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有一股难以抵御的激情和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尽管听起来稀奇古怪，耶什克还是点了两次头，并说：“是那么回事，确实是那么回事。”阿扎赖亚因而倍受鼓舞，又重新开始慷慨陈词，论述寻求斯宾诺莎所说的“比率”——也就是说，寻求各种现象之下掩藏着的永恒法则，这些现象往往被错误地归结为偶然巧合——是明智之举。但他很快注意到，其他的人已经吃完了饭，正在等着他停下来喘口气，以便可以起身离开。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再加上他当时正在拼命地把自己从一个长句中解脱出来，他完全中断了谈话，重新开始吃饭。他为了不让别人继续等下去，便开始狼吞虎咽地塞饭，结果反而把食物送错了管道，引发了一阵剧烈的咳嗽。

“别着急。”约拿单平静地说，“这两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急着要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那个资本歇着。可我们在履带拖拉机上干得他妈的那么漂亮，今天可以歇一整天了。”外面，阴沉的雨还在固执、麻木地下着，像个呆滞的疯子一样。

那天夜晚，阿扎赖亚·吉特林带着他的吉他，敲响了利夫希茨家的门。他刚刚洗漱过，也刮过了胡须。头上一缕缕鬈发被雨淋得透湿，往下滴着水。他很抱歉，没有受到邀请便登门拜访。不过他在某个地方读到过，基布兹已经废除了——这么做非常正确——形式上的礼节和规矩。另外，前一天夜里约里克也提出让他去拜访约拿单和丽蒙娜，跟他们认识一下。除此之外，分配给他的那间房子——电灯泡的光线太暗了，他既不能读报，也不能看书，更不能写信，所以他决定碰碰运气，顺便来拜访一下。

好的，谢谢你，他很乐意来一杯咖啡。有一句俄罗斯名言是这么说的：“一个人没有了朋友，最终就会成为魔鬼的朋友。”尽管翻译得不准确，但至少保留了韵脚。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打搅他们?得到了他们客气的许可之后，他保证绝不待太久。他把吉他带来了，因为他突然想到约拿单和他的朋友也许喜欢音乐，在这种情况下，他非常乐意弹上几曲。事实上，他们三个人甚至可以唱上几首歌。他没有用“妻子”，而是用了“朋友”这个词，因为这就是他前一天夜里听到约里克用的那个词，听起来那么符合基布兹的气氛。这儿可真好啊。

是的，他们的家具非常朴素、舒适，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成分，每一件东西都有极高的品位。他那疲倦的灵魂需要的正是这样的安逸、悠闲。他没有朋友，一个也没有。对此，他只能怪自己。到现在为止，他也不知道怎样跟人交朋友，也没有试着去了解该怎么做。不过，从现在开始，他要，这么说吧，他要敞开心扉，掀开新的一页。请原谅他的话这么多。他们两个人也许觉得他这个人有点饶舌，要真是这么想的话，那他们可就大错特错了。可是，他从踏上基布兹的那一刻起就觉得自己像是到了亲人当中，这使得他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人与人之间都相隔万里，然而在这儿他却感到那样温暖，那样融洽……瞧，他想给他们看一下他的身份证，不是为了证明他的身份，而是因为里面夹了一朵仙客来，那是他一年前摘的。他想把这朵仙客来送给他的朋友约拿单的朋友。请收下吧，毕竟，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礼物。

丽蒙娜插上了电水壶，开始烧开水。约拿单摆出一盘小蛋糕和一只布哈拉奶油壶。蒂亚在客人身边蹭来蹭去，把鼻子凑到他的膝盖上嗅了嗅，叹了一口气，又爬到一边，钻到扶手椅下面，只露出一条尾巴，它的尾巴在咖啡桌旁边铺着的那块长方形灰地毯上嘭嘭嘭地拍打了好几下。四排被仔细整理过的书整齐地立在书架上。窗户上和通向门廊的门上都挂着厚厚的棕色帘布。

房间里似乎一片宁静，甚至包括墙上的那幅画，画中一只黑色的鸟栖息在红砖砌成的篱笆墙上。一道斜阳像一支金色的标枪一样，不知羞耻地刺破了屋内的黑暗。阳光投射在画面底部的一块砖上，把它变成了一个炫目的光环。那只鸟儿看起来疲惫不堪，它的嘴想要喝水似的微微张开着，它的眼睛闭着。

电水壶发出了鸣叫声。丽蒙娜端来了咖啡，放在桌子上。“你一定很喜欢你的新工作，”她说，“约拿单告诉我你干那个挺在行的。”

他小心地避开她的目光，告诉她能有约拿单做他在基布兹的第一个朋友他是多么高兴。当然，要不是命中注定的话，两个人并不比两座山更有机会遇到一起，但是他没必要说这个，一个人在新地方碰到的第一个人可能是命中注定的。顺便提一句，他曾经读过一篇引人入胜的文章，是讲基布兹妇女地位问题的，但是他不同意那篇文章的观点，也就是说，就这个问题他保留了自己的观点。丽蒙娜是怎么想的呢?他本人觉得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

“太不巧了，”丽蒙娜说，“你怎么在隆冬季节来，而不在夏初的时候来呢?冬天什么都那么悲伤，那么压抑。夏天的时候花儿都开了，草坪也绿了，夜要短得多，而且也不那么黑，白天好长好长，长得有时候就像一个星期。而且从我们家的门廊上你可以看到太阳落山。”

“要是到了夏末，”约拿单说，“我们就会找到别的人到拖拉机库去干活了，我们可能也就没有房子给你住了。事实上，你在最关键的时候来了。想想吧，我就那么傻呆呆地在那儿站了三天，冲着一个简单的油路阻塞问题发愣，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哪儿出了毛病！”

“如果你允许我发表一个非常不同的观点的话，”阿扎赖亚说，“私下里我并不相信偶然。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准确的，即便是不为人知的原因。‘要是马车非坏不可，所有沙皇的车夫也不能把它修妥。’你想一想，比方说，一个名叫耶霍沙夫特·肯特的人，他是个数学教师、单身汉、集邮爱好者，还是他住的那幢房子里的房客委员会委员。一天晚上，他到外面走了十分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刚好撞上了一颗碰巧射出来的子弹，咱们就比方说，是一个私人侦探开的枪，他当时正在后院的门廊上清洗手枪。子弹把肯特的脑袋打开了花。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你们，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都能再现当时发生的无数事件，它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确度共同造成了这次悲剧性的死亡。是啊，我们是在谈论最不可思议的因果锁链，涉及到一毫米、一秒钟里面极其细微的片段，它们由无数个可变因素组成：时间、空间、气候、光学和弹道学、人的主观愿望和阻止这些愿望实现的种种障碍、遗传学、个人习惯、教育、重大和次要决定、意外事故、错误、风俗习惯、某次新闻广播的长度、一只小猫跳下一只垃圾桶、附近的胡同中一个小孩惹恼了他的母亲，如此等等以至于无限。在这些因果锁链当中，每一个因素都有自己的一串因果锁链，可以继续追溯到其他的原因。只要让这些无数变量的其中一个发生，这么说吧，发生头发丝粗细的变化，就可以改变整个事情的结局。于是，这颗子弹就从肯特的鼻子前面飞过，或者穿过他的袖筒，或者从他头顶的头发中间穿过。它甚至可能会把另外一个人的脑袋打开花——比如说，我，或者说——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你们当中的某一位。任何一种可能性反过来会出现在一个新因果锁链中，继续导致其他一些人类无从知晓的事件发生。等等，等等。

“那么，我们又自作聪明地做了些什么呢?由于我们的无知、迷惑和恐惧——也许我应该再补充一点，由于我们的懒惰和傲慢——我们说一件不幸的意外事故发生了。我们用这个谎言，这个粗俗、无知的谎言，把这件事推到了一边。

“我记不起来我上次是在什么时候喝到这么浓、这么香的咖啡了。这也许是导致我说话太多的一个原因。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怎么跟人说过话了，因为我没人可说。尽管那个《圣经》教师——我刚才就是以他为基础做出了那个小小的假设——他可能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但是人们依然会为这样一个人的死而悲痛。他是个兢兢业业的体面人。也许他没有让教室里的学生都沸腾起来，但是，可以说他没有给他的国家和同胞带来一丝危害。这些东西非常好吃，是你自己烤的吗，丽蒙娜?”

“是盒装的。”丽蒙娜说。

“我今天早上就注意到了，”约拿单说，“每件小事都能让他激动不已。”

“我觉得那个教师很可怜。”丽蒙娜说。

“约拿单，”阿扎赖亚说，“可以说是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假装我不容易激动没有一点儿意义。不过，我得再说一遍，我小时候的那个保姆从来就没有做出过这样好的点心。现在我不会用那个保姆的故事来烦你们，但是将来什么时候，等你们的孩子在这儿的时候，我会给他们讲她所有的事。孩子们喜欢听我讲，尤其是那些年纪小的孩子。也许你们听说过那个犹太小贩的传说吧。据说他到了一个专杀犹太人的恐怖村庄里，用笛声把村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引诱出来，跟着他走，直至把他们都引到河边淹死。小孩子们愿意跟着我上刀山下火海，因为我给他们讲最好听的故事，让他们都有点儿害怕，又不是很害怕。”

“碰巧我们，”约拿单的声音低沉、困倦，“一个孩子都没有。”

阿扎赖亚抬起头。正在这时，一丝意味深长的苦笑出现在丽蒙娜的嘴唇周围，却丝毫没有触及她的嘴唇。在消失之前，这微笑又在她那迷茫的目光中停留了片刻。她谁也不看地说：“我们曾有过一个小女孩，却又失去了她。”稍过一会儿她又说：“这件事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就那么发生了，我不知道。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它非要发生不可。”

屋里寂静无声。约拿单站起来，显得又高又瘦。他把空杯子都拾起来，拿到水池里。他出去之后，阿扎赖亚注意到丽蒙娜的金发披散在肩上和背部，左边多，右边少。他注意到她细细的脖颈，以及前额和面颊的优美线条。他想，她的确很美，约拿单也挺英俊。他喜欢他们两个人，虽然也有点儿嫉妒他们。想到自己提起孩子的事惹得他们心痛，他皱了皱眉。他也感到羞愧，甚至厌恶自己在听说他们一个孩子也没有的时候竟然有点儿高兴。他心想，我一定要让他们现在和将来都过得幸福。我一定要跟他们非常亲密，以至于他们离了我就不行。她那基督徒般的美貌是那么苍白、痛苦。我绝不能让她知道我实际上有多么卑鄙。

阿扎赖亚开始隐约希望这个女孩能伤害他，对他做什么错事，好让她必须进行补偿。可是，他却想象不出这种情况怎样才会出现。

在扶手椅的一端摊放着一本《巫师与巫药》。当约拿单回到房间的时候，阿扎赖亚由于一直看着地板，没有注意到约拿单已把那本书合上了。当他把书放回书架的中间时，阿扎赖亚很有礼貌地询问他可不可以抽烟。

约拿单从衬衫口袋里掏出了那包昂贵的美国烟递给了他，那包烟是那天下午阿扎赖亚作为礼物送给他的。

“很久以前，”阿扎赖亚说，“在古希腊，有一个哲学家相信灵魂依附在人的体内，就像水手待在船上。这个比喻尽管非常可爱，还是应该受到驳斥。另一个哲学家这么写道：灵魂待在人的体内，就像蜘蛛趴在自己的网上。以我的陋见，这个比喻更贴近真理。在那些漫长、痛苦的流浪日子里，我逐渐培养自己的观察力，运用这种观察力，我早在一小时十五分钟之前便注意到这儿肯定有个人喜欢下国际象棋。要是你们允许我冒昧地猜测一下的话，约拿单，那个人就是你，而不是你的朋友。”

约拿单打开棋盘，摆好棋子，阿扎赖亚自我吹嘘了一番，又立刻收回了自己的话，并带着歉意指出：“一位了不起的哲学家曾经说过，夺得奥林匹克金牌的人并不见得是全希腊跑得最快的人，他只不过是在那次比赛中跑得最快而已。”

约拿单·利夫希茨和阿扎赖亚·吉特林一边抽烟，一边默不作声地下着象棋，丽蒙娜则坐在收音机旁边，腿上放着刺绣袋，沉浸在梦幻之中。泪水不断地涌入约拿单的眼眶，他既不把它擦掉，也没心思给客人解释。丽蒙娜依然没有把花瓶里的松枝拿走，因为她没找到鲜花来替代它。

五六步之后，阿扎赖亚犯了个大错。他竭尽全力挤出了一丝微笑，评论道，尽管这局棋实际上在几乎还没开始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次试探而已。约拿单提议他们重来。

但是阿扎赖亚拒绝了。他抱怨外面雷声隆隆的，他无法完全集中思想，但他坚持要苦战到底，颇具几分急躁的运动员的气度。“没有尝过失败滋味的人绝不会了解成功的喜悦。”

听到这句话，丽蒙娜把刺绣按在腿上，抬起头看着他，却注意到许多细细的、焦急的皱纹在他的眼圈周围忽隐忽现。他独自一人吃了大盘里的所有点心，只留下了一块唯一的幸存者。为礼貌起见，他做出让步留下了这最后的一块，却又总是心不在焉地把它拿起来又放下，放下又拿起来。有一次，他甚至一直举到了嘴边，直到最后一刻才清醒过来，又轻轻地把它放回盘中。丽蒙娜打开了袋子开始刺绣。

“你说那个人被子弹打死了。要是他当时就死了，那就是说他一点儿也没受罪。你是不是说他的名字叫耶霍沙夫特?”

“没错，”阿扎赖亚说，“但是恐怕我只会让你取笑了。我实际说的话经常和我应该说的恰恰相反。”

“该你走了。”约拿单说。

阿扎赖亚猛然爆发出一阵激情，把剩下的那个象沿着一条斜线几乎从棋盘的一端移到了另外一端。

“不错嘛。”约拿单说。

“当心啦！”阿扎赖亚欢呼道，“我可正在做热身准备呢！”

确实，在几步棋之内，在阿扎赖亚大胆牺牲了一马两卒之后，他扭转了原来明显无望的局势，甚至还危及到了约拿单的王。

“你瞧见了吗?”他因为成功而激动得涨红了脸。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似乎一下子才思枯竭，毫无必要地又丢掉了一个卒，并丧失了主动权。约拿单仍旧下得耐心、谨慎，计算准确。相反，阿扎赖亚却不断丢弃刚才巧妙赢得的优势，还犯了一些连初学者都会感到脸红的错误。

房间里弥漫着烟味。丽蒙娜放下刺绣，打开了窗户让屋子通通风。蒂亚也站起来弓了弓背，往桌子旁边挪了挪，短促地喘着粗气。它的舌头耷拉在外面，眼睛死死地盯住主人不放，耳朵向前竖立起来，好像在竭力捕捉主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阿扎赖亚发出一阵大笑。“给我点儿时间，”他说，“我能教会你的狗下象棋。狗能学会的东西会让你大吃一惊的。有一次，我住在一个新移民的帐篷里，我教会了一只也门山羊跳霍拉舞[39]。”

丽蒙娜关上了窗户，又躺到扶手椅上，接着，仿佛是她的沉思在有声地延续似的，她说，一个人在理发室待那么长时间一定很难受。她想，在壁橱的底部有一只小电水壶，他们用不着，可以借给阿扎赖亚。在他离开之前，她还要送给他一些咖啡和糖，再送他几块他那么喜欢吃的点心。

“将！”阿扎赖亚说。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可是这有什么用呢?”约拿单感到惊奇，“我可以走这儿，走这儿，或者这儿。”

“我只不过是解释一下我要怎么进攻。”阿扎赖亚紧张地傻笑了一下。“谢谢你，丽蒙娜。”他接着说，“你对我这么好，我怎么可能——这么说吧——让约拿单惨遭失败而受到伤害呢?”

“该你走了。”约拿单说。

“作为一种表示友好的姿态，我提议跟你和棋。”

“等一下，”约拿单说，“你为啥不先看看你的车怎么样了?你的麻烦大了。”

“要是那样的话，那也是因为我至少在十分钟以前就已经完全没有兴趣了，这盘棋太没劲了，翻来覆去的，如果你不介意我这么说的话，这盘棋让人感到腻味。”阿扎赖亚的回答声调平板，简直像在念经。

“你，”约拿单说，“输了。”

“就算是吧。”阿扎赖亚极力摆出一副小丑似的欢快神情。

“那么我，”约拿单说，“赢了。”

“瞧，”丽蒙娜说，“水又烧开了。”

他们又喝了一些咖啡，阿扎赖亚又消灭了一盘点心。点心全被吃光之后，他把吉他从破烂不堪的盒子里取出来，换到离主人较远的位置，在厨房门口的一个脚凳上坐下。蒂亚跟着他，呼哧呼哧地嗅他的鞋子。起初，他挑了几首流行音乐，有时也伴着乐调轻声哼唱了一阵，可是后来他弹了一首他们俩谁也没听过的忧郁的曲子。

“这曲子很忧伤。”丽蒙娜说。

阿扎赖亚缩回了手。“你不喜欢?我可以弹各种各样的曲子。尽管告诉我弹什么好了。”

“这曲子很美。”丽蒙娜说。

约拿单若有所思地把棋盘上的残兵败将都收集起来，在桌上排成两行。黑白各一行。

“这曲子挺不错的。”他说，“我不大懂音乐，可我看得出来，你这一段曲子弹得很小心，就好像你担心自己会失去控制，把弦给拨断似的。这让我想起来你那么快就搞明白了履带拖拉机出了什么毛病。你要是愿意的话，我向斯鲁利克提一提你。他负责这一片儿的音乐。不过现在，我们最好考虑一下该到餐厅去吃晚饭了。”

“约里克同志昨天弄错了，”阿扎赖亚说，“他把我当成了斯鲁利克。当然，我本人不相信纯粹的巧合。每件事的发生都有个理由。”

在阿扎赖亚·吉特林离开之前，丽蒙娜给了他那只电水壶、一袋糖、一听咖啡，还有更多的点心。约拿单翻箱倒柜从抽屉中给阿扎赖亚的房间找了一只新灯泡。不过，只要看上它一眼，就足以确认，它并不比原来的那只灯泡亮多少。

吃晚饭的时候，阿扎赖亚又开始冲主人发表演说。约拿单感到非常厌烦，他一边默不作声地啃着一块面包，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色拉和双层煎蛋饼。丽蒙娜却专心致志地听着每一句话。当她询问阿扎赖亚应该怎样避免政治灾难的时候，他激动万分，彻底忘记了她刚刚往他盘子里放的蔬菜。他开始编排一个巧妙的计划：策划一次大国间的对抗，使得小小的以色列得以安全脱身，甚至最后取得优势。

在这段个人演讲当中，埃特纳来到桌子旁边，咧嘴笑了笑，打断了阿扎赖亚：“噢，噢，看来你最后没有迷路。我就住在游泳池边上最后一间房子里。万一你有机会在这儿找到什么正义，马上来告诉我，好让我们不等它发芽就把它掐死。”

大厅的另一侧，约拿单的母亲哈瓦向他招手示意。小西蒙手里捧着杯子，走过来要约拿单把这个新来的人借给他几天，以便让他也在羊圈干出点奇迹来。

在他们互相告别时，丽蒙娜碰了碰他的胳膊，邀请他哪天晚上再来聊天、下棋，要是他乐意的话，还可以把吉他带来。

一回到理发室，阿扎赖亚就想起约拿单和丽蒙娜房间里挂的那幅画：砖墙上那只口渴的鸟，周围的黑暗，倾斜的光柱，以及光柱照射在画面下方角落里那块砖上所造成的耀眼伤痕。我得到了邀请，可以再去聊天、弹吉他、下棋。要是她希望得到原谅的话，她必须更多地讨好他。她那个婴儿死了，而现在她甚至连个婴儿也没有。

“他是个叽里呱啦的骗子、马屁精、牛皮大王，”约拿单对丽蒙娜说，“却让人忍不住有那么点儿喜欢他。我打算去找尤迪谈谈水果装运的事。我不会回来太晚的。”

夜色很浓，笼罩着基布兹。天气阴湿、寒冷，刺骨的寒风丝毫没有减弱。这事儿真有趣，丽蒙娜心想。她在黑暗中露出了一丝微笑。

在以后的日子里，阿扎赖亚·吉特林做了更多的修理工作。他的精力用之不竭。他不停地擦油、调试；拧紧这个，又拆开那个，再组装起来；换掉报废的电池，重新调试风扇皮带；还到处冲洗、封蜡、抛光。他开始重新整理拖拉机库，把工具摆得井井有条，钉起了一个宽木块，按照大小顺序在上面挂上螺丝刀、扳手和钳子，把所有的抽屉都贴上了标签，又用去污剂把肮脏的混凝土地面刷干净。他说服约拿单爬上椽木，把蜘蛛网和铁皮屋顶下的鸟窝都清除掉。他把所有的零部件都归了类，列了一张完整的财产清单。作为点睛之笔，他又从杂志的插页上剪下一张福利部长那胖乎乎的大彩照，把它贴到了墙上。从此以后，这位脸蛋鼓鼓的、喜笑颜开的约瑟夫·伯格博士便每天都带着自我满足的欣喜，俯视着这两个人干活。

每天一大早，阿扎赖亚就穿着那套稍嫌肥大的深蓝色工作服站在那儿，等约拿单带着拖拉机库的钥匙来开门。约拿单一如既往，总是睡得迷迷糊糊，而且忿忿不平，经常眼里带着泪水。阿扎赖亚便想方设法让他振作起来，给他讲一些老象棋大师的故事，像阿廖欣[40]、卡帕布兰卡[41]和拉斯克[42]，跟这些人比起来，如今的顶尖人物博特温尼克[43]和彼得罗相[44]等人，可以说都是蹩脚的、不足挂齿的人。毫无疑问，他在这方面的知识都来自约拿单借给他的那几本象棋杂志，他躺在床上的时候把它们全面彻底地研究了一遍。

一天晚上，阿扎赖亚来到约里克和哈瓦的家。从八点一直到几乎午夜，他口若悬河地给他们讲述犹太人命运的循环特点和不断重复发生的毁灭、赎罪模式。他不仅再三重复自己的观点，而且还不时提及约里克·利夫希茨的一些文章，那是他碰巧在娱乐室的工党月刊上看到的。他还阐述了创造性个体在基布兹社会的地位。尽管他知识有限，但他热情无限，偶尔也确实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观点，以致约里克在他走后竟评论说：“你可以相信我，哈瓦，我在这些事情上很少出错。那个孩子确实有点儿才气。要是他比较幸运，能找到一位好姑娘，他也许能干成点儿事业。”

“他很古怪，也很悲哀。”哈瓦回答说，“要是你问我的话，我说他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就同你和你的那些伟大发现一样！”

阿扎赖亚还没来得及把他的最后两包美国香烟作为礼物送给什么新结交的朋友，便把它们在打赌中输掉了。一天晚上，他来到游泳池旁边的最后一间房子里，再次向埃特纳做了自我介绍，并见过那两个从初冬开始便跟埃特纳住到了一起的女孩，然后便开始谈论柑橘。他声称葡萄柚不过是柑橘和柠檬的杂交品种，埃特纳不仅坚决反对，而且扬言要跟他打赌。阿扎赖亚当即指定两个女孩为裁判，要求她们做出裁决。她们并不支持他的意见。他毫无怨言地服从了裁决，把两包香烟放到了桌子上。走前他许诺要把《大英百科全书》中的有关卷本拿来，因为他打算证明，不管怎么说，确实有一种水果一半是柑橘、一半是柠檬。

从埃特纳那儿出来，他又走访了负责音乐的斯鲁利克，给他足足弹了十分钟的吉他。阿扎赖亚的脸上始终堆着笑，可是眼睛却总是狂眨不止，好像一只小猫想要人给它挠耳朵似的。事实上，小猫成功了，因为斯鲁利克决定让他参加基布兹五重奏小组的选拔。

星期四，他又去拜访了约拿单和丽蒙娜，把他们赠送的咖啡和糖又送回去了一部分。毕竟，按照约里克书记的指示，他现在已经开始从基布兹的杂货店得到了供给。他编了一只柳条灯罩送给了丽蒙娜，并且指明这只是个象征性的礼物。

第二天晚上，一个来自全国商业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特邀讲演者在餐厅里讲述苏联犹太人的苦难，他宣读了许多封皱巴巴的信件，这些信件都是从铁幕后面通过各种曲折的途径到达他手中的。听众几乎清一色的为基布兹的老年人，那些青年人，除了唯一的一个以外，都进行别的娱乐去了。负责音乐的斯鲁利克坐在阿扎赖亚的身旁。后来，他对所有的熟人发誓说，讲话当中有好几个特别令人悲痛的段落让新来的家伙流下了眼泪。然而，等到了提问阶段，阿扎赖亚要么是控制住了自己，要么就是改变了想法，因为他不仅提了一个问题，而且拒绝接受讲话人的回答，继续提出质问，直到爆发了一场全面的争论。

大多数见过阿扎赖亚的人或者是听到别人谈起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有些古怪。人们总在背后称他为“约里克的斯宾诺莎”。一些中学的机灵鬼把这个词改进为“猩猩诺莎”。埃特纳总是模仿着阿扎赖亚的言谈举止：站在没膝深的泥坑里，身上滴着水，就正义的实质发表演说——毕竟，只有在基布兹才可能找到正义——同时还要求紧急会见基布兹的“领导”。可是，小西蒙说这个新来的机修工可以几小时不停地谈论政治，而且听起来像侦探小说或者科幻小说一样激动人心，这一点即使是埃特纳也不得不表示默认，虽然他要耸一耸肩膀。他讲得一点儿也不沉闷，当然，这要在你有时间去听的时候。

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嘲笑或者说上几句尖刻的话之外，所有的人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去伤害阿扎赖亚·吉特林。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如果一个年轻人碰巧落到了他们中间，这个人相信奇怪的哲理，讲话总是太多，多少还有点儿让人感到可怜，那又有什么坏处呢?他工作努力，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人甚至还认为他相当不错。另外，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过去生活得很苦。有时在委员会的争论当中，有人就会小心翼翼地开约里克的玩笑：“得了，约里克，你说话开始变得像你的斯宾诺莎了。”

大多数人脑子里想的既不是阿扎赖亚·吉特林，也不是报纸上的标题，而是低洼的农田里发生的水灾。冬季作物面临着直接烂在地里的危险。

至于约拿单，他又变得沉默寡言。丽蒙娜也再不提他们曾经谈过的那个话题。她开始沉湎于一本印度的英文小书，讲的是羯磨[45]的深重苦难以及灵魂的高度纯洁。她是从阿扎赖亚那里借的这本书，页边的空白处有他用铅笔写的评注，笔迹狂乱潦草。每天晚上，她都无一例外地坐下来读这本书。炉子和平常一样燃烧着蓝色的火苗，收音机里继续播放着轻柔的乐曲。

丽蒙娜和约拿单之间风平浪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