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部长也并不知道母后是谁，他只知道，母后由中央负责，母后的情报也只传给中央一级组织。

母后是中央发展的内线。在犬牙交错的情报网里，都是单线联系，这也是为了安全考虑。因此，每级情报网络，都有着严格的规定。

汪兰就是母后，她是重庆人，当年在重庆陆军学院电讯专业学习时，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会儿延安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她是向往延安生活的少数陆军学院学生之一。她最初的设想是毕业后投奔延安，可她毕业时，周恩来亲自指示，让其留在重庆，打入敌人的内部，为革命工作。

后来她考入了保密局重庆工作站，成了一名电报员，后来又升任电报组组长。她是站在第一线的情报员。

重庆解放前夕，是她把留在重庆的特务名单传递给了上级组织。这差不多是重庆站最后一份秘密了，这份名单几乎包括了所有重庆站人员，除了她和保密室主任郑桐。如果不是因为有秘密文件要带回台湾，也许他们俩也会留在重庆。

她和郑桐离开重庆时，只有短短两小时的准备时间，这是汪兰所没有想到的。那会儿重庆站的电台，大部分都已经拆装，只留下一台和外界保持联络。兵败如山倒，重庆站也不例外，许多重庆站外围的工作人员，已经离开了工作站，换上百姓衣服，潜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了。

两小时的时间，老都命令她和郑桐不能离开办公室。这份情报就无法送出。在汪兰的宿舍里，床底下是有一台微型电台的，每次她发送情报，都是靠那部电台，也有几次情况紧急，她无法送出情报。

她没想到自己会去台湾，她以前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重庆解放，只有重庆解放了，她才能回到人民队伍中，生活在和平的阳光下。

可她盼来的结果却是去台湾，去台湾就意味着和解放区的日子隔绝了。这一情报无法送去，又得不到组织上的消息，她只能等待时机。办公室的门口有卫兵把守，就是去洗手间，也有女兵陪同前往。

都副站长的解释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

汪兰只能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自家阳台上那四只鸽子身上了。这是她送出情报的第二渠道，她养的四只鸽子，其实是信鸽。她把情报套在信鸽的脚上，信鸽会飞到指定的地方，情报自然有人去取。

她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望到对面的家属楼。阳台上笼子里，那四只鸽子在静静地等待着最后的指令。

与她同去台湾的保密室主任郑桐和她的情绪却截然相反，他觉得这次和汪兰去台湾，是上天赐给他的最好的机会。

郑桐三十出头的样子，军衔为中校保密室主任。郑桐是武汉人。武汉会战时，他还是一名少尉排长，一个排的人最后就剩下了他自己。武汉失守那天，队伍像溃堤的河水一样顺着大街小巷向后溃退，身后是日本鬼子的战车马队。

他想向父母做最后一次告别，家里还有个上中学的妹妹在照看父母。他在大街小巷里跑着，跑到了家门前那条熟悉的小巷，从儿时起他就在这条巷子里跑来跑去，这一切他再熟悉不过了，而眼前的一切让他陌生了。许多房屋已经面目全非了，日本人的炸弹快让这里成为了平地。

他寻找着门牌号码，看到了自家门楼朱家巷口三十八号。这是多么熟悉的数字呀，房屋不在了，门楼也摇摇欲坠。他冲进院门，看到堆满瓦砾的地面上有一堆血迹。顺着血迹，他看见了父母还有妹妹的尸体，他们已经被炸死了，他抱过父亲，又抱过母亲，最后，他把妹妹的一缕刘海缓缓挑起来，看到了妹妹那张美丽的脸庞。妹妹才十六岁，十六岁的花季就这样夭折了。他没有时间掩埋父母和妹妹，提着枪又跑出了巷子。在巷口他迎面碰到了一小队冲杀进来的鬼子，想躲已经没有时间了，他双眼充血，迎着鬼子就冲了过去。他手里的卡宾枪响了，卡宾枪里上满了子弹，急匆匆赶过来的鬼子没有料到在这里会碰到抵抗者，几个鬼子应声倒下。剩下的鬼子四散开来和郑桐对峙，就在这时，有两个中国军人冲过来，他们在后面射杀了鬼子。

三个军人站在一起时，他们从对方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他们都看到了亲人的下场，他们双眼血红。

大队的日本鬼子冲了过来，他们这些散兵只能且战且退。

后来队伍进行了整编，郑桐作为武汉保卫战的有功人员，被送到了重庆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一心想上战场杀鬼子替父母和妹妹报仇，却没能去成前线，他被分到重庆站成为了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后来军统又改成保密局，可以说他是重庆站保密局的元老了。他经历过重庆大轰炸，看到那么多无辜的群众被鬼子的飞机炸死，他又想到了父母和妹妹，他曾写过请战书要求去前线参加战斗，但都因以工作为重的理由没有被允许。

解放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再也没有请过战。当他得到一份又一份国军败退的文件时，他意识到，国民党的日子不会太远了。沉闷单调的生活，让他心灰意懒。

自从汪兰分到保密局工作后，他死气沉沉的生活有了转机。从那一天开始，他爱上了汪兰。

汪兰并不漂亮，但很有味道。女性的柔美就在这种味道中弥漫出来。从此，单调冷清的保密局工作，因为汪兰的到来，给郑桐带来了一抹曙光。

汪兰虽然在他领导下工作，但对待他的态度却是不冷不热的。汪兰好像和任何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几天前，郑桐曾找到过汪兰对她说：重庆就要沦陷了，你有什么打算？

汪兰扑闪着一双眼睛望了他半晌，似乎没有明白他问话的意思。

他又问了一遍。

汪兰这回似乎听懂了，反问他一句：那你呢？

那时，上司正在拟定潜伏人员名单，郑桐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潜伏，他不敢肯定，但他还是说：最好咱们还能在一起。这是他的真心话。

汪兰当时笑了笑，笑得意味深长。他吃不准汪兰当时是怎么想的。

此时，两人接收到去台湾赴命的命令，郑桐可以说是心花怒放了，他不是为了去台湾，而是为了和汪兰在一起。如果命令上说，让他和汪兰留下来，他也会心花怒放的。

两人各怀心事地待在办公室里，等待两小时之后去机场。

郑桐不由得吹起了口哨，这两小时的等待过程中，郑桐既感到享受又觉得时间过得如此之快。

两小时之后，他们接到了出发的命令。都副站长同时把一只贴着封条的箱子递给了郑桐，看来，他和汪兰的任务就是带着这只密码箱去台湾。

两人在一队士兵的护送下，来到楼前，车已经发动了。许多保密局人员的家属也从家属楼里走出来，她们拖着大包小包，有人还带着孩子，行动都有些迟缓。

汪兰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她走到郑桐面前，低声地说：郑主任，我把鸽子放出来吧，这一走，没人再喂它们了，它们会被饿死，那也是生命。

郑桐莫名地想起了被炸死的父母和妹妹。他抬头看见汪兰宿舍阳台上那四只被关着的鸽子。汪兰养鸽子，这在保密局纪律严明、戒备森严的管控之中，实属一件意外之举。汪兰养鸽子是她向组织提出来的，她知道自己已深入敌人虎穴之中，危险会时刻存在，她以往传送的情报大部分都是通过电台。她是电报组组长，有这样的条件，可是到了关键时刻，电台无法用上，她便想到了信鸽这样的情报工具。

要想养这样的信鸽又谈何容易，她先在花鸟市场买来了几只鸽子，放在自家阳台的笼子里，很快便引来了人们的关注。江水舟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给了副站长老都。老都阴着脸领着江水舟和郑桐等人来了一趟。江水舟把鸽子笼打开，一个又一个地把鸽子抓出来，老都望着鸽子，就用目光去寻找汪兰。此时的汪兰眼泪汪汪地望着那几只被江水舟抓在手里的鸽子，她申辩道：站长，我这是普通的鸽子，我就是喜欢听鸽子的叫声，我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给我养鸽子玩，这么多年了，我听不见鸽子的叫声，我睡觉都不踏实，我就是喜欢它们。

老都把脸转过来，冲汪兰笑了一下，又笑了一下。很淡定地说：是这样么？

汪兰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老都没再说什么，伸出一只手从江水舟手里抓过一只鸽子，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又冲江水舟说：把那几只放回去。

江水舟就把那几只鸽子又放回阳台的笼子里。

老都说：既然汪组长说鸽子这么有灵性，那就送我一只，我也养几天感受下这灵性。

老都说完，手托着那只鸽子就走了。

老都这么做，自有老都的打算，他要研究这只鸽子。那会保密局并不太平，情报经常泄露，上级几次三番要严查内鬼，老都把保密局的人合计了个遍，他看谁都像共产党，仔细想起来，又谁都不像。

那次回来之后，他把鸽子放在办公室的阳台上，一边研究鸽子，一边把汪兰的档案调出来，仔仔细细地又把汪兰的履历梳理了一番。他利用保密局副站长的身份，把汪兰重要关口的见证人有的找来，有的在电话里反复询问了，在证人的言辞中，汪兰都是一个“根红苗正”的女青年。

再说那只被他带回来放在办公室阳台上的鸽子，除了整天咕咕叫个不停之外，要么是吃，要么是拉，弄得他的办公室也跟着臭烘烘的。他也试着把这只鸽子放飞过，这只鸽子毫无大志的样子，要么在房顶待一会，要么在阳台周围转一转，一副呆呆傻傻的样子。老都是研究过信鸽的，这的确不是只信鸽。

有一天他把那只鸽子托在手上，专门又去了汪兰家一次。亲手把那只鸽子还给了汪兰。

老都说：汪组长，没想到你还有这个雅好。

汪兰看着那只鸽子只轻声说了句：谢谢站长。

老都自有老都的打算，他并没有完全打消对汪兰的怀疑，交代和汪兰住同一栋楼的江水舟要密切注意汪兰。他希望通过几只鸽子能钓出大鱼。

刚开始江水舟还隔三差五地来汇报，鸽子这样或那样了，总之没有一点有用的信息，鸽子就是鸽子。时间长了，老都也懒得听汇报了，江水舟也觉得这样的工作没意义了。鸽子的存在似乎有了某种合理性，仿佛，那几只鸽子就应该存在于汪兰家的阳台上。

汪兰知道老都等人对自己放松了警惕，才把这几只鸽子换成了信鸽。信鸽和普通鸽子在没有收到指令前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鸽子还是鸽子。

此时，汪兰已经冲到阳台上，把鸽子笼打开，快速地把装有情报的小铁环套在了鸽子的腿上，鸽子受到了主人的指令，已经冲到了天上。

老都带人冲进来时，汪兰正背对着几个人。

老都望着天空远去的鸽子。

汪兰喃喃道：它们也是生命，该让它们自由了。

老都干干地望着那几只飞走鸽子的方向，此时的他还能说些什么呢。外面的局势这么紧张，他没心思，也没时间和这几只鸽子较劲了。

可两小时以后，她自己也已经在飞往台湾的空中了。汪兰别无选择地去了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