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之际，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和他女儿拉海尔住在梅纳什山特里宜兰村边。他是一位身材高大、脾气暴躁的驼背老人。由于驼背，他的脑袋被迫向前伸着，几乎跟身子形成了直角。他八十六岁了，皱纹纵横，青筋暴起，皮肤令人联想到橄榄树树皮。狂暴的性情使他貌似洋溢着坚定的理想与信念。他从早到晚趿拉着拖鞋在房子周围闲逛，身穿一件背心和一条土黄色的裤子，裤子过于肥大，只能用背带固定住。他始终戴一顶破旧的贝雷帽，帽子耷拉到前额，使他看上去就像退了休的坦克指挥官。他不住地咕哝：诅咒一只打不开的抽屉，咒骂把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弄混淆的新闻播音员，冲突然从海上刮来、吹散了他走廊桌上纸张的西风咆哮，朝自己嚷嚷，因为他弯腰捡纸站起身时撞到了桌角。

二十五年前，他所在的政党倒台、消失，他对此耿耿于怀，在批评反对派和政敌时毫不留情，所有这些人很久以前就已作古。年轻一代、电子产品和现代文学均令他作呕。报上只刊发淫秽下作之物。就连电视里播报天气预报的人在他眼里也像个妄自尊大、受女戏迷吹捧的男演员，一味胡说八道，不知所云。

他故意混淆或者忘记当今政治领袖的名字，就像整个世界把他遗忘了一样。然而，他什么都没有忘记。每个受到伤害时的微小细节，他都记忆犹新，并对两代半之前遭受的委屈愤愤不平。对手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议会中每次具有机会主义特征的表决、委员会每个油嘴滑舌的谎言、四十五年前的同志（他倾向于把他们称作“错误同志”，有时管他那个时代的两位年轻部长叫“无望同志”和“无用同志”）带给他们的每个耻辱，他都铭记在心。

一天晚上，他和女儿拉海尔坐在走廊桌旁时，突然拿起满满一壶热茶，在空中挥动起来，怒吼道：

“他们，大家都有份儿，打造出一个多么美好的形象，本—古里安 [4] 突然背着他们去伦敦与雅博廷斯基 [5] 打情骂俏。”

女儿拉海尔说：

“佩萨赫，你要是不介意，就把茶壶放下吧。昨天你溅了我一身酸奶。一会儿你会把我们俩都给烫伤的。”

老人甚至对他的宝贝女儿怨声载道：不错，她每天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可是她不尊重他。每天早晨七点半她就把他从床上轰下来，为的是晾晒或者更换床单，因为他身上总是散发着烂乳酪的气味。她毫不犹豫地对他的体味儿说三道四。夏天她让他每天冲两次澡。每星期她给他洗两次头发，洗熨他的贝雷帽。她总是把他赶出厨房，因为他会翻抽屉，找她藏起来的巧克力；她每天只许他吃一到两块巧克力。她呵斥他，要他冲洗马桶，拉上裤子拉链。她每天三次摆放长长的一排药瓶，里面装着他必须吃的药丸和胶囊。这一切拉海尔做得一丝不苟，动作敏捷强硬，嘴唇噘起，好像她的工作便是对年迈的父亲进行再教育，改正他的坏习惯，使他最终戒掉自私与自恋的积习。

糟糕的是，早晨老人开始抱怨工人们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打扰他睡觉，好像他们白天挖不了似的，安分守己的人白天是不睡觉的。

“挖掘？谁在挖掘？”

“我还问你呢，拉海尔，是谁深更半夜在我们这儿乱挖？”

“没有人在这里乱挖，白天、晚上都没有。除非是在你的梦里。”

“他们在挖！在挖！午夜过后一两个小时，各种敲击和刮擦声就开始响起。你要是没听到，说明你睡实了。你总是像婴儿睡得那么沉。他们在地窖或地基下头挖什么呢？石油？金子？埋藏的珠宝？”

拉海尔更换了老人的安眠药，但无济于事。他继续抱怨从卧室的地板下边传来敲打声和挖掘声。

二

拉海尔·弗朗科是个寡妇。她相貌姣好，性情温和，时年四十五岁，在特里宜兰村的学校教文学课。她总是身穿优雅妩媚、色彩柔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宽摆女裙，配一条得体的丝巾，佩戴精致的耳环，偶尔戴一条银项链，即使在学校工作也穿高跟鞋。有些村民对她小姑娘般的体态和梳马尾辫的样子不以为然。（她那个年龄的女人！还当老师呢！一个寡妇！她打扮成那样给谁看呢？给兽医米基看吗？给她的小阿拉伯人看吗？她是要取悦谁呢？）

村庄古老而呆板，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树木繁茂，房顶上铺着红瓦，散落着一块块小农田，其中不少已经改成了商店，销售专酿小酒厂生产的葡萄酒、腌制的辣橄榄、农家奶酪、外国香料、珍稀水果或装饰品。以前的农庄建筑已经改建成艺术画廊，展示进口艺术品、非洲装饰玩具、印度家具。这些东西卖给城里来的游客。他们每周末都会开着轿车鱼贯而入，来淘那些富有创意、做工精良的物件。

拉海尔和老父亲住在村边一座孤零零的小房子里。偌大的院落毗邻当地墓园的柏树树篱。父女俩都是丧偶之人。前国会议员佩萨赫的夫人阿维吉莉多年前死于血液中毒。他们的长子艾里阿兹死于一起事故。（1949年他在红海里淹死，是第一个在红海溺水而亡的以色列人）。而拉海尔的丈夫丹尼·弗朗科在五十岁生日那天死于心脏病。

丹尼和拉海尔·弗朗科的小女儿伊法特嫁给了洛杉矶一位前程似锦的牙医。伊法特的姐姐奥丝娜特在布鲁塞尔经营钻石生意。两个女儿都跟母亲十分疏远，二人好像将父亲之死归咎于母亲。她们也都不喜欢外公，认为他骄纵、自私，脾气极坏。

有时，老人气愤之极会管拉海尔叫她母亲的名字：

“不，真的，阿维吉莉。真的让你有失身份。真丢人。”

也有很少的情况，比如生病时，他会把拉海尔和他自己的母亲辛妲弄混。辛妲是在里加 [6] 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被德国人杀害的。当拉海尔纠正他时，他会气呼呼地否认自己弄错了。

然而，拉海尔在父亲面前一次也没有错过。她恬淡地忍受他漫无边际预言性的谩骂与指责，但是每当他表现出马虎与自恋时，她会毫不留情地予以反击。要是他上完厕所忘记抬起坐垫，她会往他手里塞一块湿布，粗暴地让他回厕所做每个文明人该做的事。要是他把汤洒到裤子上，她会立即让他离开桌子，去房间把裤子换了。她不会由着他扣错衬衣扣子，或者把裤腿儿塞到袜子里走来走去。每当他在厕所里坐满四十五分钟忘了起来，或者忘了关门，她会数落他，直呼他的名字佩萨赫。她要是特别生气，就会叫他凯德姆同志。但有时，这种情况很少见，他的孤独与忧伤会让她内心深处瞬间涌起一阵痛楚，一种酷似慈母般的柔情。比如，如果他怯生生地出现在厨房门口，孩子般恳求再给他一块巧克力，她会答应他，甚至叫他爸爸。

“他们又在我们房子下面挖掘了。天快亮的时候，我听见了镐头和铁锹的声音。你没听到什么声音吗？”

“你也没有听到。你是在想象。”

“他们在我们家下头找什么呢，拉海尔？这些工人又是什么人呢？”

“也许他们在挖地铁通道。”

“开玩笑呢吧？但我没搞错，拉海尔。有人在房子下面挖掘。今天夜里我去把你叫醒，你也会听到。”

“佩萨赫，什么也听不到。没有人在这里挖地洞，也许只是因为你心里有鬼。”

三

房前贴着地砖的地面上放着把躺椅，老人每天懒散地躺在上面。要是感到焦躁不安，他就会起身像个恶灵般轻快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下到地窖里安放捕鼠器，与走廊的纱门较劲，即使纱门朝外开，也要气势汹汹地去拉，不然就是咒骂女儿的几只猫。猫一听到地上响起他的拖鞋声，就逃走了。他会从走廊走进旧农庄场院，脑袋前伸，几乎成了直角，整个人就像一把倒立的锄头，在弃置不用的孵化基地，在化肥贮藏室，在工具房里发狂地寻找某本小册子或书信，然后就忘了自己在找什么，双手拿起别人扔掉的一把锄头，开始在两座苗圃之间掘一条没用的通道，骂自己愚蠢，骂阿拉伯学生没把一堆堆枯叶清理干净。他扔掉锄头，从厨房门走进房里。在厨房里，他打开冰箱，仔细观看里面苍白的亮光，砰的一声使劲关上冰箱门，震得瓶子咔嗒作响。他一边狂暴地穿过走廊，一边自言自语，也许在谴责死去的偶像伊扎克·塔宾金 [7] 和梅厄·亚阿里 [8] ，往浴室里瞧瞧，咒骂社会主义国际，阔步走进他的卧室，接着因一股不可抗拒之力再次逛到厨房。他那戴着贝雷帽的脑袋犹如一只蓄势待发的公牛的头，在储藏柜和碗柜里寻找巧克力，呻吟。他砰地关上柜门，两撇八字白胡竖起，目不转睛地盯着厨房窗外，突然冲在树篱附近游荡的一只山羊或者山坡上一棵橄榄树挥挥拳头，接着再次敏捷惊人地从一个房间步入另一个房间，从一个柜子走向另一个柜子。他得在柜子里寻找一些重要文件，立即就找，刻不容缓。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四下观望，手指一个架子一个架子地寻找，始终对一位看不见的听众发表怨言，伴随着一长串的争论、反对、伤害与反驳。他决意今夜起床，带一只明亮的手电筒下到地窖把那些挖掘者抓住，不管他们是谁。

四

自从丹尼·弗朗科去世、奥丝娜特和伊法特相继离家出国后，父女二人没有了近亲，也没有了朋友。邻里之间不怎么抱团，相互之间没什么来往。佩萨赫·凯德姆那一代人要么已经过世，要么正在消失，但在这之前，他也没有朋友或者弟子。正是塔宾金本人逐渐将其驱逐出政党领导人的核心圈子。拉海尔学校的工作在学校就做完了。不管她在电话里预订什么，维克多·爱兹拉杂货店的年轻伙计都会给她送来，把它们搬进房里，放到厨房门边，只是陌生人很少越过墓园柏树篱旁那座魔屋的门槛。偶尔，村委会会来人让拉海尔修剪恣意生长、挡住道路的树篱，流动推销员会来推销价格不等的洗碗机或滚筒式烘干机。（老人勃然大怒：烘干机？！还电动的？！有什么用？太阳退休了吗？晾衣绳皈依宗教了吗？）有时，某位邻居，一位沉默寡言、身穿蓝色工作服的农民前来敲门，询问他们是否在院子里看到了他丢的狗。（狗？！在我们家院子里？！拉海尔的猫会把它给撕了！）

自从有个学生住进丹尼·弗朗科储藏工具和小鸡孵化器的小房子后，村民们有时会在树篱附近停下来，似在嗅闻空气，接着便急急忙忙赶路了。

有时文学老师拉海尔和她的父亲前国会议员会被邀请去某位老师家里参加酒会，庆祝学年结束，或者到村里某位老住户家里听客人演讲。拉海尔会满怀感激地接受邀请。她尽力前往，也许父亲也会参加一次呢。但往往是在聚会或集会就要开始前的几个小时，老人突发肺气肿，不然就是把假牙放错了地方。偶尔，拉海尔会独自去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列文家参加合唱晚会。达莉娅和亚伯拉罕夫妇是一对失独的教师，住在山坡上。

老人尤其讨厌村外来的三四位老师。这几位老师住在租的房子里，周末回城里的家。为了摆脱寂寞，他们当中不是这位就是那位会冷不防地来看拉海尔，借书或者还书，就某些教学或纪律问题向她请教，或者暗地里追求她。佩萨赫·凯德姆憎恶这些不请自来的客人。他坚信他和女儿相依为命已经足矣。他们并不渴望陌生人不必要的来访，来访动机值得怀疑，只有魔鬼知道他们来访的真正目的。在他看来，现如今大家都为自己打算，更别说这些打算有些阴暗了。至少有某些人不做任何算计就相互喜欢或爱恋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如今，他一遍又一遍地劝说女儿，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别有用心的，只惦记着怎样从别人的餐桌上获取一些面包屑。充满幻灭的漫长人生使他懂得，人们来敲你的门，无非是为了获取利益、好处和帮助。如今一切都要算计，这种算计通常很不光彩。“我跟你说，阿维吉莉，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帮我们个忙，待在他们自己家里。他们把我们家当成什么了？城市广场？公共沙龙？学校教室？如此说来，你告诉我，我们为什么需要你那个阿拉伯孩子？”

拉海尔纠正他：

“我是拉海尔。不是阿维吉莉。”

老人立即哑口无言了。他为自己的错误感到羞愧，也许还为说过的一些话后悔。可是五分钟或十分钟后，他又说起了甜言蜜语，孩子似的使劲儿拉她的衣袖：

“拉海尔，我有点疼。”

“哪儿疼？”

“脖子疼。也许是头疼。肩膀疼。不，不是这儿疼，再往下点。这里。还有这里。对。拉海尔，你按得特别好。”

接着他又会腼腆地加一句：

“孩子，我确实爱你。真的。非常非常爱。”

又过了一会儿：

“对不起。我让你担心了。我们不会被夜晚的挖掘吓到。不管怎样，下次我会拿根铁棒下到地窖里。我不会叫醒你。我已经够麻烦你的了。甚至以前也有一些同志在背后叫我讨厌鬼。不过，关于你那个阿拉伯人，我想说——”

“佩萨赫，闭嘴！”

老人眨眨眼睛，按她说的闭上嘴巴，白胡须抖动着。两人就这样坐在走廊桌旁。晚风拂煦。她身穿牛仔裤和一件短袖上衣。他身穿用吊带固定住的宽大土黄色裤子。一个头戴破旧贝雷帽的驼背老头，有点鹰钩状的纤细鼻子，凹陷的嘴唇，但有一口洁白、年轻、完美的假牙。当他少有地露出微笑时，那牙齿就像时装模特的牙齿一样亮晶晶的。当他的胡须未因生气而竖起时，那胡须看上去洁白柔软，仿佛由棉花做成。可要是播音员惹恼了他，他瘦骨嶙峋的拳头会在桌上一锤，宣布说：

“笨蛋。那女人真是笨蛋！”

五

极偶然的情况下，学校同事、工友、本尼·阿弗尼或者兽医米基会来拜访拉海尔。老人如同蜂群炸窝一样勃然大怒，两片薄嘴唇绷得紧紧的，一副长老审讯人的架势。他迅速离开客厅，躲进他固定的观察哨所——半敞开的厨房门后。在这里，他止不住地叹息，坐在上了层油漆的小绿凳子上等待客人们消失。与此同时，他努力地听拉海尔和兽医说了些什么，用力伸出他那满是皱纹的脖子，犹如一只乌龟使劲儿去够一片生菜叶，把头摆到一个角度，以便他灵敏的耳朵离门缝更近一些。

“你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那种想法？”拉海尔问兽医。

“其实是你先开始的。”

拉海尔笑声轻脆，犹如叮当作响的玻璃酒杯。

“米基，正经点。不要玩文字游戏了。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

“你生气时的样子更好看。”

老人躲在暗处，诅咒二人患上口蹄病。

“你瞧这只小猫，米基，”拉海尔说，“它只有三个星期大，有时走路甚至迈不开脚，但它会设法走下台阶，最后竟像只小毛球一样滚下去，一副招人喜欢的模样，就像一个受难的小圣人，可是它已经学会藏到垫子后头，像丛林里的老虎一样盯着我看。它放平小小的身子，来回晃动，准备猛扑出去。接下来它真的扑出去了，可是算错了距离，倒在了地上。一年后，村里的母猫哪只也无法抗拒它的魅力。”

兽医声音生硬地说：“我要在那之前把它给阉割了。它也就不能迷住你了。”

老人在厨房门后咕哝着：“我也要把你给阉割了。”

拉海尔给兽医倒了一杯冷水，给他拿了些水果和饼干，而他仍旧以他随便的方式和她开着玩笑。接着她协助他逮住了需要打预防针的三四只猫。他把其中一只放进笼子里：他要把它带回自己的诊所，等送回来时，它会已经包扎好了伤口，并做了绝育手术，两天后一切就都正常了。这些得有个条件：拉海尔至少要跟他说句好听的。好听的比金钱对他来说更为重要。

“无赖！”老人在他的藏身之处嘟囔着，“披着兽医皮的狼。”

兽医米基有一辆标致牌小型卡车。老人坚持管那车叫斐济，就像斐济群岛的名字。米基把油乎乎的头发扎成了一根马尾，右耳戴了只耳环。这些均令前议员佩萨赫热血沸腾：“拉海尔，我已经警告你有一千遍了，就为了那个恶棍，再说我就——”

拉海尔一如既往打断了他的话：

“够了，佩萨赫。他毕竟是你那个党的成员。”

这些话惹得老人再次动怒：

“我那个党？我那个党多年前就完了，阿维吉莉！他们先是出卖了我那个党，而后又可耻地埋葬了我那个党！罪有应得！”

他接着发表了一通义正词严的长篇演说，攻击他死去的同志，他犯错误的同志，他带双引号的同志，“无望同志”和“无用同志”，那两个叛徒，他们之所以与他为敌，迫害他，是因为他为了原则坚持到底，而他们在高山上绿树下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了原则。现在那些错误同志，还有整个政党，就剩下蛀虫和腐败了。老人最后借用了比阿里克 [9] 的一个说法，尽管他对比阿里克心存积怨：在他生命的尽头，比阿里克从一个愤怒的民族先知变成了某种外省绅士，接受了文化专员的位置，更糟糕的是在梅厄·迪赞高夫治下。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你那个讨厌的小无赖。那个肥胖的牛犊子。耳朵上戴耳环的牛犊子！那个牛皮大王！空话连篇！胡诌白扯！就连你的小阿拉伯人也比那个畜生文雅百倍。”

拉海尔说：“佩萨赫。”

老人沉默下来，但是心中对那个米基，对他的大屁股，还有他穿的那件印着英文“来吧，宝贝儿，让我们玩得开心”的T恤满怀厌恶。他为可怕的时代伤感，这个时代未能给人在情感、宽容与怜悯等方面留多少空间。

兽医米基每年到墓园旁边的人家来两三次，来看新出生的猫咪。他是喜欢用第三人称称呼自己并使用绰号的那种人。“因此我对自己说，米基该控制自己了，否则就运作不了了。”一颗断了的门牙使他看上去像个危险的打斗者。他走路懒散但是轻快，如同猛兽。在他阴暗的灰眼睛里有时闪烁着压抑着的放荡火花。他说话时，偶尔会把手伸向身后，缓慢地移动一下卡在屁股沟里的裤子后裆。

兽医向拉海尔建议：

“我也要给住在你家狗窝里的阿拉伯学生打个疫苗吗？不用吗？”

尽管提了这个提议，他还是在学生干完活后，和他待了一会儿，甚至还赢了他一盘国际跳棋。

关于住在拉海尔·弗朗科家的阿拉伯男孩，村子里有种种流言。兽医米基希望利用与他下棋的机会，刺探出蛛丝马迹，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即使什么也发现不了，他也可以告诉村里人，阿拉伯人比拉海尔年轻二十或者二十五岁，无疑可以做她的儿子。他住在后花园的一间棚屋里，她给他配了一张书桌和一个书架——因此他是知识分子。兽医也可以向村里人说拉海尔和那个年轻人，怎么讲呢，并非彼此漠不关心。不，他没有看见他们拉手，或者诸如此类的事，可是他看到小伙子把她的衣服晾在屋后的洗衣绳上。甚至还晾她的内衣。

六

老人穿着一件背心和一条宽大的衬裤，叉开双腿站在卫生间。他又忘了锁门，又忘了在使用马桶之前抬起马桶坐垫。现在他正靠在洗脸池上，狂乱而使劲地搓洗着脸部、肩膀和脖子，像条湿漉漉的狗一样把水溅得到处都是。他在喷涌的水流下发出鼻息声和咯咯声，用力挤压他的左鼻孔，以便右鼻孔里的东西清到洗脸池里，接着他压住右鼻孔，清空左鼻孔。他清清嗓子，咳了四五下，直至把胸腔里的痰全部清空，吐到洗脸池的一侧。最后他用一条厚毛巾连续拍打身上的水珠，好像正在擦拭一口油煎锅。

擦干身子后，他穿上一件衬衣，扣错了扣子，戴上他破旧的黑色贝雷帽，犹豫着在走廊里站了一会儿。他的脑袋向前伸着，几乎跟身体形成直角。他一声不吭地咬咬舌头。而后，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走下地窖，寻找可泄露夜间挖掘隐情的蛛丝马迹，咒骂设法把夜晚行动痕迹全部抹去的工人。也许他们在更深的地方，在地窖的地板下，在地基里，在重土下挖掘。他从地窖走进厨房，又从厨房门出来走进院子，穿行在废弃的棚屋当中，气鼓鼓地阔步走到院子尽头。回来后，他发现拉海尔正坐在走廊桌旁埋头批改学生作业。他站在台阶上对她说：

“可另一方面，我非常讨厌我自己。你必须承认。你需要那个兽医做什么？一个讨厌鬼对你来说还不够吗？”

接着他又伤心地予以补充，提到拉海尔时使用了第三人称，仿佛她并不在场：

“我偶尔需要一小块巧克力，给我黑暗的生活带来一些甜蜜，可是她把巧克力给藏了起来，好像我是个贼。她什么也不懂。她以为我需要巧克力是因为我贪婪。错！我需要它，是因为我的身体本身不能再制造出甜蜜了。我的血液和组织里缺少糖分。她什么都不懂！她如此残酷。真是残酷！”

他走到卧室门口停下脚步，转身冲她嚷道：“这些猫只能带来疾病！跳蚤！细菌！”

七

阿拉伯学生是拉海尔丈夫丹尼·弗朗科一位老朋友的儿子。丹尼是在自己五十岁生日那天去世的。丹尼·弗朗科和阿迪勒父亲之间是什么性质的友谊？拉海尔不得而知。阿迪勒没说，也许他也不知道。

去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他出现在这里，自我介绍了一番，腼腆地询问是否可以在他们这里租间房子。换句话说，不是真正的租，也不是一间真正的房子，因为他付不起房租。两年前，顶呱呱的男人丹尼向阿迪勒的父亲提议，让他的儿子住到自家院子一间农房里，因为农场已不再运作，棚屋和外屋都空在那里。阿迪勒是来询问两年前的提议是否仍然有效。也就是说，眼下是否有间空棚屋给他住。作为回报，他愿意，比如说，给院子除草，或者帮忙做些家务。事情是这样的：他大学休学了一年，计划写一本书。是的。比较犹太村庄和阿拉伯村庄的生活，或者写学术著作，或者写长篇小说，他还没有确定，因此他需要——对他来说很合适——在特里宜兰村边住上一段日子。他小时候曾和父亲、姐妹到村里看望顶呱呱的丹尼。他记得这个村子，记得它所有的葡萄园和果园，还有梅纳什山区的风光。顶呱呱的丹尼邀请他们在这里住了整整一天，也许拉海尔还记得那次拜访？不记得了？她当然不记得，她当然没有特别的理由记住。可是他，阿迪勒，没有忘记，永远不会忘记。他一直希望有朝一日再回到特里宜兰村，回到坐落在墓园柏树旁的这座宅院。“这里是如此宁静。比我们村宁静多了。我们村已经开发得不再像个村庄了，而是一个小镇，到处是商店、加油站和满是灰尘的停车场。”特里宜兰如此漂亮，他做梦都想回来。它和平、静谧，还有某种他无法界定，但肯定可以在他要写的书中描绘出来的东西。他会描写犹太村庄和阿拉伯村庄的不同：“你们的村庄源自一个梦想，源自一个计划。我们的村庄不是来自什么，而是始终就在那里，但它们依然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也有梦想。不，所有的比较总会有些错误。但问题是，我喜欢这里。这并没有错。我也可以腌黄瓜，做果酱。当然，如果这里需要这些东西的话。我还会粉刷房子，甚至修房顶。要是正像你们犹太人所说，你们碰巧想恢复旧日时光、想拥有几个蜂房的话，我还会养蜂。我不会吵闹，也不会制造混乱。在空闲的时间里，我会准备考试，开始写我的书。”

八

阿迪勒是个驼背男孩。他很腼腆，但爱说话，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过小的眼镜。那眼镜仿佛是他从某个孩子那里顺来的，不然就是他从自己的孩提时代保留下来的。眼镜由一根细绳固定，有可能模糊不清，于是他不住地用穿在破工装牛仔裤外的衬衣的衣角擦拭它。他的左半边脸有个酒窝， 给他平添了几分羞怯和孩子气。他只刮下巴和鬓角；脸部的其他地方光溜溜的，没长毛。他的鞋子对他来说有些大，过于粗糙，在灰尘覆盖的院子里留下了奇怪而吓人的脚印。他浇灌院子里的果树时，鞋子会在泥土上踩出水坑。他咬指甲，双手粗糙，通红通红的，好像是冻的。他相貌还算精致，只是下嘴唇有些厚。抽烟时，他使劲儿地抽吸烟卷，双颊塌陷，皮肤下的头颅轮廓似乎瞬间就暴露了出来。

阿迪勒戴着一顶梵高式草帽在院子里行走，露出惊异与渴望的神情。他的肩膀上总是有一层头皮屑。他抽烟时显得心不在焉：点燃一根香烟，双颊深陷，猛吸三四口，接着就在篱笆或窗台上把烟掐灭。他耳朵后总是别着一支备用烟。他抽烟很凶，但一直带有某种厌恶的神情，像是憎恨烟雾和烟草的味道，仿佛是别人在抽烟，把烟雾喷到了他的脸上。他和拉海尔的猫们也发展了某种特殊的关系：他总是用阿拉伯语和猫们展开令人尊敬的长谈，总是声音低沉，似乎在向它们讲述秘密。

前国会议员佩萨赫·凯德姆不喜欢这个学生。老人说：“他恨我们，却把他的恨隐藏在谄媚之下。他们都恨我们。他们岂能不恨我们呢？我要是处在他们的位置，也会恨我们。实际上，即使不在他们的位置，我也恨我们。相信我，拉海尔，你要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只配得到憎恨和蔑视。也许还会得到一点同情。但是那同情不会来自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自己就需要世界上所有的同情。”

佩萨赫·凯德姆说：“只有魔鬼知道这个不是学生的学生来我们这里干吗。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正的学生？你在收留他之前看过他的证明吗？你读过他的文章吗？你对他进行过笔头或口头测试吗？谁敢说他不是夜复一夜地在房子下面挖掘的那个人呢？他在寻找什么，某种文件，或者古老的证据，证明这产业归他祖先所有？也许他来这里就是为了图谋提出某种回归权，以奥斯曼时期或十字军东征时期居住在这儿的某位祖父或曾祖父之名，强烈索求土地和房屋的所有权。首先，他作为不请自来的客人住到了这里。我们与他是房东与佃客的关系。他在地基下挖掘，直至墙壁开始摇晃。接着他会索要某种权利，分配财产，即祖先的权利。直至你和我，拉海尔，突然发现我们流落街头了。走廊里苍蝇又没完没了地飞，我屋子里也有苍蝇。阿维吉莉，是你那些猫招来的苍蝇。无论如何，你的猫霸占了整座房子。你的猫，你的兽医，还有你那野蛮的阿拉伯人。我们怎么办，拉海尔？我们是谁，请你告诉我好吗？不说？那好，那么我来告诉你，我亲爱的，我们是转瞬即逝的影子。这就是我们。转瞬即逝的影子，就像刚刚过去的昨天。”

拉海尔让他闭嘴。

可过了一会儿，她又心疼他，伸手从围裙兜里拿出两块裹在锡纸里的巧克力。“拿着，爸爸。拿着。吃吧。只是让我休息一下。”

九丹尼·弗朗科死于他的五十岁生日那天。他是个多愁善感的男人，很容易痛哭流涕。他在婚礼上哭泣，在村文化厅看电影时抽噎。他脖子上的皮肉打着褶耷拉下来，像火鸡脖子。他在发希伯来语字母“瑞什”这个喉音时软绵绵的，似乎带有法国口音，虽然他基本上不懂法语。他身材粗壮，肩宽背厚，但两条腿却十分瘦长，整个人看上去就像两根棍子支着个衣柜。他习惯与跟他说话的人拥抱，即使对方是陌生人。他会拍拍人家的肩膀、胸脯、肋骨之间、脖颈背。他也拍打自己的大腿，或者朝你的肚子深情地打上一拳。

要是有人夸他的小牛长得肥壮，称赞他煎的鸡蛋饼或者从他房间里看到的美丽落日，他的眼睛就会立即湿润，充满了对赞美之词的感激。

谈论任何话题——无论是小牛肥育的未来、政府政策、女人的心，还是拖拉机的发动机——在滔滔不绝的话语之下，总会喷涌出汩汩不需任何借口或联系的喜悦。即使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在他一头栽倒在地、死于心脏病前的十分钟左右，他还站在篱笆旁边与约西·沙宣和阿里耶·蔡尔尼克聊天。他和拉海尔多数情况下处于一种停火状态。夫妻一起生活多年后，冲突、伤害和小别已经教会双方要小心举步，给打上标记的雷区留下宽广的回旋余地，这样的停火状态非常常见。从外部看，这样谨慎的日常生活近似于在漫长的壕堑战中，在相距数码、彼此对峙的军队之间形成的相互屈从，甚至给冷静的同志情谊留下了空间。

这是丹尼·弗朗科吃苹果的样子：把苹果在手里转一会儿，仔细观察，直至找到准确的下口处；接着他会再次盯着受伤的苹果，发动进攻，此次是在另外一个切入点。

他去世后，拉海尔不再经营农场。她关闭了鸡舍，卖掉了小牛，把孵化室变成了贮藏室。拉海尔继续浇灌丹尼·弗朗科在院子边种植的苹果树、杏树、两棵被灰尘覆盖的无花果树、两棵石榴树和一棵橄榄树。但是她不去修剪攀附在墙壁上的老匍匐植物，这些匍匐植物覆盖了屋顶，遮蔽了走廊。

废弃的牲口棚和外屋满是杂物与灰尘。拉海尔卖掉了斜坡下土地的租赁权，卖掉了废弃农场用水配额的租赁权。她也卖掉了她父母在科里亚特提翁的家，把她难以驾驭的父亲接进家门。在卖掉这些产业的过程中，她在一家生产药品与健康食品的小公司给自己购买了一套投资组合和不参与经营的合伙人身份。公司按月付她报酬。此外她还有在特里宜兰担任文学教师的收入。

十

丹尼死后，农场院子里杂草丛生。阿迪勒尽管身体羸弱，肩膀单薄，却承担起了除草任务。他还主动提议照管前面小径旁边的一小块菜田，修剪并浇灌难以控制的树篱，料理房前的夹竹桃、玫瑰和天竺葵，清扫地窖，包揽了大部分家务，擦洗地板，晾晒，熨烫衣服，清洗碗碟。他甚至重新启用了丹尼·弗朗科的小木工房：设法给电锯上了油，将其磨快，使其重新运作。拉海尔给他买了一把新夹钳，换掉旧的，还买了一些原木、钉子、螺丝和木匠用胶。他抽空给她做了几个架子和小凳子，逐渐更换了篱笆柱，甚至移开了破旧的大门，装上了新门，把门漆成了绿色。那是装有弹簧的轻型双门，两块铰链板在你身后来回晃动几次再轻轻自动合拢，不是啪的一声就关上。

在漫长的夏日夜晚，学生独自一人坐在以前的孵化场、而今他的棚屋的台阶上抽烟，膝头放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书上放着个笔记本，他在上面写着什么。在棚屋里，拉海尔给他配了一个铁床架和一张旧床垫、一张书桌和一把椅子、一只电热锅、一台小冰箱。阿迪勒在小冰箱里放了些蔬菜、奶酪、鸡蛋和牛奶。他在台阶上一直坐到十点或十点半。昏黄的灯光下，他的黑脑袋周围飘着一圈金色的锯末云。他那年轻小伙子的汗味与木匠用胶那令人眩晕的强烈气味混杂在了一起。

有时他会在日落后坐在那里，在暮霭中或月光下吹奏口琴。

见此情景，走廊里的老人嘟囔道：“他又在那里用他东方式的哭诉来倾诉衷肠呢。也许是某支思念我们土地的歌。他们永远也不会放弃的。”

他只会五六支曲子，但他总是乐此不疲地反复吹奏。有时他会停止吹奏，纹丝不动地坐在最高一层的台阶上，倚靠在棚屋的一侧，陷入沉思，或者打盹。大约十一点钟，他会起身走进房子。直到拉海尔和她父亲关掉床头灯睡觉，他床上方的灯才会熄灭。

“凌晨两点，挖掘之声再度响起，”老人说，“我出去看了看小阿拉伯人的灯光是否还亮着。看不到灯光。他可能关灯睡觉了，但也可能关灯去挖我们的地基了。”

阿迪勒自己做饭：黑面包夹西红柿片、橄榄、黄瓜、洋葱和青椒，再加几片咸奶酪或沙丁鱼，煮鸡蛋，用大蒜和西红柿酱烧西葫芦或茄子，还有他喜欢的饮料。饮料是他用一只烟熏火燎的锡皮壶酿制的：开水和蜂蜜，加上些鼠尾草叶、丁香或玫瑰花瓣调味儿。

拉海尔不只一次地从走廊观察他。只见他坐在平时坐的那级台阶上，背靠棚屋一侧，膝盖上放着笔记本，写写，停停，想想，再写几个字，再次停下，思考，再写下一两行，起身绕着院子慢慢踱步，把一个洒水器关上，喂猫，或者给鸽子撒下一捧蜀黍。他还在院边盖了个鸽房。最后他又坐回台阶上，一支接一支地吹奏那五六支曲子。他的口琴发出令人心碎、满蕴忧伤的悠长曲调。接着他用衬衣下摆仔细地擦口琴，把它塞进胸前的衣兜里，然后又低头去看笔记本。

拉海尔·弗朗科晚上也写东西。每周三四次，她会和老父亲面对面坐在走廊上铺着印花油布的桌子旁。而那个夏天，他们几乎每天如此。老人不停地说话，而拉海尔经常噘起嘴唇，写下他的回忆。

十一

“关于伊扎克·塔宾金，”佩萨赫·凯德姆说，“你最好什么也不要问我。”（她并没有问。）“塔宾金上了年纪之后，决定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哈西德派拉比 [10] ：他把胡子留长到膝盖，开始颁布拉比行为规范。但关于他，我一个字都不想说。无论好歹。他是个大狂人，相信我，也是教条主义者。一个冷酷、专横的人。甚至虐待他的老婆、孩子多年。可他与我何干呢？我对他没什么可说的。即使你打我一顿，你也不会从我这里听到关于塔宾金的半个不字。也听不到半个好字。请记下：佩萨赫·凯德姆对于他和塔宾金在1952年的大分裂选择保持沉默。你记下来了吗？一字也不差？然后加上：从伦理角度说，锡安工人运动 [11] 比青年劳动者 [12] 至少低两三个层次。不。请你把它删了。请你再写上：佩萨赫·凯德姆不再找任何理由介入锡安工人运动组织与青年劳动者组织的论争。一切都过去了，已经解决了。历史证明他们都错了，向所有既非狂热者也非教条主义者的人证明，在那场论争中他们究竟错得有多离谱，而我是多么的正确。我说这话带着应有的谦虚，完全客观：我是对的，他们都犯了错误。不，删去犯了错误。写上违法乱纪。他们气势汹汹、毫无根据地指控我，各种恶语相向，在违法乱纪之上又加上了邪恶。但是历史本身客观、现实的发展证明他们怎样错待了我。最厉害的违法乱纪之徒乃为‘无望先生’和‘无用先生’，塔宾金的爪牙。句号。时过境迁。我年轻时喜欢他们二位。在塔宾金先生成为拉比之前，我甚至也喜欢过他。他们也有些喜欢我。我们梦想着改进自己，梦想着改进整个世界。我们喜欢山丘和幽谷，甚至也有些喜欢荒野。我们说到哪儿了，拉海尔？我们怎么说到这了？在这之前我们说什么来着？”

“我想是塔宾金的胡子。”

她给他倒了一杯可口可乐。他最近变得特别爱喝可乐，用可乐代替了茶水和柠檬汁。只是他坚持管可乐叫作可口可口。无论女儿怎么说，他就是改不过来。他说锡安工人运动与青年劳动者两个组织的名称时，甚至说他自己的名字时，带有明显的意第绪语口音。他坚持把可乐放上一会儿，泡沫消失后，才把杯子举向干裂的嘴唇。

“你那个学生怎么样？”老人突然问，“你觉得呢？他是反犹主义者，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