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夜之后,破晓之前,我被最初的那阵晃动惊醒,后来才知道,那时是凌晨三点。那是1999年8月17日,当时我正在我们那栋石质住所的书房内。住所位于塞戴夫(Sedef),一座毗邻布约克卡达的小岛。我的床,离书桌有三码远,它剧烈地摇晃起来,就像是大海里暴风雨中的小船。地底下传来可怕的嘎吱声,似乎就来自我的床下。出于本能反应,我顾不得找眼镜就冲出房门,狂奔起来。
外面,我的前方是柏树、松树,远处闪烁着城市的灯光,更远的地方大海依稀可见。此刻,这一切,甚至整个夜晚仿佛都颤抖起来。似乎一切都发生在瞬间。我听着地球发出的巨大声响,脑海里一面浮现出地震的各种残暴景象,另一面则迷迷糊糊地想,为什么每个人会在夜里这个时候开枪射击呢?(20世纪70年代的轰炸、刺杀和夜间袭击,令我每每将枪击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后来,我绞尽脑汁,但始终没有想明白,究竟是什么声音听起来和全自动武器的枪火声如此相像。
第一次震动持续了四十五秒,夺去了三万生命;震动停止前,我从侧梯爬到楼上,妻子和女儿睡在那里。她们已经醒来,在黑暗中等待着,恐惧万分、不知所措。电路已经中断。我们一同跑到花园,跑进四周寂静的黑夜之中。可怕的咆哮已经停止,我们四周的一切似乎都在恐惧中等待着。夜晚死一样的寂静,这座被高耸的岩石环绕的小岛、花园、树木,只有些许树叶轻微的沙沙声和我心脏怦怦的跳动声,这更传达出一种恐惧。黑暗中,我们站在树下小声低语,带着莫名的犹豫——或许害怕说话声音大,会引起另一次地震。随后,又有几次轻微的余震,但我们并没有感到害怕。我躺在吊床上,七岁的女儿枕在我腿上睡着了,救护车的警笛声从卡尔塔拉(Kartal)海岸传到我的耳中。
接下来的几天,人们又经历了无休无止的余震。之后,我听到很多人谈起他们在第一次四十五秒地震中的举动。两千万人感觉到了那次震动,听到了来自地下的轰鸣。后来,人们相互联系时,谈论的不是惊人的死亡数据,而是那四十五秒钟。几乎所有人都说:“除非你亲自体验,否则你简直无法想像。”
一名药剂师从一栋已成废墟的公寓楼中完好无伤地逃生,他曾清楚地感觉到,他住的那栋五层楼冲到了空中,然后又落到地上,坍塌成废墟。他的描述与另两位从这楼里同样毫发无损的逃生者所说的相同,并非是他的幻觉。有人惊醒过来后,发现自己和房屋都像变魔术似的倒在一边;楼梯坍塌的瞬间,居民们已经准备束手待毙了,但旁边的楼稍稍延缓了它的坍塌,于是这些人发现自己被挤到了某个角落。为了减轻痛苦,他们彼此搀着胳膊。后来,从废墟中发现的尸体就证明了这一点。碗碟、电视、橱柜、书架、装饰品、墙体挂件等所有东西全都扭曲变形,相互疯狂寻找的母亲、孩子、叔叔和祖母们,他们绝望地发现自己总是撞到自家的某样东西,或者撞上一堵不知哪里冒出的新墙。那些瞬间变形的墙体,使他们所有的物品都散落在地。到处一片黑暗,满是尘土,家具倒翻在地。所有这一切使家变成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让许多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过,在那四十五秒钟的震动里,也确实有人在楼房倒塌前,跑下几层楼梯,逃到了大街上。
我听到各种传闻,一对祖父母躺在床上等死;有人以为他们站在位于四层的阳台上,却发现此处已经成了底层的露台;在第一次震动开始到结束的那会儿,有人刚打开冰箱,结果才把食物塞进嘴里,还没来得及咽下就全都吐了出来。据说有相当多的人在震前还站在屋内某处,没有入睡。另外一些人,一直在黑暗中挣扎,直到后来被剧烈的震动吓得够呛,只好趴在地上,不敢动弹。还有一部分人,说他们压根就没从床上起来,而是平静地笑着,拉过床单裹着头,把一切交付给安拉——很多死者就是这副模样。
我写的这些事情都是道听途说,它们大多出自伊斯坦布尔传播迅速的闲言碎语。人们整日谈论的,没有别的,全都是地震。震后的那天早晨,所有主流的私人电视台都派出了直升机摄影队飞往震区,不停拍照。我所在的小岛,以及周围几座比较大、人口比较密集的岛屿,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其实距震中的直线距离,仅有二十五英里。而对面海岸,很多建筑结构差的楼房都坍塌了,众多人丧生于此。整整一天,布约克卡达市场都被令人恐惧、心虚的静寂笼罩着。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被地震摧毁,这令我感到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伊兹米特海湾是受破坏最严重的地区。这个海湾呈新月形,如果我们把它想像成土耳其国旗上的那弯新月,那么那些群岛,包括我所居住的小岛在内,就仿佛是它旁边的那颗星。我出生后一周,就被送往其中一座岛上,之后的四十五年中,我常常前往其中的一些岛屿,在海湾沿岸不同的地方逗留。雅楼瓦(Yalova)城如今一片废墟,阿塔图尔克曾非常喜欢那里的温泉。我童年时期,那里的仿西式饭店也是闻名遐迩。父亲曾担任过董事的石化工厂,如今也已献身火海。我还记得,那里曾是一片空地,后来就涌出了不少炼油厂。新月形海湾沿岸的小镇,我们曾乘车或坐摩托艇去游览、购物的村庄以及整个海滨沿岸,到处都竖立起了高大的公寓楼。而我曾在《寂静的房子》中满怀忧伤地描述过的那些地区,后来也成了一大片避暑胜地。如今,这些建筑大部分都被夷为平地,或被弃之一空,无人居住。地震发生两天以来,我都难以接受这一事实,竭力否认这一残酷灾难,这或许与那段时间我正在创作的小说有关。正因如此,我不想离开我的小岛。生活在那里继续,还如以往一样平静。
第二天,我再也无法克制自己。我和朋友首先乘坐一艘摩托艇穿越布约克卡达,随后又乘了一个小时的班轮,到达了对面海岸的雅楼瓦。我的朋友是《赞颂地狱》(In Praise of Hell)一书的作者。我们此行并非应人所邀,也并非想记录或是对任何人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们来此,只是渴望离开我们的快乐小岛,来更近距离地观察死亡,或许,也是为了减轻恐惧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人们在船上读着报纸,压低声音谈论着地震,一位退休的邮政局长坐在我们旁边,说他住在雅楼瓦,在布约克卡达有个小店铺,卖一些雅楼瓦的乳制品。现在,地震已经过去两天了,他回这里来,是想看看他的货柜还有其他家具是不是已经彻底毁坏。
雅楼瓦曾是一座小镇,滨海沿岸树木林立,其农场为伊斯坦布尔提供水果和蔬菜。在过去三十年里,随着土地开发和水泥建筑的增多,草地逐渐减少;果树被大量砍伐,让位给成百上千的公寓楼;城市的避暑游人激增至百万。一踏上雅楼瓦,我们就看到,这些水泥物体十分之九都成了瓦砾,或是被彻底毁坏,无法进入。我们曾以为还能够帮到某些人,要么帮忙把一些残骸或是断落的瓦砾抬起,搬到角落。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这个心中暗藏的最初幻想也破灭了。两天已经过去了,废墟下几乎没有人生还。除了配备专业设备的德国、法国,以及日本救援队,几乎无人可以进入其中。更重要的是,灾难的影响是如此之深,除非有人拉着你的胳膊求你帮他,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有很多人像我们一样,震惊万分,徘徊于街道之中:我们同他们一起,走在坍塌成瓦砾的建筑物中;穿行于被碎石挤压变形的汽车、断壁残垣、倒塌的电线杆、宣礼塔旁;徘徊在那些满是水泥碎片、碎玻璃、电话、电线的街道之上。在小公园、空地上以及公立学校的校园里,我们看到有人搭起了帐篷。军人们有些在封锁街区,有些在收拾瓦砾。我们还看到有些人在不知所措地转来转去,寻找着已不复存在的住所。有人在寻找失散的亲人,有人在咒骂这场灾难,有人为了一块扎帐篷的空地在打架。马路上驶来持续的车流:载满盒装牛奶和罐装食物的紧急救援车,满是士兵的卡车,起重机和推土车在清除陷入鹅卵石路面的碎片残骸。陌生人的谈话也顾不得任何繁文缛节了,就像沉浸在游戏中而忘了真实世界规则的孩子那般。每个人都觉得,灾难似乎令他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上。仿佛最隐秘、最严酷的生活规律都已经暴露无遗,如同那些倒塌、毁坏了的房屋中的家具。
我久久地盯着那些倒在一边的建筑物。它们有些已经面目全非,有些靠在旁边的建筑物上,就像是淘气的孩子玩城市模型时,故意摆的一样,有些顶部扎入了街对面的建筑物中,砸毁了对面那栋楼的正面。悬在高楼上的机织地毯,像无风之日的旗子一样。破桌子、沙发、椅子,以及其他一些居室摆设;满是烟尘的枕头;倒翻在地的电视;花和花瓶,尚完好无损地伫立在已成废墟的房屋阳台上;遮阳棚已经像橡胶一样完全扭曲变形;吸尘器的软管空荡荡地伸着;被挤压变形的自行车蜷在角落里;色泽亮丽的衣服和衬衫乱七八糟地散落在洞开的衣橱里;紧闭的门后,挂着长袍和夹克;薄薄的窗纱在微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一切都未曾发生……我们逐个徘徊于这些房间之内,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曝露的一切。透过这另一面,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在恶魔的杰作面前,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我们感到,生命往往取决于那些我们最瞧不起的人,那些丑陋的承包人,那些收受贿赂的委员会骗子们,那些未加约束的建筑公司,那些我们抱怨多年的撒谎成性的政客。他们都来自我们中间,在我们之中。而责难丝毫不能保护我们,使我们免于他们的恶行。
从一条街到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偶尔,我们进入一条小巷道,那里的房屋都是要倒不倒,虽未完全坍塌,却也是无法再修葺了。偶尔,我们又会步入满是玻璃、水泥、陶瓷碎片的后花园。这里有棵松树被倒塌的房子压住,不过尚未折断。看到这些,我不由得想像,仿佛这个房间的女主人正在厨房做饭,透过后窗望向外面的花园时,她一定会看到这幕惨象。还有很多人会看到这相同的惨状:那些站在对面厨房窗前的老妇人;每晚都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看电视的老人;半开的窗帘后面站着的那位姑娘。如今他们都不见了。这么多年来,我们站在马路对面,从这个角度就可以望见的那间厨房、那个角落、那帘薄纱窗,如今都已不复存在。那些曾经享此美景的人,也极有可能都已阖然消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