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3月2日，星期三，晚上十点十五分。

今日无雨，无风，天高云淡，寒意料峭。窗门紧闭，虽开着电暖器，但屋子里还是弥漫着一股潮气，一股从湿漉漉的落叶和土壤里散发出来的潮气。这些都是我童年时闻惯了的气味。我在这个基布兹已经待了三十六年，但仍然是一个欧洲人，丝毫未变。这并不是说我的皮肤没有被阳光晒成古铜色，仍然挂着像我莱比锡二流银行家父亲那样的一张苍白的脸庞。我的意思是，我还是不习惯这里的夏天，我在下雨天感到更自在些。

我感到羞愧，但是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么多年，我跟这些易激动的俄裔波兰人打交道时还是感到很紧张。

不过，我无怨无悔。我平生处世待人都是凭良心做的，问心无愧。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使我苦恼呢?也许是隐伏在心头的流落感、思乡情，以及难以名状的哀伤。这块奇怪的土地上没有河流，没有森林，没有教堂的钟声，没有我心爱的那些东西。然而，我能够把历史的、思想意识的和个人的三笔账整理得一清二楚，收支平衡，一无差错。这里的每个人都可以对我们自己做的一切感到自豪。经过长期顽强的奋斗，我们从无到有，在一片荒地上建起了这个美丽的村庄，尽管看上去它只像一个乖巧的孩子用积木搭建起来的样子。在我们为创造一个美好社会的奋斗过程中，没有流血，也没有损害任何个人的自由。虽然我对世事总是抱一种超然淡泊的态度，但还是对这个成就感到由衷地高兴。我们做得不赖。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真正地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了。

但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真正了解吗?不，一点都不了解。现在，在我很快就要进入老年时，我发现我对自己的了解比我年轻时还少。我也不相信其他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些。哲学家不了解，心理学家不了解，甚至基布兹运动的领导人也不了解。每每涉及到我们自己时，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比科学家对大自然的奥秘的了解还要少，或者说比他们对宇宙的起始或生命的起源的了解还要少。其实是一无所知。

有一个星期六，我正好跟丽蒙娜·利夫希茨一起值午餐班，她负责上菜，我负责饮料，我纯粹出于礼貌，问她累不累，要不要我帮忙。对此，她莞尔一笑，并对我说不必感到悲观，因为一切都在好转。她那一笑那么可爱，让人难以忘怀。她的那些话差不多就像一只温暖的手在抚摸着你。有些人说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女子。另外一些人认为她冷漠无情，或者把她说得更糟。可我呢，自从那个星期六以后，我对自己做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两人相遇，我就向她微笑致意。唉，今天清早，她的约拿单不言语一声就出走了，不知去向，这就留给我一项任务：找出他在什么地方，并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到哪里去找他?又怎么找到他?像我这样一个人，一个五十九岁的老单身汉，受到他人一点信任甚至尊敬的人，对于这类事情我知道些什么呢?

知之极少，一无所知，全然不知。

正如我对我们一般的年轻人知之极少一样。有时，当我瞧着我们的年轻人，这些经历过战争、上过战场、开过枪、杀过人、被人射击过、耕耘过成百上千英亩土地的年轻人时，他们使我想起了陷入沉思的摔跤手。你从他们嘴里得不到一句话，最多是耸耸肩膀。他们全部的工作词汇就是“是”、“不”、“也许”。说不说一个样。他们是不苟言笑的农民?粗鲁的斗士?还是一些土疙瘩?不一定。有时，你深夜里走路，遇上四五个年轻人，他们坐在一起歌唱，就像一群狼对着月亮嗥叫。为了什么呢?或时不时地，他们中间的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娱乐室里，猛烈地弹奏钢琴。他演奏的技巧也许很笨拙，但是你能从中听到一种渴望。渴望什么?渴望那片被他父母抛弃的阴沉的北方土地?渴望陌生的城市?渴望大海?我不知道。在过去九年里——即从我遵从医嘱停止在鸡场工作以来——我一直为基布兹记账，现在又给了我一个新的、让我厌烦的责任。究竟为什么我要接受呢?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需要时间来解决这个难题。

“解决”，这个动词听起来好怪呀！我们在这个地方度过了我们的全部生命，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青年人的问题，阿拉伯人的问题，海外犹太人的问题，土壤和水源的问题，站岗放哨的问题，性别的问题，房子的问题——世上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问题。仿佛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是苦苦努力，要在海浪上镌刻精巧的公式，要把天空中的星星三颗一行排列成训练队形。

让我回到今天发生的事情上来吧。天已晚了，明天又要开始新的一天了。我自作主张，不想劳神作什么解释，只在食堂的布告栏上留了一个简短的通知：今晚的排演取消。我认为，没人还能够把注意力集中在音乐上。整个基布兹现在已经一片哗然。每个人都期望我知道怎么办。采用哪种办法?五重奏得等到一个安静的夜晚再演出，那时大家就不再那么忙碌了。

更正：我本人现在需要一点音乐。私下独享，也许听听勃拉姆斯。房门是锁着的。我穿着睡衣，外面套着那件博洛戈尼西六七年前给我织的厚毛衣。我给自己沏了一杯柠檬茶。在我的日记里写了几页。然后我上床，设法入睡。我必须做的是把一天的大事记下来，还写下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十六年前，我要求自己把基布兹每天的生活记录下来，尽管我至今也不清楚，在这个基布兹或者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谁会对它感兴趣。确实，谁会呢?

（一段启示性的旁白。狗在吠，夜鸟啼。寂静在黑暗的上空盘旋——在山谷里，在群山间，在大海上——无声而顽强地要求从我们——人、狗、鸟这里得到回答。现在该由我们表明态度了。）

从纯粹的法律角度来说，约里克仍然是这个基布兹的书记。在星期六晚上经过全体会议选举之前，我是不会正式接受这个职务的，尽管实际上在过去几天里我已经在做书记的工作了。我感到自己别无选择。至于说到我自己或其他人的感情问题，我茫然不知所措。感情对于我来说是一本深奥莫测的书，是一个难猜难解的谜。虽然在我孤寂的年代里，我潜心读了那本书，但我在书中发现的东西，不管它是事实，还是虚构，都只能使这个谜更加难猜难解，使这个奥秘更玄妙。先是弗洛伊德出来谈一个问题。谈得很不错。荣格又出来谈了另外一个问题，听上去同样自圆其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不懈怠，向我们显示灵魂里其他的阴暗面。不错，他们说的都很有力。但是，我没有被说服。我存有疑问。

他们谁也不能启示我年轻的约拿单·利夫希茨现在何处。他正睡在一座被遗弃的房子里，还是在棚屋里?是在野外，还是在城里?躺在废弃的守夜人小屋里的旧床垫上，还是在一个军用帐篷里?或许他压根儿就没有睡，而是在拼命挣扎，在继续行走?他在汽车上，在飞机上，还是在装甲车上?他在特拉维夫城南的小胡同里寻找妓女，还是在朱迪亚或内盖夫的荒野里靠着星辰在黑夜中摸索前进?他是严肃的，还只是对某人来一次恶作剧?他是在报复、铤而走险，还是只不过像个宠坏了的孩子在撒娇?他是在寻求什么东西，还是想逃离某个东西?

现在，这责任全落在我身上，要由我来决定该怎么办。报告警察?束手等待?在周围村子里打听查访?紧急处理?还是泰然处之?

这些青年人到底是些什么人?他们脑子里在想些什么?他们是一流的农民，这一点不用怀疑。我们自己要花很大的劲儿做的事，他们轻而易举就干完了，连汗都没有出。他们也很可能是勇敢过硬的士兵。然而，他们总有一种忧郁的神态。仿佛他们来自另一个种族，一个完全不同的部落。既不是亚洲人，也不是欧洲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非犹太人。既不是理想主义者，也不准备建立理想。他们生长在历史的旋涡中，他们生长在变化万千的土地上，那里一切都在进行试验。他们生长在一个只有蓝图的国家里，没有祖父母、没有祖先家园、没有宗教、没有反叛、没有奇迹的年代。生活对他们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没有一件传家宝——没有一只五斗柜，没有一只金怀表，甚至没有一本旧书。他们成长的地方只是一个小村庄。住的是散落在几株幼弱小树间的帐篷和棚屋。看到的是篱笆和探照灯。听到的是饿狼的嗥叫和远处的枪声。约拿单，你中了什么邪、着了什么魔?

我现在帮不了别人多少忙。要说帮忙也只是在暗中摸索。也许我设法安慰了一两个人，采取了几个我认为必要的措施。这一切都是我自己决定的，因为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斯塔奇尼克是一个好人，跟我称得上朋友。他热心肠、感情外露，不过脾气挺犟。跟四十年前我在青年运动中第一次见到他时一模一样。他固执己见，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从来没听说他认过错。一次也没有。甚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也是如此。有一次，他有半年多不跟我说话，因为我用一张地图向他证明，丹麦不属于比荷卢经济联盟。六个月之后，他送给我一张便条，说我的地图“早已过期了”。但最后他决定跟我讲和，还给我买了一块可放在床边的小绵羊皮地毯。

至于我的好朋友约里克，他对国家或者基布兹运动的贡献不该由我来评说。我说的算得了什么?他的敌人说，他讲话像个先哲，但举止像个二流的政客。他的支持者对此回答道：“哦，他是有些谨小慎微。这一点没错，但他是一个有想象力、有理想的人！”

（让我顺便说几句，我本人不需要想象力，也不需要理想。我随着军乐团的音乐度过了一生，仿佛死亡已被取消，衰老已不复存在，痛苦和孤独已被驱走，整个宇宙只不过是政治和意识形态争斗的竞技场。总之，想象力和理想不合我的胃口。很久以前我就对约里克和他那一伙人不抱任何希望，不指望他们能表现出一点同情。当然不是无原则的同情，而是有限度的同情。但是终究是一种同情，因为我们大家都需要它。还因为，没有它，理想和想象力就会变得十分残忍。所以，作为基布兹的书记，我决心尽力帮助他人，同情他人，不给他人带来不必要的痛苦。确实，如果允许我再插入一段启示性的旁白的话，我要说在《圣经》的十诫中，在我们后来做出的种种训诫中——基布兹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对我唯一有关系的训诫就是不要给人造成痛苦。不要在别人的伤口上抹盐。不可使他人痛苦。也不要使自己痛苦。）这事就说这些吧。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事情上来。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天空寒冷、湛蓝。我小时候在欧洲也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壮丽的景象。它使人陶醉，为活着而高兴。读到今早报纸上关于军队在北方结集的标题，我异想天开，想前往大马士革，说服叙利亚人放弃这个无益的蠢举，跟我们在阳光下坐下来，一劳永逸地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

当然，我没有去大马士革，而是上办公室去了，翻阅了一下昨晚尤迪·谢奴尔塞在我信箱里的一堆乱糟糟的提货单。从七点到九点，我花了两个小时，设法从这些提货单和柑橘园的烂摊子里理出一个头绪来。之后，我打算回复堆在约里克桌子上的一些信件。一些急件，因为我喜欢把一些不需今天做的事情拖到明天，期望这些事情自行解决或不了了之。当然，因为我还没有正式上任，也就不需要那么紧张。

九点，或许九点一刻，脸色阴沉的哈瓦·利夫希茨冲进办公室。她用一种敌意的、训斥的口气喊道：“难道你不害臊吗?”

我放下笔，把老花镜推到头顶上，并向她道了声早安，请她在我的椅子里坐下。（几天前，有人把办公室里另外一张椅子顺手捎走了，一直没有送回来。）

不，她不愿意坐下来。她说，她弄不明白，一个人竟会如此麻木不仁，尽管她不以为奇。她到这里来是要求我采取行动，或者用她的话说：“你必须把这事当做自己的事，立即去办！”

“对不起，”我说，“究竟什么事要我立即当做自己的事来办?”

“斯鲁利克，”她声色俱厉地说道，仿佛我的名字是一个脏字眼，“你说你是不是木头人?或者假装木头人?或者是你那令人恶心的幽默感在作祟?”

“很可能是，”我说道，“一切都是可能的。但是在我了解问题的症结之前，我不能给你答复。我建议你还是先坐下来。”

“你是不是真的想对我说，你对发生的事一点儿都不知道?说你没有见到罪恶和听到罪恶?还说在整个基布兹都在谈论这件事时，殿下你却远在月球的背面?”

我们俩隔着桌子相互凝视着。我禁不住微微一笑。

“可怕的事已经发生了。”哈瓦说。

我当即向她表示歉意，说我真的不知道她在讲些什么。事实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没有去食堂吃早饭，只是在办公室里喝点茶，吃些饼干或酸奶什么的，一直挨到午餐。老天啊！约里克出事了?

“他是下一个！”哈瓦恶狠狠地咕哝道，“倒霉的事总是成双成对而来，但这一次是约尼！”

“哈瓦，”我说，“我不能未卜先知，请你把发生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我。”

她猛地坐进我早先递给她的椅子里，动作那样突然，那样急促，仿佛要把我桌上的纸张文件撒出去，或者要上来扇我一记耳光。她用另一只手捂住自己的双眼。

“我弄不懂。”她低声说道，“你一定得有一副杀人犯的狠毒心肠才会这样对待我。”

我倒真的弄不懂究竟谁是杀人犯——是她丈夫，她儿子，还是我——我又为什么要把手放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呼唤她的名字。

“斯鲁利克，”她抬起头来望着我说，“你愿意帮忙吗?”

“当然，我愿意。”我说。虽然多年来，要我跟其他人在躯体上接触是很难的，但是我确实把我的手停在了她的肩膀上。我甚至触到了她的头发。我不愿说绝了，但是我想我确实是触到她的头发了。

哈瓦说，约尼是在夜里的什么时候离家的。他也许带走了一支枪。他那个蠢头蠢脑的妻子今早记起他曾经说过，他要到国外去旅行。“但是，我比谁都清楚，你不能相信那个低能儿的话。不管他怎么筹划，傻瓜才会认为他出国去了。出国却不带护照和钱，只带枪支和军服。斯鲁利克，你知道你是这里我唯一能说得上话的人，其他的人都不过是一些心胸狭窄、自私自利的家伙。他们内心深处在窃喜，因为他们知道，这下子约里克完蛋了。他们多年来一直在想方设法把他搞掉。我来找你，因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如果不说你是一个天才。是一个男子汉，不是凶神恶煞。他倒不如亲手杀死他的父亲算了。约里克闯不过这一关了。他现在胸口疼痛，呼吸困难，卧在床上。他把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而那个笨蛋丽蒙娜，她招来那个卑鄙龌龊的小杀人犯，一起来毁灭约尼，却冷冰冰地对我说：‘他出走是因为他心里难受，不痛快。他说他要走，他果真走了。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也许在他感到好一些时便回来了。’我真想当场扇她的耳光。我没跟那个卑鄙的家伙说过一句话，那个推人下水的恶魔可能什么都知道。哦，我打赌他肯定知道，在那里窃喜，看我们的热闹。但是，他绝不会跟我们漏一点风声的。斯鲁利克，我想叫你马上去找他。设法迫使他告诉你约尼在哪儿。不要循规蹈矩！你觉得有必要就带上一支手枪。你还等什么?看在老天爷的面上，斯鲁利克，我现在最厌恶的是一杯咖啡和一通演讲。你知道我是铁铸成的人。我要的就是要你现在就去，做必须做的事。你可以把我留在这儿。我会自己照顾自己的。快走吧！”

不过，此时水已经开了。我跑过去，不管她要不要，冲上咖啡。我要她待在办公室里，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然后我向她道了一声再见，戴上帽子，穿上外套，出门找丽蒙娜去了。途中，我在医务室停下来，要护士守在约里克身边护理，一直等到我回来。人们不时地拦住我，给我出主意，打听最新的消息，或者向我说上各色各样离奇古怪的故事。我对他们说对不起我没有时间。我只对葆拉·列文说了几句话，因为我要她随时了解哈瓦的情况，并且要她不让其他人进入办公室。

我竭力把自己的思绪整理清楚。问题是我一点都不清楚从何处着手。当然，我早已听到有关吉特林的谣传，据说他已经搬去跟丽蒙娜和约尼住在一起了。各种含沙射影、窃窃私议和中伤诽谤不绝于耳。但是，我直到现在都并不感到有必要在这件事上表明态度。一个以思想开明、生活自由而引以自豪的社会不应该干预一个人的私生活，至少我认为应该如此。夫妻之间、朋友之间（不管是男是女）的情感问题在我看来纯属个人问题，完全可以挂出“闲人免进”的告示牌。现在哈瓦却跑过来，说什么情况严重，亟待公断。谁出来说话呢?当然不是我。任何有关性与感情的事，或者有关两者之间的关系，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陌生的领域”。

当初，我在莱比锡，还是一个小孩子，我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个漂亮的中学女生，但是她却喜欢一个年轻的网球明星。他是那类公众称为“金发雄狮”的美男子，然而也是一个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我一度情绪低落，但是不久便振作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清晨五点钟，家里的一个女仆走进我的房间，睡到我的床上来了。不久，我参加了在波兰的犹太复国主义先锋组织，来到巴勒斯坦。在这里，大约二十五年前，我爱上了佩[1]。事实上，我也许仍然用我自己的方式在爱恋着她，但是我从来没有让她知道。现在，她已经是四个孙子、孙女的老祖母了，而我依然是光棍一条。我还有几次逢场作戏、令人难堪的性爱体验，对这些还是少说为佳。很遗憾，它们都平淡无奇，很快教人后悔。依我的看法，这件事包含了许多痛苦和尊严的丧失，换取的只是非常短暂的快感。我承认，它是一种强烈的快感，但它是那么的短促，那么的没有意义，不值得为此做出如此大的努力。当然，公道地说，我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不足以概而论之，但我愿意把自己的想法在这里说出来。社会上色情行为的大肆泛滥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使人们为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种种努力成了一种嘲讽。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把目光看得远一些并继续努力，只是说我们在努力时，不应该抱过高的希望、存有幻想。相反，要尽可能地谦虚谨慎，不虚妄自负。不过我现在还是把唱片换一面吧，因为今晚肯定又是勃拉姆斯之夜了。

那么，接下去怎样?哦，是这样。我找到了丽蒙娜。她记得，昨晚她给犹太哲学小组成员供应完夜宵之后就回家了。（“那是什么时候?”“很晚了。”“是很晚了，但具体是什么时间?”“雨下了大多半的时候。”）她发现他们两个人都睡不着。两人都有点累。相互间都很友善，“就像打过架又和好的两个小男孩”。他们对她也很友善。然后大家去睡觉了。她也上床了。（那之后他们互相之间是否还是很友好，我不想去猜测。我知道什么呢?）

“约尼是何时离开的?”

“夜里。”

“具体什么时候?”

“很晚了，他一定很晚才出走的。”

我问她早晨发生了什么事。阿扎赖亚醒了。他觉得他听到了枪声。他醒来时常常认为他听到枪声。有时候她认为她也听到了。当他们发现约尼不见了，他开始四处奔跑。

“谁?”

“扎罗。约尼不会奔跑的。约尼做什么事都是慢悠悠的。他从不奔跑。”

“你为啥这么说?”

“约尼累了。”

长话短说，阿扎赖亚冲到拖拉机库，冲到食堂，跑遍了所有的地方。那么，他在四处奔跑的时候，丽蒙娜在干什么呢?她在检查约尼带走了什么东西，留下了什么东西。他带走了通常部队深更半夜征召他时带的东西。部队有时就在深更半夜来找他。为什么她如此自信部队昨天夜里没有要他去报到呢?她不能做出明确的回答，只说：“这一次，情况不同。”

然后她干什么呢?她坐下来等候。接着，她穿好衣服，整理好床铺，把房间打扫干净。她没有去洗衣房工作。她给蒂亚喂了早饭。又等了一会儿。她在等什么呢?她要等到七点十五分。为什么是七点十五分?因为此时正是哈瓦和约里克起床的时候。就这个时候她告诉他们，昨天夜里约尼出走了。我对他们说不要慌张，不要为此事心神不定。

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没有吗?什么也没有。哈瓦心神不定。约里克说了什么呢?他干了些什么呢?他用手掩住自己的脸，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里。哈瓦也不吭声了，静静地望着窗外。此时，丽蒙娜悄悄地离开家，去找扎罗。

“丽蒙娜，”我说，“我要问你一些事。请你在回答我之前，尽量集中思想。因为我要问的事情很重要。你猜想一下约尼现在可能在哪里?”

“他走了。”

“他确实走了，但去的是哪里?”

“去寻找东西。”

“去寻找东西?”

沉默片刻。接着她微微一笑，笑得十分平静、沉着，仿佛在说我们两人知道的事情，其他人从来没有想到过。我对她报以一笑，并说道：“丽蒙娜，请你告诉我。这不是闹着玩儿的。”

“我在想。”她说。

“你在想什么?”

“我想他出走，因为他曾说过他要走。”

“那么他到哪儿去呢?为什么走?”

“出去逛逛，”她说道，“说不定就这样。”

40年代初，基布兹曾跟一对叫福格尔大夫的牙医夫妇签过一个工作协定。这两位牙医从波兰来到这里，给我们治牙病，收费低廉。这两个人没有学过希伯来语。有牙病的人便到城里他们那间设备简陋的门诊室里去找他们看病。直到那女牙医在一次事故中身亡，她丈夫患上了不治之症。作为付给他们的一笔固定的年金，我们同意由基布兹收养他们唯一的孩子。这是一个长得很可爱、性格内向的小女孩，做事情干净利落、挺有条理，只是稍欠机灵、不爱交际。在她到了服役的年龄，约拿单·利夫希茨娶了她。内阁部长和政党领袖都出席了他们的婚礼，还有不少议员。以后，她开始在洗衣房工作。不久怀孕了。显然出了什么问题。人们纷纷谈论他们。我不想听他们谈论的东西。像我这样的人跟这些婆婆妈妈的传言、跟这些漂亮的女孩子、跟别人的心态有什么关系呢?

“丽蒙娜，”我说道，“还有一个问题。这次你不需要回答，因为这纯属私事。你跟阿扎赖亚·吉特林的关系……约尼是否感到难受，有所抱怨，或者有点感觉受到伤害?”

她停顿了一下。“但是他们喜欢那样。”

“喜欢什么?”

“自讨苦吃呗。”

“对不起。我不懂。谁喜欢自讨苦吃?”

“这些个人。并不是所有的人。有些人是这样。用梭标刺杀羚羊的猎人是这样。”

“我恐怕还是理解不了。究竟谁喜欢自讨苦吃?”

“约尼。还有扎罗。我爸爸也是如此。还有巴赫。约里克也一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然后她又诡秘地一笑，补充道，“可你不是。”

“好，不去说那个了。说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做一切必须做的事。”

“譬如什么?”

她回答不上来。

“那么我们就这样等着吗?”

“等着吧！”

“还是找一找他?”

“找找吧，因为约尼有时候喜欢冒险。”

“丽蒙娜，我需要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究竟我们应该等他还是找他?”

“找和等。”

最后要问的一个问题：她需要什么吗?需要基布兹帮助吗?这个问题似乎把她弄糊涂了。什么帮助?噢，是的。我也许已经注意到，扎罗还没有被基布兹接纳，尽管他已经请求了多次。只是不要让他离开。他人不错。

“告诉我，丽蒙娜，你现在要到哪里去?”

“去看看他吃过早饭没有。一定要让他吃上早饭，因为他一个早上都在寻找约尼。他甚至去了谢赫达赫，不过他很快就会回来的。我不知道之后要去哪儿，也许去洗衣房，也许不去。”

我最终找到了阿扎赖亚。他独自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娱乐室里。我肯定让他吓了一跳。他感到很抱歉，但是他今天没法去拖拉机库工作了。他向我保证，明后天他会加班补上。他已经找遍了基布兹的每一个地方，所有的果园，甚至到过谢赫达赫的废墟，但是一点踪迹也没有。他想到死，因为这一切都该归咎于他。“斯鲁利克，也许你该找一下小西蒙，他现在正负责清除附近那些闲散人员。对我就该这么办。不过，首先你得让我把约尼找到。只有我才能找到他。还有不少事要做。再给我一次机会，你们会看到我给基布兹能够做些什么。”

他碧绿的眼睛里闪烁着惊恐的神色。他的眼睛不敢对视我的眼睛。他的嘴角上有几条由于担惊受怕而形成的皱纹。他预计约尼傍晚之前就会回来。最迟，明天或者后天。反正，不会太久。他的直觉这样告诉他，而他的直觉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只有两个东西约拿单是念念不忘的。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目标，即犹太人的某种理想，如果有人还这么说的话，因为有些东西早已在他内心死掉了。阿扎赖亚跟约尼不一样，他已决心把自己的生命贡献给基布兹，贡献给社会和国家。

他一个人待在娱乐室究竟在干什么呢?我认为他是在写一个声明。或者写一首诗。一首铿锵有力的诗。具有安慰人或重新燃起炽烈感情的诗。（顺便说一下，他还是一名好吉他手。那是我在彩排节目时发现的。）

“阿扎赖亚，”我说，“听我说。如果你真想帮忙的话，有件事我希望你能替我做。首先，要保持冷静。如果我们不感情用事，我们大家就可以生活得更轻松自如一些。其次，我要你今天到电话总机那里去，我要求你保证线路畅通。有人可能会设法跟我们联系的。”

“斯鲁利克，请原谅，但是我感到我必须对你说，我非常感谢你。说感谢还不够。这词太轻了。相反，我尊敬你，希望自己能像你一样。能控制自己。虽然我赞同斯宾诺莎说的每一点，但是我在实践他的教导方面做得不怎么好。我一直在自欺欺人。其实不是丑陋，是既无必要又卑鄙。我撒谎，只是想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结果却适得其反。不过，我想要你知道，我在改变自己。一点一点地改变自己。你会看到我的变化的。等约尼回来后——”

“阿扎赖亚，不要说这些。我们可以找一个时间好好讨论这些。现在我很忙。”

“是的。请原谅。我只是想要你知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一切听候你的吩咐。一切听从基布兹的调遣。一天二十四小时随叫随到。我也许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我肯定是那样的人。但我还不是寄生虫或者吸人血的蚂蟥。我要跟她结婚。”

“你要什么?”

“因为那是约尼要我做的，我发誓。如果这样做能使约里克快乐，他对我来说一直就像一位父亲，使哈瓦、使基布兹的其他人快乐，那这就是我要做的事，跟丽蒙娜结婚。现在我得去电话总机那儿，保持线路日夜畅通。斯鲁利克?”

“嗯，什么?”

“他们都比不过你，如果你不在乎我这么说的话。”

阿扎赖亚在说最后那句话时，背朝着我，并匆匆离去。约尼、尤迪、埃特纳以及那班人在我看来都是怪人。他们绝不会接受阿扎赖亚的，然而在我看来，他并不怪。事实上，他看上去跟大家混得很熟了。只是他没有机会融进去。我根本不认为一个犹太人能够被真正地同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成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

回到办公室后，我终于设法跟约拿单服兵役的部队通了电话。那天夜里他们没有下令回部队集合。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他们在电话里还从没有谈到这样的事情呢！不过，作为破例照顾，他们向我保证，约拿单·利夫希茨不在部队的基地上。在电话那一端的年轻女兵对此“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她说，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她知道来来去去的每一个人。我非常感谢她，但固执地说：能否让我跟一个名叫丘卜卡的军官谈一下?（丽蒙娜记得丘卜卡就是约拿单部队长官的名字。）她要我等一下，不要挂机，但电话给切断了。我重新拨通了电话，克服了种种障碍，跟不同的交换台联系，到最后又回到了早先那个接线员。她告诉我，丘卜卡那天早晨离开基地了。去哪儿了呢?稍等一会儿，好吗?电话再次被切断。我再次耐心地不断拨号，终于又接通了。我这种耐心是我一辈子玩弄笛子培养起来的。接电话的还是同一个姑娘，这一次她可有点生气了，追问我是什么人，谁授权我问这些问题，我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立即编造了三个谎言。我告诉她，我是约拿单的父亲，我的名字是以色列·利夫希茨，还说本人仍是国会议员。不知道是出于对以色列的敬重，还是对国会的尊重，她终于同意透露一点机密。丘卜卡现在在路上，可能已经到达阿卡，也可能在从阿卡返回的途中。他去阿卡是为了参加一个士兵儿子的割礼，她还告诉了我那个士兵的名字。

我立即给阿卡的格罗斯曼拨电话。格罗斯曼是我在莱比锡时的朋友，现在在一家电气公司工作。一个小时之后，他给我回电话了，告诉我丘卜卡在睡午觉，显然是在艾因——哈米弗拉茨基布兹他妹妹家里。

电话大战花去了两个半小时。要不是斯塔奇尼克的妻子雷切尔贴心照料，给我从食堂里带来一盘饭菜的话，我就吃不上午饭了。我吃了肉丸子、南瓜和米饭，但吃饭时，手里的电话机听筒一刻也没放下。

一点三刻，我设法拨通了艾因——哈米弗拉茨办公室的电话，但是一直到四点钟才抓住了丘卜卡。他说他对约拿单可能去哪里没有任何线索。他还答应如果“事态严重的话”，我可以找他帮忙，由他派人去寻找这位失踪的朋友，即便他跑到天涯海角。我问他他是否认为约拿单会做出轻率的举动。

“让我想一想。”他用一种沙哑、困倦的声音回答我。沉默了一会儿，他说道：“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任何人都可能做出轻率的举动。”（附带说一下，他的说法一点没错。）最后，我们两人都表示要保持联系。

在我用电话四处打听的同时，尤迪·谢奴尔和埃特纳两人依我的请求把基布兹周围彻底搜索了一遍。由于泥泞不堪，许多地方吉普车很难行走。一无所获。然后，在我的再次敦促下，埃特纳牵上蒂亚又去搜巡了一遍，希望找到一点线索，同样一无所获。

在这个时刻让警察介入是不是必要或合适，我犹豫不决。介入的理由是十分显然的。而反对警察介入的理由是，如果这件事后来证明只是一个玩笑而已，约拿单很可能会因为我们卷入法律而生气。

五点钟，我终于决定还是跟约里克商量一下。今天早些时候，我建议哈瓦打电话给约拿单有关系的一切亲朋好友。她接受了这个任务，脸上露出无可奈何的神色，留给我的感觉是，我至此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没有头脑、极端愚笨的，因为你也不可能指望从一个像我这样无能的人那里得到什么好办法。她唯一坚持的要求是，我打一个越洋电话给迈阿密的本耶明·托洛茨基。我觉得这个主意毫无意义，但我还是同意了，而没有显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我和约里克相识至今已有三十九年了。他身上总有一种盛气凌人的东西，使得我感到低他一头。甚至在我们年轻时，他就显得老谋深算，仿佛他一来到世上就是一个城府很深的成年人了。直到现在，我一见到他还感到忐忑不安。顺便说一句，他是第一个教我驯马的人。

坦白地说，我倒希望他像平时那样，上来就说Mea culpa，但这次他却不是。他猛抽香烟，两眼直盯着天花板，他说他感谢我所做的一切。他脸上的表情让我想起他面临艰难政治决定时的那副样子，他的鼻孔翕动着，他硕大而放荡的鼻子真让人感到他在鄙视一切。他毫无感情地说了两句，好像他心意已决，要采取一个重大举措，而且无可改变。他像一位将领或国家首脑刚发布了一道密令，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他还没有向他的幕僚透露这一决定，而是默坐静待。要不是他一支接一支猛抽烟的话，倒显得沉着冷静。

“约里克，”我说道，“我想让你知道我们大家都支持你。全基布兹都支持你。”

“很好，”他说道，“谢谢你。我实际上已经感受到了。”

“我们正在采取一切措施。”

“你们确实这样做了，我对此毫不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