感觉。为了获得居家感，如席勒所做的，我们需要在心理状态和文学形式之间建立一种关系。现代人需要并阅读小说，为了在世界中体验居家感，因为他和所在宇宙的关系已经遭到破坏—在这个意义上，他已经实现了从天真性到感伤性的转变。由于心理的原因，我在年轻时感到一种强烈的需要，要阅读小说以及形而上学、哲学和宗教的著作。我绝不会忘记我在二十几岁看过的小说，那时候我狂热地探寻小说的中心，仿佛事关生死。不仅因为我在追寻生活的意义，而且因为我在创造并精炼我的世界观、我的道德敏感性，我在应用各种洞见，而这些洞见由我搜罗自诸如托尔斯泰、司汤达、普鲁斯特、托马斯·曼、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伍尔芙等大师的小说。

有些小说家在开始写小说时并没有详细规划，他们知道小说中心是在创作的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在发现并完善中心的过程中，他们决定何者多余，何者不足；哪部分太短，哪部分太长；哪个人物还显得肤浅，哪个人物则可有可无。他们修改时还会精心弥补细节。有时候，他们写了数千页，却无法确定中心。在决定小说的总体形态之前，他们也许会死去，把这一任务留给那些热切的编辑和学者。

别的小说家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小说的中心，并且毫不妥协地坚持写下去。比起不加周密规划或不考虑中心的写法，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特别是开头几节的写作中。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一次又一次地修改和重写部分内容。但是在这种努力之中真正令人好奇的是，小说中心即小说的主要观念在他创作此书的整整四年中竟然保持不变。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托尔斯泰附加了一篇论文，讨论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从该文的篇幅和真挚观点来看，我们立即明白了，他希望我们相信这就是小说的精神、主题、目标和中心。但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战争与和平》的中心和主要观念并不是托尔斯泰在书末论文中探讨的话题—历史的意义以及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而是人物对日常生活细节给予的密切关注与同情，是那种将小说里各种各样的生活故事结合起来的、纵览一切的清晰凝视。当我们看完这本书，留在我们意识里的不是历史及其意义，而是我们念及人生的脆弱、世界的广阔无限以及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一句接一句体验到中心拂照下的快乐。因此，也许可以这样总结：小说中心依赖于我们从文本中获得的快乐，同时也依赖于作者的意图。

描述这个中心—它随作者的意图、文本的含义、读者的趣味、小说阅读的时间和地点而有所变化—看起来似乎与确定世界的中心或生活的意义一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但这正是我现在试图做到的。

为文学小说确定中心的挑战使我们知道文学小说的意义难以清晰表达，也不可被缩减为任何别的东西— 就像生活的意义一样。现代世俗化的个人尽管也深刻认识到努力的无益，但在试图定位所阅读小说的中心时，还是禁不住去反思生活的意义—因为追寻这个中心就是追寻他自己生活的中心以及世界的中心。如果我们阅读的小说，其中心并不明显，我们的主要动机之一就是要反思这一中心并决定它与我们自己的存在观的距离。

有时候，小说中心位于壮阔的全景之中，在那些美丽而又明晰的叙述细节里，如《战争与和平》。在其他时候，小说中心与小说的技巧和形式紧密相关，如《尤利西斯》。在《尤利西斯》中，中心无关情节、话题甚或主题；它存在于诗意地揭示人类意识运作的快乐中，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以前被忽视的生活层面得到描述和阐明。但是一旦具备乔伊斯那样才干的作家通过特殊的技巧及其效果带来了小说本质的改变，同样的发明将绝不会对读者发挥同样的力量。在许多模仿者之中，福克纳从乔伊斯那里学到了很多，然而他最精彩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和《我弥留之际》最有力的方面不再是展示人物的思考和他们的内在意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看到，人物的内心独白被密切编织在一起，赋予我们一个世界和生活的清新图景。福克纳从康拉德那里学习了如何游戏叙述声音，如何通过在时间里前后移动而讲述一个故事。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小说《海浪》使用了相同的印象主义并置技巧。与之相对，《达洛卫夫人》则揭示了我们普通的小想法—以及更具戏剧性的我们的情感、追悔和自豪，还有那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物品—如何在每一个川流不已的时刻相互交织和叠加。但是，第一位狂热追寻从单一人物的有限视角创作一部小说理念的作家是亨利·詹姆斯。他在致亨弗里·沃德夫人（Mrs. Humphry Ward）的一封信（1899年7月25日）中说，讲述一个故事有“五百万种方式”，每一种方式都可能是合理的，只要它能为作品提供一个“中心”。

说到这个影响链，我希望提醒你们，小说还可以通过所使用的形式和技巧，揭示深刻的意义—因为每一种讲述故事或构造形式的新方式意味着从一个新的窗口观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