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在你的小说文本中出现的小说人物，几乎都在用同一种口吻诉说，诉说内容与诉说风格与男女老少无关，与身份职业无关，与文化修养无关，更与个性无关，这明显有异于传统小说对人物语言特征刻画的要求与重视，这是否意味着在你的小说文本中，人物的个性特征是否被体现并不重要？

答：也许用古典主义的眼光来看残雪的人物对话，每个人都是“同一口吻”，“人形木偶”，甚至无聊得很。如果要我来阐述自己的理由，仍然是前面说到过的，这是“另一种”文本，读者必须抛弃传统的审美观，什么也不依赖地重新开始自己创造性的阅读。于是你可能在某个瞬间眼前一亮，发现残雪作品中的人物言谈充满了“对话”的语境。这是赤裸裸的灵魂分裂之后，各个部分之间的对话，每一个人物都是灵魂的一个部分（这在早期作品《黄泥街》中还不十分鲜明），他们的特征不是不重要，而是很重要，问题是读者要用一种经过过滤的眼光去看，去细心体会，才会进入那种语境的氛围，当然那种语境与外部世界无关，你必须挖掘自己的潜意识，调动起自己的非理性之力去“闯入”。

问：其二，在残雪文本中，同一口吻的人物自话布满了叙事的同一空间。这里没有表征故事情节发展的线型时间。这是否意味着，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在残雪文本中也同样是不重要的？

其三，失去了个性人物与故事进程两大要素的小说文本，是什么样的一种小说文本？与传统小说文本相比，你觉得“残雪式”文本有何优长之处？

答：我的小说具有与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故事性，可惜就如同很少有人读懂卡夫卡、博尔赫斯的故事一样，残雪的文本同样费解。这是关于灵魂的故事，如能拼命闯入迷宫，会发现那里面的故事比传统的故事更为有趣，结构更为奇巧，甚至会有天衣无缝的感觉。总之决不是像某些人评述的那样，是一盘散沙。最近我写了一本书解读卡夫卡的《城堡》《审判》《美国》等，我相信读者看了我的评论会觉得卡氏妙不可言，比传统的侦探故事更引人入胜，而且产生巨大的灵魂震撼。

问：其四，谁是你在文本中设置的永远诉说的聆听者？

答：谁是残雪文本中的诸多诉说的聆听者？或者说谁是残雪的读者？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写作行为是矛盾的产物，它既排斥读者又向读者敞开。在这个前提下，我认为聆听者有两重身份。一重身份是那永远无法企及，本身又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虚无”或超验者或上帝，这个聆听者时刻监督着写作者，在限制他的同时又给予他无限的自由。因为有他的存在，写作者再也不能偷懒或说题外的话，也不能玩弄技巧沾沾自喜，写作者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创造，就是无中生有。但即使写作者写出了很多“有”，这些“有”射向那无形的对方之后重又归于“无”，于是唯一能让写作者满意的验证只能是继续写。我的长篇小说《思想汇报》（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11月）以这一点为主题进行了幻想式的、详尽的阐述。另一重身份是描述者之外的所有的人，不分阶层也不分性别，因为这里说的是灵魂的故事，而灵魂是属于人的，每个人大致相似的东西。这种聆听者就在写作者的周围，写作者不停地朝他们发出那种信息，以便各自灵魂的信息在某一点上交叉，诞生出新的意境。这就是我们不熟悉的那种新型阅读。阅读者在阅读时也处在一种矛盾状态里，就是你谈到的诗意的痛苦。在“天人合一”的文化氛围中成长的中国读者很多人不习惯阅读的痛苦和麻烦，哪怕它是诗意的，他们习惯的是固定的审美对他们神经的抚摸。

问：其五，我发现以你成熟的女性作家身份，却常常给小说第一人称“我”设置了男性身份的观照与发言，这是一种不自觉的性别倒错，还是有意识的？这里面有什么讲究吗？

答：前面已经谈到，残雪小说中的人物是灵魂的各个部分。在小说中，以女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往往是灵魂里最有诗意的那个部分，灵动又飘逸；而以男性身份出现的人物则带有强烈的自审倾向，二者总是相互补充又相互促进，推动着文本向前发展。但有时这种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后期作品《新生活》等，主角就是女性，她集诗意与自审于一身。到底如何选择性别，只能是无意识的，服从文本需要的，当然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实际上，自审与诗意不可分。再比如《历程》中的皮普准先生，有很深的自审意识，同时他的境界又非常富有诗意，充满了激情。总之残雪的灵魂是非常复杂的，很多东西还未完全崭露出来，很难有定论。问：其六，我曾经说过你小说文本所特有的（针对既成的阅读审美习惯来说它就是怪异的）叙述话语（包括什么叙述对象进入书写及用何种形式进入书写），不管你是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它的客观效果皆显示出它对在男性文化中心的历史下所形成的男性阅读模式所训练出来的良好胃口的破坏。那些在既成识读规则下显得无章可循、毫无逻辑、丑陋、恶心的特征叙述使固有的阅读期待落空，我以为这是具有与男性叙述分庭抗礼的女性叙述，体现出书写意义上的反叛特征。但有批评家朋友指出，为什么这样的句子必须来自女性，是因为写这样句子的人是作家残雪，而残雪恰好是一个女性吗？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我必须有深入与充足的女性文本研究来完善的命题。很想直接地从你这儿听听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答：我很同意你的看法，我也一贯认为残雪似的书写只能出自女性之手。只有处于文化边缘的女性，才会有充足的底气运用原始之力来与整个庞大、深重的文化体系分庭抗礼，这件工作还需要非同寻常的耐力，中国妇女恐怕是世界上最有耐力的妇女了。当然这里也要突出提到采用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作为破坏的工具。我不懂我们文学界为什么一谈到西方文化的渗透就谈虎色变，并且要打入另册。我认为这种态度根本不是爱国，而是打着爱国的幌子死抱住旧的传统不放，骨子里头还是天朝心理的二十世纪修订版。我认为明智的态度是对异域的文化持欢迎态度，让它们渗透我们的观念。这样，我们自己垂危的传统才有新生的希望，或者说新的传统才会产生。反之，西方对东方也应是同样的态度吧。死死地去维护是维护不了的，看看社会现状就明白了。我的作品令一些高层次的外国同行也感到很服气，感到为他们的文学传统输了血。因为我的写作产生在中国，因为他们本国的作家很难达到残雪的高度。我认为残雪的作品就是移栽成功的例子，它没有狭隘的地域性的根，它的根是一个藏在灵魂深处的谜。

一些男作家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呢？我想是他们太留恋自己的“根”了，这也是一种恋母情结。他们总觉得自己家里的东西千好万好，别人家里的东西怎么也不合用、不顺手，这样左比较右比较的，就把原有的一点反叛心理丢得于干净净了，更谈不上颠覆的决心和“拿来”的气魄。自古愤怒出诗人，没有了愤怒，没有了灵魂的分裂，当然只好到灵魂的外部（比如某种文化）去找寄托。谈到我自己的根，它就在我的内部，我每天感到它，为了维持对它的这种敏锐感觉，我将不断写下去。

问：妙极。我曾从一些貌似偶合的现象分析中极强烈地感到一种“必然”的作用：某种“女性传统”并非如我们所知的那样是在显性渠道中流传的，她更有可能是通过一些隐性的渠道（比如说心理遗传）而传递给貌似孤立的女性个体生命内部从而发挥作用的。因之我料到有一种要令通常人更为发怵的或者更为不快的或者说是更为严峻的事实必须面对，那就是女性与写作之间所具有的特别关系。它们是一种源于女性自身内部的隐秘关系。这也是一个在现实中总要被耳聪目明的人有意无意要无视或不提或淡化或滑稽化的事实。而对我本人来说，我看重残雪的文本实践是因为我相信她的确是无意识。当这份无意识的自然写作状态与女性这个社会性别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它意味并昭示着什么？我想她是不是起码在表明一个事实，由于大气候的适宜，哪怕是只有那么一点点适宜，在自古以来就被努力粉饰得光滑漂亮的中国书房里，崭露了一种与其格格不入的植物：从顶多在书房里有一席红袖添香者位置的女性，腾挪为展卷执笔人的现代女性，好歹不再说书房/男性之说，看书房/男性之看，经验书房/男性之经验，感受书房/男性之感受？

答：谈到无意识写作，也与上面那个问题有联系。无意识写作确实是对传统男性文化颠覆的最好、最彻底的方式。生长在中国，人不可能不受传统的浸染，只要你开口说话，开始想事，就要遵循令你厌恶的文化模式。在创作的初期，我尝试过现实主义的模式，但我写下的东西令我讨厌。也许是潜意识里的自我渐渐强大起来，我开始了摆脱一切束缚，踏上漫长的灵魂探索之路的历程。也许作为女性，灵魂上的那一层硬壳相对薄一点，所以更容易达到内部深层的无意识吧。从个人来说，我探索的是自己的灵魂，但对读者来说，那会是谁的灵魂呢？

问：现在来看你的“津津乐道”就比较能够理解了，当然，这也必须是身临其境者才更易理解的事物。打个比方说，如果说你“津津乐道”的是黑暗，我一点也不会怀疑有人会以为你的喋喋不休是一种“矫情”或者是“危言耸听”。它和你的如此“津津乐道”一样正常：不在黑暗中的人永远无法体会黑暗是什么；有的人虽身处黑暗之中但却不觉其黑乐在其中；只有身处明亮与黑暗两界之中的人，才会明确什么是黑暗。但事情常常又是这样，即使知道黑暗是什么的人，也不一定能够说出它们。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我想能够说出的这些人，起码是满足了自己需要倾吐的心理而不是压抑，所以，说者在心理上应该是非常健康的，而非人们通常在文本层面上感觉到的那种病态感——残雪为什么光注意到有病的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她自己也有病？另外一种好心人的为残雪辩白之词也反证了这种看法的存在：残雪并不是只让人恶心呕吐，在她的小说里其实也有光明、明白、晓畅、温暖与人情味（潜台词：她有时也与正常作家是一样的呀……）很想知道你对这种看法的看法。

答：我们的国人是有病的国人，甚至可以说病入膏肓。我们患的是什么病？就是鲁迅先生所描述过的阿Q病。头上的癞疤不能说，自我当然更不能看，看了就要做噩梦，出冷汗失去生存的乐趣。学者孙隆基的文章给我的感觉是：要让国人看见自我，等于是要瞎子看见光。这是我们的文化遗传病。我不悲观也不乐观，我仍然要致力于认识自我的艰苦工作，因为老天赋予了我这份才能，将它发挥到极致是我惟一的乐趣。所有的退路早已全堵死了，我只能向那黑暗的深处不断开拓，不断无中生有，这样做时也给我带来一种英雄主义式的美感。当然这也是我同国人沟通的特殊方式。既然人人病入膏肓，残雪当然也不例外，残雪的不同在于，她要将病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津津乐道地来作形而上的分析，并在说的过程中唤起人对生命，对理想的向往。从这个意义上说，病入膏肓不一定是不幸，这样的灵魂有可能更充分地感受到天堂光芒的照射，但请注意只是“有可能”，如果你放弃自我批判，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

问：看起来残雪的文本写作活动的确是自然产生的，不是光有理性就能做到的。但人们阅读残雪文本则需要超强的理性。打个比方，嗜食只要本能，服药则需要理性。残雪文本具有药性——我曾经这样表达我对这种药性功能的认识——她们正以叙述黑暗存在的方式突破黑暗：以揭示残缺而期待健全真实的世界，以显示污秽而明净人的内部与外部，以叙述无声的恐惧以消除恐惧，以破坏性的书写呈现自己的创造。

答：在作为作家的残雪身上，“病”和“强健”大概也是一对矛盾，病得越深，自我意识越清晰，理智越健全，健全的理智又似乎是为了促进疾病的泛滥。由于中国文化的馈赠，我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将分裂的灵魂钳制在统一体之内，让各个部分不断碰撞，对话。这一点是我对西方作家的优势。我常想，我会比较健康地活到八十岁，著作等身。

问：嘿，我也这么想。自从那一天我知道了一年三百六十天的风霜雨雪以及大年初一都挡不住残雪的长跑、外语学习与中文写作时，我就这么想。在想中隐约看到从古至今并不多的一些中国女性，比如在最苦的长跑项目中能拿奥运会金牌的王军霞……她们的创造与阅读这种创造，似乎都被注定了是永不会轻松的，甚至是痛苦的。但这痛苦却是诗意的。何谓诗意的痛苦？打个确切的比方：犹如女人生产人类生命的感觉。遗憾这也是一个不是一切人都能同时同程度地理解并明了的比方。

世界总有这样创造并愿意分享这样创造的人，因之世界总有希望。

作为人类一员的和此刻访问你的我，谢谢您。