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搜巡了整个地区。我们也跟军队取得了联系，又向亲戚朋友核查了一遍。目前，仍无结果。”

“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你没有去报警。斯鲁利克，是吗?”

“是。”

“喝茶吗?还是来点儿白兰地?”

“谢谢，都不要。”

“顺便说一下，那个孩子需要看管照料好，不要让他受伤害。他身体很糟。”

“谁?”

“阿扎赖亚。你一定要留心看着他。他是一个人才，大有用处。需要日夜看管好他，因为他把一切都归咎于自己。他说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来。顾念到哈瓦，你就尽最大努力去干吧！我不想介入这件事。”

“什么意思?”

“她要把这件事干到底，一了百了。她坚持要阿扎赖亚回到他自己的住处去，甚至干脆要求他离开基布兹。”

“我该对她说些什么呢?”

“斯鲁利克，我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且是一个一流的簿记员，但是有些问题还是不问为好。为什么你不自己思考一番呢?我很遗憾，但我得说约尼是一个大傻瓜，不过他还不是坏蛋，也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乡巴佬。”

我立即向他表示抱歉。约里克却表示大可不必，并说他并非怀有恶意。他也认为我们应该跟托洛茨基联系一下，看看他是否参与了这件事，但又说这事要谨慎处理，或许以间接的方式为宜。我们毕竟是在跟一个病态人格说谎者、一个国际流氓打交道，他是一个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人。也许先试探一下这个远在美国的家伙还是值得的，但这并不是说用更为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没有好处。

我不得不承认弄不懂他说的话。

然而，约里克只是做了一个脸色，并脱口说了一句尼采的话：生儿育女，一生受累。

我起身要走。正当我把手放在门的把手上时，他那沙哑却又咄咄逼人的声音突然追了过来。他说好在天气不错，他为此感到有点欣慰。真不敢想象约尼在狂风暴雨中四处流浪会是什么样子！啊，他这个大傻瓜！说不定现在他正蜷缩在某个古老的废墟堆里，也说不定待在一座漂亮的加油站里，跟他小时候一模一样，自卑自怜，对世道忿忿不平。如果他忽然决定回来，我们会尽可能把这件事淡化，让它不了了之，不去损伤他柔弱的心灵。这件事还真是棘手。不过，这孩子迟早会回来的，不管他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从美国还是从加油站，他都会回来的。说真的，也许我们不得不把他从基布兹撵出去一两年。他会到什么地方去学习，或者为基布兹运动工作，或者从事他感到适合他做的任何工作。如果他想到国外去，我们会设法给他在国外找点事做。这孩子是给宠坏了，一脑袋的胡思乱想，这些胡思乱想又在他的头脑里搅成一锅粥。我本人——这一点我希望你不要对外人说——早已决定与他和解，因为我看他是那么可怜。我甚至写信给艾希科尔。但是，斯鲁利克，我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我们怎么会养了这样一群弱智?

他说话时，我脑子里想的是锡西厄人、匈奴人、鞑靼人等。临走时，我说只要有可能我还会来串门的。

他究竟爱这个孩子，还是嫌他?还是两者都有?要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去塑造他?像犹太教哈西德派的某个拉比那样，要同他一起建立一个王朝?我对此一无所知，一窍不通。比亚利克有一首诗，在诗中他问什么是爱。如果连比亚利克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呢?

让我再做一次神性的议论吧！关于父与子。任何一对父与子。大卫王与押沙龙。亚伯拉罕与以撒。雅各与约瑟及其弟兄们。每个想把自己变成呵斥人类拥有雷霆万钧之力、喷射烈火怒焰的耶和华的人。

我这么说，并非我对年轻的约拿单·利夫希茨有真正的了解。不过，在写这些的时候，我感到我对他顿生一种关切。因为他或许智穷力竭、走投无路了。也许我不马上报警是不明智的。一个人的生命可能危在旦夕。或许我们就干脆等待着。年轻人需要一个人独处的时间。这是他的权利。毕竟他已不是孩子了。或许还是一个孩子。我可不知道。

我就说这些，说的都是真心话。在我自己的生活中，也有过感到异常寂寞的时候，那时我会连续几个小时蹲在养鸡场里，把鸡蛋拾到硬纸盘里；或者在一个夏日的黄昏坐在我屋前的小门廊前，听着各家各户在草地上玩乐；或者在清晨睁眼静躺在吱吱作响的床上，聆听豺狼在谢赫达赫嗥叫；或者像一名喝醉了酒的突击队员，满脸血气，眼望着月亮悄悄地溜进我的窗子。我不止一次地想过要是能搭上车，远走他乡，那该是多么浪漫、多么幸福啊！不管在哪里，独身一人或跟佩在一起，开创新生活。把一切的一切永远留在身后。

那么，为什么有这些内疚与痛苦呢?又是什么样的道义上的原因或义务使警察或者与他一起受军训的青年朋友要责备他呢?反过来说，如果他感到必须出走，为什么不让他安安稳稳地走呢?这是他的生活。再说，我也看不出阿扎赖亚娶丽蒙娜为妻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为什么不该与她结婚呢?就因为那个凶悍、女人怀有刻骨的憎恨，或者因为一个在公众心目中的老暴君形象?就因为这两个原因让我发动大家四处寻人，去强迫那只小鸟回到笼子里去?

虽然我已经受命，但是我看自己不配担任这个基布兹书记。让他们请我的好友斯塔奇尼克来干。或者让耶什克来干。或者以民众的要求把约里克请回来。无论如何，让我来干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大错特错。

晚上七点钟，我设法安排人通宵电话值班。埃特纳、阿扎赖亚、耶什克和尤迪同意每人值三小时班，直到清晨七点钟，那时我会回到办公室来决定下一步做什么。八点半，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沐浴，吃药。九点十五分，来了电话催我回办公室。迈阿密的电话最终接通了。

“是的，我是托洛茨基的私人助手。他现在不在市里。很抱歉，我现在没法跟他联系。要不要帮你留言?”

我精心地编了一段话。说我是从以色列打的长途。我是格莱诺特基布兹的代理书记。有一个名叫约拿单·利夫希茨的年轻人可能会跟托洛茨基先生联系。也许他已经跟他联系上了。那个年轻人是他的一个老朋友的儿子。如果托洛茨基先生听到有关他的消息，请他马上跟我们联系。为此我们将感激不尽。

我再次回到自己的房间，习以为常的寂寞像一位忠贞的妻子一样守候在那里。请坐下，斯鲁利克。你今天辛苦了，对吗?来，让我们点上煤气炉，烧水沏茶。在睡袍外面再披上你那件漂亮的旧套衫。让勃拉姆斯给我们奏一曲。打开台灯。我们不无感伤地写下了这篇报告。

这篇日记写得很长。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明天不会比今天轻松。我将洗漱洗漱，躺下读一会书，直到睡着了为止。拼命背了一些鸟类学方面的知识。我一直在用德语、英语、希伯来语学习有关鸟的知识，这是一门我对它几乎一无所知的学问。晚安，不知明天会带给我们什么。

1966年3月3日，星期四，下午四点三十分。

没有消息。约拿单也没有出现。

电话是通宵值班。丘卜卡打来过电话。说他今天会找个时间来看我。

约里克感到很不舒服。医生来给他打了一针，建议他住院治疗，至少住院做一次彻底体检。约里克大发雷霆，用拳头猛击桌子，把所有的人轰出了房间。

我的工作职位给了我勇气去他那里，尽管别人都一一败退下来。他正襟危坐在椅子里，手里拿着一支未点燃的香烟，老练地观察着，比较烟的两端。

“斯鲁利克，”他说道，“我不喜欢现在这种样子。”

“你不该抽烟，”我回答道，“你应该听听医生的话。”

“免谈此事，”他平静地说道，“我不会在听到消息之前挪动一步。”

“也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我迟疑了一下说道，“也许我们应该请警察来帮忙。”

他停顿了一会儿，考虑如何回答我的问题，脸上霎时露出一丝神秘莫测的微笑。

“警察，”他终于说道，挑起他左眼的眉毛，“意味着新闻，新闻就意味着丑闻。这孩子自尊心很强。伤了他的自尊就是断了他的退路。不，我反对让警察介入，还是耐心等待吧。斯鲁利克?”

“我在呢。”

“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我们该那样做。立即行动。”

“嗯?”

“我认为我们该向警察报告。片刻不等。”

“去吧！”约里克说道，猛抽了一口那没点燃的烟，“你是书记，你有权犯错误。你对哈瓦说了些什么?”

“有关什么?”

“有关阿扎赖亚。再顺便说一下，他为什么不来看我呢?”

“我听说他通宵未睡。哈瓦从来不问我有关阿扎赖亚的事。丽蒙娜也是这样。就我所知，她今天去洗衣房上班了。”

“明天是星期五，对吗?”

“是的。”

“你为什么不换到明天去向警察报告呢?今天别去了，到明天再说吧。我相信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后才可报案追查失踪人员。托洛茨基那里还没有消息吗?”

“还没有。”

“肯定不会有。我从来没想过会有。我想跟你说一说我心中的疑虑。你得保证不对外人透露一言一语。清楚吗?”

我一声不吭。

“哈瓦是这场混乱的幕后人物。跟那个托洛茨基合谋。我不再细说了。这是她对我报复的方式。”

“约里克，”我说，“相信我，虽然一碰到感情问题我就一窍不通，但我觉得这种说法不甚合情理。”

“斯鲁利克，你根本不是一个天才，但你还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典范。请你忘掉我刚才说的话。统统忘掉。你要喝点茶吗?还是来一点白兰地?都不要?”

我道了声谢谢，再次敦促他听医生的话去住院治病。

他像一个老色鬼，突然诡秘地向我瞟了一眼，脸上带着淫笑。“到星期日，约尼如果还不露面，我就亲自把他找回来。去他妈的医生！听我说，斯鲁利克，我要对你说的话，绝不要带出这间屋子。星期天我就飞往那里。我已经订了票。把他弄回来。他们打消不了我的主意。不要企图说服我。”

“不过我不懂，”我说道，“你星期天飞到哪里去?”

“说你不是天才，这是一个委婉说法。我说白了吧！我要去美国。独自一人去。不告诉哈瓦和其他任何人。”

“但是约里克，你说这些话不是当真的吧?”

“不，我是当真的。我说了算。不要讨论我的健康问题，也不要争论，毫无意义。我希望大家都不要管我，斯鲁利克，牢牢闭上你的嘴。”

午饭后，我回到我住的房里。我好像患上了流感。我穿着长内衣裤倒在被窝里，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盘巴赫赋格曲带子。在日记里又写了几页。星期六晚上，我将正式当选基布兹书记，除非我有胆量主动宣布放弃候选人资格。我这人从来做事不够果断，难免大家对我有些看法。只能等着瞧吧！说不定在这件事上唯有我头脑清醒些呢！他们那一伙人——父亲、儿子、母亲、阿扎赖亚，甚至我疼爱的丽蒙娜，更不要说斯塔奇尼克了——都有点怪。说真的，我绝不是一个天才。今天上午我两次拿起办公室的电话想跟警察局通话，有一次甚至还拨了号，但是我两次都改变了主意。我终于决定拖到明天再说。

与此同时，我读到唐纳德·格里芬著的《鸟类的迁徙》一书中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我从中摘录如下几行：

多种鸟类在早春便开始了迁徙，此时那里的气候仍然与它们躲藏过冬地区的气候很不同。譬如在热带岛屿上过冬的那些鸟，尽管那里的气候条件非常稳定，也必须在某一天离开，如果它们要在遥远的北方度过短促的夏天的话。

还有这么一段话：

那么，是什么东西告诉南美热带雨林中的鸟类飞往北方的时刻到了，如果它们想赶在春天冰雪融化时到达加拿大的北极地带呢?

尽管看起来有些荒诞不经，我还是把这几行抄录了下来，因为我想，如果像约里克这样了不起的人都会相信那些异想天开的假设，我为什么不该试验一下自己的预测能力呢?尽管我的预感是多么的与众不同。

差不多在一个半小时之前，也就是两点二十分左右，我躺在床上正在读格里芬的书，突然有人敲门。还未等我应声，门就给冲开了。进来的是哈瓦。她说她要跟我正式谈一谈。马上开始，刻不容缓。

她看到我穿着长内衣裤，颈上裹着一条旧羊毛围巾，看上去像是流落街头的难民，但这一切并不使她感到有一点慌乱，或者使她感到至少要道声抱歉。她忿忿然穿过我的房间，一屁股坐在我乱糟糟的床上。我飞快地跑进卫生间，锁上门，匆匆忙忙穿好衣服，再走出来。

她显然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头发梳成辫子盘在头上成一圈。她身上有一种波兰人的严峻。她总是撅着的嘴唇上稀稀拉拉长着几根粗黑的汗毛。她一身正气，但是又以宽容为怀，对于其他人可鄙的弱点一概容忍。

我问她，我该怎么帮忙。她说，她会设法控制好自己。她甚至不会告诉我她心里想的东西。她要求我的就是立即行动。要是我不想让就要发生在约里克身上的事折磨我一辈子的话，我最好今天就把那只从阴沟里钻出来的耗子撵出去。现在，约里克的情况比我想的要糟糕得多，多耽误一小时就好比在她的背上和约里克虚弱的心脏上多插一把刀。这倒不仅仅是因为怕这事张扬开来——唉，那些狗头狗脑的新闻记者随时都会来到——而且因为，约尼回来时绝不应该发现那个臭小子在这里。我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吗?我和别人一样，是个笨蛋?那个小狗屎此刻正高高兴兴地住在约尼的房间里，甚至睡在他的床上呢。谁会受得了这种令人恶心的情景?丛林里的野人都受不了。而我还是基布兹的书记呢！得了，这种事是经常会发生的，小人穿大鞋，寸步难行。不过，没有关系。我愿意为此付出昂贵的代价，本息全付，赔偿我使约尼遭受的一切与在约里克身上发生的一切。我要么叫那个家伙远走高飞，以弥补我造成的部分损害，要么我从此对她不予理睬。今天就干！对了，医生已讲明他怕这次是心脏的问题。她要我知道，她对我的伎俩看得一清二楚。至少我可以不要充当村里的大圣人。因为她从来没有看错过一个人。她又说，她希望我不要期待她相信我已经尽了一切努力跟美国取得联系。我就像一个乡绅一样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一个下午，简直是魔鬼！此时，她起身，对着我呆立不动，屏声息气，仿佛在极力克制自己不回击她的敌人。

“哈瓦，”我说道，“你这样不公平。”

“把他从这里撵出去！”她劈头一句，两眼闪闪发光，“立即就办！”

她带着一点被冒犯的神情，打了个手势，转身走了。

“对不起，”我说道，“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考虑一下吧。我保证去跟丽蒙娜和那年轻人谈一谈。我认为他是可以劝说的，他会回到理发室去的。但是，首先，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约尼身上。有理由相信他很快就会回来。我郑重向你保证，一旦他安全回来，我会召开一次家庭生活委员会会议。如果会上决定采取那个行动，我一定毫不犹豫这样做。哈瓦，听我的吧，求你了！”

“我不要活了，让我死……”她突然尖声大喊大叫，就像一个惯坏的孩子在受辱后撒野，“斯鲁利克，我不想活了。”

“哈瓦，”我说，“镇静一点。你知道，我们大伙都支持你，整个基布兹也都支持你。相信我，我会一如既往，尽我的最大努力帮助你。”

“我知道，”她边抽泣边说，把自己的脸埋在一块白手绢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吓昏了头，完全失去了理智，成了一个可怕的老妖婆。斯鲁利克，我希望你原谅我，虽然我对你这般无理放肆，早已无权请求宽恕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只想一死了之。请你给我一杯水，好吗?”

她喝了水后又说道：“斯鲁利克，把事情的真相全告诉我。我像铁钉一样坚强，挺得住。告诉我你的想法。约拿单还活着吗?活着，还是死了?”

“活着，”我平静地说道，带着一种莫名的坚定，“他活着，而且身体很好。他最近心情不好，只是想走开一下，独自一个人待一阵子。我自己也时常想这样做。你不是也有这种想法吗?我们大家都有。”

她对着我抬起泪水纵横的脸。“在这个大疯人院里，只有你一个人还有人情味。你相信好了，我绝不会忘记你的，我会记得，在那些刽子手中还有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而我却像一头野兽一样攻击他，用最难听的话骂他。”

“哈瓦，”我说，“如果你不生气的话，我想对你说，你需要好好休息一下。这世上痛苦够多的了。让我们一起努力保持镇静。”

“我发誓，”她说道，活像一个受到安抚的孩子一样，“从今以后，你要我干什么，我一定照办。我马上回家，好好休息。你真是我的好天使。但是我仍然认为，他不应该再住在约尼的家里，睡在他的床上。这太不像话了。”

“你说得不错，”我说道，“我想你是对的。但是有理由相信，他迟早会搬回他的老住所去的。等着瞧吧，我们会明白一切的。对了，哈瓦，约里克要是感到不舒服的话，请马上告诉我。要想方设法使他听从医生的吩咐。”

“不过，我是不会再跟他讲话了。他是一个杀人犯，斯鲁利克。你要我投入一个杀人犯的怀抱吗?”

哈瓦一走，我马上去舀了半罐酸奶，吃了一片阿司匹林。我披上外套，去找阿扎赖亚·吉特林。我发现他坐在电话交换台旁。他仍然心乱意烦、坐立不安，因此在睡了不到两个小时后便起床跑回工作岗位来了。

我走进去时，他吓得缩成一团，然后赶紧递给我一支香烟——实际上，一整包烟，因为他口袋里还有一包。我不得不提醒他我不抽烟。

“斯鲁利克同志，十分抱歉。香烟是最令人憎恨的毒药了。请你原谅。‘斯蒂凡给阿廖沙他最珍贵的宝石；阿廖沙勃然大怒，打断了斯蒂凡的背脊。’实际上，在俄语里，斯蒂凡给阿廖沙的是一把银匙子，但是我把它改成宝石是为了押韵。斯鲁利克，我自感惭愧，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约拿单是我在世上唯一的朋友，他的出走——我意思是他的这次远行——跟我没有丝毫关系。不管你们大家现在怎么想，都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斯鲁利克同志，我要你知道，是约拿单邀请我住进他家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甚至可以在下次基布兹大会上公开宣布。他需要有个人在他家里。他甚至一一指给我看他的工具放在哪里，这样我可以随时顶替他，就像你顶替约里克一样。常言道，糟糕的类比是最为尴尬的事，但是你们大家正在犯那个斯宾诺莎称为颠倒因果的错误。约尼决定出走，并非因为我搬进去了。实际上，是他要我搬进去的，因为他早已决定出走了。这是一个把结果错作为原因的典型例子。斯鲁利克同志，你是不是斯宾诺莎的崇拜者?”

“不错，我是。”我说道，“不过，把斯宾诺莎留到清闲的时候再聊。现在我倒想问你一个问题，或者说请你帮个忙。”

“说吧，斯鲁利克同志。照直说吧！你的愿望就是对我的命令。”

“阿扎赖亚，为了免去某些人的心病，你同意不同意先搬回理发室去住，让风头过去后再说?”

他绿色的眼睛里闪起狡黠的亮光，很快又消失了。“不过，现在她是我的女人了。不是他的了。我是说在原则上是这样。”

“阿扎赖亚，我请你帮个忙。只是眼下一时的。我相信你一定知道约里克的健康状况。”

“你是不是想说我对这个也要负责?”

“不，不完全是那样，也许要负部分责任。”

“为约里克?”阿扎赖亚带着冷笑说道，好像一个囚犯把一付手铐套在监狱看守的手腕上，“斯鲁利克同志，听我说，我有消息告诉你。十分钟前约里克亲自给我送来一封信，要我今晚去跟他聊一会儿。还要我带上吉他。耶什克甚至对我说要喝酒，喝它个瓶底朝天。再说，斯鲁利克同志，唯一公平的做法是去问约尼本人，我是不是必须离开他的家。既然这不可能做到，那为什么不问一下丽蒙娜呢?你会大吃一惊的。依我看，你有一切理由要我离开基布兹，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叫我走。下命令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叫我离开我的女人。这是违法的。”

我又一次想把昨天和前天的东西整理成记录，无疑明天也要这样做。有一件事我不理解。它对我来说简直是一部天书。现在已是十点了。埃特纳在总机值班。阿扎赖亚和丽蒙娜已经去探望约里克了。也许阿扎赖亚在那里正朗读什么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约尼仍然杳无音讯。明天我们将报告警察，请丘卜卡和他的侦察员们出动寻找那位出走的浪子。

哈瓦·利夫希茨现在跟我在一起。她给我俩沏了茶，还给我带来了一些蜂蜜润润喉咙。她坐在我的床上，听着音乐。又是勃拉姆斯。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事了：在这种时刻，一个女人待在我的房里。我要从格里芬的书里引下这么一段话：

所以，在一次长距离的飞翔中，体内大量的脂肪被消耗掉，正如在冬天的寒夜里，一只小鸟要消耗它体内的脂肪组织来维持体温，坚持到天亮。

意义?今晚够了。我先写到这里。

1966年3月4日，星期五。

已是傍晚，又是雨天。似乎只有一小部分人去食堂听讲座，讨论也门民歌。约拿单仍然一点消息也没有。今天上午警察局狠狠地把我训斥了一顿，说我耽误了这么长时间才跟他们联系。他们已经立案处理这事了，不过还没有什么可报告的。丘卜卡也在场。他仔细听我讲述，跟尤迪·谢奴尔喝了两杯清咖啡，说了最多不超过十个字，不作任何承诺便走了。今天下午我们收到一份来自迈阿密的电报。托洛茨基先生打算尽快过来，甚至说在下星期前赶到。

我跟丽蒙娜也做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我问她，约拿单安然无恙回家后，阿扎赖亚他一个人过日子会不会过得更好些，她回答说：“我有地方容得下他们两个人。他俩都爱我，我也爱他俩。”她是否知道可能的后果?她莞尔一笑道：“后果?”

我茫然不知所措。也许这是因为她太美了，或者就因为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份工作。譬如说，我没有这个勇气今天就去上门看望约里克。有人告诉我，医生发现他今天稍有好转，还说阿扎赖亚在他那里待了很长时间。弹奏吉他，谈论哲学，议论政治，天知道还干了其他什么事。当然我是不知道的。难道去打听人家在干些什么也是我的工作吗?

再者，我病了，发高烧，打寒颤，咳嗽，耳鸣。我眼前的一切东西都像在翻腾。哈瓦一直在照料我，坚持要我躺下休息。“让那个讨厌的斯塔奇尼克顶替你跑上几天吧，这对他不会有什么害处的。”星期天托洛茨基要来了，或者星期一到，或者不来了。

今晚，我决定让艾希科尔总理知道约里克的儿子失踪了，踪影全无；我们大家都对他十分担心。我写到这里只好停下来了，因为我脑子里已开始出现幻觉。每当我闭上眼睛，我就会看到约拿单陷于危险之中的可怕景象。我们却无能为力。

星期六，午夜十二点。

没有接到约拿单的一句话，警察局和那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丘卜卡也没有来一句话。傍晚时，总理跟约里克通了电话，表示会尽力帮忙。

我卧床一天，体温达到华氏一百零四度，全身到处酸痛。今晚，基布兹全体大会缺席选举，由我担任新的书记。斯塔奇尼克捎来了这个消息，并滔滔不绝地告诉我人们怎么夸奖我，把我捧上九重天。几乎获全票通过。

哈瓦一声不吭。她听说了从迈阿密发来的电报，约里克也听说了，但他们都闭口不提此事。我认为他们昨天以来相互之间还没有说过话。斯塔奇尼克告诉我丽蒙娜和年轻的阿扎赖亚·吉特林对约里克照料得十分周到。哈瓦通宵就陪伴着我。我的白衣天使佛罗伦萨·南丁格尔[2]。我困极了。在我心目中，我不断看到约拿单在四处流浪，不过我有某种预感，他一切都很好。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使我如此自信。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告诉她，丽蒙娜可能怀孕了，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我把钢笔搁在这一页纸上，停了下来。我是不是脑子出了毛病?作为基布兹的书记，我不可能犯更大的错误了！我又发烧了。也许我今晚不该再写这份报告了。我不信任自己。一切看上去都如此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