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一个男人会收拾行囊，离家出走，把一切都留在身后。留下来的只能眼巴巴地望着他的背影。1965年的冬天，约拿单·利夫希茨就决定这样离开妻子和那个生他养他的基布兹[1]——这一回，他终于下决心离开家园重新生活了。

在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以及在军队当兵的那些年里，他都被困在一个小小的圈子里，那里的男男女女总是想方设法不让他迈出圈子一步。他开始感到他们在阻拦他、妨碍他，他觉得绝不能让他们再这样做下去了。他们常常围坐一圈，高谈阔论什么“积极发展”、什么“消极现象”等一些他几乎无法弄懂的词儿。有时，傍晚时分，他独自一人站在窗前，望着鸟儿飞进暮色之中。这时，他会平静地想：这些鸟儿终将一死。倘若某个晚间新闻的播音员讲到“形势严峻”，他会自言自语：那又怎么样?如果某个下午他在基布兹另一端被大火烧毁的柏树林旁边散步，碰到什么人问他跑到这儿干什么，他会显出一副不屑回答的样子说：“噢，我只是随便逛逛。”可是稍过一会儿，他又会问自己：我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呢?

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基布兹的人都这么夸他。是的，要是他不那么内向就好了。他们说，但他就是那个样子：一个敏感的家伙。

他现年二十六岁，平日沉默寡言，或者可以说郁郁寡欢。他发现自己最渴望的是独自一人，遗身物外，静心思索，全神探究，把一切弄个明白。他时常感到自己在虚度年华，在喧闹争吵中耗去生命。在一间烟雾弥漫的屋子里，人们喋喋不休地就某个怪诞问题进行着一场枯燥乏味的争论。他既不清楚这场争论是为了什么，也不愿加入进去。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收拾行囊、离家出走，到别的地方去，到一个正在等待他却又不会永远等待他的地方去。1939年，在约拿单出生之前六个星期，本耶明·托洛茨基就逃离了基布兹，离开了这个国家。约拿单从未见过这个人，甚至连他的照片也没见过。托洛茨基是一个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一个性情暴躁的学生。他来自哈尔科夫[2]，志愿来到上加利利[3]一个采石场当了一名勤勤恳恳的工人。后来，他在我们基布兹住了一阵子，在这里，他违背了自己的信条，爱上了约拿单的母亲哈瓦。他以最崇高的俄罗斯方式爱着她——痛哭流涕、发誓诅咒，以及狂热的表白。可是这些都太迟了，因为哈瓦已经怀上了约里克的孩子，并且已经搬进了约里克远在居住区另一端的那间小屋。

经过无休止的纠缠、写信、以死相逼和在干草棚后歇斯底里地大吵大嚷之后，经过集体商议、为寻求合理解决做了种种努力之后，经过一次精神崩溃和精心医治之后，那年冬末的一个晚上，恰好轮到这个托洛茨基站岗值勤。他带着基布兹那把老古董左轮手枪，忠诚地守卫着我们，一直守到破晓。这时，一阵极度的绝望袭上他的心头，于是他在洗衣房旁边的灌木丛中埋伏起来，专门等候她的到来。他跳出来，近距离向她开了枪。然后，他像一只被枪击伤的小狗一样尖厉地号叫着，疯狂地冲进牛棚，向刚刚挤完牛奶的约里克开了两枪，还向我们那头唯一的公牛斯塔克诺夫开了一枪。基布兹的人被枪声惊醒，迅速从床上跳下来。这个可怜的人在一阵狂奔之后，一头钻到一堆粪肥后面，把最后一颗子弹对准了自己的头部。

尽管没有一颗子弹击中目标，也没有流一滴血，但是这个备受相思之苦的年轻人还是逃离了基布兹，甚至逃出了这个国家。后来，他成了美国东部一度假胜地——迈阿密海滩——上的旅馆业大亨。有一次，他向我们捐赠了一大笔钱用来建造音乐厅。还有一次，他用生硬的希伯来语给我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又是殷切希望，又是扬言威胁，或者干脆自告奋勇提出要求说他要当约拿单·利夫希茨真正的父亲。

有一次，约拿单在父母家中的书架上发现了一张泛黄的纸片。纸片夹在一本陈旧的希伯来小说里，上面写了一首类似《圣经》中《雅歌》的爱情诗。它显然出自同一个本耶明·托洛茨基之手。不过，诗中的情人叫玛丽莎的以利亚撒[4]，他爱的人是希尔希的女儿，叫阿苏瓦。诗名叫做《但是他们的心并不真诚》。纸片下端写着几个圆体铅笔字，笔迹流畅，但因为是用西里尔字母[5]写的，约拿单无法弄懂它们的意思。

多年以来，约拿单的父母从没有当着他的面提及本耶明·托洛茨基的事。只有一次，在激烈的争吵当中，约里克用波兰语对哈瓦说：“Twój komediant.”[6]她嘘声责骂道：“Ty zboju.Ty mord erco.”[7]

有时候，基布兹老一辈的人回忆说，这件事从头至尾都是那么不可思议。那个家伙，仅隔两三英尺远，居然打不中一头牛。

约拿单努力想象着一个不同的地方，一个适合他的地方。在那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工作和休息，不再被团团围困。

他打算到遥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那个地方要尽可能地不同于基布兹，不同于青年营，不同于沙漠营地，也不同于公路交会处。在公路交会处，排成长列的士兵在等待搭便车，他们忍受着干热的狂风以及蓟花、汗水、尘土和烘干了的小便混在一起所形成的恶臭。也许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一个真正的大城市，那儿有河流、大桥、尖塔、隧道和巨大的怪兽雕像喷泉。每到夜晚，喷泉里都辉映着朦胧的灯光。喷泉旁也许站着一个孤独的女人，她面对水中的灯光，背对鹅卵石铺成的广场。在这个地方一切都可能发生：爱情，危险，神秘的邂逅和突如其来的征服。

他幻想着自己昂首阔步地走在一座大厦的走廊上，脚步轻盈得像一只丛林中的小猫。这座巍峨、冰冷的大厦的走廊上铺着地毯。他从门卫身边挤过，走进电梯。电梯的天花板上，圆形顶灯发出耀眼的银光。他走进涌动的人流中间，周围的陌生人都沉浸在各自的事情里，每个人都是完全孤立的个体。他自己的面部表情跟他们的一样神秘莫测。

所以，他想到国外去，一边学习，一边做些零活。比如说，他可以当守夜人，或者当服务员，甚至还可以当信使。他曾在报纸的招聘栏中看到一则这样的广告。倒不是因为他对信使的工作有一丁点儿的了解，只是有某种东西告诉他：朋友，那工作适合你。他想象着自己面对仪表盘和闪烁的显示灯，操纵着最新式的机器，身边围着坚毅英俊的男人和灵巧可爱的女人。这个国外的大城市毫无疑问是在美国，毫无疑问是在电影中的美国中西部地区。他终于独身一人，住在摩天大楼顶层一间租来的房间里。在那儿，晚上他可以准备入学考试，进而谋一份职业，踏上生活的金光大道。然后，他要继续前进，到那个正在等待他却又不会永远等待他的地方去。

那年暮秋时节，约拿单鼓足勇气，向父亲暗示了自己的计划。

不过，这个话题是约里克以基布兹书记的身份打开的。一天傍晚，约里克把儿子拦在通往俱乐部的石阶下，极力劝说他接管拖拉机库的工作。

约里克压低了声音，偷偷地对约拿单说着话。潮湿的微风吹在他们身上。晚霞被阴云遮住，只是在阵雨间歇才透出一丝光亮。一张被雨水浸透的长椅上铺满了湿漉漉的胡桃树叶。胡桃树叶已盖住了一个失灵的洒水器和一堆麻袋。约里克身材魁梧，虎背熊腰。他肩部以下的线条粗犷而挺拔，就像一个沉重的包装箱。但是他那苍白、病态的脸色和面庞上一块块斑驳松弛的皮肤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老花花公子，而不是一个坚持原则的老社会党人。约拿单则是个瘦高个儿，略微有点儿心不在焉的样子。他一个劲儿地盯着长椅、被掩埋的麻袋和失灵的洒水器。突然，他猛地迸出一串话来，声音急促、低沉。

不！决不！他连听都不想听。管理拖拉机库不适合他干。他在柑橘林有活要干，还有葡萄柚等着要收。“我是说，待雨停了之后。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去收葡萄柚，可是只要天一晴，我们就又得开始干活了。再说，拖拉机库——我跟拖拉机有什么关系?”

“这可真是件新鲜事。”约里克说，“如今没人乐意在拖拉机库工作了。Mazel tov[8]。前些年，大家争着抢着要到那儿去，因为人人都想成为机械师。现在倒好，突然之间，跟螺栓、螺母打交道反而变得有失身份。这些锡西厄人！匈奴人！鞑靼人！我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是从总体上说你们这些年轻人。瞧瞧你们那些年轻的工党分子，瞧瞧你们那些青年作家。不管这些了。我只要你先接管拖拉机库，直到我们找到一个长期的解决办法为止。而且，既然我要你帮这个忙，我就希望你能为你的拒绝做出更好的解释，而不是这样哭哭啼啼的。”

“听着，”约拿单说，“听着，我只是觉得我不适合干这个。”

“不适合?”约里克说，“什么你觉得不觉得?什么你适合不适合?我们这儿是干什么的?是剧团吗?难道我们是一群演员，正在决定谁来扮演鲍里斯·戈东诺夫[9]?你说你究竟干还是不干?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什么工作适合我，什么工作不适合我。你们还把这些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胡说八道叫做什么自我实现啦，或者随你们叫它什么啦。干工作还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的呢，嗯?”

“你瞧，我只是说这工作不适合我干，”约拿单说，“你有什么好发火的呢?我天生不是干这个的料子，就这么回事。再说，我正在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可是你却在这儿淋着雨，跟我争论什么年轻的工党政客。你瞧，又下雨了。”

这一席话约里克并没有听到。或许他听得很清楚，觉得还是做出让步为好。不管怎样，他回答说：“那好吧，晚上睡觉的时候想一想，干还是不干，然后给我个答复。整个晚上都站在这儿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况且雨都浇到我们头上了。说到头，你应该去理个发了。”

在一个星期六，约拿单的弟弟阿摩司从部队回家休短假。约拿单对他厉声呵斥：

“你干吗总是讲些明年的事情?你根本没法知道一年以后你会在哪儿。我也不会知道。”

他又对妻子丽蒙娜说：“你觉得我该理发了吗?”

丽蒙娜久久地望着他，怯懦、迟疑地笑着，就好像被人问到了一个微妙的甚至是危险的问题。她回答说：“你留长头发挺好看的，不过要是你嫌头发长，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废话。”约拿单说。

要离开他从小就熟悉的气味、声音和色彩，不免使他感到有点难过。他喜欢夏末夜晚的芳香。夜幕徐徐降临的时候，芳香便笼罩了那片刚刚修剪过的草坪。穿过草坪，在夹竹桃丛的旁边，三只小狗在猛烈地厮咬着，争夺一只残缺不全的鞋子。一位老拓荒者戴着一顶高耸的工作帽，站在路旁看报纸，他的嘴唇嚅动着，好像是在祈祷。一位老妇人从他身旁走过，臂上挎着一只蓝色的篮子，篮子里面放着蔬菜、鸡蛋和一块新鲜的面包。因为祖辈留下的某种宿仇，她连头也没点一下就走了过去。“约拿单，”她会轻声说，“你瞧草坪边上的菊花，它们那么洁白，就像冬天里飘落在卢帕廷的雪花。”录音机的声音从幼儿园里传出来，和小鸟的鸣啾混杂在一起。在遥远的西边，在柑橘林那边，在太阳落下去的地方，一列货运火车驶过，发出两声呜呜的低鸣。

约拿单为要离开父母感到难过，也难舍那些安息日的前夜和节日欢庆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男女老少几乎全都穿着他们最好的衣服，穿着刚刚熨好的白衬衣和套衫，聚集在俱乐部里，唱起古老的歌曲。他也舍不得离开柑橘林中的铁皮小屋。有时，他会在干活的时候偷偷溜出来，跑到那里，待上二十分钟，浏览一下报纸里的体育专栏。他还为丽蒙娜难过。他舍不得夏日清晨五点钟那血红的太阳，它从东边嶙峋的小山后面冉冉升起，照耀着被遗弃的阿拉伯村庄谢赫达赫的废墟。每逢星期六他便在这些山岭和废墟中作徒步旅行。有时和丽蒙娜一起去，有时和丽蒙娜、尤迪和安娜特结伴同行，有时只是他一个人。他为要离开这一切感到难过。

晚上，约拿单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在想，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东西，那东西一定很想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如果他不快一点儿，它可能不等他就走掉了。早晨，他赤着脚，穿着内衣轻轻走到门廊，穿上他的工作服和靴子。靴子上粘满了泥块，其中有一只几天前裂开了一道口子，龇牙咧嘴地笑着，露出满口锈迹斑斑的铁钉。在小鸟凝滞的啼叫声中，他听到有个声音在召唤他，催促他收拾行李离开，不是去葡萄柚果园，而是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那儿才是适合他的地方，因为那儿是属于他自己的。他最好不要太迟了。

他一天天地感到体内有什么东西正在衰竭。是病了，还是失眠?有时，他的双唇会不由自主地低语：够了。就这样了。结束了。

他们从小就灌输给他的信仰、观念都在开始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东西在他心中变得越来越淡漠了。当那些人在基布兹的大会上大谈什么平等权利屡遭侵犯，什么加强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以及什么诚实的必要性时，约拿单便会独自一人坐在餐厅里最偏远的桌子旁边，躲在最南端的柱子后面，在餐巾纸上勾画海军驱逐舰。如果会议越开越长，他会继续画航空母舰以及一些他只在电影和杂志插图中见到过的舰艇。每当看到报纸上讲起战争危险在不断加剧的时候，他就会对丽蒙娜说：胡说八道。这些白痴只会这么瞎扯。说完，他就把报纸翻向体育版。

赎罪日前不久，他退出了青年委员会。在他心里，思想观念似乎都已消失。悲伤却陡然而生，像尖啸的警笛声一样忽起忽落。而且，即使是在悲伤消退的时候，比如说在他工作或下棋的时候，他仍能感到悲伤像一个体内的异物，在刺痛着他的心脏、喉咙、胸部和腹部。就好像他小时候做了坏事，尽管没被人抓到，也没有受到惩罚，但仍会感到害怕，整日整夜吓得浑身发抖。漆黑的夜里，他躺在床上，始终无法入眠。你这个疯狂的傻瓜，你，你都干了些什么?

约拿单渴望避开这种悲伤，像书中那些富有的欧洲人一样，逃到白雪皑皑的大山里去躲避夏日的酷热，或者跑到温暖的南方逃脱冬日的严寒。有一次，当他和朋友尤迪从卡车上卸下袋装化肥的时候，他对尤迪说：

“嘿，尤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骗局是什么?”

“费加做的肉圆。他一星期做三回，里面只不过是不新鲜的面包加一丁点儿烧肉的调味品。”

“不，”约拿单坚持说，“我是说正经的。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大的骗局。”

“好吧。”尤迪无精打采地说，“我猜是宗教，也可能是共产主义，或者两个都是。”

“不对，”约拿单说，“是我们小时候听人讲的那些故事。”

“故事?”尤迪惊讶地说，“你怎么会想起这个呢?”

“那些故事跟现实生活完全相反。就是这样的，尤迪。你身上有火柴吗?还记得吗?那次，突击队袭击了努科卜的叙利亚人。有一个叙利亚士兵被炸飞了半个身子，我们把他放到吉普车里，把他的手搭在方向盘上，点着了一支香烟，插在他的嘴里，然后走开了。你还记得那件事吗?”

尤迪半晌没有回答。他从卡车上拖下一袋化肥，仔仔细细地把它摆好，用它垫底继续往上垒。然后，他嘘了一口气，用手搔着痒痒，转过身来瞅了约拿单一眼。约拿单正斜靠在卡车车身一侧抽烟。尤迪笑了起来。

“你在干什么呢?光天化日之下跟我卖弄哲学?”

“胡说！”约拿单说，“我正在想我曾经读过的一本用英文写的小书。那本书内容有点下流，讲的是白雪公主吃毒苹果昏睡之后，七个小矮人真正对她干了什么。尤迪，那全是骗人的。此外，《亨赛尔和格雷特尔》、《小红帽》、《皇帝的新装》，还有所有那些动听的故事，说什么人人都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全是骗人的。”

“说到骗人，把我的火柴从你口袋里掏出来，还给我。来吧，在埃特纳到来之前，我们赶快把剩下的化肥卸完。只剩下三十袋了，吸足一口气。”

约拿单深深吸了一口气，冷静了下来。

决定来得那么容易，简直让人吃惊。到头来所有的困难都变得微不足道了。他站在镜子前面，刮着胡子，低声说道：

“他收拾好行装就离开。”

去年夏天，就在约拿单决定离开之前几个月，他的妻子遇到了一次不幸。这倒不是说约拿单把这件事当做他下定决心离开的原因。“原因”和“结果”这样的字眼对他来讲毫无意义。每年春秋季节，丽蒙娜喜欢观察候鸟迁徙。就像这些鸟儿一样，约拿单只是认为他离开的时刻到了。

两年前，丽蒙娜失去了一个孩子。后来，她又怀孕了，夏末她生下了一个死胎，是个女婴。医生建议她不要再试图生孩子了，至少暂时不要了。不过无论如何，约拿单是不想再试了。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收拾行装离开。

过了大约三个月之后，丽蒙娜开始从基布兹的图书馆借来一些有关非洲的书。每天晚上，她都坐在台灯旁边。淡黄色的灯罩反射出柔和、温暖的黄光。她把不同部落的种种仪式都详尽地抄录到一张张小索引卡片上：狩猎仪式、求雨仪式、驱鬼仪式、庆祝丰收仪式，等等。她用那双纤纤细手记录了纳米比亚村落的鼓乐谱，描绘了吉库尤[10]巫师的面具，记下了乌班吉沙立[11]的药物护身符和各种咒符。有一天，她在海法[12]给自己买了一张新唱片。唱片的封套上，一个赤身裸体的黑人斗士正在刺杀一头羚羊，几个设计成篝火状的英文字母醒目地写着“乍得的魔力”。

与此同时，田地里的干草已经捆好并放进了干草棚。套在履带拖拉机上的重犁正在翻地。那夏天里湛蓝、耀眼的天空也变得低沉、灰暗。秋来秋去，白天越来越短，光线越来越暗，黑夜却更深更长。约拿单负责采摘柑橘的工作，他的朋友尤迪负责运送。

一天晚上，尤迪提议他们两人去喝杯咖啡，顺便核查一下提货单，这样他们就可以准备申请报表了。

“急什么?这个季节才刚刚开始。”约拿单没有心思干活。

“要是你没有耐心核算账目，”尤迪建议说，“也许我可以自己先干。”

“好啊。很好。”

“别担心，约尼[13]，我会把情况告诉你的。”

“你没必要那么做。”

“没必要?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着，尤迪，你要是想当这儿的头，就尽管当好了。”他什么也不再说了。

他不喜欢言辞，也不信任言辞。所以，他缓慢地、慎重地准备着和丽蒙娜的谈话内容，预备着将会出现的泪水、争吵、哀求和指责。但是他考虑得越多，就越感到不能为自己找出正当的理由。直到最后他脑子里空空如也，连一个理由也找不出来了。

他不得不直截了当地告诉丽蒙娜事情的真相，而事情的真相也许只要一句话便可表达清楚：“我不能再让步了。”或者仅仅是说：“我已经晚了。”

但是丽蒙娜一定会问“向谁让步?”或者“干什么晚了?”那样的话，他该说些什么呢?也许她还会号啕大哭或者惊呼：“约尼，你疯了！”对此，他知道他只能含含糊糊地说：“对不起。”或者说：“嗯，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他这么做只能使丽蒙娜把他的父母和基布兹所有的人都拉来反对他。

听着，丽蒙娜，这不是一件用言语可以说得清楚的事，也许就像你的那个“乍得的魔力”一样。也不是“乍得的魔力”，乍得那儿没有魔力。哪儿都没有魔力。我是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就像人们听说的那样：“我已经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了。”所以，我得走了。

约拿单把离开的日期定在几天后的某个晚上，如果她开始指责或者恳求，他闭口不言就是了。

整个这段时间，他始终像一个在暴动前夜的地下工作者一样，小心谨慎地料理好日常事务。天刚破晓，他就穿着内衣来到门廊上，套上工作服，睡眼惺忪地跟他的靴带斗上一阵。他讨厌那只咧嘴傻笑的靴子。然后，他裹上那件破旧不堪的作战夹克衫，向拖拉机库走去。如果碰上下雨，他就用一条麻袋遮住脑袋和肩膀，边跑边骂，一路冲到拖拉机库。他先在肮脏的混凝土地面上做几分钟俯卧撑，然后开始检查那辆破旧的灰色福谷森拖拉机上的机油、燃料和水，再想办法发动那台哼哧哼哧、不肯运转的引擎，以便带尤迪和他们手下那群十几岁的小女孩去柑橘林。那些女孩子围在拖拉机库外面，等着领摘柑橘用的大剪刀。她们让约拿单隐约记起一个快要忘记了的故事：一些堕落的修女逃出修道院，跑去和住在小木棚里的伐木工人结婚。

约拿单工作的时候很少说话。不过，有一次，在休息的时候，他把报纸的体育版递给尤迪，并说道：“好吧。如果你想要的话，今年的提货单就都归你了。不过你要向我报告情况。”

到了下午，约拿单会回到家中，洗个澡，穿上暖和干净的衣服，打开煤油炉取暖，然后坐下来看报纸。冬天，到了四点或四点一刻，天色就逐渐昏暗起来，等丽蒙娜从洗衣房回来，做好咖啡和点心，就已经是黄昏了。有时，一喝完咖啡，他就去洗杯子和盘子。偶尔，在更换烧坏了的灯泡或者修理漏水的淋浴喷头时，他会回答她提出的一两个问题，或是疲倦地听她回答问题。

一天晚上，在新闻广播里，某位叫纳蒂戈尔的拉比谈起了宗教复兴，他使用了“荒漠和旷野”这个短语。后来，整个晚上，实际上包括第二天一整天，约拿单都心不在焉地念叨着这几个字，仿佛它们是什么咒语似的：旷野的魔力，乍得的荒原，乍得的沙漠，荒原的魔力。他告诉自己：朋友，深吸一口气，然后平静下来。从现在到星期三你有的是时间。

蒂亚，是约拿单那只棕灰色德国牧羊犬。冬天的时候，它就摊开四肢，懒洋洋地趴在煤油炉旁边的地板上。它已经老了，似乎天气一凉，它的风湿病就会发作。它身上有些地方的毛已经磨光了，露出下面的皮肤，像一条破旧的地毯。有时，它会突然睁开眼睛，用极其温柔的目光看着约拿单，使得他也眨眨眼睛。然后，它会用牙咬咬自己的大腿或者爪子，弄掉那些看不见的小虫子，接着站起身来，抖擞一下那张在它身上似乎嫌大的皮毛。它耷拉着耳朵，在房间里走动一阵，然后再次趴在炉子旁边，闭上一只眼睛，尽管尾巴还在继续摇晃着，可是稍过一会儿便也悄无声息了。这时，它会合上另一只眼睛，看起来完完全全睡着了。

蒂亚的耳朵后面生了疮，耳朵里很快便灌满了脓，必须要请兽医来看看了。兽医每个月来基布兹两次，给基布兹的牛羊作检查。他给蒂亚开了点药膏和一些白色的药粉，药粉是掺在牛奶中给蒂亚喝的。可是让它喝下这些药非常困难。约拿单为此不得不再次推迟离开的时间。他不时地在心中重复那些他打算和丽蒙娜讲的话。但是，说些什么呢?乍得的荒原?收拾行李离开?

冬天来临了。约里克染上了流感，而且背痛得厉害。一天晚上，约拿单顺路去看望他，约里克便把他训斥了一通。说他不经常来看望他们，责骂他拒绝接管拖拉机库，并批评了以色列年轻人的虚无主义。哈瓦打断了他：“约拿单，你看上去精神不好，而且很疲惫，也许你应该休息一两天。丽蒙娜也应该休息一下了。你们俩干吗不去一趟海法呢?你们可以住在佩萨基叔叔那儿，还可以去看看电影。”

“把头发给我理了。”约里克又补充了一句，“瞧你那个样子。”

留下来的，无论是什么，都将留在原处。把在目的地并不需要的私人物品统统留下吧。那些东西跟你不再居住的房间一样陌生；跟你床头上那个自制书架一样陌生、空荡；跟你去年花了整整一个冬天用橄榄树干刻成的棋盘一样陌生、一样布满灰尘；也跟你的花园一样陌生，你曾打算在园中的铁杆上搭个葡萄架，却一直没有动手。不要担心。时间总会过去的。窗帘在阳光照射之下会渐渐褪色，书橱底层的杂志会慢慢泛黄。这些年来你一直与之搏斗的那些马唐、荨麻和莠草会在后院里再次抬头，你修好的水槽周围会再次长出霉菌。墙上的泥灰会剥落。门廊上的栏杆会生锈。丽蒙娜会一直等待你的归来，直到她明白再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你的父母会执拗地埋怨她，或者互相埋怨，埋怨你，埋怨时间，埋怨最近的时尚，然而最终他们也会重归于好。你父亲会用他带着波兰语腔调的拉丁语大声闭哀叹：“Mea culpa[14]。”你的睡衣、作战夹克衫、工作服、伞兵靴都会被送给和你身材相近的人。不能送给尤迪！也许可以送给那个受雇在五金店干活的意大利杀人犯。其余的个人物品将被装进衣箱，存放到浴室顶部的小壁橱中。新的生活惯例将逐渐形成。丽蒙娜将被送到基布兹的学习班学习一门实用的手艺，不久就会为举行舞会和庆祝节日去布置餐厅。你的弟弟阿摩司将从军队退役，并和女友雷切尔结婚。也许他还会入选国家游泳队。不用担心。在那个时候，你将会到达你想去的地方。看看那里究竟有多么不同，多么适合你，多么新奇。不过，万一在哪个遥远的日子里，一丝怀旧情绪袭上心头，使你想起往日熟悉的微风，或远方传来的狗吠声，或黄昏时分猛烈的冰雹，于是你突然无法理解自己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让你发了疯，是什么恶魔引诱你离开了家园、来到世界的尽头。若真是这样，那该怎么办呢?

雨下得很大。摘柑橘的工作暂停下来。兴高采烈的女孩子被送到了厨房和贮藏室。牛棚和羊圈上的铁皮屋顶被大风刮走了。尤迪自告奋勇去做了修理。约拿单·利夫希茨同意了他父亲几个星期之前提出的要求，接管了拖拉机库。“我要你知道，这可不是长久的解决办法，”他说，“只是眼前顶一下而已。”

对此，约里克回答道：“呃?对！很好。你先把那儿管得像个样子，让我们缓口气再想办法。谁知道呢?没准儿你会发现那儿可以让你实现自我呢。也许哪一天时尚变了，这个工作又会时兴起来的。”

“你得记住，”约拿单说，“我可没有向你做过任何保证。”

于是，约拿单每天在拖拉机库工作六个小时。那儿要做的事情不多，只是照看一下拖拉机，偶尔出了点小故障就做些简单的维修。基布兹的其他机械大部分都冻住了，纹丝不动地在铁皮屋顶下躺了一冬天。起风的时候，屋顶哗哗作响。机油开始变黑、变黏。仪表盘上蒙上了一层水汽。你要想把这些庞然大物从沉沉的冬眠中唤醒，让它们运转起来，那你一定是疯了。就让它们安安静静地歇着吧。他对自己说，我之所以待在这儿，是因为天气太冷，又下着雨，况且我也不会在这儿待很久的。

每天上午十点钟，他会蹚着泥水，从拖拉机库走到五金店，和腿有点跛的博洛戈尼西一起喝上一杯咖啡，再浏览一下当天的体育新闻。

博洛戈尼西事实上不是意大利人，而是一个来自的黎波里塔尼亚[15]的雇工。他面色黝黑，满脸都是短胡茬儿，嘴里微微带着一股亚力酒[16]的气味。他有一只耳朵被撕裂了，像是一只熟透而烂掉的梨。他五十多岁，瘦高个儿，佝偻着身子，独自一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木屋的其中一半曾经住过一个制鞋匠，另外一半有时兼做理发店。他因为用斧子砍下了他哥哥未婚妻的头而蹲了十五年监狱，但是事情的原委却无人知晓。自然而然地，各种不同的甚至偶尔有些耸人听闻的说法便流传开了。他的面颊无论什么时候总是向里凹陷着，看起来好像是刚刚吃了一口变质的鱼，既不能吞下去，也不能吐出来。不知是由于他在监狱里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的原因，还是由于其他什么原因，本·茨维[17]总统赦免了他。教化罪犯委员会给基布兹写了一封信，为他的品格做出了官方担保。于是他被雇来在五金店做帮工，还分到了那半间摇摇欲坠的油毡棚。

在基布兹定居之后，他就利用闲暇织起了毛衣，这门手艺是他在监狱里学会的。他给基布兹的孩子们织了很多非常漂亮的羊毛衫。有的时候，他还自己花钱买来针织杂志潜心研究，并仿照杂志里的式样给年轻姑娘们编织一些时髦的服装。他很少说话，但说话时声音像女人，而且总是小心翼翼的，似乎无论他说什么，都会使自己受到牵连，或者让你尴尬。有一次，在工间休息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喝咖啡，约拿单看着报纸，头也没抬地问：“我说，博洛戈尼西，你干吗老盯着我?”

“我在瞧你的靴子。”意大利人极其温柔地说，他的嘴唇几乎没有张开，“你的靴子张了个大口子，水都进到里面去了，我马上替你修修?”

“不麻烦你了。”约拿单说，“不过，还是要谢谢你。”说完，他就去看报纸上两个体育专栏作家就前一天联盟杯半决赛的意外结果进行的争论。然后他翻到了下一页，开始看一篇关于一位来自南美的犹太人的报道。那人是整形外科医师，也是足球明星。他已经在以色列定居，并且跟耶路撒冷的一支球队签了约。

“我还没修呢，你不用谢。”博洛戈尼西固执地说，“你为啥谢我?为啥?”

“为你的咖啡。”约拿单说。

“你要我给你再导（倒）一杯?”

“不，谢谢。”

“你瞧瞧，这叫什么话?我啥也没干你又谢我?为啥呢?没修理，就不用谢，也不要发火。”

“好的。”约拿单说，“没有人发火。你为什么不安静下来，博洛戈尼西，好让我静静地看会儿报纸呢?”

他又自言自语：这次不能再让步了。今晚。你今晚就动身。或者，最迟明天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