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这么说？他怎么你了？”

“没怎么。他只是不怎么喜欢我们。就是这样。他干吗要喜欢我们呢？”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自己也不怎么喜欢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佩萨赫，冷静点。阿迪勒住在这里给我们干活。就是这样。他用劳动换取在这里居住的权利。”

“错！”老人咆哮道，“他不是给我们干活，他是替我们干活！因此他夜里在房子下面挖掘，在地基或者地窖里挖掘。”

他接着又说开了。

“请把这话删了。什么都不要写。我说阿拉伯人的坏话，还有说塔宾金的坏话都不要写。在他人生的最后岁月，塔宾金完全老糊涂了。顺便说一句，”他补充道，“就连他的名字也是错的。傻子让塔宾金这个名字弄得神魂颠倒，塔——宾——金——三只无产阶级铁拳砸下去！就像夏——利亚——宾！就像布尔——加——宁元帅！但实际上，他原来的名字只是塔伊宾金德，伊奇拉·塔伊宾金德。听上去就像信鸽之子！但是那个小小的信鸽之子却想成为莫洛托夫！想成为斯大林！想成为希伯来语的列宁。不，我根本就不在乎他。我一个字都不说他，不管好歹。一个字也不说。阿维吉莉，记下来：佩萨赫·凯德姆对有关塔宾金的话题总是保持沉默。对牛弹琴。”

蠓虫、飞蛾、蚊子和盲蛛在走廊电灯周围活动。远处，从山丘、果园和葡萄园方向传来一只绝望的胡狼的嚎叫。对面阿迪勒的棚屋前亮着一盏昏黄的灯。阿迪勒慢慢地从台阶上站起身，伸伸懒腰，用一块布擦擦他的口琴，深深地吸了几口气，似乎正努力将整个夜空吸进他狭窄的胸膛。他走进屋子。蟋蟀、青蛙和洒水器唧唧呱呱作响，似乎在回应远方的胡狼，又与附近黑沉沉的河谷方向传来的胡狼合唱交织在一起。

拉海尔说：“很晚了。我们也许也该打住了。进屋吧？”

父亲说：“他在我们的房子下头挖洞呢，因为他不喜欢我们。他干吗要喜欢呢？为什么？为我们所有的恶行？为我们的残酷和狂妄？还为我们的伪善？”

“谁不喜欢我们？”

“他，那个非犹太人。”

“爸爸，够了。他有名字。请说他的名字。你在谈论他时，自己就像个反犹主义者。”

“最后的反犹主义者还没有出生呢。永远不会有终结。”

“上床睡觉吧，佩萨赫。”

“我也不喜欢他。一点也不喜欢。我不喜欢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不喜欢他们对自己所做的一切。我当然不喜欢他们要对我们做的事，也不喜欢他们看待我们的方式，那种饥饿的、嘲笑的方式。他看你时目光透着饥饿，看我时带着蔑视。”

“晚安。我睡觉去了。”

“我不喜欢他又怎么啦？不管怎样，谁都不喜欢谁。”

“晚安。睡前别忘吃药。”

“很久很久以前，人们之间或许多多少少有些爱。并非所有的人。不是很多人。不是永远这样。只是多多少少相互之间有点爱。可现在呢？这些日子？现在人心已死。都结束了。”

“有蚊子，爸爸。请把门关上吧。”

“为什么人心已死？也许你知道？不知道？”

十二

夜晚，两点或两点半，老人再次被敲击声、抓挠声和挖掘声惊醒。他从床上爬起来（他睡觉时总是穿着长内衣），去摸他特地准备的手电筒以及他在某个棚屋里找到的铁棍，就像个瞎眼乞丐，双脚在黑暗中摸索他的拖鞋。绝望地放弃这一切后，他赤着脚轻轻来到走廊，用一只颤抖的手抚摸墙壁和家具，脑袋以特有的直角向前伸着。最后他找到了地窖的门，往自己这边拉，但是地窖门要往里推才可以打开，而不是拉。铁棍从他的手中滑落，掉在他的脚上，又落到地上。那沉闷的金属铿锵声响虽然没有吵醒拉海尔，但确实压住了挖掘声。

老人打开手电筒开关，哼哼着弯腰捡起铁棍。他那弯曲的身体在走廊的墙壁上、地板上和厨房门上投下三四个扭曲的身影。

他在那里站了一会儿，胳膊下夹着铁棍，一只手拿着手电筒，另一只手用力拉地窖门，努力地去听，但是一切陷于沉寂，只有断断续续传来的蝉和青蛙的叫声。他重新考虑了一下，决定回到床上去，第二天夜里再试。

黎明之际，他再度醒来，坐在床上，但是他没有伸手去拿手电筒和铁棍，因为此时黑夜寂静无声。佩萨赫·凯德姆在床上坐了一会儿，凝神倾听那一片宁静。就连蝉也停止了叫声。只有轻风吹拂墓园边上的柏树梢发出的声音，微弱得他几乎无法听到。他蜷起身子再次睡着了。

十三

第二天早晨出门去学校之前，拉海尔走到屋外，从晾衣绳上取下老人的裤子。阿迪勒正在鸽房旁边等她。他戴着一副对他来说有些太小的眼镜和梵高式的草帽，脸颊上挂着腼腆的微笑，露出个酒窝。

“拉海尔，抱歉，就一小会儿。”

“早上好，阿迪勒。今天别忘了把路边那块变形的铺路石修好。会绊着人的。”

“好的，拉海尔。但我想问你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夜里？夜里怎么啦？”

“我想你也许知道。夜里有人在院子里干活吗？”

“干活？夜里？”

“你什么也没听到吗？夜里两点钟？响动？挖掘声？你一定睡得很沉。”

“什么响动？”

“地底下的响动，拉海尔。”

“你在做梦吧，阿迪勒？谁会深更半夜来你屋底下挖掘？”

“我不知道。我想你也许会知道。”

“你在做梦吧。记得今天把石板修好，在佩萨赫没被绊倒之前。”

“我在想，也许是你父亲夜里在院子里溜达？也许他睡不着觉？也许他起了床，拿把铁锹，开始挖掘？”

“别胡说八道，阿迪勒。没有人挖掘。你是在做梦。”

她拿着从晾衣绳上取下的衣服往屋里走。那个学生原地站了一会儿，望着她的背影。他摘下眼镜，用衬衣角擦了擦。接着他穿着笨重的大鞋走向柏树，来到拉海尔养的一只猫前，弯下腰身，用阿拉伯语满怀敬意地跟它说了几句话，好像现在二者肩负着某种新的、严肃的责任。

十四

学年已经接近尾声。夏天越来越热。正午时分，苍白的蓝光变成耀眼的白光，悬浮在屋子上方，压迫着花园、果园、炽热的马口铁棚屋以及关得严严实实的木质百叶窗。小山那边吹来干热的风。村民们白天待在屋里，只有黄昏时分才出门来到走廊或露台上。晚上潮湿闷热。拉海尔和她的父亲睡觉时敞着窗子和百叶窗。夜晚，远方的犬吠引得洼地那边的一群胡狼哀嚎。山那边传来隐隐约约的枪声。蝉和青蛙齐鸣，令夜晚的空气愈加沉闷与单调。午夜时分，阿迪勒出门关掉了洒水器。由于热得睡不着觉，他摸黑坐在台阶上抽了几口烟。

有时拉海尔对父亲，对房子和院子，对令人沮丧的村庄，对自己把生命耗费在无精打采的学生身上、耗费在没完没了提要求的父亲身上的生存方式充满愤怒，她失去了耐心。她还要在这里被困多久？有朝一日，她会起身离去，雇人照顾她的父亲，留下学生照顾院子和房子。她可以回到大学，最终完成论伊兹哈尔与卡哈娜—卡蒙创作中的阐释与启示瞬间的论文。她可以和老朋友恢复联系，到外地旅行，可以去看在布鲁塞尔的奥丝娜特、在美国的伊法特。她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整个改观。有时她会胡思乱想，想到老人可能沦为某些家庭悲剧（如摔跤、触电、煤气中毒）的受害者，就会惊魂不定。

每天晚上，拉海尔·弗朗科与前议员佩萨赫·凯德姆都会坐在走廊上，那里装有一台带延长线的电风扇。拉海尔忙着批改作业，而老人匆匆翻阅一些杂志和小册子，来来回回翻着纸页，嘟嘟囔囔，怨声载道，信誓旦旦，诅咒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和傻瓜笨蛋，不然就是满怀自我憎恨，称自己为残酷的暴君，打定主意要取得兽医米基的谅解：我为什么要嘲弄他？我上星期为什么要把他从家里赶出去？毕竟，他至少是凭良心工作。我自己也可以当一名兽医，而不是党棍，那样一来我就可以给世界带来一些好处。我有时也许可以设法减少一下周围的痛苦。

有时老人张着嘴打瞌睡，打呼噜，白胡须微微抖动，仿佛被赋予了秘密的生命。拉海尔批改完作业，会拿起一个棕色的笔记本记下她父亲讲述的主要帮派与B组之间的争斗，或者记下他描述的他在大分裂中所处的位置，他有多么正确，各种假先知是多么错误，要是两方面都听他的话，结果会有多么的不同。

他们没有讨论夜里的挖掘声。老人已打定主意抓住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邪恶家伙，而拉海尔却对困扰父亲与阿迪勒的夜晚做出了进一步解释：前者是半个聋子，听到的只是自己脑子里的噪音；而后者是个紧张兮兮，甚至有点神经质的年轻人，拥有极度发达的想象力。拉海尔想，可能是后半夜从某个邻居家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声音。或许他们在挤牛奶，挤奶器的声音与奶牛经过时人们开关铁门的声音混在一起，在这备受压抑的夏夜，那声音听起来就像有人在挖掘。也许他们在睡觉时听到了房下陈旧的老排水管道发出的声音。

一天早晨，阿迪勒正在拉海尔卧室里熨衣服，老人突然朝他扑了过去，脑袋朝前形成一个直角，就像一头积蓄力量的公牛。他开始审问他：

“那你是个学生，对吗？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

阿迪勒回答：

“我是学艺术的学生。”

佩萨赫·凯德姆说：

“艺术，什么样的艺术？胡说八道的艺术？欺骗的艺术？黑暗的艺术？如果你真是一位学艺术的学生，不介意的话就告诉我：你在这里干什么，怎么不去上大学？”

“我休学了一段时间。我正打算写一本关于你们的书。”

“关于我们？”

“关于你们，也关于我们。做比较。”

“比较，什么类型的比较？通过比较说明我们是掠夺者，你们是被掠夺者？展示我们的丑恶嘴脸？”

“不完全是丑恶。也许比较不幸。”

“那你的嘴脸呢？不是也不幸吗？漂亮吗？不谴责吗？神圣而纯净的嘴脸？”

“我们也不幸。”

“那我们之间没什么区别喽？如果没有区别，那你坐在这里写什么比较呢？”

“有一些区别。”

“什么区别？”

阿迪勒熟练地把正在熨烫的罩衣叠好，小心地放在床上，又往熨衣板上放了另一件衣服，用瓶子往上面洒了些水，开始熨烫起来。

“我们的不幸一部分来源于我们的错，一部分来源于你们的错。但是你们的不幸源自你们的灵魂。”

“我们的灵魂？”

“或者源自你们的内心。很难说清楚。源自你们自己。来自内部。不幸。来自你们的内心深处。”

“请告诉我，阿迪勒同志，阿拉伯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吹口琴的？”

“我的一位朋友教我的。一个俄国的朋友。一个女孩子送给我的礼物。”

“你为什么总是吹忧伤的曲调？你在这里痛苦吗？”

“是这样：你无论什么时候吹口琴，从远处听，总是很忧伤。就像你，从远处看，也非常忧伤。”

“那从近处看呢？”

“从近处看，你就像一个愤怒的人。请原谅，我已经熨完了衣服，现在要去喂鸽子了。”

“阿迪勒先生。”

“什么事？”

“请告诉我，你为什么夜里在地窖下面挖掘？就是你，对吧？你想在那里找什么？”

“什么？夜里你也听到响动了？拉海尔怎么听不到呢？她没听到响动，认为没有这回事。她也不相信你吗？”

十五

拉海尔既不相信她父亲的夜间想象，也不相信阿迪勒的梦。他们听到的也许是某位邻居家的农场传来的挤牛奶的声音，或是部队夜晚在山坡的农田里进行调动。他们在想象中把这些声音转化成了挖掘声。然而，她决定某天夜里不睡觉等到黎明时分，用自己的耳朵倾听。

与此同时，学期将近尾声。高年级的学生忙于焦虑不安的复习考试。中年级的学生纪律愈加松散：学生上课迟到，有些还找各种借口缺席。就拉海尔而言，一些班级出勤率不佳，秩序混乱，她自己教最后几课时也颇为消沉。有那么几次，她让学生提前一刻钟下课，早早地把他们送去操场。有那么一两次，她应特殊要求，同意把授课改为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做自由讨论。

星期六，村子里的狭窄小巷到处是观光者的车辆。他们把车停在篱笆之间，挡住了进门的入口。一群群四处寻觅便宜货的人蜂拥走向自制奶酪的货摊，香料店和精品葡萄酒作坊，出售印度家具、缅甸和巴格达装饰品的场院，售卖东方小毛毯和地毯的小店以及艺术画廊。村里的一些农业活动逐渐被抛弃，然而有些农场仍然在续肥小牛，孵化小鸡，或在大棚里种植室内盆栽植物，山坡上依旧覆盖着葡萄藤和果树。

每当拉海尔轻盈地走在通向学校的路上或回家时，人们都看着她，为她置身于年迈的议员父亲与阿拉伯青年人之间的奇怪生活方式感到惊讶。其他农场也雇用工人——泰国人、罗马尼亚人、阿拉伯人和中国人，可是拉海尔·弗朗科的农场里什么也不种，任何装饰品或艺术品也不做。那么她为什么需要这个阿拉伯工人呢？还是个知识分子？是大学生？兽医米基和阿拉伯工人下国际跳棋，说他是某种学生？或者书虫？

有人说这，有人说那。兽医本人声称他亲眼看见阿拉伯男孩熨烫并叠好她的内衣，这个男孩不仅可以在院子里随意走动，实际上还可以在房间里走动，就像家庭成员。老人和他谈论劳工运动中的分裂；阿拉伯人和所有的猫崽聊天，翻修屋顶，每天晚上表演口琴独奏。

村民们深情地回忆起在五十岁生日时死于心脏病的丹尼·弗朗科。他体格粗壮，肩膀宽阔，但两条腿却像火柴棍。他是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对别人满怀深情，而且不会为此不好意思。在去世的那天早晨，他哭了，因为农场里的一头小牛犊快要死了，或者因为一只猫产下了两只夭折的猫崽。中午他的心脏不行了，仰面瘫倒在肥料库外。拉海尔在那里找到他时，他脸上露出吃惊的愤怒，好像他在部队上没来由地被赶出了某门课的课堂。刚开始，拉海尔没明白他为什么大中午躺在棚屋旁边的地上打盹儿。她冲他大喊：“丹尼，你怎么啦？快起来，别像个小孩子似的。”只有当她抓住他的双手想帮他起来时，她才意识到他双手冰凉。她弯下腰身，嘴对嘴帮他做人工呼吸；她甚至打他的嘴巴。随后她冲进屋里，给村卫生所打电话叫吉莉·斯提纳医生。她声音颤抖，两眼冒火，十分后悔没来由地打他嘴巴。

十六

那是个闷热潮湿的夜晚。花园里的树木笼罩在潮湿的雾气中，就连星星也似乎被淹没在了肮脏的棉絮里。拉海尔·弗朗科和她的老父亲坐在走廊上。她正在看一本描写特拉维夫某居住区居民的长篇小说。老人把他黑色的军事贝雷帽拉到了前额，宽大的土黄色裤子用背带固定住；他一边翻阅着《国土报》增刊，一边愤怒地夸夸其谈。“可怜的人，”他咕哝道，“他们确实运气不好，孤独直入骨髓。他们在母亲的子宫里就被抛弃了，没人可以容忍他们。大家形同陌路。就连天上的星星也彼此形同陌路。”

三十米开外，阿迪勒坐在棚屋的最高级台阶上，一边抽烟，一边平静地修理一把弹簧松弛的剪枝剪刀。两只小猫卧在走廊低矮的挡墙上，有点像在发情期。从朦胧的夜晚深处传来洒水器里的咕咕水声，还有蟋蟀刺耳的长鸣。一只夜鸟不时发出厉声的尖叫。在遥远的农家场院，犬声阵阵，声音有时化作令人心碎的哀嚎，偶尔呼应着山坡果园那边一只孤独的胡狼的悲鸣。拉海尔从书上抬起眼帘，与其说对父亲，不如说对自己说：

“我有时忽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老人说：

“当然。我知道我是你的负担。”

“我不是说你，佩萨赫。我是说我自己的生活。你干吗立刻就把事情往自己身上揽呢？”

“那么请你去吧，去吧，”老人咯咯笑着，“去给你自己寻找新生活吧。我和小阿拉伯人待在这里照管花园和房子。直到房子坍塌。它在我们头顶上突然坍塌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坍塌？直到什么坍塌？”

“房子。那些挖掘者正在下面挖通道呢。”

“没有人挖掘。我去给你买些耳塞，这样你夜里就不会醒了。”

阿迪勒放下剪枝剪刀，掐灭烟头，拿出口琴，吹了几个踟蹰的音符，好像无法决定要吹哪支曲子，或者是在模仿从果园方向传来的一只胡狼的绝望哀嚎。胡狼真的像是从黑暗中予以回应。一架飞机在村庄上空高高地飞翔，尾灯一闪一闪的。令人窒息的空气潮湿，闷热，稠密，几乎凝固了。

老人说：

“优美的旋律，令人心碎。让人想起人与人之间依然有些短暂情感的日子。如今吹奏那样的曲调就没有意义了，不合时宜了，因为再没有人关心这些了。一切都结束了。现在我们的心被阻隔，一切的感情都已死掉。除了带有个人兴趣的动机之外，无人归附他人。还剩下什么？也许只有这忧郁的曲调善意提醒我们经历了心灵毁灭。”

拉海尔倒了三杯柠檬汽水，叫阿迪勒过来和他们一起坐在走廊里。老人要可口可乐，但此次没有坚持。阿迪勒走过来。他那副小男孩眼镜挂在绕在脖子上的细绳上。他坐在一旁的低矮石墙上。拉海尔请他为他们吹奏。阿迪勒犹豫了一下，选了一首俄罗斯曲子，充满了渴望与忧伤。他在海法大学的朋友教会了他这些俄罗斯曲子。老人不再咕哝，将他动作迟缓的脖子伸成直角，像在尽量把他那只好耳朵靠近音乐吹来的地方。接着他叹了口气说：

“见鬼去吧。真遗憾。”

可是这次他没有解释遗憾什么。

十一点十分，拉海尔说觉得累了，问了问阿迪勒第二天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关于锯掉树枝或漆长凳的事。阿迪勒声音温柔地答应下来，问了她两个问题。拉海尔一一作答。老人叠他的报纸：两折，四折，八折，直至折成一个小方块。拉海尔站在那里收拾装水果和饼干的盘子，但留下了杯子和水瓶。她告诉父亲别睡得太晚，提醒阿迪勒离开时把灯关掉。接着她向二人道过晚安，跨过睡着的两只猫，走进房门。老人点了几次头，在她身后冲夜空而不是冲阿迪勒小声嘟囔：

“啊，对的。她需要改变。我们把她搞得筋疲力尽了。”

十七

拉海尔走进她的卧室，先是打开顶灯，然后打开床头灯。她在敞开的窗前站立片刻。夜晚的空气又热又闷。星星四周飘着一团团烟雾。蟋蟀扯着嗓子大叫。洒水器唰唰作响。她听到山上胡狼们的叫声，还有院子里狗的狂吠回应。她转身背对窗子，没有关窗，脱下衣裙，挠挠痒。脱光衣服后，她穿上短款的印花棉质睡衣。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几口。她上了厕所，回来时在床边站了一会儿。她可以听见老人在走廊上气冲冲地跟阿迪勒说话，阿迪勒则声音温柔，简短地回应。她无法听清他们在说什么。她不知道老人此次想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什么，也不知道年轻人为什么要留在这里。

一只蚊子在她耳边嗡嗡叫。还有一只飞蛾在她的床头灯旁来回扑闪，撞到了灯泡上。她突然为自己伤心起来，为在无目的、无意义中悠悠而逝的岁月伤心。学年就要结束了，继之将是夏日，继之另一年将会开始，与正在结束的这一年毫无二致。又是批改作业，又是员工会议，又是兽医米基。

拉海尔打开电风扇，钻到被单下面。可她不觉得累，相反，她觉得非常清醒。她从床头桌上的瓶子里倒了一些水，喝了下去，不安地转身，把一只枕头夹在双腿中间，又翻了一个身。一声微弱、几乎听不到的摩擦声使她坐起身来。她拧亮旁边的床头灯。现在除了蟋蟀、青蛙、洒水器和远方的狗叫，她听不到任何声响。她把灯关了，掀开被单，平躺在床上。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开始摩擦了，像是钉子刮擦地砖的声音。

拉海尔开灯下床。她检查了百叶窗，但百叶窗是开着的，固定得结结实实。她又检查了窗帘，以防声音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还检查了厕所门，但是没有风。连微风也没有。她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但是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可等她回到床上，盖上被单，关掉电灯，摩擦声即刻又响起。房间里有老鼠吗？难以想象，因为房间里群猫横行。此刻，她想象着有人用利器在她床下抓挠地板。她一动不动，屏住呼吸，仔细去听：现在抓挠声中穿插着微弱的敲击或拍打声。她再次拧亮床头灯，双膝、双手着地俯身往床下看：那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些灰尘球和纸屑。拉海尔没有回到床上，而是打开屋顶灯，警觉地站在房间中央。现在，即使开着灯，她也可以听见摩擦声和抓挠声。她认定有人，也许是阿迪勒，也许更像她家那个可怕的老人，正猫腰站在她的窗外，故意挠墙，轻轻地敲墙呢。二人的神志都不怎么正常。她从衣柜旁边的架子上拿起手电筒，准备到房子后面走上一遭。也许应该下到地窖里？

首先，她到外面走廊查看他们之中哪个没有坐在那里，就知道谁可疑了。可是走廊漆黑一片，老人的窗子也是黑的。阿迪勒的棚屋也黑着灯。拉海尔穿着拖鞋和睡衣，从走廊来到房子旁边，在支撑房子的柱子之间猫着腰，用手电筒照着脚下。手电筒子照亮了布满灰尘的蜘蛛网，惊动了一只昆虫，它急忙逃到黑暗深处。她挺直腰身站在那里，夜色深沉，四周岑寂。她家院子与墓园之间的一排排柏树纹丝不动。就连蟋蟀与狗也在片刻间陷于寂静。黑暗浓重而压抑，热气沉重地笼罩着一切。拉海尔·弗朗科独自站在暗淡星光下的黑暗中，颤抖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